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南波旺大约是一个在长沙的媒体人，他做的短视频《作家韩少功》还在持续更新中，原汁原味的拼盘，每集展现一个话题，蛮有意思。追到第8集，韩少功说：我就熟悉汨罗，就熟悉湖南，怎么啦！这是我的长处也是我的短处，这是我的优势也是我的局限。……命运将我丢在这里，我就只能这样了，我的生活经验、我的资源都在那里，我青春时代的回忆也在那里，这些都是我创作中一些很好的种子。追到第12集，韩少功说：这个地球啊，就是个圆的，别说湖南和海南啊，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说，脚下就是这个圆球的中心，就像上次我跟汨罗的朋友们说的，哪怕你们在汨罗江边上，也要有一种站在世界中心的感觉，你们站在汨罗江也就是站在人类的C位，可以想象自己站在月球上来看待眼前的一切事物，汨罗江只是你的一个入口，你的出口是整个世界，这应该成为每一个写作人的使命感。前一段话，应该是他在海南说的，隔了万水千山听着也来劲。后一段话，我是旁听者之一，感觉再重大的话题，经他三言两语一点拨，往往就有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感，却是在势理合一的层面上。

在汨罗，我有幸听韩少功这样讲话，一晃有了二十五六年。我设想有这样一张围桌，AI可以帮我绘制，像梓园阅读室里那样的梓木材质和款式，更长更大一些，摆放在兰家峒水库边，或是汨罗江边，在熟悉的山水间，“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那样的情境肯定是要的，有烟有茶无酒，有木椅十余张，大家随意而坐，人太多了反倒不好讲话，太作古正经了，说出的话也大都无趣。围坐者一批又一批，来了去，去了来，韩少功并没有坐在固定的主位，他从不讲究这个，他的笑脸，他带长沙腔的普通话，他的率性手势，他的平常衣衫，见惯的人是能会心的。他讲的话题如此深广而嚼劲足，他讲话的方式如此随和一点不刻意，他面对的受众如此之多而不起分别心，以致我生出一个想法，若能记录整理出来，是不是可以编一本《韩少功语典》呢？奈何自己既学不成《会饮篇》，也仿不了《传习录》，可这么一个想法一直跟了自己十余年，心中有话难付云烟啊。

好吧，登堂入室的事够不上，可记下身边的人和事倒还有些便利。据我所知，不少汨罗人都心藏着与韩少功交往的故事，讲出、解读它们，肯定超出了地域的内卷和文学的意义，至少能提供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和一大群基层各色人等相交数十年的鲜活而丰厚的档案，无数话题和课题可从中引出、探讨、求证和深究。我乐于充当一个这样的见证者和速记员，而我也只能收集、整理我所了解、熟悉的那小部分，引用、复述的内容不少，希望它们是另一种“重写本”。

自20世纪60年代末到如今，五十多年来，与韩少功多有交往的汨罗作家（更准确说法多是基层写作者），从年龄梯队看，有老中青少四代，其中绝大多数仍健在，仍在笔耕；就职业而言，有文艺工作者、金融从业者、公务员、生意人、农民、教师、医生、学生、打工仔，还有从汨罗走出去的大学教授、史学专家、文化学者等，人数不下四十人，其中与韩少功往来密切者亦有十余人，他们多有交往的文字记述，且是他们的得心之作；韩少功对他们均有文字回应，亦不时走动，常有谈及。我记得，韩少功在他日记体的《长岭记》中要记下的也不只是自己的遥远青春，而是“对当年一个个共度时艰相濡以沫者的辨认和缅怀”，充当他们的“义务守夜人”。依汨罗本地风俗，“守夜人”不该是单数，而应是复数，不论是守在灵堂还是看护山林水库、晒场仓库，为对付无边孤寂和夜色中的未可知者，他们需要不停说话交谈，算是另一种“共话巴山夜雨时”吧。

