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酣畅的春雨泼剌剌珠玉般落在孙遥城。

我撑着一把花雨伞，立于孙犁先生的铜雕像面前，雨水缀在先生发梢、脸颊、鼻端，凝结成“小溪”潺潺而下，先生岿然静坐，目光穿透雨幕，恍若置身于八十年前抗日战争时期的枪林弹雨里，依然保持着那份从容淡定。我迈过水洼，向前靠近孙犁先生，伸出右手，轻轻拭去他脸上的雨水，指尖的暖与青铜的冷，让我心头一颤，眼窝酸酸的、热热的。我看着孙犁先生，先生慈祥地看着我，我喃喃地说：“先生，我来看您……”

雨声裹挟了我的声音。

“好大的春雨，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春雨！难道是为了让咱们记住这次孙犁先生故居行。”同伴的声音传来，打破了此刻的静谧。

这是我第三次踏入孙犁先生故里，它在先生文中叫东辽城。

望着雨中的铜雕像，梦里情境倏然出现——那个亦真亦幻的秋夜，先生面对黑板板书，我踉踉跄跄跟随的场景，如今站在孙犁先生故里，站在梦境一般的先生雕像前，好似要用现实来对照那个梦，心中漫溢着无法言说的情愫，借擦拭雨水之机，偷偷拭去眼角溢出的泪花。

举起相机，把孙犁先生永久珍藏。而后，后退几步，与先生默默对视，再次回味梦境。融入人群，小腿湿冷，方知雨水打湿了半截裤腿。

第一次来时，孙犁先生故居还是一片废墟。2012年，我学写散文不久，在文学论坛看到“孙犁文学奖”的征文启事，文友们跃跃欲试，我却因自知门槛未入，只写些家乡潴龙河畔的风情旧事，故而没有参加打算。幸得论坛太行风老师鼓励，他说：“买不到米，米袋子总在，征文评委会关注新作者的，只管投过去。”我忐忑着将习作《摆渡的舅爷》送去参赛，竟得孙犁先生眷顾，获评优秀奖，这对于从未发表过作品的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喜讯接踵而来，我接到组委会电话，前往安平参加颁奖大会。那时，遥远的孙犁先生突然离我很近很近。怀着敬仰之情，奔赴先生的家乡。其间，既兴奋又失落，兴奋的是，自己稚嫩的文字得到认可；失落也挥之不去，孙犁先生的故居已倒塌，尺余的荒草在初冬里挂满霜雪。

做梦一样，我竟然又于2014年摘得孙犁散文优秀奖。当我第二次来到东辽城，孙犁先生故居的部分房屋已建起。全国各地的作家聚在一起畅谈孙犁先生作品。兴致来了，竞相背诵起来，先生的作品明丽天然，清新流畅，众人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在题有“孙犁故居”的大门口合影，欣喜定格在相册中。

而眼前复建的故居，青砖到底，白灰抹缝，里外院落错落有致。一架碾子静立东墙下，旁边一丛翠竹挺拔，孙犁先生雕像伫立于院西南，背靠右前方是一架盛放的紫藤，紫莹莹的花穗在春雨的滋润下更显生机。大门西邻的南屋，放置着农具和纺车，在孙犁先生文章里，这个小院曾堆满柴草农具。

故居内为展室，陈列着先生投笔从戎和文脉之源的图文经历，从《荷花淀》《芦花荡》到《织席记》《采蒲台的苇》《铁木前传》，多个版本的《风云初记》。展柜中，有一本《芦花荡》，繁体字，竖排右始，封面已有岁月的斑点，昭示着岁月沧桑而文学却永恒。1945年，《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之二》创作于延安，为《荷花淀》的姊妹篇，独特的田园牧歌式的革命叙事风格，轰动了文艺界，被誉为抒情战争美学。孙犁先生笔下的白洋淀，风光旖旎，荷花淀、芦苇荡，到处飘荡着抗日烽烟，文中没有惯常抗战题材里的血雨腥风，质朴又清丽的字句，却传递着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和乐观情绪，写出了普通老百姓的人性光辉。《荷花淀》中的水生、水生嫂，还有《芦花荡》中的老船夫和大菱、二菱，人物形象生动逼真，让人过目不忘。

