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城乡接合部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它们的“城乡接合部”。即使是上海和北京，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亦不能免。“城乡接合部”这个词必然是一个新名词，你若想在一本老的辞典里查到它想必很难。城乡接合部大致是指一个区域，一种过渡，它们多是在城市的边缘，散散漫漫的风气是这种地方的主要格调，一切都松弛着，都带着那么点无政府主义，所以宜人得很。老人们在这里无所事事，可以终日喝茶聊天，小孩子们敢于在这里的街上踢野球，“嘭”的一声踢在了过往的小汽车上，还没等小汽车上下来人，那些孩子们早已作鸟兽散，也只片刻，小汽车一开走，球赛马上复又开始，这一回足球却是踢到了菜地里，便有个孩子猫着身子进菜地里去找球，穿过长着茴子白的一片，又穿过搭着豆架的一片，再穿过奇异紫的茄子的一片，终于找到了，孩子抱着球从菜地里兴冲冲跑出来，“嘭”的一脚，球赛复又开始。

在城乡接合部这样的地段里种菜是常见的事，是马不停蹄的事，一季一季，一月一月都要有新的收获，所以菜农总是忙，这和种庄稼大不一样。城乡接合部最大的特点还在于既可以让人看到乡村的风景，又能让人感受到城市的风气，而这乡村的风景很少能够让人看到谷黍糜麦，所能看到的大多都是些蔬菜，而站在这里往城那边看，也很少能看到热赤赤人挤人的红男绿女，只看到高楼一座座兀然无声地立在那里，虽近在咫尺却和这边没一点点关系。这便是隔，便是冷漠，是虽在眼前而终归渺茫，这就是城乡接合部，一半村，一半城。色彩驳杂松松垮垮，一早起来就开始喝早酒，或者整天坐在茶馆里喝茶的事多发生在这里。

我小时候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是在古城墙的下边，可以说是紧贴着城市，古城到护城河这一段的土地虽不算广大但也不能算小，所种的必然是蔬菜，菜农们叉着腿弯着腰站在桥上一桶一桶地往上提水浇地是这里的日常风景。我们当时住在护城河的西边，当然是古城的外沿，但只需几步就可以一脚踏进城里去。我小时候的浪游就是没事进城去，穿着破球鞋，手插在两边的口袋里，走过西城门外的那座大石桥，然后就进了城，一口大水井赫然在目，右手边有处四面都是玻璃的房子，不大，更像是个亭子，左手边是画馆，里边一个中年人在作画，这是我童年的向往。我关于城里的记忆也就这些，或者再加上一进城门左手边的那家“保和堂”，是个中药铺子，有人在那里看方子抓药，安安静静的，抓药的人在那里等着，亦是安安静静，一两只苍蝇在店堂里飞来飞去，一会儿飞到从窗外照进来的阳光里，一会儿飞到别处，让安静的保和堂有了一些动感。

城乡接合部给我的记忆更多的还是种在地里绿油油的蔬菜，那地方总是粉蝶纷飞，还有就是菜地隔一段就会有一个粪坑，粪坑里总是储满粪水，是用来给蔬菜施肥用的。浇粪的粪勺柄很长，像个平底的大木斗，舀一斗粪水，只需转动那长柄，左一下，右一下，粪水泼溅，亦见彩虹。

也有小孩儿不小心掉在粪坑里的事，小孩儿便被剥光了站在那里洗，大人一边给他洗一边骂。一桶水从头冲到脚，再一桶水又是从头冲到脚，大人闻了闻，还是不行，又提来一大桶，“哗”的一声，水倾泻而下。