《马桥词典》中，有一词条“打玄讲”，写的是被推上讲台的罗伯，他说着说着，就脱离了为他准备好的老农学哲学发言稿，开始了“打玄讲”，韩少功给的释义是，“玄是玄学，阴阳之学。因是因非，即此即彼——玄道本就不可执于一端，永远说得清，也永远说不清么。”去掉中间那一个“玄”字，汨罗本地方言“打讲”就平实多了、日常化了，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平常说话。韩少功和汨罗这些写作者说话，与其说是在“打玄讲”，倒不如说是在“打讲”，他们围坐在一起，乡音相交织，放谈无所忌，我这个见证者和速记员铢积寸累，竟也成了一部书稿，暂且名之《江边围坐——和韩少功打讲》。由此说来，我所录下的围坐打讲，既承接了老祖宗的口口相传，也将道出一个地方的多种声音。

从书稿中讲到的十五位汨罗写作者中，特选出逆舟、无尚、李卓这三位和韩少功打讲者，他们无意去蹭热点、吃热灶，却正好印证了韩少功特别在意的文学的人民性。为使读者朋友对他们有所了解，以便更好地参与到他们和韩少功的打讲中来，我先给三位每人写了一个印象小记。因为他们和韩少功之间有一些超出你我认知预设的言行和故事，我这个不请自来的主持人在一张虚拟的水边围桌旁，还想饶舌地告诉大家：山南水北之处，宜居，宜画，宜诗，宜打讲，亦宜听打讲。

奔走的逆舟

逆舟本名彭庆国，自诩为专业农民工，再给他贴上打工诗人、农民作家、“王老五”作家、新文艺群体代表等标签，据说可以增强他的辨识度，可标签又能说明什么呢？还得说到具体的人，将人对象化而非工具化，听韩少功讲过，农具只为耕耘而生，山野之人却可以看花、听雨、发呆、闲谈，容纳无用的情绪。逆舟正是那山野之人，越来越罕见的山野之人。众所周知，文学形象总让人津津乐道，可塑造人物的作家其本人形象呢，大抵是不及他笔下的人物有趣有意思，也有例外，其本人也让人过目难忘，逆舟在这例外中。

初中毕业后，他在建筑工地做木工支模，两年后改做装修，木工是必修的手艺，此外，他还“瞟学”（本地方言，从旁偷学）了水电工。别的工友要么聚在一起打牌，要么去录像厅看黄片，他坐在竹架板上大声读唐诗，或埋头看唐诗宋词读本。沿此兴趣方向发展，他似乎该写旧体诗词，若浸淫此道，将来成为汨罗骚坛诗社一员也是顺理成章的。可逆舟这样顺理下去就不成逆舟了，1992年底，他不知怎么买了本《诗刊》，第一次集中读到新诗，亦不知从哪天开始，动笔写起分行的句子，写给自己看，是自己的“青春之歌”。2002年4月某天，他将一叠诗稿送到《湖南作家》王晓利编辑手里。王编辑编发了他的组诗《我们民工走街上》，并写了一篇评论《流浪在城市的诗——聆听弱势群体的诗声》，王编辑清楚地记得他“穿一件长袖略显发黄的白衬衫，典型的民工相”，他为逆舟的诗而激动不已，“能听到民工愤懑的唾骂，无奈的叹息，闻到那种汗渍斑斑的酸味和888涂料聚氨酯的刺鼻气味”，他和编辑部同仁一致认定逆舟写出的是底层生活炼成的好诗。诗人一旦被点燃，诗作便一发不可收，2006年，《诗刊》两度发表他的组诗《城市极大，我们极小》《我们推车》，多家文学期刊连发并推介其诗，他的“打工诗”入选了多种选本。

从列出的诗题上看，他打工者的身份意识一再被自我确认并强化，因而产生一种“表达驱动力的依赖性”，这也是当时“打工文学”过热产生的某种副作用吧。我颇认同青年评论家张雯对他诗歌表现方式的判断：“往往是一种随感即应式的当下直击，不容过多的伫思和雕琢，重要的只是对那些瞬间的心弦颤动的捕捉。”如《工棚里的二胡》最后一节：昨天晚上我从外面回工棚/看到伙计一个人/坐在铺板上/脏鞋子脏衣服也没有脱/闭着眼睛/在拉二胡。这个拉二胡的民工伙计，和写诗的逆舟，在生存处境和精神气质上惊人地相似，他们泥塑般的身形透露着在暗处的抗争和对美好之物的不泯之梦。

