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96年2月《黑蓝》杂志创刊，为“1970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提供聚集地；1996年第3期，《小说界》杂志“七十年代以后”栏目开栏。至今三十余年间，“七零后”作家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拥有了独特的精神成长经历，并就此绘成了具有文学史、思想史意义的文学肖像。11月6日，一场以“生于七零年代：一代人的文学肖像”为名的研讨会举行。

某种意义上，如会议召集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所说，时至今日，“七零后”作家的经典化远远不够，和他们的写作成绩相比，他们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依然是“晚熟的人”和“迟经典化的一代”。由此，本次会议聚集了16位“七零后”作家和20余位评论家，作家经由自我文学道路的梳理和反思，为未来的写作开辟新路；批评家勘查这一代人提供的文学和精神样本，作为观察者和同行人共同构建文学的共同体。

“七零后”的命名具有鲜明的代际特征，评论家贺绍俊点明这一代作家的成长经历：20世纪80年代他们接受教育，塑造文化心理时正处于社会思想秩序重建的阶段，90年代是他们思想定型并开始迈入社会的阶段，此刻的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大的市场经济转型，21世纪又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使得他们成为过渡的一代，他们的文学创作伴随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同时携带着新的因素，两种文学精神——乡村文学精神和都市文学精神——并植在这一代作家的头脑里，构成了他们“一体两面”的文学面孔。他们不满足于对生活的形而下的书写，对生命、自我、生存目的有着终极追问，但他们没有现成的答案，写作成为一场从身体出发最终抵达心灵的旅程。

事实上，每一代写作者都有自己的辨识度，评论家白烨认为“七零后”的辨识度可能是个人化的视角、平民化的色彩，这是他们文学的立足点，可以说正是从“七零后”开始，个人化写作逐渐成为定式，由此带来了个人化写作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个人化与主体性的关系、个人化与时代性的勾连等一系列值得探讨的话题。

或许没有谁比作家自身更能准确描绘出自己的肖像。在作家乔叶看来，“七零后”作家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生长，在“七零后”这个标签下绘制个人的肖像，整体上，这一代人和前两个代际的作家是更宏阔意义上的同代人，这一代人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家阿乙具有相似的感受，在“六零后”作家那里，风格的实验、个性化的探索变得更为突出，作者变得更为解放和张扬，作品变得更为主观，对美的追求也超过对现实的刻画，“七零后”作家在他们探索的基础上紧跟上去，保持了这种创造和主观的势头，并发明了新的东西将他们开创的局面推向高峰，“七零后”作家也就成为手工业时代最后一代传承人。

从更宏阔的意义上来说，“七零后”作家对家国和个体的感受和前辈作家处于同一个时空，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身上呈现了更为完整的文学生产链，同时外部环境比如市场、传播平台的变化对他们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作家鲁敏认为这是一条典型的成长路径，它的有效性、影响力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七零后”作家像鱼游在时代的水流中，他们以自己新的理解和认知方式对时代、社会、生活进行阐释，呈现出每一条鱼独有的样貌和纹路。

如何给“七零后”这代作家的肖像做一个整体描摹，作家张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是野生性，这不只是指未经中文系训练，更多意味着职业身份跟写作长期并行，也就是说写作者的经验、位置首先是由他的职业岗位和社会分工所规定的，双重身份影响了这代人观察世界的角度，也影响到他们创作素材的来源。其次是都有乡村或县城生活经验，后又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往往先书写乡村经验，再转向城市书写。再次是理想主义的底色，同时这种理想主义往往带有某种失落感。最后是创作上的变化，早期写日常生活，关注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幽暗之地，后来都开始关注时代的横切面，自觉进行精神上的更迭和技术上的创新，把时代和精神勾连起来。

不难看出，“七零后”作家的主体性意识非常强烈。作家路内提出“代际主体性”的概念，曾经他并不愿意以此来阐释“七零后”作家，但如今他可以客观地来看待它。他认为，当这个时代在过度讨论主体性的时候，已经把主体性当作工具在使用了，“七零后”作家如何重新去看待自己的主体性，会通向一个自己认为的文学未来。

“七零后”作家的成长、写作生涯伴随着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生活，作家李修文说，每个人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适应期，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对于生活、对于美学不断地调整适应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思考、各种文本。所以他看到同代作家的作品总是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兴奋、巨大的感召。他意识到，这一代作家可能是通向AI写作或者更无法命名的未来写作图景中的一个基石，文学中对于人性的探讨、人性在不断形成的新世界中的并不折损，可能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还有很大的空间等待作家去发现独属于小说家的基本责任，去完成小说家基本的道德。

时至当下，“七零后”作家或者说所有写作者都面临着一个处境，叙事范式到了变更的边缘。近来AI短剧的兴起更是一种巨大的叙事实验，作家计文君反躬自问，“我还能做什么？”她表示，除了老老实实地写，可能还需要回归到本原，回归到叙事的本质任务——人的本质存在和属性，回到重新锤炼语言、重新审视结构、重新回答小说是什么和好小说是什么的问题上来，所以“七零后”作家有着未完成性。