往昔的那么多日子，不过是琐琐碎碎春绿秋黄，现在想想，全都是说不尽的人间风光。在城乡接合部地带长大的孩子能比城里的孩子认识更多的植物，瓜是什么瓜，茄是什么茄，他都能一一说得来。可这城乡接合部又是行走着的，越走离城市越远，过去的菜地都成了工地，工地永远是嘈杂混乱的，脚手架七七八八地立起来，等到它们被拆掉，面目才清爽起来，但菜地不见了，水沟也不见了，粪坑更不见了，蝴蝶和蜜蜂也都不见了；更别说那些蜂农，过去在城乡接合部一待就是几个月，现在却早已不见。城乡接合部撤退了，人们不得不在离城不远的地方开出了新的菜园子，那里少不了的是蜜蜂蝴蝶，但过不久它们又不见了，新的工地又出现了，乌七八糟的水泥沙子和脚手架又占据了这里，真是一点都不入画，但它们赫然摆放在那里，待一切再次清爽起来，新楼便出现了，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漂亮。这个世界，不知哪来那么多的人，需要这么多的住房？城乡接合部离我们更远了，虽然远，但它还存在着，它永远是城市的边缘，永远是一个过渡，永远是一半乡村一半城市的存在，在这里长大的孩子身上也有了这一半一半的特质。比如我，虽然一天也没有在乡村待过，但因为我待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我的乡村小说比起别人照样毫不逊色。在我的笔下，对乡村的那些人与事和对那些枝叶葳蕤的植物一时有许多温情和说不完的想象与思念。但因为城乡接合部总是不停地挪移又总是不停地变化，所以它竟有着欣欣向荣的底色，这是它时至今日又一个足可以称道的特色。

聒噪

她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聒噪，如果不是组了团或凑在了一处，她们的胆子原也是小的，人也是安静的，但她们一旦凑在了一处，便马上是一片聒噪。她们让我想起一群鸟，如果这种鸟单只飞一般不会叫，如果成群飞，它们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叫起来。比如我经常观察的乌鸦，真是热闹，你抬头看，说它们是一大群也不对，说它们是一大片也不对，它们简直是源源不绝的黑色的天上河流，是不停地从天边倾泻过来，我站在阳台上努力想把它们的数目数清楚，但怎么可能？永远只能说大约是多少只，这个大约我想也差不到哪里去。我曾经被天上飞过来的乌鸦震惊，那是冬春之交的某一天，它们铺天盖地地飞过来了，大约有两千多只吧，那可真是太多了，我怀疑它们有专属节日，正赶去庆祝。乌鸦在飞行的时候并不是独自一边飞一边“哇哇”叫，它们好像总是以家庭为单位，一边飞一边唠嗑，请原谅我在这里用了一个东北的词“唠嗑”，也就是说话。我能感觉到它们一定是以家庭为单元的，不会突然猛地飞几下赶到前边去说话，也不会飞慢一点等着后边的飞上来再交谈。鸟里边，可以说最聒噪的就是乌鸦，只要它们飞过，你就不得安静。我在故宫看过乌鸦，但那数量实在是少得可怜，我对故宫的乌鸦感兴趣的点是不知道它们晚上住在哪里。故宫里边肯定是不方便它们过夜的，故宫的夜晚永远是个谜，永远是另一个世界，充满了未知。

这些大妈们，她们走到哪里哪里也是一片聒噪，在飞机上你招呼我，我招呼你，一时呼应不绝。在车站里也是先把座位占好，再挥手招呼她们的人过来，对排对排地坐下，开始把吃的喝的拿出来吃吃喝喝，一颗西瓜或是几碗泡面，或是别的什么水果。她们一边吃一边开始聒噪。就像她们在乡下的野台子看戏，是一边看一边吃吃喝喝，或者站起来大声地招呼晚来的亲戚过来，“这里有地方啊”，声音之大，台上的演唱可以完全被忽略不计。

我弄不清乌鸦们守时守纪地天天飞来飞去是为了什么，我也弄不清这些大妈们从机场到火车站，或者从这个景点聒噪到另一个景点是为了什么。这只能让人与她们之间产生隔膜，人其实永远是在隔膜中生活的，你永远弄不清楚她们是为了什么而如此聒噪、如此到处奔走。

“聒”这个字真是设计得好，汉字是有设计感的文字，单说这个“聒”字，一个“耳”一个“舌”，好像已经能让人听到声音，却唯独没有“心”。“噪”字设计得也很好，四个口加一个木，这么多口在那里同时发声你也就只能木在那里。我第一次听一个老外讲汉字的设计感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我们中国搞文字学的学者们对汉字从来都没用过“设计感”这个词。只说“设计感”这三个字，想一想，汉字确实是有设计感的文字。比如一个“不”字再加一个“正”字，就是“歪”，比如一个“米”一个“分”加在一起，就是“粉”。这就是设计，就这种设计感，英文里完全没有，法文里也完全没有，他们的文字里边没有这种巧妙和美意，汉字是让人着迷的文字，有时候我会拿一本字典来乱翻，翻着翻着就会笑起来。