诗歌已不能完全满足他内心的表达欲和对复杂世界的更多认知，他说他喜欢上小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欢，恰恰这种喜欢是他心智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倾向性选择。张雯看出了逆舟从诗歌向小说的变轨：“不再着重于疏泄郁愤，而是开始更多地关注叙述本身。……我们看到了他幽默、迂回、跃跃欲试的叙述才能，也能感受到他乐在其中的写作状态。他的小说语言与诗歌大异其趣，不再简练克制，反而蜿蜒曲折，甚至显得有些饶舌。在小说表现的情感内容方面，显然也比诗歌更为丰满尽意。”逆舟更多地写小说，写他融入其中的底层，讲出那些他烂熟于心的民间故事，他有自己的说法：“作为缓解自己对生活的焦虑，变得从容，也变得低能。”

他经常的自我调侃并没有变成自虐和诉苦，这种分寸把握对写小说而言，既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一种精神境界，他不卖惨，具有消解痛苦的天赋。他幽默的方言表达颇有感染力，2021年8月下旬，在湖南理工学院举办的“韩少功与新世纪以来汨罗江作家群”论坛上，逆舟随性的发言配上他的神态和口音，让与会者笑声不断，亦给韩少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韩少功面前，也很放势（汨罗方言，意指不拘谨、不做装、不客气）。品评韩少功的作品，有他与众不同的读法和心得。

平常，逆舟也总是乐呵呵的，老是说自己过得一塌糊涂，却“绝对不懂得粉饰”。2016年，他在长沙去做作文培训，耗上几年时间，钱没赚到投资失败，他这样安慰自己：“一共教了几个学生，也有在报刊上发表作文的。”前两年，他和亲戚“哦嗬”一声上了影珠山，一起投资建一个“金斗坡农家”的农家乐，设想是美而全的，要做传统种植养殖的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一个集农家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农家民宿休闲场地，还有民俗文化馆。我还真为他担忧，怕他多年打工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落在荒山野岭上，响都不响，这什么馆呀、综合体啦、乡村游啊，可不是写诗写小说那般靠激情和想象的。去年腊月间，李卓开越野车上山帮他销售养在山塘里的鱼，七颠八拐，有一段泥巴路非越野车过不去，我们都没他乐观：游客怎么上得他那休闲民宿来啊？鱼美味，山美景，可不会是逆舟的又一个美梦吧？

他隔三岔五来电话，所说的落地推进中这样那样的问题令我头大，山塘要整修，高标准农田要改造，防火隔离带硬化让修路有了希望，山上鹌鹑养殖蛮适合，油茶蜜橘套种也可以试一试，屋前屋后这一片山是当时生产队的油茶林，现在被竹子占据了，竹子下面还有一些小油茶树……电话那头，逆舟的弼时口音还是那般轻快、磁性，毫无挂碍，仿佛一切都会好起来，如他在《向天空的方向》一诗中所写：我们找到阳光与空气/阳光告诉我们把眼睛睁开/……空气在我们眼睛之外。

“酋长”无尚

他和他的本名吴尚平杠上了，不是取个笔名这么简单的事，也非他从小就生有反骨。说来话长，他十三岁从乡村进县城，因父亲的工作关系全家吃上了国家粮。少年的他，个小，小乡巴佬样子，常受同年级男生追打，甚至被女同学追打，竟不敢反抗，惹不起却躲得快。虽不是标准的三好学生，可他不调皮捣蛋，成绩冒尖，安静平和，礼貌谦让，是个不招眼的好学生，小学是，初中是，高中也是。高中只读了半学期，第二学期转学到了财校二职中，因家里负担重，顺从父母意愿，说是学会计专业吃香，将来进单位当个会计会有出息，他们粮食维修队的贺会计会打算盘，哪个不敬重他啊！他父母像天下很多父母一样，尽为子女操心安排，可能根本不知晓子女的心思所在。