这些作品正如铁凝先生所说，或隽永雅正、或素朴蕴藉、或淡定沉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在图文中寻觅，像走进了孙犁先生经历过的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看着、走着，仿佛来不及思索，孙犁先生静静坐在荷叶摇曳、荷花翩跹的壁画前面。我知道，我还会来。

远天的云已薄亮起来，有了深浅的层次。雨依旧在下，淅淅沥沥，仿佛在挽留，仿佛在缅怀。

二

孙犁先生的《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令我眼界大开，芦苇、荷花、渔船、鱼鹰等水乡元素，让距我家乡百里之遥的白洋淀充满魅力，让我总有一种冲动，到白洋淀去、到孙犁先生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去。在我心底，还有个私念，总觉得与孙犁先生有缘。我甚至遐想着，孙犁先生自家乡安平东辽城出发，越过千里堤，行至潴龙河，乘船一路蜿蜒北上同口，而我的家乡西孟尝村，正处在河的南岸，先生的必经之地，他或许曾在此打尖歇脚。

孙犁先生与蠡县确实有渊源。

抗战胜利后，孙犁先生的小说《藏》《钟》《碑》，正是在蠡县，与我家仅一河之隔的刘村创作的。小说《碑》中提到的滹沱河，原型是我家乡的潴龙河，赵庄即刘村东南的那个赵庄，我越读越亲切，这是孙犁先生留在我家乡的足迹，这两个村子我都去过。孙犁先生在刘村吃了“一顿非常可口的家乡饭：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蠡县与安平地域相连，风俗和风情几乎一致。

孙犁先生还为蠡县留下了《塔记——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碑文镌刻于张村营蠡县革命烈士纪念碑上。该碑文感人至深，是蠡县人民对在民族大义面前毅然献出生命的先烈共同的追忆和祭奠，亦是先生对那些舍生忘死、投身抗日战火的战友的深情追忆。

陆陆续续读了一些孙犁先生的作品，从《阜平记》到《山地回忆》，我甚至数次到阜平寻找先生的影子。

在故居展室，我久久凝视一张拍摄于蠡县县委机关的照片。照片上的孙犁先生英姿勃发，他头戴八路军军帽，身着黑色对襟大棉袄，双手自信地垂于两侧，背景是雕花的木格窗，整张照片黑白基调，却洋溢着胜利后掩饰不住的喜悦。

多年前，读孙犁先生的《某村旧事》。彼时，文中有一位带着投机心思参加革命工作的妇救会主任志扬媳妇，她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不堪的，志扬母亲和志扬媳妇让孙犁先生进屋，“志扬媳妇‘还没有起床，盖着耀眼的红绫大被。两只白皙丰满的膀子露在被头外面，就像陈列在红绒布上的象牙雕刻一般。’”孙犁先生说他印象颇不佳，我每次读到这里都感到不适。至于文中的松年，他新婚后，沉溺于温柔乡里再也不想返回部队，而对于孙犁先生身为抗日战士终日清贫奔波，时时露出嘲讽之态。那时阅历尚浅，我一度鄙视他们，甚至因为他们也是蠡县人而感到羞耻。当时的阅读能力决定了我的视野，而实际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可能人人都是英雄豪杰。

当我再次捧起孙犁先生的散文品读，当我在家乡夜读，听到来自朔黄铁路上的火车轰鸣，读到“集晌”“老鸹锦”“住一程子”“老鸹枕头”等家乡特有的词汇，不由对着书会心一笑，也理解了“文学即人学”，孙犁先生写家乡人事，诸如《乡里旧闻》也同样五味杂陈，关于人性的叙写可与《某村旧事》“媲美”。

最令我欣慰的，孙犁先生深爱刘村，在《某村旧事》中，先生说，我在这个村写了三篇小说，在《藏》里，女主人公借用了锡花这个名字；在这个村的文建会负责人，有些地方很像《风云初记》的变吉哥。

他不止一次的祝福这里的人，祝房东家的老佣人晚境安适；文章结尾，他说“愿他们都很幸福”。我年轻时读这篇文章，忽略了这些真诚的祝福，刻意断章取义似的，放大了那些不堪。虽然时隔多年，我还为自己当初的浅薄认知感到不安。这大概也是，我站在孙犁先生跟前五味杂陈的缘由之一。