有时候，我又喜欢大妈们的聒噪，她们到了这个岁数，却可以从家庭里冲出来，从日常劳作中冲出来，从一日三餐的烹炒煎炸中冲出来，从拖儿带女的苦烦中冲出来，她们的兴奋和不安都带有一种解放的性质，所以，这又是让人起敬的。若只从这一点出发来想想，大妈们的聒噪不啻是一种解放宣言，面对一大群在那里聒噪的大妈，我们只需在心里想，这里边如果有我亲爱的母亲，我们只需这么想，只需动此一念，心里对大妈们聒噪的不满便会马上释然，再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而且，我们会为她们高兴。

光头帖

我几次三番地想剃个光头，但总是剃了又留，剃了又留。我想我应该像周作人先生那样，光光的一颗头多好，当然不必像他那样穿长衫，我想即使是不穿长衫，光头还是可以留的。民国年间许多文化人都剃光头，对我而言最著名也最好看的应该就是周先生的那个光头。说实话光头很少有好看的，但留光头的好处是留长发没法相比的，比如早上起来洗脸顺便用手巾随便擦一下头即可，不必专门用一两盆水还须备有香皂或肥皂，一句话，省事，我想我这么说没人会反对。

说到头型的好看，我认为非洲黑人的头型是顶顶好看的，这与人种分不开，中国人就很少有他们那样的头型，即使是白种人也几乎没有，是，后脑比较突出。而我们这地方在小孩小的时候是要给他睡睡头，也就是让他的头型板正一些，方法是给他睡用绿豆装的小枕头，这时候小孩儿的头骨还没发育完全，是软的。我记得我的母亲大人对我说，我小的时候不小心从床上掉到了地上，把头给碰到了，用手轻轻地按按头，是按这边那边起来，按那边这边起来，头骨竟是软的。关于这话我不太相信，但母亲的话又不得不信。给小孩睡用绿豆装的枕头，久而久之小孩的头型就比较扁，是后面扁。

鄙人刚参加工作时是在北街的一家照相馆，那个照相馆的后面有两个院子，其中一个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把整个院子都遮着，两个院里各住着四五户人家。前边的院子里有两个小孩儿的名字就叫“大扁头”和“二扁头”，这兄弟二人想必是睡绿豆枕头长大的，头都比较扁，这样的头真让人说不上来是好看还是难看，但还算正常。最不正常的是那种比平常头要长出两倍的长头，是国外考古曾发现的某些族类的头骨，这种头据说也是要从小就开始制作，就是用两块木板把头夹起来，直至把头夹到长且出奇。

审美的差异是无法解释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人看唐朝的胖妞，你很难说她漂亮或不漂亮，但一代风尚如此，也让人没什么别的话好说。前不久我看一篇文章，好像是说以肥为美是从两河流域传过来的，但一个人长得太肥真是无美可言，所以说古人的审美也真是让人没有办法。我想这大概与当地的巫术和民间信仰有关，比如在耳垂上穿很大的孔塞根很粗的木棍，或在下唇上穿孔并且把一个小盘子硬塞在里边，我们视而为怪，他们却视而为美。

关于光头，好处原是有很多的，战争时期，上战场的人推了光头，一旦受伤易于及时施救，我们现在剃光头也是好处多多，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但有一点还是想说一说，那就是剃光头好像是男人的特权，女人们就很少见到有剃光头的。说到发型之古怪，辽代的发型可以说是怪发型之最，这可以在许多的辽代壁画上看到，花式真是很多，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也没有被研究出来。辽代的发型可以开一个专门课题，但我想到最后也想不出来为什么他们会那样。我见过男子梳辫子的，一个搞皮草的主播，虽然是个男的，但人们都叫他“西姐”，他就留着两条辫子，很好看。我也见过女人推光头的，是我朋友的妻子，她每年都要推一次光头，她头骨不大，也好看，光光的十分干净秀气，这几年不见她再推光头，我觉得我们的朋友圈子里像是失去了什么，没了锐气。