吴尚平从初二开始就迷上了写诗，一个叫李杜的外语老师送了他一套《普希金诗集》。读诗写诗难道不是好事么？普希金还被铸成青铜塑像，高高立在广场上被万众景仰呢。可换一个角度看，诗人在古希腊时就被柏拉图放言要逐出理想国，诗人到了盛唐，在一众叫好声里，李白被弄得四处碰壁、锒铛入狱，差点丢了性命；杜甫更惨，居无定所，连累妻儿经常挨饿，晚景如此凄凉，以至病死在汨罗江一条破船上，尸骨几十年都不能回老家安葬。看吧，在尘世幸福面前，诗人往往是丧门星；在家庭生活里，诗歌往往是作祟鬼；而相较于超稳定的各种结构，诗人诗歌往往是危险分子。我并非危言耸听，在当年那个爱诗的吴尚平身上，将会一一应验。按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李杜老师送的那套《普希金诗集》无异于一只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请注意那老师的名字，他仿佛是上界派来要让吴尚平一辈子不太平的诗魔特使。命运是一种难被证明也难被证伪的说法，要不，它怎么那么难缠又那么迷人呢？科学还奈何不了它，文学更离不开它。

读诗写诗的吴尚平不可能像佩索阿一样成为一个小职员，为贸易公司做商业信件翻译，也有说是做会计。财校毕业后，他做过大半年临时工，在工地挑灰桶，在面条厂喂粉，18岁去广东韶关照顾疯掉的远房亲戚，一位退休老人（做过火车司机，伤过头颅），给他洗衣服（大小便失禁），给他做饭、喂饭，老头每打出一拳，才吃一口饭，随口还要吼出骂人的话或者语义不明的词。因为是亲戚，没有工资，委托他服侍老人的大姨（一位北大教授）知道他爱诗，便出资270元替他报了一个诗刊社诗歌函授班。后有一些诗作发表在《未名诗人》上，得了四百多元稿费，他后来说，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没赔钱的“诗歌行为”。半年后，接到父母电话，争取到了招工考试名额，回汨罗通过考试被工商局录用。他上岗之后，又被诗重重撞了腰，正逢徐敬亚、孟浪编著的《崛起的诗群》风行一时，他亦为之“疯”，邀几个愣头青创办民间诗社“我们”，点着蜡烛刻印诗作，拿到街上去散发，和诗友徒步汨罗江沿岸，被人当成叫花子，都是当时“疯”的输出。接下来，他读到海子的诗集《土地》，民间以抄报方式流传其长诗《太阳》，另有海子诗友骆一禾的《世界的血》，他被他们和这些“大诗”俘虏，继而彻底沦陷，当年他20岁，以为自己活不过海子卧轨自杀的25岁。为向诗的事业献身，他和一名诗友密谋，一起去草原做流浪诗人，诗友走成了，他没走成，管人事的副局长找来他女友来堵门，他只得妥协。这大概是他第一次遭遇到的重大挫败，奔诗而去，被人拉回。

困在小县城里的吴尚平，不论是当工商所长还是当消保股长，不论是张罗“我们合作社”，还是送女儿去画画，镜片后，眼神里总飘荡着游神般的闪忽，那一丝自我质疑挥之不去——我怎么还在这里？我为什么还不出离呢？我的诗世界要将我引向哪里？这种眼神和心理暗示被他自己不断强化，终于在韩少功一席不经意之言的触动下，突然辞了公职，去了上海，很快又离了婚。

这一去便是十余年。做过小报记者、工厂策划，后在房产公司做策划和运营，拿了高管工资，但没能在上海给自己盘下一间房。诗还在写，家也要安，便与一上海婆姨结婚。他的再婚生活也多奇葩，我替他来说吧，他们在一起过了六七年，他却不知道她到底是做什么的，她说在闸北靠火车站附近一家单位搞行政，却很少去上班，常窝在家里炒股，她有几套房产多少存款，他也一概不知。自己的工资如数上交，每月领八百块零花钱。2011年，他离了第二次婚，自我调侃是给上海一张床打了五年工。他在自己的诗集《雪的骸骨》（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出版）中写道：“我离开了家园，漂泊在外。我失去了职业、婚姻和诗人的标签。我在家乡被喊作上海人，在上海被称为外地人。我可以操土气很重的乡音，却被家乡人视为异类。我写诗大半辈子，却无法或是无心融入诗坛及诗歌的流行圈。”这段自白，让我翻出《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的译者杨铁军评价那位异类作家的一段话：“佩索阿却根本没把分裂的自我当作问题，他任由分裂的自我在世界上回答自己独特的问题，获取各自独立的生命。”吴尚平、无尚、无尚道、林中之路这些异名共身者也坦然面对多个自我以他为战场捉对厮杀，他成了自己战场的歌手。

