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2026年第11期 | 聂尔:逝者集

聂尔,1961年生,山西晋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随笔集 《隐居者的收藏》 《最后一班地铁》 《路上的春天》《道路》《人是泥捏的》《虔敬与喜悦》等。
忆张石山
张石山于公元2024年11月23日逝世。今天是25日,我的震惊尚未平息。
前些日子听说他病了,没想到是真的,更没想到会这么快。不过死神总是动作快的,并没有一个慢腾腾的死神。正如张石山自己说:“死神,总是施出它的霹雳手段,令人猝不及防。”对这一点我们都得预作准备。
最早听闻张石山大名,是因为他的短篇小说《镢柄韩宝山》,那是我在读晋东南师专的1980年代初。《镢柄韩宝山》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得一个全国性小说奖,就可以名满天下。张石山从那时起就名满天下了。
但要近距离地接触他,却得等到1987年,时节仿佛在春天。我记得那时的春天,空气中有什么东西在骚动着,游行着,叫着,令你不得不在北京的街上,在未名湖畔,在沙滩北街二号(原中国作协所在地,离北大红楼很近),总之在无论什么地方,都会毫无来由地变得激昂起来。那次我在西单电影院看了新上映的电影《红高粱》,散场后走在大街上,就变得更加激昂起来了,因为我看到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仿佛来临了。
为了报考北大作家班,我去北大拜访已经在那里就读的张石山和燕治国两位先生,向他们二位咨询报考手续。我来到北大作家班的所在地。我看到每一间宿舍的门上都写着住在那间宿舍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的名字,我于是便挨着一扇扇门看过去。那是二十六岁的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我心目中的名人,在并不明亮的楼道里,以如此这般的方式,排列成行。
我自然是找到了张石山和燕治国两位先生。办事之余,我不免对从山西省作家协会相携而来的两位先生竟是如此地不同,感到一丝诧异。张石山先生神情高峻,目光如鹰隼,话语十分简洁,如同一座真的石山一样令我仰之弥高;而高度达到一米九〇以上的燕治国先生,却像是人在高处,迎风摇曳,轻声细语地呢喃着,颇有燕子之风。
1988年暑期,7月末,我来北大参加作家班的入学考试。1988年的夏天是一个热得快要爆炸了的夏天,至少北京的夏天是这样的,北大当然也是这样的。北大作家班考试的那三天或者其中之一,大雨倾盆,道路如河,热度却丝毫也不减少一分。我不打伞,冒雨并冒着炎热走向考场,考完再冒雨走回临时的宿舍,却也并不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落汤鸡。我那时不惧怕任何的失败,也不渴求它。对我来说,或者那时的很多人也都和我一样,我们的希望是一个无名的故事,它还未及展开呢!而我们的故事并不主要,或者说并不仅仅关乎我们自身,而是关系到一面明镜般的历史时空,我们要的是历史时空上那一道注定会出现的彩虹。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只是趴在一片树叶上的虫子,树叶之下就是深渊。你可以说那时的我们是幼稚的、无知的、轻信的、愚蠢的,但那却正是我们所认同的我们,今天的我们只是那时的我们的一个满含着羞愧的影子而已。
努力当然是要努力的,努力是我们在我们的故事中的本分。我去投考北大作家班就是做出了一个努力的姿态,一方面要努力学习,相信文学是可以学到的,一切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得来的;另一方面是要努力地将自己移动到接近中心处,以便能够看得清楚全局,因为我们的另一个相信,是相信我们也在全局之中,而非之外。但我们同时也在等待着,就像在冬天等待着春天一样。相信春天,这种相信几乎达到了信仰一般的坚硬程度。我们并未意识到,当我们怀着等待的心情时,我们实际上就已经置身于故事之外了,我们成了有关我们自身命运的观察家,只不过我们是一些热烈的观澜人,一群满怀着希望的宿命论者。
在1988年那个最炎热的,热得快要爆炸了的夏天,在我行走在北大的倾盆大雨中的时候,上一届的作家班应该已经毕业,离开北大了。在北大时,张石山恋爱了,或者说那几年,他都在恋爱中。他的爱如火如荼,如同旷野之爱,如同他所喜爱的晋陕民歌
