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马松认为我那天晚上就像一个玩杂耍的人，不是纯为快活的，而是要一心一意取悦我的观众，想向他们要钱，或者别的什么，反正搞不太清楚，他边说边法国人似的耸肩撇嘴。我差点忘了他就是法国人，即使是阿拉伯人，他也是个法国人。有时候他对我说，我俩都是亚洲人，当他讲这话时，我往往又忘记他和我一样是黑发黑眼。在班上一群同学里，亚洲人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外国人。上月一个周五晚上，同学们都上克劳德家玩，阿图尔啦，斯蒂法妮啦，让·巴蒂斯特啦，他们与我在同个小组做过作业，就喊上我，一道去，feifei，来吧，他们用昵称叫我。可能是觉得我滑稽，用斯蒂法妮的相好万桑的话来说，就是“逗乐”。有天她问我，你觉得我的相好怎么样？我表示无所谓。她又说，当然，你不应当对他发表意见，他是我的相好。习惯了课堂上的教学语言，我亟需再加点儿培训，学会如何循环用genre、quoi、con几个词造句，所以他们邀请我时，我立即答应了。大家听过几轮流行音乐（但并没真在听），讨论过几个奇葩老师（也没太过分），开始醉醺醺，tu侬sais晓得quoi伐 c’est vraiment 搿忒con戆, genre讲真, ça me真是soule醉了。我说，我是来负责搞笑的，我今天还没尽职。法妮说，快，让我们看一下你的脱口秀。我站起来演讲：我是哑巴中的哑巴，哑巴之王。话毕，我就挥手指挥大伙儿在冰箱里打开一罐可乐，用吸管接龙喝可乐，非要接龙到客厅不可，谁手艺不够精细，或者笑得可乐从嘴角流出来，就要表演放屁。想要表演放屁，就得喝更多带气泡的饮料，结果他们把带去的啤酒、芬达和克劳德家的Perrier

巴黎水都喝掉了，最后发现吃小熊软糖更有用。万桑最倒霉，他一直在阳台准备他的处罚之屁，众人叫了他好几次，他都不肯进来。因为五分钟前，巴蒂放了一组连环大响屁，且一点都不臭。法妮最近似乎对巴蒂挺好，老朝他傻笑，万桑想赢过他。聚会持续了三小时，我要走了。怀旧金曲电台重播一次，大家像瘪了的皮球又累又困。再见，搞笑大王，他们说。我沉默着摇了摇头，彰显我尊贵的哑巴大王身份。从克劳德家的大电梯里下来，七区的春风是多么明亮，哪怕在夜晚也如此，流动的空气在路灯里亮晶晶的，树叶干净且鲜绿。我坐一班公交车就能到修道院的小房间了。修道院在十四区，毗邻蒙苏利公园。我很珍惜这个小房间，虽然房间并不面对公园。透过窗户，只能看到多明我修会的小教堂，还有后院的几个垃圾桶。

你不该逗他们笑，为什么要逗他们笑？马松问。

我觉得他想说，这一点都不好笑。但人就是会因为不好笑的东西而笑，那是预计好的，仅此而已。

马松没继续说，他撺掇我干个别的好笑的事儿，比方说，今天考完最后一门，明年就不会在Clignancourt（地铁四号线终点站，巴黎北部比较混乱的街区）上课了。离开这个全是阿拉伯人的鬼地方之前，我们要干点有点纪念性质的事。比方，先猜一个单词吧。

我以外国人特有的虚心请教：请说。

什么东西长在树上，绿色的，然后黄了，秋天落下来，以u开头，以n结尾？

我摇摇头，不晓得。

马松说：une feuille con（一片树叶子呀戆度）。

我：T'es grand malade quoi（侬脑子瓦特了）。

2

马松邀我扮小偷，我亦欣然同意，毕竟同学里我和他关系更好。他弯腰把裤子扎进运动袜里，罩上连帽衫的帽子，从书包里掏出一副假雷朋墨镜给我，叫我把眼睛遮住。

你的眼睛不像小偷，他说。

我看过无数次小偷，他们毫不羞愧，哪怕被人拽住也要用力挣脱，甚至金蝉脱壳，整个人从衣服里蜕出来后逃走。有个小女孩就是这么逃走的，留下她的粉红色运动服，还有一位好心的路人捡起这件衣服放在座椅上呢，对，可能过半小时，她就会回来取走衣服——这是件最潮的假货阿迪达斯运动服，Clignancourt的地摊上同步销售，只要二十块，他们说是中国造的。