关于我留光头，是留了几次，几次都不成功而又重新留了头发，这一次又想再剃光头，现在仍在拿主意之中，我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看过许多寺院里的方丈或住持，一颗头既肥且大，油光光且不说，整个脖子和头部一囫囵下来，实在是十分难看。真是很奇怪，和尚不吃腥荤居然还会那么胖，你现在想在全国的各大寺院里找出几个清瘦可人的方丈和住持还真是不那么好办。寺院的膳堂我也经常去，也不过是黄花、木耳、豆腐和各种蔬菜，白萝卜好像更多一些，白萝卜煮大豆腐很好吃，但也不至于把一个人吃到那么胖。

民间的说法是“大头有宝”，我是很不喜欢这句话的，一点都不喜欢，因为我的头比较大，若戴帽子得62码以上，一般市场上很难买到我能戴的帽子，所以我对大头有点意见，想要让自己的头小一两码除非重生再世。我个人对头的意见是最好小一点，但头太小了也不好看，我在旧院子里住的时候，后边的楼里就有两父子，个子很高，头却奇小，因为头太小，所以常常被人注意到，像这对父子那样小的拳拳小头我在别处几乎没有见过，我想他们这个品种应该是比较珍稀，但如果让他们出家当和尚，方丈和住持肯定又轮不到他们来做。

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写小说可以，但以你这样的大头来写诗可能就不行，首先人们看你就不像诗人，我极其同意这个观点，诗人的头还是小一点为宜，至于于坚老弟，那算是破例。

湿漉漉的乡村

我喜欢湿漉漉的乡村，一切触目可及的风景都因为下雨而加深了颜色。老石头房子，老石头砌的墙，高高低低的老草垛，在雨中一切都黑乎乎湿漉漉的，但因为有了雨，它们便有了光，老石墙，老屋顶，老石板路，都反射着平时没有的光。一群鸽子在雨中飞着，因为在雨中往返来去，它们的颜色也在时时变化着，一会儿白一会儿灰，它们掠过草垛，掠过村舍的屋顶，我想它们亦是欣喜的。

我十分喜欢在这样的日子里一个人在乡村中走来走去，走在石头铺的村道上，青苔从石头缝中长了出来，一脚一脚踩上去，是纤尘皆无。我知道在这样的天气里，许多年轻人会窝在家里打扑克——我会打扑克，但打得不好，不是三缺一也没人会找我——这样的下雨的日子里，许多人或许还会在家里睡大觉，虽然在睡梦里，耳边亦是那絮絮的雨声，雨声原是好听的，是天籁之声。

我住过的阳里村，村里有一条小溪，清波亮丽，环村绕行，我认为用亮丽这两个字形容那清波是最好不过，阳里村的这条小溪是明朝的时候从阳渿山引来的，说它是河它还够不上，因为它太细窄，只有两步来宽，但它一年四季推动着村里磨坊的那个沉重的大磨扇，把谷物变做面粉，磨坊的李老头出来进去头发和眉毛上总是蒙着一层白色的面粉。多少年过去，我再回到这个村子，却发现李老头变年轻了，比我见到他的那时候还要年轻，我一问人，顿时伤感，原来站在我眼前的竟然是李老头的儿子李跃进，李老头早已去世多年，这样说的话，李跃进就有些显老，和他的岁数有点对不上。我看着他，他可真是李老头的儿子，是一个模子拓出来的样子，生命就这样延续下来。不变的是那老磨坊，县里曾给这老磨坊拨下一笔钱，让李老头的儿子把老磨坊好好修一下，人们这才知道这是县里唯一还存在的水磨坊。我站在细雨里，看着这个老磨坊，看着仿佛是李老头重生再世的儿子李跃进，此刻他正站在老磨坊的门口看手机，他斜靠在门口，光线从磨坊里漫出来，通身像是在发光。我的心里，说惆怅也不是，说难过也不是，我知道，这便是人生的生生不已。

在下雨的日子里，阳里村的年轻人喜欢凑在一起喝喝酒，他们总是在雨天里打平伙，或者是每人从家里带一个菜，或者是到村里的小卖铺买两三个罐头，然后就在絮絮的雨声中喝起来。阳里村现在是旅游点，不少观光客被阳里村的老房子惊艳，草房现在是不多见了，屋顶的草居然会厚达一尺多，屋子里如果生起火来，烟会慢慢从草房的房顶弥漫出来，这烟是青色的，和小雨混在一起，慢慢飘起来，再慢慢落下去，最终还是和这小雨融合在了一起。