里唱的那种爱。具体到那时的语境中,他的爱就也有点像是《红高粱》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那种土匪的爱。张石山先生是这片天地里的一个罕见的敢爱之人。这当然是我时隔多年以后才知道的故事。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和张石山先生是什么时候真正开始交往的。可以确定的是,我到过他的家里,看到过他在上面写作的那张圆餐桌。那是一个下午,当他指给我那张餐桌时,斜射的太阳正好将其罩住,一片耀眼的金黄。我有点惊讶,因为我本人是无法在阳光下工作的。他还向他的书架挥了挥手,表示有书不必多。我再次感到了惊讶。我注意到,他正在读的,摊开在明处的,是一本心理学家荣格的书,外加一本围棋杂志。那本围棋杂志躺在沙发上冲我笑着,它是我们之间的暗号。我和张石山的另一层关系是棋友。他的棋风犹如他的文风,也如他为人的作风,大刀阔斧,明火执仗,很容易被人洞明意图,从暗处轻易地加以了颠覆。
时间来到2003年,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当时,中国的互联网突然兴起,为更广泛人群之间的互相联结架起了一座意外的桥梁,原本互不相识的作家们和准作家们涌到了网络上,仿佛在天堂的拐角处相遇,文学于是就在长久的低潮之后迎来了一波网上的狂欢。张石山先生也开了博客,并认真对待前来围观的读者们。他还曾把他的读者介绍成了我的读者。好像他的信也是驾着伊妹儿飞来的,并非古典的鸿雁传书。我能感觉到他对于互联网的好奇,以及看到互联网所带来的希望后,他所受到的鼓舞。
不知又到哪一年,张石山来晋城过春节,找我一起喝酒。原来他竟然成了晋城女婿。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随后几年,逢春节时他就来了,来了就找我喝酒。一边喝酒一边讲故事。他是一个故事大王,有讲不完的故事。他也是一个民歌大王,所有山西民歌他都会唱,不过唱歌须要等到作家协会开会时,不过后来他也不唱了,因为后来开会不再喝酒了。无酒则无歌。他还是一个民俗学家,对山西各地习俗无所不知,并且能够用各地方言来加以讲述。
2010年我在原单位开始承担起一些工作。我原以为我是不会单位里那一套工作的,没想到我竟然也会。我主持第一次笔会时就想到请张石山先生来给晋城的作者们讲讲课。他爽快地答应了。我去太原接他。太原到晋城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一上路他就在汽车后座上转过脸来朝着我,一副要开始讲故事的姿态。张石山貌似一个严肃的讲述者,但他实际上讲的是笑话。他惯用的手法是夸张,他至少要把一只手夸张成为一把蒲扇,甚或是一面碾盘。他是一个说书人。但他并不吝于讲出他自己的故事,包括他的爱情故事。每当他的嘴在努动时,你就会感觉到,又一个故事冲过来了,就像一股水流冲来了。他不可能不把它讲出来,他得放开那闸门。表面看他坦荡如砥,但这块石头是一块被故事淹没的石头。只有他的一张嘴露出在水面上,为的就是言说。我俩在汽车后座上开了一路的故事会。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言说的。无论他是否在讲着故事,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我等谨小慎微,斤斤算计,为有一颗小市民之心而自以为得逞了的人们的一种批判。与其说我在倾听着,不如说我陷到了反省之中,是那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反省。我知道我是一个胆小鬼,我是一个需要借助夜幕的掩护才能略微感到自在的人,我为不能改变自己而感到尴尬和羞愧。
我们在珏山脚下的珏山宾馆开会。在风景中谈文学,仿如在空谷中敲木鱼。但张石山先生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能大开大阖,如大将临阵,如山门洞开,如豪雨落入滔滔江河,令听众大开眼界。讲课之外,他的一举一动亦能引人注目。他是一个大号的人类,一个完全的另类,他像是走在电影里的一个做慢动作的人,无惧任何人看清楚他。于是许多人跑来问我,张老师这样了,张老师那样了,张老师究竟是怎样的呢?我没有作答,但我并未忘却。我意图记住每一个过去,虽然这是不可能的。
今天反过头去看,我们的很多过往都镶嵌着一些黄金般的日子。正如高尔泰在苦难的日子里看见一捆金黄的玉米,那金灿灿的光芒瞬间给了他无来由的希望,那捆玉米于是就在高尔泰的书中成了一束永恒之光。我们都是可以把玉米兑换成黄金的可怜虫。我们用过去抵抗现在。我们把因为恐惧而颤抖的心看作是激情和豪迈。
张石山先生无疑是我们中的勇者。我们常说一句话来为我们自身做开脱,我们说这是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但我们仍然需要英雄主义。赵瑜先生曾经在一次谈话中脱口而出一句话,他说他写作就是要成为英雄,如果知道成不了英雄,他是不会写作的。我听了大感震惊。我觉得他这也未免太古典主义了吧。但他的这句话以及说话时的场景却长久地存在我心中。且不说英雄,我们生活中的勇者,就如张石山先生这样的勇者,这样的具有英雄气质的人,也越来越寥若晨星了。