还有另一个无尚，在上海这样高度物质化的非诗环境里，他写诗之余，在天涯论坛发起成立了“野草部落”，这并非一个纯粹的民间诗歌艺术团体，更注重人文公益活动，通过纸刊《认同者》的征稿、编辑、印制、义卖、组织线上和线下活动，所得义卖和捐款，用网友实地走访寻找捐助对象的靠谱方法，共救助四川、云南、福建、青海、湖北等地的贫困失学儿童和学生二十余人，由此也组建了该部落的基本盘。

意难平的吴尚平又怎么会按常理出牌呢？2016年，他突然杀回了汨罗。2018年底，他决定进山，将神鼎山上一栋先用作养猪场后被废弃的土砖房装修改造，长居于此，并将上海的“野草部落”搬上山来。我不认为他是学陶渊明的“归田园居”，一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也不能涵括他复杂而安然的内在性。当然，他也不是模仿韩少功的八景所居。他一贯的我行我素，自有他充足的理由。是诗意的决策？是对旷野的向往？是自由权的决不出卖？是生存空间退无可退？还是致命的自负？或者说，是像《爸爸爸》中鸡头寨的先民唱着“史诗”向深山老林逃遁？老实说，我面对的是一个难解的老友。以他为原型，不改其姓，简约称之为老吴，我写了一个中篇《酋长更换了地址》，难以将这篇东西归类为小说，便在文末特地用括号写了个说明：我找老吴密谋，要做一回小说疆域的入侵者，也可以说是拓荒者。他说，我们干的并不新鲜，读左右右的《乌有书》，就仿佛旧地重游。

进山一晃七年，他以“神鼎山野草部落”之名自费印了不要书号的《出离》（短篇小说集）、《不被说出》（诗歌散文集）、《四不像》（长篇小说），还有更多的随笔、读书笔记、网络小说没拿给“我们”看。若不是山下一所以问题学生为矫正对象的春雷学校临聘他当讲师，教学生作文和阅读，他生计都成问题。开年，他的就业形势再度严峻起来，春雷学校要减员增效，他首当其冲。他带我看山居向阳的一块空地，打算先在这里养几十羽土鸡。后来告诉我，因山林放养的地权受限制，加之对付鸡瘟无经验，养鸡事业也告吹了。即便如此，他仍然按义卖路子，将有限的卖书所得捐给神鼎山贫困户，已捐助了两万余元。

在山上，无尚和一条叫霍金的边牧犬相互陪伴。见到我等生人，霍金很是兴奋，要不是给拴上链子，它一定会轻扑上身，以示热烈欢迎。这不，拴在窗户前的霍金，见我多看它几眼，便纵身跳跃，不断和墙壁亲吻，我再靠前一些，我就会是那堵开满梅花的墙壁。霍金黑间白的尾巴摇曳如风中的白茅草，却不叫。无尚给霍金约法三章，不吃别人投喂的食物，不随地大小便，不乱睡地方。哈哈，以前爱乱睡地方的无尚如今收拢了心，将大半时间用在读书和做短视频上，从去年8月开始每天发一条，今年改成一周发五条，已经发了四百多条，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四大名著，他掰开来说；熟悉的名人，从李白到冯内古特，他只管滔滔如是说。这些短视频多以他站在“神鼎山野草部落”前坪为背景，一片葱郁的草树，一根枯死的松树，一堵烟砖镂空围墙，有时，霍金也摇着黑间白的尾巴闪过。无尚额头突兀，发际线全线后撤，修理过的连腮胡须像我想象中的崂山道士所蓄，风吹过，须微飘，嘴有点性感，闲不住呀，更像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最近一条，他在说“疯狂的石头”——