我站在这湿漉漉的乡村里，一时以为自己是身在英国的乡间，湿气、雾气、雨声混合在一起。这有点像《简·爱》中的场景，只差罗切斯特和简·爱出场。

湿漉漉的乡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这絮絮的雨声使乡村显得这么安静，我打着一把透明的伞在村道上走来走去，伞是报社送的，上边印了一些宣传文字，是各种大小不一的字体。如果不是这把伞，我会误以为自己是走在唐朝或宋朝的乡间路上，我时时抬头看一下我的伞，伞上凝满了雨珠，它让我知道我仍是身在今天。

村子里是安静的，只有雨天它才会这样安静，但这絮絮的雨声又让它出离了梦境，回到现实来，这雨声，这天籁之音，乃是充满了柴米油盐的扎扎实实的诗意。

报缝儿记

关于报纸可说的很多，人们经常看报，但未必人人都订报，可以说大多数人都不会去订报，过去的报栏前，天天一早就有人在那里站着看，当然是白看，报栏的报就是给人白看的，看了这面看那面，有的人嘴里还一边吃着早点，也许是一个烧饼，也许是一个摊煎饼卷鸡蛋还有些菜叶子。看的是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一张报整整四版或八版从何处先看起也依每个人不同的习惯，有先看头版的，看看国家有什么大事发生；有偏偏先爱从报缝看起的，想知道身边刚刚发生不久的琐琐碎碎的小事，比如什么地方招工，什么地方着火了，什么地方又丢了个小孩，有人下车的时候把一捆书忘在了出租车上，希望看到的人能给他把书再放在车上，“必有薄酬回报”。还有就是婚介，大多都是过了年龄的，家里催得紧，更有历练不浅的二婚头，但这些人的条件却要比那些还没谈过恋爱的还要苛刻还要多，要问男方有多少收入，带不带孩子，有车没车，有房没房，存款有多少，结婚后钱要交她一半，总之在报缝里登这种消息的一是不用见人，二是要把想到的都说到，如果合适再择期见人。报缝里登这种广告好像有一个时期还没有价格限制，所以就允许人们自由发挥，也有看条件还算合意模样也差不多的，但报缝上的照片才多大？看不清楚，只不过是张脸而已，赶上对此有兴趣的主非要用放大镜仔细揣摩，但更看不清楚，因为用放大镜把照片一放大就更模糊。及至非要见面，男方的火已经在自己的身体内燃烧起来了，浑身火烧火燎激动得了不得，这时候他是什么事都做不到心上了，他被想象燃烧着，整个人火烫火烫的，非要和对方马上见一面不可，连细节也在心里虚虚过了一遍，怎么说，怎么做，还慎重地喷一点什么香水。于是就定饭店，订雅间，终于到了那一天，客人们一一来了，唯独那女方迟迟不来，美女大多都是这个派，虽然老了一点，可还是这个派，这并不离谱。但人终于还是来了，服务生打开门，人从外边进来，想不到一露面就吓人一大跳，怎么是个老大妈！“是您吗？”“看你怎么说话，能不是我吗？”“您这岁数？”下边的话就不必说了，再说也没什么用了。

有人看报缝是为了开心，报缝这地方花不了几个钱，几乎什么都可以登，比如谁家的“花花”发了情要找个男朋友，规定了多大，什么毛色，眼睛是什么色，一共交几次，交上怎么说，交不上怎么说，是女方的狗要给男方的狗一些费用；要是坐月子呢，费用就更多一点，这一切都一一在报缝里道出，有时候还会有照片。有一次我在报缝里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报缝地方小，居然还加了一条注：此处地方小，照片请转四版看。

在报缝给狗狗征婚亦会出事，故事讲的是一条小京巴，母的，要配一下，而那公狗想不到却是条拉布拉多，很大，这场景可太滑稽了，不知是怎么谈的，也不知两条狗是怎么出场见面，一见面居然就立马配上了，而那小京巴的女主人马上就不高兴了，就像是她自己已经受到了侮辱，不愿意归不愿意，但那两条狗已经在那里如火如荼了，而且狗和狗在那种时候是揪扯不开的，只能待它们自然结束偃旗息鼓。