最后一次见到张石山先生,是在2022年底山西省散文学会换届大会的晚宴上。我和他坐在一起。有他觉得和我不太相熟的人走过来,他便指着我说,好朋友,围棋下得了得!这是他对于我一向的用语。我不仅不表示谦虚,还要乘机吹嘘几句我的棋艺。我自知无能亦无勇气做一个英雄,我只游戏人生,或在人生中游戏。我们大家都玩懦弱者的游戏,古代的游戏,语言文字中的游戏。我们无能越界,我们就在游戏中互相战斗。就在这一次的晚宴上,在觥筹交错之中,张石山先生又说出了一句令有的人会惊掉下巴的话。我听后大笑,笑得弯下了腰,笑得喘不过气来,笑了好一阵子。张石山不笑。他只偶尔微笑,所谓微笑就是扯一下嘴角。讲故事的人是不笑的。他看着那个笑的人,将他编织进他的故事中。他对我的笑亦有评论,他说我的笑是山西第一笑。听他这样说,我总是又笑起来了。张石山则转过头去,用他的鹰一般的目光捕捉着周围能听懂他的故事的人。他顾不得笑。他编织笑话,但他是一个严肃的人。
张石山先生最后的遗言是,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此外并无多话。他这是要让我们猜想他的失望之深吗?他这是在谴责我们吗?他这是在去往另一个世界之前与这个世界完全分道扬镳了吗?他拒绝结尾,难道是要表示故事还远未结束吗?
张石山先生走好!
慢慢走,脱下你的旱冰鞋。
许多人在望着你远行的背影。
2024年11月25日
我的老师储仲君先生走了
储仲君先生走了,终年九十三岁。
他的最后阶段,是在他的家乡江苏金坛度过的。我听说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
我想的是,假如我能在这个阶段见到储老师,我愿把他的每一句话记录成他的遗言。那将是珍贵的。
人的遗言都是珍贵的。
然后我想到,温暖的南方,到底给了这位一生漂流在外的书生,以最后的庇护。这可以算作是一种慰藉吗?如果说是,那么这是谁对谁的慰藉呢?他接受了吗?
我一生所遇到的智者不多,储老师是其中之一。
我至今都能察觉到他的目光,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那是一个睿智者的目光,收敛在厚的眼镜片的背面,湖水一般在那里荡漾着,但却仿佛不肯多送出来一点似的。
那就是他,四十多年前的我的老师。
储老师是我1980至1983年在晋东南师专中文系就读时的唐代文学老师。他给我们讲的第一堂课,是关于唐代诗人王绩的《野望》一诗。原诗如下:
东皋薄暮望,
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
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
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
长歌怀采薇。
因为听了储老师的课,这首诗成为收藏在我印象中的极少数唐诗之一。如今我已经无法复述储老师对这首诗的描述和解读,但我有了自己的解读。
我看到的是一个流放者,一个隐居者,一个彷徨者的心路。
“相顾无相识”,这不正是储仲君先生的目光所栖落在语言之树上的那横伸出来的一枝吗?“徙倚欲何依”,这不就是失去了归路之人那不得排解的一问吗?“长歌怀采薇”,讲的是隐居者的痛感,但却如此地含蓄而又诗意。
对于中国诗文的阅读需要以身代入,没有阅历是不行的。必须把你按到碱水里泡三遍,你才能读得懂中国诗文。
像我这种没什么阅历的人,所习用的词是孤独,而非隐居。
孤独,这一属人的永恒处境,在被时代和社会加以了特定的重量之后,成为灵魂的不可承受之殇。但人却会化重为轻,破蛹成蝶,看似颇不平凡,实则不得不然耳。
储老师那时五十岁了,正是一个隐者和智者该有的年纪。我那时青涩得充满了渴望,我以我的渴望衡量着我的周遭。我对我的老师们作了柏拉图式的理解,其实我对他们毫无理解。
储老师讲课讲得好,但究竟如何好法,我当时不甚了了,现在更已经一点都说不出来了。我只知道我以后没有遇到过比他讲得好的。现在我想要记起他是怎样讲杜甫的,但完全记不起来了。遗忘抹杀了一切,只剩下“沉郁顿挫”四字,写在四十多年的时空中央。
但我记得储老师确实讲过的一个故事,是他和李固阳先生在七十年代的长治下围棋。他说他们下得很慢,起到了消磨时光的作用。因为那时的时光只是用来消磨的。
李固阳先生出身于燕京大学,著有《杂考小集》和《杂考续集》。
储仲君先生留下的著述有《刘长卿诗编年笺注》 (上下册),译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舅舅的梦》。
这些是互联网上可以查得到的。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我和储老师实际上并无交往。他是我在八十年代初期短暂求学期间的一个路标。我是他的一个学生,但我不是他的好学生。所以遗忘才会充满了我的记忆,使我不能言说更多。
他的逝世所引起我的情绪,也只是对于我们时代的一个反应而已。
死亡总归是有重量的,犹如一颗石子掉入了池塘,必会有水花和涟漪。
我愿是那水花,可在瞬间高出于水面。
我不敢有更高的奢望,因为我知道我的反抗注定逃不脱向下的引力。
我一生的试验使我已不再心存侥幸。但我会在有我的路标的道路上走下去。
在此谨祝储仲君先生安息!