一块石头，看起来岁月静好，岿然不动。表面波澜不惊的石块，内部原子正以每秒约一万亿次的量级疯狂振动。它们不规则地扩散、碰撞、跳跃，如同深夜酒吧里尽兴蹦迪的狂欢者。每一个原子都像喝了十杯浓缩咖啡的夜店咖，躁动、激烈、永不停歇。

……

他将一块石头说得如天花乱坠，我要将他说清楚整明白就变得越发困难了。最近才得知，他断了收入来源，靠借钱度日，可他脸色泰然笃定，好像那个“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马尔克斯最后是这样写他的：“他自觉心灵清透，坦坦荡荡，什么事也难不住他。”无尚正在落实他自救的计划，在三年内写两部网络长篇，在经济上搏一个翻身。我又能说什么呢？还有，他上山后写的那些作品也很不好评说，我写过一些感受片段，至今无法整合成篇，也成了“四不像”。有种阅读感觉大体上可以说出来：他在憋足劲做反诗意的书写。规训他内在性的桎梏，他都要摧毁，确定性的东西，他本能想拒绝。他为难自己，拿自己开刀。如他在这篇《内心“乌托邦”——野草部落装修思想》中所言：“一旦成文，则杀死读者心中‘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想对他说，我就是那个可怜的哈姆雷特之一啊。

幸好他的随笔散文，有清晰的纹理，并有着顾城般的清澈，似可窥见他率性进出、分身有术、剑走偏锋、愈挫愈勇的路数。

前日，收到他发来的邀请：你的东坡——公益读书会音乐集，7月26 日（星期日）下午三时，相聚神鼎山布织道客栈，东坡主题雅集，公益免费，定向邀约，不对外开放。上半场，前院，苏东坡主题读书会、互动交流；下半场，右侧草坪，苏东坡诗词朗诵音乐集；晚七点到九点，烛光月亮晚餐。他策划相邀，我自会去。

往后，我会经常上神鼎山，不为风雅事，他也不是那风雅之人；不单是去看紫藤盛景，看霍金纵跃，也想多看他内心的图案。

李卓舞双斧

认识的人当中，有好几个叫李卓，这些李卓们有个共同点，年轻，没有一个未老先衰、老气横秋的。

说出这一句，其实我已显横秋之态。为了自我麻痹，我多愿和李卓们交往，其他李卓也说不上什么话，和这位麦田格的李卓，倒有说不完的话。我也自鸣得意一回，和此李卓还有些渊源。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汨罗二中做语文教师，奉命创办了一本校园文学刊物，为觅得一个好刊名，搜肠刮肚、寻章摘句，最后在屈原《渔父》中找到两个字“沧浪”，当时我还没戴眼镜，感觉双眼瞬间就被这两字给照亮了。《沧浪》没办几期，我离开了二中校园和语文教师岗位。前两年，和李卓聊天，得知他在二中读书时当过沧浪文学社社长，他说“沧浪”这名字取得真好，当时我双眼是双重闪光的（戴了眼镜嘛），我抑制住兴奋——我比他大二十，该持重时得持重，淡淡说了句，“沧浪”是我创办的。那一刻，李卓的双眼也咔嚓了一下，像镁光照相机摁下快门，他目光本来贼亮的。因为“沧浪”，我们的交情又深了些。

李卓写韩老师的文章，开篇写到第一次见韩老师的场景，学生排着长队请他给《暗示》签名，李卓也在其列。他没交代活动背景，可我立马被激活了记忆，《暗示》签名交流活动是在汨罗新华书店，由我和热心的曹经理张罗，向一中二中文学社指导老师发了邀请，他们带来了不少文学社成员，场面挺可观，还记得少年们羞涩、热切、钦佩的一片眼神，其中有一双是李卓的。如此看来，我和李卓早就打过照面，因造化的不可言说，缘于文学和乡情的聚会还在二十年后等着我们。