孙犁先生的文章里，记录着很多勇敢、善良的蠡县人，他们在抗战时期与和平年代的友谊，岁月可鉴。诸如《病期经历》中的北京红十字医院总务处长董廷壁；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李之链、北京市委的张青季，既是孙犁先生中学同学，也是抗日时期的战友；其中的李之链与蠡县人陈条明曾于1937年秋去东辽城，邀请孙犁先生一起进行革命工作……我似乎听到他们用家乡话叙家常，聊到抗战时期的战友、家乡美食和家乡的变化……

深阅读，让我走近了孙犁先生，我好像跟在他身后，踏入了烽火岁月。我有边读书边写一两句心得的习惯，读《第一个洞》，我在文章题目旁边写下“蠡县！扬眉吐气！”六个字。该文没有传奇人物，写的是发生于蠡县XX庄的事，治安员杨开泰小两口，因为杨开泰偷偷挖地道而产生误会，一波三折，一切都为了抗击日寇。“灯芯吸足了植物油，爆炸着，女人的疑心去了。她看见丈夫那干枯的脸，充满血丝的眼睛，和那因为完成了一件大事，幸福快活的神气，她笑了。像八月十五的月，一片乌云从它身边飘过，月儿显得更俊秀了。花儿避免夜晚的冷露，合起她的花瓣，在朝阳照射下，它翻然开放……”全文没有高大的英雄形象，但平凡平常却真实感人。文中结尾写到“从此以后，地洞、地道就流传开了。而且在不断地改进着。什么‘七巧连环洞’‘观音莲台洞’……而这‘第一个洞’的创造的故事，也就随着洞的传播而传播着。”我知道，在河北大平原，不仅有闻名遐迩的冉庄的《地道战》，也有蠡县、安平的地道战。正像那首歌里唱的“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

在抗战岁月里，孙犁先生的革命生涯与蠡县有不可割裂的深厚渊源。

我手机里，保留着一张拍摄于荷花淀派文学馆的照片——在文学馆展墙最醒目的位置，孙犁先生与梁斌先生的照片并排。孙犁先生是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创始人；梁斌先生是中国著名小说家、作家。

二人的友谊始于1938年春季，孙犁先生来到蠡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那时的梁斌先生领导着一个剧社。孙犁先生文中曾说：“梁同事朴实而厚重”。

1942年，孙犁先生在安平县郝村一带编辑《冀中一日》，经常深入蠡县博野的部队和乡村，梁斌先生也在该地工作。二人熟悉起来，并结下深厚友谊。因而1943年反“大扫荡”的艰苦岁月里，孙犁先生曾在战斗的间隙，翻越几座山，去看望梁斌先生。他们的友谊随着岁月的流转历久弥新，在天津，孙犁先生曾托梁斌先生为年近三十的女儿介绍对象。

时间的指针飞速倒移，我的目光看到了照片后面的岁月，或艰苦、或危险，二位先生或穿越在山间埋头赶路，或捕捉苇丛里的小鱼充饥。在晋察冀崎岖的山路上，他们互相搀扶着，越过关隘、渡过水流湍急的胭脂河，行走在抗日烽火里。我倏然明白，在艰苦岁月，必胜的信念和深厚的战友情谊，支撑他们走向胜利，而后写出风格不同，但同样不朽的文学巨著《风云初记》《红旗谱》。

定神，眼前还是二位先生，都是有些年纪的样子，目光慈祥又锐利，仿佛沉浸在《风云初记》《红旗谱》创作的日子里。

三

春雨中，孙犁先生故居的紫藤，抵消了在寒风中瑟缩的荒草。

我的文学版图也曾荒芜，在获孙犁文学优秀奖之前，从没奢望过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竟然获奖。这次获奖，仿佛唤醒了沉睡的我，颁奖回来，我写下《今夜星光灿烂》贴在博客，记录当时的盛况，不记得是哪位大作家留言说，孙犁奖催生了一群新星。我不敢奢望，但孙犁先生确实成为我文学路上的灯火。甚至于，因为先生家乡安平与我的家乡蠡县毗邻，而生出亲切感。