戴着墨镜，我看到马松夸张地表演着，吹着口哨，双手插兜，大摇大摆地走入车厢。车厢里有几个常年待在这儿的酒鬼，他们特喜欢从地铁这头坐到那头，再从那头坐到这头，一旦过了南北交界线就僵尸般缓缓动起来，讨要福利餐券或者一杯咖啡钱。酒鬼的尿骚味驱赶几个本校的女生站到车厢的正中间，围绕一根扶手柱，像一朵花上的六片花瓣。她们在讨论考试内容，听起来像哲学系的。

如何证明我们无法证明存在的事物确实存在，如何证明我们经验之外的事物确实存在。

我离她们很近，一个女孩热得脖子发红。她脱下衣服抱在怀里，另一只手抱着扶手柱，身体随地铁咔哒咔哒的节奏摇晃，我能看到她耳边的绒毛，在污浊空气里颤动，醉鬼的呼吸把整个车厢熏得极臭。她的挎包敞开着，卷成团的课件、面纸、零钱包、学生卡、钥匙、文具盒，唾手可得，她什么都没注意到，如果我是小偷，她已失窃，但她连我正在扮演小偷都不晓得。

我们无法证明我们无法证明其存在的事物存在，我们只能相信其存在——女孩抱怨道，这么写能得分吗？哎，不知道该写啥，我把题目抄了一遍。

她确实无法失窃于假扮的小偷，真可惜。

我也有点想和马松谈论一下考试题，但又怕被他说无聊，更不能专心扮演小偷。我没办法伸出手从女生包里取出随便一件什么小玩意，她们太清楚站位，每个人都能瞧见至少另外一个人，如同挨在一块儿的琴键，这边话音刚落，另一头就立刻接上——女大学生们总这样挤挨着，像《音乐之声》里的Do Re Mi。马松盯上一位穿黑上衣棕色裤子的太太，他贴得很近，露出罗姆人特有的放荡表情，甚至猥亵。眼见他要取出太太黑色肩包里的粉底，地铁停靠站台，上来几个真正的小偷，罗姆人。他们通常四五个一起上，有男有女，听头儿指挥。头儿爱戏弄捂紧钱包缩在角落里的菜鸟，会把脸凑得很近，龇出满是牙菌斑的犬齿。克劳德他们老被吓唬，很不愿意到Clignancourt上课。好在熬两年就回本部了。老实说，卢森堡公园里无休止的漫步、朝考古系图书馆门口两尊狮身人面像嘴里塞爱意小纸条、在先贤祠广场晒着太阳吃午餐更适合他们。尤其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宽条绒西装最能显出文科系的风度。马松立刻放弃了那位太太，挑衅起罗姆人。我上前助阵，在墨镜后冷笑。果然，罗姆人骂出了我听不懂的高阶脏话，我更仔细地听下一个单词，哦，沙雕，我听懂了。此时，列车员按下“谨防扒手”的自动播报按钮，醉鬼也慢慢抬起头，用失神的双眼分辨起我们哪一边才是小偷。车停下一站的瞬间，马松突然把我拽下车。门关了，他隔着玻璃对着罗姆人猛竖中指，做各种怪表情。我已经演累了，想回修道院的小房间睡觉。那个房间是个狭窄的长方形，但好在比一般学生宿舍略大一点，浴室和厕所在走廊尽头。我好不容易通过了修女的面试，住进这个房间。我感叹道，只要守规矩，我可以一直住到大学毕业，刚刚好。马松觉得我小心过了头，对修女太谄媚，反而容易被赶走。何必讨好异教徒呢？——他真是什么都不懂，有好几个人围着修女献殷勤呢。不过，十分钟后，我忽略了马松语气里的蔑视，问他想不想再找个地儿喝一杯。他说算了吧，他要去大清真寺的澡堂子干活儿，今天他负责刷池子，递毛巾，得花上不少功夫预先烘热毛巾。于是，我们又坐上四号线，到某一站我们便道别，他下了车，又回头鬼笑，原来墨镜还在我脸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