未完成意味着“七零后”作家对自身写作有着更深的反思。作家李浩同时具有批评家的语言编码，他认为“七零后”作家具有某些优势，也有某些匮乏。优势是有相对宽阔的阅读视野，语言、技巧更为多样、丰富，更与世界接轨，因有文学理想的坚持，注定会趋向高标准的努力。而匮乏，是生活的相似、思想观念的相似而带来的同质化；与生活过度和解的这一代作家的生活经验是否能够提供给他者一种对于人类文明进程有效的参考；写作技术带来的是具有修饰的表演性，满足于这种表演；实际上和自己文本中的故事、情感多多少少有一种隔离状态，看得见，但没有和它连接上内在的毛细血管。他提醒，要有一种自我警惕，才能避免自己在不自知中下滑。

作家哲贵对自己的写作则有建立价值体系的要求。他自陈，从出生到开始懂得用眼睛看这个世界，正好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急剧的变化让他往往急于跟上变化，他变成一个行动派。他渐渐思考，行动之外的思考是不是有所缺失，作为写了三十多年作品的“作家哲贵”，他在自己的作品里有没有构建一个稳定的价值体系，或者说，有没有在作品里面稳定地输出他的价值观跟价值体系？

如作家付秀莹所说，“七零后”作家是携带着记忆的细节进入历史的，面对他们的历史处境，如何承担文学命运，唯有“写”和“坚持”。这也是当天许多作家的共同感受，朱山坡说要不断地写，一直朝前写，写出自己的印记，像胎记一样，轻易抹不掉；黄咏梅说通过专注于极致的小，切入生活的现场，抵达更为广阔的共情，这种微弱的光让她继续写下去；田耳重新对写短篇感兴趣，因为要用经得起细读的文字来抵抗一些东西。他们也更关注同代人的写作，李宏伟说因为这些人、这些作品好像跟自己有关系，大家在同游；石一枫说因为这一代人在同一个背景下成长、对某一个时代有共通的认同，都集中在写20世纪90年代，这是作家记忆，也是时代记忆，对于这代人而言不可替代。

“七零后”文学肖像的绘制，归根结底要通过作品本身。作家徐则臣认为，每一代写作者都是以文学的方式对自身的成长处境和社会现实做出回应，因此要解读“七零后”作家，首先要看一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时代变化跟他们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东西是否能匹配，也就是说这代作家是否有效地写出了他们所身处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化需要时间，今天为“七零后”经典化寻找到的理由若干年后可能是无效的，但在世界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认识世界、表达世界难度越来越大的今天，“七零后”的写作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谈“七零后”的经典化，本质是在谈文学史续写的话题。评论家孟繁华表示，所谓历史化、经典化，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背景的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和作家作品不断对话的过程，“七零后”作家的经典化必须在认真细读、持续对话、动态批评实践中展开。没有这些，文学的经典化是难以完成的。

评论家韩春燕有相似的观点，“七零后”缺乏文学命名、文学宣言、文学运动，缺少一些通约性的东西，这让他们进入文学史具有一定的难度。以评论家陈汉萍的观察，对“七零后”作家的整体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13—2015年，在肯定的同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阶段之后，因为“七零后”作家个体已经以独立姿态登上文坛，之后的文学批评差不多都是以个体研究的形式出现，“七零后”作家的经典化或许要由他们的同代批评家完成。

作为同代批评家，评论家刘大先表示，同一代人，如果不隔着一定的距离，很难给他们一个命名，无论是作家自己，还是评论家都有着命名的焦虑。代际是一个便于行事的说法，怎么方便怎么来，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特征，但如果没有统一的特征，实际上并不容易被记住。对于“七零后”作家，他给出的命名是“具身性写作的最后一代人”，他们经历的是古老的乡土中国迅速进入到一个城镇化转型、科技日常化、后革命社会加速化的语境，个体的经验、欲望、情绪在他们这里是独一无二的，既有原来实实在在的具身经验，同时也被虚拟的经验所侵蚀，这是他们进入文学史的一个机制。也许如评论家杨辉所言，在同代批评家书写文学史时，在进行跟新的生活、新的时代相匹配的一种新观念的调适后，“七零后”的经典化可能变成现实。

“生于七零年代：一代人的文学肖像”这个议题，暗含了一种现实和一种愿景，评论家张清华分析，它意味着“七零后”这一代人的文学肖像已然悄然成型，同时还有点模糊，期望这个肖像早日明晰。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历史处境、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生命经验、不同的文学追求、不同的文学命运，“七零后”经典化进程相较于前代作家稍稍迟滞了一些。但在每一代人的生活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的产生方式中，文学是最为真实和最具深度的方式，这是文学的价值，也是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和价值。

活动由南京师范大学、凤凰传媒和译林出版社、《南方文坛》杂志社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