报纸的报缝是最见民间活力的地方，我现在是根本就不看报纸的一二三四正版，但报缝上边的小文章还是一定要看，那上边还多少有些民间琐琐碎碎的真实。

蜜蜂

我想说一下蜜蜂，这要从我小时候说起。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想养一箱蜂，当年父亲带着我到郊外的一个水库去钓鱼，我看到放在果园边的一个又一个的木箱，许多事是无师自通的，我马上就知道那是蜂箱，而且连蜂箱这个词也不曾问过人。从那时起，我就总是想要在阳台上养一箱蜜蜂。我住过的几个地方，要数馨园的两个露台大，南北各一个，别说养一箱蜂，就是养十箱八箱也可以。但我竟没有养，朋友们对我说，你要是真养了蜜蜂，你就别的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所以说我对蜜蜂的想象完全是柏拉图式的，只是想象而已。

但前几年，我的那两个种满各种花的阳台上蜜蜂实在是多，整天“嗡嗡嗡嗡”，还可以看到那种熊蜂，个头特别大，“咛”的一声飞过来，又“咛”的一声飞过去，它飞动的声音像轰炸机在俯冲，而且它还莽撞，因为身体特别大，所以就比较喜欢窝瓜花之类可以钻进去的花朵。有时候它会飞着飞着突然六脚朝天掉到地上，“啪”的一声，很响，它想再次飞起来好像还不那么容易，总是在地上用脊背着地转那么一阵子，找到了巧劲儿，猛地一翻身才能再飞起来。齐白石老先生画过这种熊蜂，属于他早期的画，他后来画细腰蜂比较多，他的精彩的蜜蜂之作大多都是细腰蜂，白石老人给别人画蜜蜂要多加两块大洋，因为蜜蜂的飞动感特别不容易表现，尤其是那两个急速飞行中的小翅子很难拿捏，那才是写意，真正的写意。我见过有人画工笔的蜜蜂，一画就死，不好看，画蜜蜂意到即可，简直是不能进行科学的解剖，如按解剖来那就更不能画。齐白石老先生一辈子画蜜蜂大多都是从背后画，很少画侧面的，蜜蜂的腿部有两个小囊是用来储花粉的，也很少见白石老人画到过，那是两个黄黄的球，侧面飞行的蜜蜂都会把它给露出来，蜜蜂的腿不能画长了，画长了就像蚊子，很难表现出蜜蜂的特点。我喜欢画小蜂，最小的那种蜂，比苍蝇都小，这种小蜂可以在飞行中把自己定住，在半空中不动，不往前飞，也不往后飞，就像是没飞，而实际上却是正在飞，这种可以让自己停在半空不动的技术别的蜜蜂没有。这种蜂不好画，颜色淡，身形小，我不知道它们吃什么，也不知道它们的蜂巢在什么地方。倒退二十多年，我的阳台上一到夏天就是蜜蜂的世界，现在蜜蜂都去了什么地方？它们的消失对我们人类可不是个什么好消息。

有一年我们去黄河营口，陈谨之带着我们，看到了那么一大片的洋槐树林，那可真是太大了，你简直就可以说它是洋槐树的森林。我想那地方可以吃到十分纯正的槐花蜜，到了晚上果然吃到了，很香，洋槐花的清香，用白馒头蘸槐花蜜，真好。那天晚上，我和绍武还吃到了黄河入海口的刀鱼，我才知道黄河口居然也有刀鱼，一时大兴奋。现在的刀鱼都不大，一拃来长，上了两盘，干炸的，刀鱼按理是不应该这么做的。刀鱼上桌，别人也不怎么吃，光顾着说话，我和绍武每人吃了一盘，算是过足了吃刀鱼的瘾。我一直认为刀鱼是一看二吃，首先是好看，烂银子般的白，鳃像桃花般粉嫩，可真是好看。刀鱼如果个头够大，以清蒸为上，油炸刀鱼暴殄天物，但因其太小，也只好如此。

别的鱼就没这么好看。

【王祥夫，作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以小说、散文创作为主。作品见于 《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小说选刊》等刊。曾获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赵树理文学奖、 《中篇小说选刊》 双年奖、 《上海文学》奖、 《雨花》文学奖等，著有《风月无边》《滑着滑板去太原》等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集及散文小说集《真想做一个晴耕雨读的地主》等四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