3

下午的修会宿舍静悄悄，守门人今天没值班，修女待在她九楼的办公室里，四点半以后她会巡查。想做浪荡大学生，得租个独立小房间才行，阁楼的佣人房，尽管抽烟喝酒聊天打炮闹一整夜吧！住便宜的修会宿舍就等于自动放弃这些权益，换句话说，你必须对自己的个性有充分的了解。巴黎有三种修会宿舍，专提供给清心寡欲的模范学生。头一种有门禁，晚上十点半必须回去；第二种提供早午餐，十点后不得私自出门；第三种接待朋友必须通报修女，请求许可，友人们仅能在公共区域进行一些健康及友好的活动，八点前须离开，其余不论。我目前暂住的多明我修会是第三种。一回到房间，我就拉上窗帘，打开台灯。我贴着窗户坐，恰好够瞥到我们这一排的防火梯走廊。上个月，修女刚赶走一个女生，隔壁法学院的安珀，金发，瘦小，我没和她说过话，修女敲门时，她正和情人翻云覆雨，他们立刻收声。修女静立门外，过了三分钟，慢条斯理地用万能钥匙开门，走进房间。安珀的黑人男友翻过窗，在防火梯走廊蹲下，修女说接到投诉，我想，那时候她一定露出了一种捕猎的表情，她自己未曾留意过的，每次她检查中发现了我们的一些小秘密时，便如此似笑非笑。修女故意走到窗帘处，并不立即拉开，男子光着身子，蹲走至我的窗前，我还没睡，正在读一本捡来的口袋本五流小说。他敲敲玻璃，我看到他黑白分明的眼睛。黑人可真奇特，我想，进入夜色，就只剩双眼。我沉默着，毫无行动。一分钟后，修女就发出了代表着胜利的呼声。黑人缓缓转头望向修女，我便又看到一个巨大的紧张的上下移动的喉结。我随即拉上窗帘。安珀第二天便离开了。大家猜测谁是那个投诉者，最大的嫌疑对象是我和安珀房间另一侧的邻居。我摊摊手，说实话，我什么也没听到。邻居也说自己不可能是此种奸人。不过，真怨不得我袖手旁观，面对捕鼠犬，田鼠尚无余力帮土拨鼠。只可能是马屁精们干的。那夜事后，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我翻了两次身，打开床头灯，继续读那本五流短篇小说集里的最后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某位总是写不出畅销小说的小说家，借住朋友的公寓，足不出户，日复一日过得了无生趣。他住在五楼。某一日，三楼搬来一位颇有姿色的有夫之妇，小说家和她一见钟情，在电梯里大搞特搞，电梯上上下下，很快他们就不满足于电梯里几分钟的激情了。终于一日，有夫之妇的老公出差，他得以登堂入室，却发现一切突然间索然无味。这本书不是我自己捡来的，读完第二天，我顺手丢到院子的垃圾桶里，正好碰见那个黑人在帮安珀搬家。太阳下，黑人轮廓分明，他把一箱箱杂物抬进后备厢，手臂肌肉隆起，喉结滑动，喝下半瓶冰水，安珀靠在车边，他看到我，点了点头。他们开车离开。

我和马松说过这事儿，当时我俩躲在他的宿舍翘课，那里就宽松多了。他是个幸运儿，申请上巴黎众多公立宿舍之一，就在Clignancourt校区旁边，离教学楼走路五分钟。房间在一楼，我们懒得从门厅进去时就翻窗，他的房间除了一张破床、一个书架、一副桌椅，什么都没有，窗锁只扣一半也无所谓。我们经常翘课，他把他的宝床让给我，自己躺在地上。听毕，马松讲了句脏话，教导我：你不要用“投诉者”这个词，应使用“告密者”“间谍”“爪牙”，不应用“谄媚的讨好者”，而是“舔屁眼的人”。你去观察一下，修女有没有在偷窥你们。我补充，修女是马达加斯加人，前任修女退休了，她作为临时代理人，只待一年。马松站起来，又跨坐在椅子上，肃然道，好吧，我们至少知道了，“告密者”是一个“马达加斯加屁眼爱好者”。我已连续一个月一回到房间便拉上窗帘，坐在某个特定的角度观察，尤其是四点半以后。为了不耽误功课，我将桌子斜放，以便一边写小论文一边盯着防火梯走廊。其实，不愿申报访客，白天时偷偷放人由防火梯上来，躲入房间，第二天再离开，住客们心照不宣，告密者自然也心知肚明，一定是长期蹲守才能获取这么准确的情报。我说不清为何想找到告密者，今天扮演小偷后，我想，大概是因为热衷于扮演。