回到李卓身上，我遇见了一个悖论，热爱创作的李卓也是喜欢打破惯常套路的，可他又在办教育公司训练学生写作，有培训必有一套方法，对那些没有受过文学训练的学生头脑，是不是会形成一种新的“成见”呢？访麦田格总部，读多期《麦芒》，得以释疑，他针对的恰恰是不少学校作文老师教给学生的那些陈腐之法，我做过语文教师，那一套我自己厌恶的东西也曾灌输给我的学生，罪过啊。李卓使出浑身解数，破而立，破中立，能大破则大破，能大立则大立，能小破则小破，能小立则小立。我请李卓到汨罗楚雄中学讲座，听课者为各初级中学语文骨干教师，他讲课题目别具一格《丛林穿越与小径分岔》，娓娓道来，口才是早练出来的，在文学的大森林里穿越自如又另辟一径，满堂笑声掌声可见效果。他主编了一百多期的《麦芒》，我见上面的学生习作，少有学校作文那种腔调、那种惯用词、那种假模假式，清新可喜，敦敏可见，本性的、人文的、益智的、多元的种子播下，少儿之花便尽可能顺着天性绽放，在麦田格盛开不败。

看来，麦田格里的李卓不是在打一场游击战，而是阵地战，他坚守自己的教育理念，融入自己成长、创作、创业的多种心法，阵地越加巩固，口碑越来越好。他又是两线作战，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上，一手散文之剑，一手小说之矛，近年来斩获颇丰。最近读到他获得第六届中南教师文学奖年度大奖的短篇小说《铁皮夏》，感觉盛夏酷暑并非苦不堪言，避之而唯恐不及的，其时也，荷花满目，莲蓬待采，适宜发呆，神思飘起，自往妙处，那便是乡下孩子各自的暑假乐园——如今只在中老年的回忆里和梦境中，却被李卓的妙手挪了回来，沿途多看点，一路笑语喧，一步步推向高潮，渲染出“南塘英雄大会”，少年版的“华山论剑”，胜矮子、志饭桶、赛黑皮、牛马大王等一众少年英雄纷纷登场，他们哪是小说中的小人儿，分明就是当年的我和我的玩伴们，那神秘、热闹、刺激的南塘像是一面能重现往日时光的魔镜，中年老年的我们可照见遥远的自己、内心的斑驳、不灭的善念。当然，那里也是李卓偏好描写的“少年江湖”，他的侠客梦在他的散文小说里、在他的麦田格、也在他的三观之中。这，对于小说家而言，幼稚吗？我的看法刚好相反，你不能说《堂吉诃德》幼稚，也不能说《鹿鼎记》幼稚吧，玩深沉的套路，李卓也会的，可他偏不来这套，面向少儿们，他就来少儿思维、写少儿喜乐、助少儿成长，可又不降低自己的小说品格，却非少年老成那种，比少儿视角高那么一丢丢，将自己成年人的思与悟藏得刚刚好。我是将《铁皮夏》当作“成年人的童话”来读的，说它是这个夏天最治愈我的小说，也非因友情而煽情，每个人有他选读作品的内视镜和作出评判的游标卡尺，是以毋欺为前提。要我给这小说取标题，我会选“铁皮船”，可李卓选了“铁皮夏”，我揣测，除了有别于杜拉斯的《铁皮鼓》，这个他新造的词，质感，俏皮，氛围感拉满，敲之，似能听到少年敲出的金属般的鼓点声，这就是李卓想要的小说中的节奏感吧。我还将《铁皮夏》和他《麦田月光》散文集中的开篇之作《他叫李德胜》一起来读，又能读出另一番况味来，仿佛由听《欢乐颂》转而听《悲怆奏鸣曲》。

在汨罗江畔，我辈60年代的已渐老，绍东等70年代生人亦有写不动的迹象，李卓代表80年代，手持双斧，能破心中贼，能砍拦路鬼，未来可期，就不是一个虚头巴脑的词。

当李卓挥舞双斧累了想憩一憩时，我乐意陪他一起掼蛋，地点可任意选，只一处地方除外，韩老师留给大家的梓园，那里，从来没打过牌，哈哈，我们也不能破例。

【舒文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永生策划师》，评论集《远游的开始》，曾获毛泽东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