愿您所去的是一座未知的天堂,而非二十世纪许下的那个承诺。
2026年3月28日写于兰煜花园空中之屋
临终画像
天地不仁。艺术或能长存,而艺术家却花开花落,无有定时,他由繁盛而素朴,由活跃至平淡,由创造到展示。最终,他和他的热情都将消融在作品中,流淌到纸上,化作一片粒子般的存在。明乎此,则死亡就不会是致命的。
段生龙先生于2025年2月18日凌晨一时,辞别艰难人世,先我们一步进入了无垠的宇宙中。他完成了自己,同时也放弃了我们。自此以后,我若想再见到他,须得仰望星空,从无穷的繁密之中,搜寻和猜测属于他的那一颗。而他的表情,将会离开所有的偶然性,化作永恒之数中的一个。他会在那里继续他的变化,他将如同天体般,缓慢,静穆,庄严。也许他会用另一种语言与我们交谈。但愿我还能够懂得他。
我已经记不起我和老段相识于何年何月,但这地上的岁月并不值得数计,特别是当他飞到天上去了以后。我只记得我们相识了很久很久,仿佛我们生来就是相互认识的。在那个久远的时空中,有他的明亮的,审视般的,兽一样直率的眼神,在不停地闪烁着,在不变地望着我,望着我身上那些无惧人间审视的,和我意欲掩藏起来的东西。仿佛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被他看见了,但他却并不点破。当他轻轻地点着头时,我的羞愧和空虚就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暴露无遗了。
我仿佛也知道,是他的离去才使得时空如此悠远而有形,若他并未离去,则时空仍旧还会是死水一潭,起不了半点微澜。感谢人间称之为死亡的,赐予我们的时空以这一伟大的变化。
段生龙于1955年某月某日降生在山西省泽州县高都镇下元庆村一个农民之家。幼年丧母之后,他和他的继母以及他的父亲,形成中国世俗童话中常见的那种三角关系。这是他最早经受的磨砺。他坚决地反抗并且逃离了继母的“暴政”,他坐到画匠父亲的挑子的一头——另一头是画匠的工具。他就这样开始漫游世界。
他的世界是那么小,起初是一只摇晃的箩筐,后来才是高都镇、晋城市、北京的某一间名人画室,等等。就像传说中从河上漂来的孩子,他是从风中飘来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不确定性的孩子,只不过我们的轨迹不若他这般鲜明。这也是我们被死亡震骇的原因,因为一段不确定性的旅程终于结束了,人回家去了,留下我们置身于动荡之中;而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动荡,因为已经没有了他。
他曾经是那么的渴求知识,渴求书法的和绘画的技艺,渴求艺术的进步和更广泛人生的进路,以致他能够在荒芜之中,绽放成为一朵玫瑰。他是无望的人们在无望之中不懈奋争的表征。我知道在一个不小的范围内,人们称赞他是最用功,最刻苦,最顽强的一个。他不惧怕孤独,因为他有所爱,有所依,亦有所归。他离开市廛,长居山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真正的人和事物为伍。
在双底村,在王莽岭,在锡崖沟,在抱犊沟,在石板岩……在所有尚未被污染的自然之中,他像一个回到家里的孩子一般,以写生的名义,与无数事物嬉戏狎昵,耳鬓厮磨。他抵达了这个世界最清澈的尽头。我和建强曾多次驱车前往上述各地,去寻找他,看望他,问他有何所需。我们看到的却是他的自在,满足和快乐。他的幸福是不可解的。
但实际上在那时,他就已经放弃了我们,假如我们执意要留在这喧嚣,繁华和恶臭之中的话。
他始终走在他的道路上。如果说有一个中国画的苦学派的话,那他就是苦学派当之无愧的传人之一。他像一只蜜蜂,飞翔在百花之上,以清风和花香为食饮。他像一只兽,游走在山石之上,丛林之间,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一直只活在他的艺术中。他总是用他真挚的目光望向你,问你,壁上挂着的他的画究竟如何?即使如我这样的外行,也能看得出,在他的浓墨重笔之中,有他的心境,苍凉,神往和安住之心,也就是说他的艺术是他的主观世界。而一个人的主观世界,迎面遇到的力量就是要抹杀他的力量,这股力量是无穷大的,如若没有无穷的韧性,就会一刻都挺不住。正如里尔克所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在他瘦小的身子里有着一个如此这般的意志。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去家里看望他。我看到,他仍在作画,写字。他的身边有轮椅和氧气袋,后者已经须臾不可离开。他的肺功能正在逐步地消失中。他的面容和表情如同原先的他的影子一般,那是一个灰色的影子,望之令人神伤。我看他在桌子对面接一个电话,对方显然并不知晓他的处境。那个饶舌的电话令人揪心,如同一场发生在眼前的谋杀。