一个月中，我发现有个五楼的中国男生在防火梯附近徘徊了一阵子，他姓杜，头大，身子很短，我贴近窗户，也只能看到他的头在半空中晃动。他没在抽烟，也不是爬楼梯锻炼身体，看起来就是无所事事地闲逛。安珀另一侧的邻居出来多半是为了抽烟。修女总由九楼走到八楼。她的腿脚不便，步伐一轻一重，在防火梯走廊的钢板上拖着走，不时停留片刻，或许在窥视未拉上窗帘的房间。有两三次，她在我窗前停下，我在窗帘后，看到她灰色的袍子飘动，随后脚步声停止。我屏住呼吸，轻轻站起来，侧过耳朵听，直到她离开。今天，她又来到我窗前，我想起地铁里马松放肆的笑容，还有，我刚考完本学期最后一门，浑身轻松，我遂站起来，猛地拉开窗帘。

4

在我想象中，最后一学年的生活应该更有条不紊。学校里我只得马松一个好朋友，大部分作业我和他搭档便能蒙混过关。我终于有机会步行穿过蒙苏利公园或是卢森堡公园，好让自己思绪蔓延，虽然我从不曾设想过任何主题。事实上，我对心灵没什么探求的兴趣，不过，扮演过小偷让人有点不安，地铁上的想要伸出手的那个瞬间，或许我只想触碰那个女生脖子上的绒毛——那不再是真人的一部分，反而更像某种带着呼吸的小块绒布，它顺着城市节奏起伏，在地铁的混乱与臭气中是中性的。我一点也不想怀念Clignancourt校区，马松倒还有点恋恋不舍的意思，那些Kebab餐厅、假名牌地摊、地铁口卖散烟的人；醉鬼和瘾君子大白天就在街上游荡；马松的“阿拉伯大表哥”们拖出银行取款机，放火烧车。真要说我学了什么好东西，大概只有那些炉火纯青的脏话。题外话，我曾尝试使用那本五流小说里的语言，可由于场景太过限制而捉襟见肘。总之——我挺陶醉，畅想即将到来的拉丁区校区生活。接着暑假开始，修女度假，修道院关闭一个半月。我通过劳务中介面试了个摘桃子的活儿，正巧也一个半月。解决了住处，介绍费也不算什么了。Z叫我给他月工资的四分之一，我说好。Z是我在面试修道院时认识的，他那会儿还没当上掮客，和我一样过来面试。他在同一所大学，和我同级，文学系。他头发太油，我预感到他会被修女刷掉，果不其然。面试结束后，我请他到蒙苏利公园的露天咖啡座喝一杯，他回赠一本捡来的五流小说。他随身携带一个旧塑料袋，里头装着其他捡来的小玩意儿，我翻了翻，还有一支金笔呢，就问他能不能送我金笔。他说，不行，只能送你小说，钢笔头18K的，能换点钱。舔了口咖啡，他自曝是个捡垃圾爱好者，并兴致勃勃指导我怎么用老式冰箱里的隔板缠上废旧网线做出一个摆兰花的架子。你要住修会宿舍了，而我下一步还不知搬到哪里去，Z颇有一点伤感地说。我说，以后再有捡垃圾的机会可一定要带上我。他说，没问题，垃圾要多少有多少，我最近开始喝捡来的酒。酒鬼去玻璃回收桶捡，太傻了，我去人家的地窖捡，时不时能喝到非常好的酒，草药酒啦，水果酒啦，都存放了一二十年啦，还喝过一瓶四十年的老香槟。呐，再送你一瓶二十年的Orangina汽水，含真橘汁儿的。我定睛一看，果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品。