孙犁先生在蠡县时间不长，在刘村下乡仅短短几个月，但他对蠡县依然饱含着挚爱的情感，不仅写出了《钟》《碑》《藏》等闻名遐迩的小说，也数次在作品中提及蠡县和蠡县人。无论白洋淀还是山地阜平和处平原的蠡县，都是孙犁先生的创作源泉。每次读孙犁先生的作品，我都有所憧憬，期望遇到家乡人、事时的怦然心动，尽管有些作品读过几次，其中也没有蠡县，依然遏制不住地渴望。我甚至沉浸其中，化身成《吴召儿》中的吴召儿，反披棉袄在山中肆意奔跑跳跃；亦或《山地回忆》中，那个心直口快，阻止孙犁先生在上游洗脸，又用家里仅有的一块布给先生做袜子的妮儿，这是不同于水生嫂的另一种淳朴美好的形象。

每每于品读中合卷，赞叹，遐想。先生的作品时代特色鲜明，彰显了人性美，和平常百姓的民族气节，是抗战题材文学作品洪流中的濯濯清流。

受孙犁先生影响，我将我的“荷花淀”安放于潴龙河畔，出版叙写河畔人家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以及变迁的散文集《与鸟为邻》，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并成为某省级纯文学杂志的编辑。最初获奖的文章《摆渡的舅爷》，荣幸地被收录在获奖作品集《跟随大师的足迹》中，家乡潴龙河泛起的一朵微小浪花，就在懵懂中汇入文学的“荷花淀”。

虽然两度到安平，但似乎把孙犁先生忘了。直到我的一个梦，那个秋夜，飘渺又真实，“孙犁先生面对黑板执笔。黑板前围拢着高大的身影，我怎么也看不到黑板上的字迹。我在人缝里钻进钻出，等我冲到黑板前，黑板上密码排列，如同难以解读的秘笈，地上数个纸团，孙犁先生不见了。我四处张望，看到一群人走向西山坡，朦胧中，土崖生着酸枣树。我奋力跟着，眼前瞬间空荡荡的，一群人失去了踪迹。在梦中，我如现实里一般失落，转身回屋，原本昏黄暗淡的屋子，明亮起来，孙犁先生在，他身穿灰色中山装，端坐在方桌前的太师椅上。我毫不迟疑，一下子扑到先生左膝上，眼泪扑簌簌流下来，那一刻，不知源于委屈，还是见到先生的惊喜。……”现实与梦境相互交叠，故而，我心底认定孙犁先生为老师，此时，我才惊觉，这些年受孙犁先生恩泽，却始终没有认真读孙犁先生的作品。

自此，我从书籍与行走间寻找先生的足迹。

我在白洋淀，看到了孙犁先生笔下“白绸子一样的鸟”。

我数次走进阜平的城南庄、三将台、神仙山、胭脂河。在文字中穿越，我看到孙犁先生行军途中饿得晕倒在山路上，一棵酸枣树，刺疼了他、刺醒了他、也救了他，酸枣连刺带叶一同成为他前行路上的补给和力量。

家乡的潴龙河，也是先生的精神原乡。

复建的故居，在荷花街与晚华街交口。故居大门正对孙犁先生《老家》的节选文字。文章中有先生两句旧诗“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他数次梦到回乡被困扰，从梦中急醒。如今孙犁先生已长眠于故乡东辽城村外，他的墓园寂静又热闹，墓园有个小门通着一座戏台，喜爱先生的人们经常在戏台朗诵他的作品。墓园外，青黄相间，青青麦苗、黄黄菜花在春雨的润泽中，充满生机与希望，远处是丝网厂区，安平丝网享誉国内外，实现了先生《安新看席记》中所憧憬的“那远景是幸福而繁荣的”愿景。

先生在《故园的消失》中说“惟祝家乡兴旺，人才辈出而已。”

先生写过油菜花，“在童年，我见到的菜花，不是一株两株，也不是一亩二亩，是一望无边的。春阳照拂，春风吹动，蜂群轰鸣，一片金黄……”，曾引起先生惆怅的油菜花，已成为人们前来东辽城路上的景观，木栈道蜿蜒，一座高高的观景台矗立其中，游人在油菜花丛中对着镜头扬手大笑。铺天盖地的金黄，不仅是北方最美的春色，更是先生笔下永恒的家乡意象。

在孙犁先生墓园，面对先生墓碑三鞠躬。

春风吹佛，清新的气息萦绕，想着先生淡泊名利的一生，脑海里浮现他的话：“看一看是否有愧于天理良心，是否有愧于时间岁月，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

我再度为孙犁先生的风骨所折服——不写则已，写就要像先生一般，无愧于天地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