但当我看向他新作的画,他立刻就重现了他的温柔的认真时刻,他命人撤走画旁事物,以便我为画拍照。画面墨色淋漓,而又仿佛未尽,松枝披离,却又枝枝能见。就连我这样手无寸功的人也能看出其中中国画所特有的写的功夫。那些松枝间的点点碎白,又仿佛人所称的元气,正穿越所有的缝隙集聚而来,为的是响应最后的呼唤。不知这就是病人生命的艺术写真,抑或只是我这样不知自己病在何处的人的一种幻觉。当时,这幅画是张挂在我身后的,如同我的背景一般。
对面有他新写的一幅书法作品,是一集句联,曰:
松风吹耳目
蕙气袭衣襟
(内有补注:吹应为清。)通行应为:
松风清耳目
蕙气袭衣襟
老段把这两行陈辞,竟然写得如松,如风,如松在风中,如风在松间,摇而不乱,动静成文。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肺的功能正在被取消的人写的书法。
我看到,临终时的段生龙仍是一位艺术家。他在死亡的敌意中顺风而动,赤子之心无视任何情势的迫压。这一位苦学派传人的意志,到最后,仍在随风摇曳,飘而不坠,令我见识了艺术人生在结局时刻,如何画出了他的休止符。那不是从容,而是自在。艺术所给予他的自由,使得他在人的生命尽头,在尺幅之间的世界,以仅剩的最微弱的力量,证实了人终究是可以,并且是应当存在下去的。
生龙千古!
2025年2月24日写于唯心斋和兰煜花园
怀念杨同学
杨同学是我的上铺。
我们宿舍八个人,四铺上下床,和那时候全中国所有大学生的宿舍是一样的。在这样一个呼吸和屁臭共享的密闭空间里,上下铺乃是最为密切的一种关系,其次才轮到你的对铺、顶头的铺位等等。这个顺序取决于我们的肉身的感知范围。我们往往会误以为我们的友谊和爱情等关系,是在灵魂和精神的范畴内的,实则不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身体所在的位置。这一点在当时并不十分明确,但现在来看确乎是这样的。
杨同学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人。他那时正在学速记法,同时还兼修日语。除了学习中文系本有的课程之外,还要再学这两样的,我印象中全班独他一人。他学速记法可能是为未来做记者的一个准备。在那时的师专校园里,这可谓是一个宏远的理想。但我们谁没有理想呢,他的这一理想只是独辟蹊径而已。在那难免羞涩的青年时代,这个与人无关的秘密是不便于深究的。不过到底是不是这样,现在已经无法向他本人求证了,因为他已经死了。
杨同学是一个特别较真儿的人。我们经常在熄灯铃声响过,校园完全黑暗下来之后,以各自的床铺为阵地展开辩论,就是无论就一个什么问题辩论一番。这种辩论完全可以称之为激辩。因为所辩论的问题全都事关真理、正义和知识,没有一个是无厘头的,所以必须认真对待,不能轻易承认自己的落败。杨同学最经常的对手就是睡在下铺的我。辩到激动处,关键处,他在上铺站了起来,愤激之情难以自抑。我在他的下面,只能听到声响,看不见黑暗中的他,这时就会有别的铺位上的人惊叫说,啊,站起来了!他这才复又卧下,并语调转为和缓。但我们的辩论,无论辩到多么意气激昂,都从未失了和气。这当然与杨同学正直的品性有关。
杨同学的特别之处还有一个,那就是孤独。他总是独来独往,从不刻意寻求友情,尤其不在本班之内交朋结友。偶尔有外班外系的人来找他,比如有和他同修日语的人来找他,为的是可以相跟着去上日语课。但也仅此而已。总是独自行动,谢绝所有奥援,我理解这是一种男性化的气质,在其极致处甚至可以褒扬为是一种男性的雄风。具有男性的雄风的男性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十分罕见的。我们班只有两个男生身上有这样的男人味。除了杨同学之外就是张同学了。张同学是一个特立独行者,有着石头般坚硬的内心。但张同学是人群中的特立独行者,他在本班和外班都有朋友,甚至有盟友。杨同学则不同,他像一只野猫似的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他拒绝了人心只要相互抚慰的任何一种要求。