在南部乡下的水蜜桃园，我骑着一个会滚动的小板凳，像牵线木偶那样干活儿，摘桃子，去掉多余的桃叶，把熟透的桃子与八成熟的桃子分开摆，把个儿小的桃子筛出去，漂亮地放在第一等的礼品包装盒里。我学会用甜度测量器抽查这些法国水蜜桃。接下来，我又继续摘西班牙品种的蟠桃。一直到八月，我的腰不行了，睡在农庄的地板上辗转反侧。大通铺里有个哥们儿也是Z介绍来的，他忍不住大骂Z是个吸血鬼，干活儿太辛苦了，他骂了一阵子后身不由己地盹过去。白天我去村头小卖部买了几瓶可乐和一包高卢烟送给他，我吃着蛋筒走回来，他说，浪费，这么多桃还不够你吃。事实上，我们已经吃了太多桃，每天腹泻，嘴角溃烂。他抽着烟，暂且忘记苦楚。于是，我们又决定再去下面的葡萄园摘几天葡萄。然而，我们先摘娇嫩的麝香葡萄，又摘了阵子意大利白葡萄，一口气干到九月中旬。我发消息给Z，说我开学带现金给他，他并没有回复我。过了几天，我又发了一条，问他最近在哪个垃圾堆高就，也同样没回音。交完学费和住宿费，我找了个信封装了五百欧，塞在宿舍的抽屉里，信封上用红色圆珠笔写了一个“Z”字。那年开学不久，大罢工开始了。几乎一节课都没上，大家就走上了街头，大骂萨科齐让资本主义侵蚀了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骂美国那套竞争体系，云云。我想去图书馆借几本书，发现校门还是锁着，学校引以为傲的一些老旧的古典木桌不知道被谁拖出来，烧了个七零八落。烟雾弹崩得法妮他们直哭，他们随即又用彩笔把脸画得乱七八糟，又叫又跳。我随着人流走了一段，抓住几个同学问什么时候上课，同学放下喇叭，瞪着我：上什么课！我也没找到马松。地铁取消班次，站台上挤满了人。很快，闪光弹随着烟雾弹噼里啪啦，我又赶紧下地铁，仍能听见上面大叫着，小痞子萨科齐！小痞子萨科齐！怪热闹的，过年一样。我想到Z，尝试着给他发了条消息：哥们儿来主校区了吗？没想到五分钟后，Z回复：哥们儿在家。我问他，什么时候能上课？他说过几天有全体投票，但他会用缺席代表态度。我问：你什么态度？Z没再回了。我感到他对上学这事儿不感兴趣，不像我们，绞尽脑汁想及格。我打算从人群里钻出去，但到处都是人，最大的GJ书店也颇识时务地收起了室外卖五毛钱二手口袋本的一长条旧书档，紧闭大门，怕学生们激动起来把玻璃砸了。我本想买两本大学联盟出版社的教材（本系老师撰写的，读完就能考好），亦未能如愿。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大喇叭特有的声腔，响且不臭，让人回想起上学期克劳德家那些出众的连环屁。

5

过了几天，一个我不认识的男生群发邮件，宣称要在学校门口干大事，很快，大家都在回复且相互回复，问他是不是要在正门拉一坨大的。他说，哦，当然。不少人表示一定到场做见证。我迟到了，人群已经聚起来，围着一个火堆跳舞，不知情的还以为是什么中世纪农节仪式。人们不断把一叠叠纸丢进火堆，火焰蹿得更高，燎到一个姑娘的长发，她旁边的男孩儿吓坏了，赶紧舀起神坛喷泉里的脏水帮她浇灭。几个同班但不熟的同学坐在不远的长椅上漫不经心地旁观。我捡起一张纸，居然是我们某学期的期中考卷，我还以为早就焚毁了。考的是乌达尔老师的课程，他只教二年级，喜欢讲老段子，比如“整个世界（monde entier）都处于动荡中，记住哦，不是我的假牙（mon dentier）”。长椅上的冷漠三人组叫克莱尔、卡多、杜蒙，平日只有杜蒙看着面善，我便上前打招呼，想问出点信息。前方再度传来阵阵兴奋的尖叫，因为火焰又膨胀了，试卷烧完，他们继续把当年一并收走的草稿纸也投入火中。我们的笔试极为漫长，动辄一道论述题做上四个小时，座位奇数排发粉红色草稿纸，偶数排发绿色草稿纸。马松一有机会便坐在我后排，我把提纲和年代写在草稿纸上，要用黑色笔来写，不然草稿纸的颜色会干扰视线。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俩都能及格，且不会被发现。他根据我的提纲作出更模棱两可的论述，巧妙地拿上个十二三分。马松有一双灵巧的眼睛，和我的眼睛不同，他说这是天生的小偷之眼，小偷、诈骗犯、男妓以及别的。我一直觉得他的眼睛有一种他们那个民族特有的美丽神情，故而并不赞同他的自喻。

果然，杜蒙说，校区附近几个咖啡馆里有好学生的签名单，如果人数足够多，老师就会来上课，不过，即便有几十个人签名，也可能到头来谁也不出现。我就近去“索邦广场咖啡馆”转了转，发现写着“希波战争史”的小纸条上有马松的签名，我立刻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了上去。教这门课的葛扎尼老师当年资格考后，被分配到Aubervilliers（欧贝维利耶，93省较为混乱的街区）教了几年最糟糕的高中。那儿的青少年普遍不好好讲话，比如将métro（地铁）故意说成tromé。不过总也会出几个意想不到的聪明学生，他们到某个阶段就开天眼，像缓缓飞起来了，从遥远的半空反观他们成长之地，未来终有一天，他们会干干净净地从充斥着西红柿罐头味的大杂院儿里走出来，口音消失，讲标准法语，考取奖学金，搬到大学宿舍，参加选拔考，进入巴黎政治学院。葛扎尼和希腊组其他的老学究不一样，他穿得非常轻盈，修长的双腿在西裤里晃荡，坐下时又显出肌肉，使得布料微微紧绷。老学究呢，干瘪无聊，像披着呢子西装或者油布斗篷的木头架子，上头挂上一只千锤百炼的牛皮公文包。据说，本年级有个姑娘曾送葛扎尼一枚意大利面的“指环”，说是一千包机器流水线生产的意大利面里都不见得有一枚首尾相连的意大利面。然而，我和马松每学期都要翘满葛扎尼三节课的缺席额度。我们都觉得葛扎尼有点过头，在他身上，还残存着Aubervilliers养成的慈善习惯，总是故意和一看就知道出身卑微的学生积极互动。第一节课开场白，他忽然宣布自己是一个狂热的钱币收藏者，十二岁那年，祖父送他了十几枚打制金银币，一晃三十载，他已将藏品扩充了百倍不止。然后他看向我——应该早就在名单上研究过我名字的拼法，发现不是日本人不是韩国人也不是中国港台人，bah（呃啊）……总之，他假装突然发现我，说，太好了，这儿还坐着个中国钱币专家呢。他拿出准备好的三枚雍正通宝，邀请我鉴赏。我被他夸张的表演风格震慑住了，当然，也可能是他太好心，想在小组作业分配时将我更好地推销出去。我叹口气，接过那三枚铜钱，用机器人的语调说，铜钱由清代皇帝雍正铸造，雍正是康熙的儿子，乾隆的爸爸，他创立了一个神秘的特务机关，名为血滴子，goutte de sang，我顿了顿，血滴子是“山中老人”的一个分支，一般认为“山中老人”被蒙古人消灭了，但不为人知的是，他们被后者纳入麾下，唯有满清皇族才能调动。