像杨同学和张同学这样的人,是相当难以驯服的。他们自然就会成为学生会干部们的工作难点,同时又被和他们关系要好的我们所时常取笑。一直到我们毕业十四年后的那次同学聚会上,他俩的表现仍旧如此。我听说有两个人没有参加“回母校”的集体活动,这无疑就是他俩了。我问,他俩干吗了?在宾馆睡觉了!我和告诉我这一情况的人同时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种共识: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我们为十四年不变的人性感到骄傲;我们认为,所谓人性就是各个不同的人身上的不同人性,而非某种规划一统之物;我们希望任何人都可以延续他们既定的人生旅程,而不必违心地甚至屈辱地迁就于任何一种权势。
杨同学就是一个绝不迁就的人。他很快就做出了一件惊人的事情。他在某教师的课堂上起身发言,他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学习知识,而不是来荒唐度日的,如果老师你不能胜任这门课,你就应该体面地辞让,而不应该让大家每天都陪着你做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老师尴尬,全班震惊。提前下课。我们宿舍的同学们立时明白了昨晚上杨同学的宣布,他曾宣布说,他将要做一件让我们大家都会吃惊的事。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改革之初,百废待兴,教育行业也是一样,真正的好教师并不多,与学生们甫出青草地后几近疯狂的学习热情很不般配,而时间就是知识(并非金钱,金钱如粪土),因此杨同学很着急,大家也一样。这件事情的发生导致的结果是,系里再派一位有经验的、出身于名校的老教师来给这门课程补补课。孤独的杨同学一战成名,颇为引人注目。有女同学前来相问,何以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将此问讯转达给杨同学,此刻的杨同学却羞涩得像一个小学生,他说,她真的问了?她和他在高中时就是同学,他还从未有机会得到过她的关注呢。我向他保证,这是真的。
时间来到1984年的一场秋雨之中。我们于当年夏天毕业,所有人都分配了工作,走向了所谓的社会。唯独我还处于待分配状态,那是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使得没有任何一家单位愿意接受我。我倒是乐得自在,赋闲在家,一味玩乐。杨同学也分得了一份他满意的工作。他居然来晋城出差了。真是羡慕煞人了。我还一分钱没领过,遑论出差!我陪杨同学双双走在那场秋雨之中,前往晋城矿务局看望我们的另一位同学。那位同学为我们做的饭是蒸饺。杨同学夹起每一只蒸饺时,眼睛里都闪出光来。我第一次感觉到杨同学的真挚之中包含着一种柔情。我那时还以柔情为耻,嘲笑了他的这一变化。但我没有料到的是,这竟是我们人生中唯一的一场雨。如果没有杨同学来,秋雨于我何有哉!
毕业十四年后的那场同学聚会之后,再过五年,有了我们班的第二次同学聚会。这一次,杨同学缺席了。缺席的原因是,他死了。在他之前,也已经有别的同学离世,但杨同学的死是决然不同的。他从六层楼上跳了下去。没有人知道详情,知道的只是,他从六层楼上跳下了。那是他的家。他一个人在家里。他的家人都不在家。只有他一个人。这就是全部的事实。这个事实的残酷之处在于,他死前是一个人,正如他恒常的孤独是一样的。一个人,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外力的推动,推动他去死的,唯有思想。思想,可以决定生和死。思想,决定了杨同学的死。思想并不能决定所有人的死,但却决定了杨同学的死。思想只属于个人,包括让一个人去死的思想。这也就是说,杨同学必定只能独自作出这一决定。这种恐怖简直令人无法想象。杨同学是在半上午的阒寂无人时分从家中阳台上跳下去的。他只穿了秋衣秋裤。他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着装。他当然会无视围观者的眼光。众人之眼,是我们都视之为神圣的,他却看为无物。杨同学用了一整夜加半个上午的时间,来进行思考,然后得出了结论,并将之加以实施。他仍旧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直到最后也不是。他是一个直抒己见的人。我们辩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直抒己见的人。最后他向他头顶上的天空发出了无言的思想。他这个孤独的人,把他的孤独挺到了最后。作为他的辩论对手,他把他的孤独也传达给了我。
当然,人们难免会议论杨同学的死因,亦即他们所认为的各种各样的可能。人们不可能接受一种没有原因的死,也不可能接受一种思想之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作为他的下铺,作为他曾经的论辩对手,我自有我对他的认知。我绝不能同意流俗之见。这是因为,在他死后,他永葆年轻的面孔无数次出现在我的面前,对我有所言语;他清澈的眼神,坚毅的嘴角,他不甚高大但却异常挺拔的身姿,他脸上那些泛红的、在表示羞涩时会更红的青春痘,对我有所言语;他和我走在1983年晋城的那场秋雨中的那样一份我们的青春独有的冷峻,也在向我诉说,向我强调,杨同学踏上归途时的那份决绝。决绝乃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透过杨同学诘问似的眼神望着我。多少年了,我还没有回应他。
杨同学死于世纪初的喧嚣之中。我相信他是一个有预感的人。他以青春的锋利删去了自己的余生。如果他不曾在那个深秋的天空下独自起舞,而是像我们一样苟延至今,他将如何忍受?而你,又将如何忍受?如何行动呢?这就是杨同学提出的问题。
多少年了,我至今才明白。
2022年5月11日草成于兰煜花园,12日修改完成于唯心斋
我的岳母岳父
岳母赵氏晚叶,因病逝世于2022年1月30日早五时,即阴历辛丑年腊月廿八,新年除夕的前一天。妻当日早七时给我信息,说她的母亲早上五点钟走了。我仿佛看见我的岳母以她老弱的灵魂轻轻地走过了年关,就像她每日跨越梨花下西屋门槛那样的步态。她的仿佛含有深意的眼神瞬间变得深邃。一直以来,她就是以那样的眼神看我的。
岳父赵公仍然在世,虽然他年岁更老,得病更早,但他以有病之躯已然度过了二十多年。他早已不认得也不记得周围的任何人,但世界于他仍然是亲切的,确定的。他没有问起他的老伴到哪里去了,就仿佛她的在与不在都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他仍然可以坐在餐桌前抓取食物,送入口中,并吞咽下去,就像我们大家一样。我的岳父成了人的意识天空中的一小片阴翳。当我走近他的床前去看他时,我仿佛隐身到了最为深黑的云雾之中。
我的岳母岳父也同时带走了我在他们眼中的形象,无论那一形象曾经是怎样的,是引起过他们的忧虑还是同时也伴有小的欢欣,抑或从来就平静如水,这都已经是无法知晓的了。我知道的是他们会将我的形象概括为我的小名。称呼我为小名的人大多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小名所加之以我的那个形象亦随之而去。我的岳母岳父以我的小名称我,并不仅因为他们是我的岳母岳父,更因为他们是知晓我的来历的人:我是我的乡村姑姑的侄儿。我曾经跟随我的父亲每年乘着一辆吉普车,渡过叫作长河的那条小溪,去往那个小山村看望我的姑姑。我的岳父家就在同一个村子里。每一次都会从吉普车上走下来一个瘸着一条腿的落落寡合的少年,后来这少年成了一名大学生。我想这就是我的来历。他们愿意将女儿托付给他。这一重大的决定使得生活延续了下来,且并未引起任何意料之外的恶果。于是他们在我的小名上加以了他们所能够理解的生活应有的色彩。
我的岳父曾是一名兽医,同时也是一个乡村牲畜市场里的牙行。他做兽医还行,但他做牙行却很不在行,因为他不敢收取人家的佣金。总之那是他谋生的特殊技能。他还将这一技能延伸至人类的身体,因为人与兽原本就是相通的。他曾因此被调到城里工作。但城里人际关系的变化使得一个来自传统中国乡村的人感到莫名的恐惧。我据此看到了传统中国纯朴至令我感到十分陌生的一面。他丢掉城里的工作,逃回到了乡下。他熟读“马经”,深明人兽之所相通,但他却为人身上兽性的爆发而惊骇万分。但他这样的人居然也会是世家之后,世家之后逐渐变得孱弱,我的岳父应可算作一例。我岳父的爷爷辈弟兄四人,号称四大虎——因是虎字辈,四大虎所筑堂皇整饬的四合院至今仍在。但那四合院在我的岳父眼中却仿佛无有。老两口曾一度单独住在已遭废弃的小村庄的中央,亦即那座四合院的旁边,在阒寂荒败之中拾掇出一小片绿色的菜园。那菜园给了我,也给予了小村庄以安慰。一只不离不弃的老花猫永远跟随着他们。它有时就变成了一窝小花猫,由我的岳母负责照料。那老猫会在某个下午的颤抖的光线中,在我的裤脚下拱动它的脊梁,就仿佛它知道我是这一家的女婿。随后它会蹲坐在黄昏时分荒凉而又温暖的墙头上,像一只密涅瓦的猫头鹰。他们就是中国北方乡村的魂魄,我的故乡的魂魄,我的妻族之魂。