饶是如此，小组分配时，最后还是剩下我和马松。马松耸耸肩，说他和谁一起都无所谓。我耸耸肩，我负责写他负责演讲就行。

我说得不好，我说。

6

自从演过小偷，我时不时留意各种场所里那些不一样的人。有些人只是在自己的包里鬼鬼祟祟地掏东西，另外的则是在做一些多余且无意识的动作。比如，修女对着大家说话时，眼光会落在她喜欢的人身上，他们偶尔用微笑做个浅层的交流，虽然不太清楚修会宿舍的规章制度有什么交流的余地，但很明显，这几个人更像是这里的主宰者。作为无神论者，我无法理解他们的笑容。不过，他们也不会懂我在笑什么，很简单，我在想，祂一会儿和牧羊人说话，一会儿和木匠讲话，那是由于祂当时所处的社会阶层，平常所见就只有这些人。就好比搭乘地铁四号线，过了小凯旋门以后，车厢里除了不得不坐到终点站上课的大学生之外，就只剩面容愁苦的上班族、衣着寒酸的老人、小偷、接头的瘾君子和假名牌推销者。然后，有一个早高峰，那班四号线处于从十四区驶向六区的路段中，正在蒙帕纳斯站缓缓启动，猛然又急停，乘客们纷纷倒在旁人身上，广播循环播放“乘客事故”。我恰好在车头位置，透过玻璃，看到人们极力将一个肥胖的妇人拽到一旁。她在地上挣扎着，想继续扑入铁轨，拉扯中，她的衣服上移至腋下，露出黑色的硕大的乳房。这个瞬间，使劲抓住她肩膀向后拖的那位看长相就是个好心人的小伙子厌恶地别过头去。他一定异常敏感，因为，即使别过头，他也立即感觉到我的目光。他转过脸，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地向着我微笑了一下。妇人仍在踢动双腿，仍在嘶哑地大喊大叫。列车只停留了片刻，又呼啸出发，双腿进入默片中上下摇摆，几秒后，画面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段隧道的纯黑。我反而在为回报了一个微笑而羞愧。

修女开始介绍新来的住客，一个越南女生，其实也只是草率地通报了她的国籍。我的目光恰好对上修女的，我一直避免与她对视，即使我有求于她，地铁完全瘫痪，我想借她的自行车去美丽城探望Z。修女有一辆美丽的白色复古自行车，不知道是修道院的财产，还是她从马达加斯加带来的。我见过她端端正正戴好白头巾，骑去公园，踩上踏板时，她突然变得轻松极了。修女叫我带领新来的女生看她的房间，四处转转。她不太像越南人。在我印象中，越南人的手脚细长，她是矮胖型的，长着一圈灰色的胡子。她顺从地低着头，跟随我参观了厨房、淋浴房、厕所、自修室、祈祷室、洗衣房，我问她要不要去地下仓库看看，那儿堆着一些多余的家具和杂物，不如去挑点她需要的，上次我注意到有一个台湾友人留下的电饭锅，可以拿来做点米饭什么的。越南人说好。她最后只挑了一个书柜，我去找杜帮忙搬去她的房间。她住隔壁安珀那间，已经打扫干净了，小床上放着两份叠好的蓝色床单和一张毛毯。我说，床单两周领一次，不用自己清洗。她的两个同乡抬来行李，正巧杜也把书架送到了，她一见这个头很大的中国男人，就格外害羞，开始细声细气地说出完整的句子。几乎可以确定，杜是修女的亲信之一。因为有一天他拿着鞋盒从防火梯上了九楼，几天后，修女就穿了一双全新的平底鞋。他热衷参加读经班，和不止一人提及Alésia教堂的神父让他跟随学习，他不乏得意，说也想做个神父。杜留在房间，友爱地帮越南女生把书一本本排在书架上。我朝他点头作别，他露出了坦然谦和的笑容。

我发现越南女生几乎不吃东西，她就像来到陌生环境的动物，先不吃不喝好几天，真够自苦的。她还试着用一种带胶的东西把胡子去掉，为了不让大家发现这种蠢事，她极早起床，极晚睡觉，和我一样注意周围动静，一旦走廊里没人，她就去浴室看她的肿嘴圈。房间只设小水池，没镜子。我敲她的门，送给她一枚长钉子。看，我说，每个房间洗手池上方，喏，这个位置上，基本都有个洞，这是历代房客用来装钉子挂上镜子的。咦，我从那个洞里抠出一个小纸卷，打开，上面用铅笔写着，婊子。

这没什么。我耸耸肩。接着我们一起又去地下室，找了一面挂钩没坏的镜子挂好。隔日，越南人开始进食了。

7

我十点多骑上自行车出发。这是个周三，街上有种过度活动后的零落，如果街边广告上写着“一部分人已去另外的星球”，我也会信的。而游客什么都没察觉，在地下墓穴门口虔诚地排着队。只有游客对巴黎最虔诚。这个周三，我会第一次以类似本地人的目光看看这座城市，而不是没命价在地下钻来钻去。我一直觉得地下墓穴其实连着地铁，只是我们不是什么时候都想跃入铁轨里。每当黑色的隧道里吹来一阵怪味的凉风，我就想起层层叠叠的人类骨骼，地铁一次次穿过城市带来的震颤，让几个骷髅抖动着露出可爱空洞的笑容。我已从Denfert-Rochereau（当费尔-罗什罗）拐上观察者大道，修女的自行车新上了油，很好骑，我借了两只大锁，一只锁前轮，一只锁后轮，即便车篓里放了这两个铁秤砣，我还是轻松别过城市的遗骸。实际上，在我想象中，城市内里遍布遗骸和奶酪一样的孔洞，孔洞里流着生活污水和大便，流向塞纳河。我路经考古系的红砖楼，塞得满满的垃圾桶堵住大门，有几个流离失所的大学生正在附近打乒乓球。我特地下车，在卢森堡公园洁白的碎石子路推行一段。