我的岳母出生于1938年,原本姐弟五人,大姐是一个哑巴,嫁给了并不遥远的一户人家,但却年纪轻轻就不明缘由地死在了婆家,然后不仅没有对一个人的死因加以哈姆莱特式的怀疑,反而二姐嫁给大姐夫,并从此称为大姐。真正的大姐成为家族的游魂。我的岳母是姐弟五人中最小的一个,但却是最富有责任感和慈悲心的一个。她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但却一生都极爱戏剧,如邻村唱戏她是必会去听的。我曾看她在我家极安静地听电视里的中国戏。十分熨帖,如入戏中。我想那就是她所受教育的一部分。她的性情温暖慈悲,但却能够任事处事,自有其刚强一面。我的岳父在城中吓破了胆,是她成为他的依靠,相依着度过漫长岁月,直至她的离去。她曾经担任过人民公社生产队里的妇女队长,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尚未开启改革开放的1978年,她竟以家中仅有的二百元钱资助村中得了癌症的一位妇女。这是何等感天动地的一件义举,在她却只道当时是寻常。
在最后的一段时光里,在倾圮荒败的故乡,在他们的亲切的窑洞里,他们二老独自守护着大半个村庄,和他们的猫一起。村庄散发着可怕的寂静。但那只老猫却煞有介事地蹲坐在高高的墙头上,在夕阳的余晖中斜睨着我这个城里来的人,仿佛在给我以无言的神谕。我的岳母明白这一切,并给我以她所独有的解说,关于猫,关于那座朱红色老庙,关于那一位无人照管的村民——他名叫老业根,关于那一棵不死的梨树,关于村庄里的往事和纷争。经过她的解说,一切就都染上了和平安详的色彩。我急躁的心亦随之平稳安静了下来。
岳母照顾生病的岳父二十多年,最后却先他而去了。乡亲们说,是病人把好人给累死了。岳母本来也瘦,最后瘦成了一条影子,一个灵魂。在最后一次入医院之前,她在我工作室的床上坐了几小时,我们几乎没有说话,因为她已经不大能够说得动话了,但我觉得我理解她看我的眼神,她一向是那样看我的,最后还是那样地看向了我。她没有发出死之哀鸣,虽然她并非完全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局。愿上帝抚恤这个劳苦一生而从无所求,将任何他人的生命置于自身之上的仁爱的妇人。
她的仁爱当然主要体现在家庭和亲人的关系中间,她常念及和牵挂的不可能是她无从知晓的人类。我的妻子有时会按照她的母亲的吩咐去看望某一位亲戚,并声称她是如何受到嘱托的,而这位亲戚我从不知其存在。每逢此时我都能感觉到,我离开某一个传统已经有多么遥远,而且问题还在于,我的思想无任何传统可以皈依,并由此出发,远行,甚或知耻而有勇。是我的岳母以她轻如微风一般的言行,月光般清澈地照见了我正在走的这条路,令我反省到以上的所有。虽然我曾经说过我愿将我的情感炼为渣滓,铺就我的所谓理智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甘愿局囿于我的停步之处。
我的岳母一生所走过的路,只是从沟对过的娘家嫁到了沟这一边的我岳父家。两个小村庄,一个在沟东,一个在沟西,实际上就是一个村。这就是我岳母所在的有限的世界:沟底流淌着的小河曾经是清澈的,曾有鱼虾游于其中,蜻蜓飞舞其上;夕阳每一天都从沟梁上那个固定的豁口沉落下去,就像一个人回家去了似的;红色的酸枣树艳映两岸,无论昼夜;高坡上的一棵老松树幽翳如神,并真的被当作了神,夏季里无数的鸟雀藏身在此,得以被庇护;更远处还有地名叫作四棵柏树,那是山中才会有的路标。
这就是我女儿姥姥家的美景。她的少许的乡村经验即来自于此。对于我的女儿来说,她的姥姥乃是掩映在这般景象之中的一个伦理的形象。这次她从北京回来为姥姥奔丧,带着对姥姥乡村葬礼的印象重新回到了属于她的生活中。她的情感的沉挚和她的爱憎的一部分,应该和她的姥姥,和这样的一种生活,不无关系吧。
一个朴实仁爱的乡村妇人走了,沿着她一向所走的路。她令我联想到了我的所谓道路,究竟是有还是无。一个人的逝去就是这样海浪般地将未死者摇撼,使得他不得不低头查看他的基础为何,他所在的舟船的颠簸。这都是因为死是如此这般地严肃,如同一声巨响,如同一场落入土中的雨,如同笼罩在我们头顶之上的星空,如同那星空中所有星辰共同的战栗。
2022年2月22日写于唯心斋,3月8日修改于兰煜花园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