拐至学校广场，喷泉里没有水，吾汉书店开着门，我买了一本书，作为给Z的礼物。我接着骑，由圣米歇尔桥过了河。

过了巴士底广场，路景变了，危险街区三件套（语出法妮）出现频次增高，所谓三件套，即，手机零件店、杂货店、西联汇款，又称穷人标志物。一旦进入危险街区，我们就要小心了。我骑行速度略快，一口气绕过被尿味笼罩的拉雪兹公墓，每个墓碑都有人和狗尿尿，名人的尤其吸引尿尿者。后来我看了一篇小说，说这种行为是精神疾病引起的，病名太难记，简略概括之就是“圣物玷污症”。拉雪兹公墓里的名人每天都要接待这些“圣物玷污症”患者，所以它是巴黎地区最臭的公墓。

渐渐，招牌的中文字变多，我正式进入美丽城。新今日超市，好久没来了，彼时巴黎唯一卖活鱼的超市，里头别有洞天，一个巨大的水箱位于最顶头下沉的半层，地上有三条阴沟，直通巴黎地下系统，也就是直通塞纳河。水箱里密密麻麻的草鱼因为互相挤压伤痕累累，但它们还是带着粉红色裸露的肉一刻不停地游动，有的伤口反复愈合，变成一个增生的疮疤。我以前从来没在任何鱼身上看到过，这种东西不是该长在人身上的嘛。我好不容易挑了一条不大不小、只掉了一点鳞片、擦破一点嘴唇的鱼，杀鱼的把它捞出来，鱼居然有些活力，甩了我们一身水。但他处理得很流畅，快速刮鳞，掏出内脏,丢入蓝色塑料桶，冲走血水。血水流入塞纳河以前，我闻到一种新鲜的泥土和水草腥味，区别于新今日超市的陈年腐臭。我取鱼，去柜台结账，出门，才反应过来忘记干呕，而这个瞬间，美丽城大街上卤味、叉烧、烤鸭、油条、面包的味道一齐涌入鼻腔，我还是立即饿了。

新今日超市对面有一个罗姆人据点。和我一样，他们尤其喜欢这个周三的阳光。女首领正在饮用水喷泉下面洗头，如果不露出黄牙，她也好似一朵鲜花。几个半大小伙子姑娘像在吵架，又像做游戏。他们的祖母在偷来的超市小推车砌成的灶台上煮着黑乎乎的东西。我正弯腰打开自行车上的两把大锁，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可一切已经晚了。Merde（靠），我默念，随即陷入手拉手五人圈中，包围圈逐步缩小，“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行行好吧”，他们凑近我，遮挡我的视线。首领在外围哈哈大笑。我掏出所有零钱，一个姑娘佯装一枚一枚数硬币，做完算数，她一下子把钱全掷在我脸上。看年纪，她应该刚够初中吧。傻逼，她笑着说。接着，他们伸手摸我的口袋，不停用手背扇我的眼皮，打我耳光，最后我的书包被扯下来抢走了。孩子们一哄而散。

我骑上车，紧追抢我书包的那小子。他快速拐入一条小巷子，巷子两边是半废弃的十九世纪石头房子，窗户被木板钉死。尽头有一座新式教堂。这是条死路。教堂里很昏暗，我冲进教堂，很奇怪的，祈祷的木头椅子都挪到一边去了，一个老人正带领一群男子打太极拳。人子苍白的雕塑上，恰好有一束光。人子的头低垂于胸前，他虚弱的半睁的双眼看向面前的栏杆，那儿正挂着我的书包呢。我复走出教堂，正午阳光流动，金光闪烁。鱼被抛在台阶上，修女的自行车不翼而飞。

……

节选自《上海文学》202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