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完成一个作品交出去，相当于扔出靴子，然后忐忑等待回响，不知道面临的将是掌声还是耳光。作家未必是自己作品的最好判断者，如同家长不能控制孩子的命运。比如汪曾祺，《受戒》为其代表作之一，却并非汪老自己最满意的短篇小说。马尔克斯跨越十年五次修订《我们八月见》，但临终遗愿是销毁此书；家人最终违背马尔克斯，出版了这部他生前不希望公开的作品。依我看，不出版也罢，神功已破——此前我迷信顶级作家有超能力，觉得马尔克斯每一笔都鬼斧神工，《我们八月见》这部遗稿让人看到了强弩之末……唉，为什么就不能听作者的呢？等等，如果都听从他们的意见——按照卡夫卡的嘱托烧了他的手稿吗？那我们就会彻底失去卡夫卡了。

作家在自己的世界里为所欲为，安排这个浪子回头或那对情人反目。任性而孤独的写作，有时孤往绝诣，有时茫然不知所终。读者的反馈，提供参照系数，作家以此像蝙蝠那样靠回声为自己导航，经由隐秘之路穿越黑暗。

谁不是贪图虚荣、畏惧羞耻的？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正喜气洋洋得意忘形，不料一盆冷水兜头泼来。我熟悉这种滋味，瘀伤的自尊心隐隐作痛又久久不能痊愈。我曾在某网站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被许多人反感。有点蒙，接着想明白了。依我的风格，读者稀少，作品一度像掉落的果子那样都没能超出树冠的半径。最初专门上网评论的读者，多已抱有好感，所以那时没有密集的负评。人们会因各种偶然原因想去了解一个作家，比如受到偏爱者的言语蛊惑，或者看了某段评论产生好奇……当一名作家的读者数量增多时，看法也必然趋于多样：有人“好好好”，有人“呸呸呸”，都很正常。

不仅文字，做事为人也是如此，被讨厌的原因和理由不胜枚举。可能我就是讨厌，但每个人都看不到自己脸上或后背的痣，无视所以不承认。而其实别人提醒的，正是我的盲区，这不正是极为可贵的警告吗？安装后视镜的汽车更安全。再比如，我被讨厌是因为被冤枉和误解。如果我把这些指指点点都当成重拳并被击倒，不免太过脆弱。海洋宽广，不会被乌贼喷出的墨汁弄黑；如果我只有茶杯的容量和气量，涮几下毛笔就脏了。再说，就是没有任何道理地讨厌我，这难道就不行吗？我会喜欢每一位明星或作家吗？他们也没招谁惹谁，可我就看不顺眼——凭什么我就不允许别人对我同样拥有类似的权利？是的，这里并无道理可讲，单纯就是情感的偏好和审美的选择——谁都不要跟这部分较劲，关键是你也较不过那个劲。很多人不喜欢苦瓜，如果我天生就是苦瓜的品种，长不成西瓜，也别为难自己。我以前有讨好型人格，一方面渴望他人的好感，一方面又不认为自身值得被喜欢，总想表现得比本来的我更好，又担心演不到位而露出本相，于是因此紧张乃至做作——说白了，我是贪心地想通过扮演来获得本不属于我的那部分收益。这是妄念，注定惘然与无望，因为无论我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都会被一部分人厌烦。

新手或长期失意的写作者常有这样的疑问：“我写的东西有人不喜欢，我应该怎么调整才能让大家都喜欢呢？”换个手法或赛道，就能大获全胜？这是假想中的情景，也是妄念和幻觉——所有人都喜欢的写作方式并不存在。我的回答肯定要刻薄一些：“不管你怎么努力，不管你写成什么样，好到名垂青史也一样，都会有人讨厌你，唯有这点不可改变——就像我们不管怎么保健，不管怎么养生，结果都会死一样。”为了幻想中的名利而放弃坚持，我看是得不偿失的，也许不单没有多出一分的甜度和热度，反倒失去原来的十分的热情。坦率地说，我同样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才能更受欢迎。这真的很难，向十几亿的人口基数上扔出一个哪怕发行几万册的散文，都如同向汪洋大海里扔出几块小饼干，难以引起区域规模的反应，一个浪头过来就没了踪迹。

对人我们喜欢或讨厌，读书我们有感或无感，轮到自己，却希望被所有人欣赏。不知不觉地，我们就双标了。我们所面对的，永远是一个可能被爱，可能被恨又或被忽视的世界，因此理解和宽容才弥足珍贵。我渐渐感到，那些反感和排斥我的读者也很珍贵，是他们阻止了我的自大与傲慢。就写作而言，能在立锥之地站稳都绝非易事……扶持的力量可以帮人站稳，而挤压的力量同样可以。最好的状态是，即使遭受打击，也如打铁一样，在每次锤击时都绽放出火花。若作家对否定意见极度对抗，反而让人感觉有一种全身皆是要害的脆弱；若是真正强大，你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敌人，因为他们都不是你的对手；而当你处处树敌并把责任归咎于他人的时候，你是否不仅暴露了现在的贫乏，也暴露出了未来的衰弱？

若非天生体质强健，虚弱时尽量不要在传染病区玩耍。不想听难听的话，就别急于寻求表扬，因为交流才会产生失落，而孤独却能暂避风险。想在文字上追求成长，受挫是必过的一关，尤其是要能承受被编辑忽略，被批评家讽刺，被读者贬损……众口铄金又怎样？熔化的黄金，也还是黄金。哪怕犬儒之辈，也能锻造骁勇的未来。一个“犬”字，加两个口是“哭”，加四个口就成“器”——“成器”，成为有用之材，“哭”所代表的仅仅是经受挫折量变累积的阶段而已。口舌多也无妨，只要有心理上的准备，手段上的应对，我们最后可以逆转被动的局面。

穿越各种阻碍，终于赢得所谓的成功，喜悦也许转瞬即逝，因为褒义词里隐藏着秘密的腐蚀。写作者向往“功成名就”，并不完全是出于虚荣或贪婪，也包括了孤独者当然的渴望。但要警惕，我们对夸奖的依赖，恰恰是其腐蚀性所在——赞美，应当是辅助登山的工具，却不是平地行走时就离不开的拐杖。写作者要有器量接受批评，并保持信心；也要有能量承受夸奖，并保持自省。自省，是地基式的底线，信心是脚手架般的高度——缺乏信心和自省，是很难支撑长久的写作的。

有些研讨会，秤给得高高的，好像大家都默默遵守着批评家的职业道德，就是用专业嗓音唱出那些色泽饱满的褒义词，否则就是不懂事，就是砸场子。然而这是否会导致评论标准发生可疑的动摇？好像切实的、及物的、更贴近作品的表扬都不解气了，好像只有拍桌子、踹板凳的歌颂，才合乎作家的心意。批评家当然愿意把修辞的火候处理得“宁欠一分，不过一分”，这既是对作家的水平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声誉负责任——之所以他们的调门越来越高，很多时候，是因为作家承受不了几个句子的刺痛，承受不了真相的重量，承受不了预期与现实的落差。有些作家对自己面子的在意，远远大过对自己文字的在意，即便他们无权也无胆要求他人真诚。他们不喜欢提神醒脑的冷水，以为给树浇热鸡汤是养生。然而表面无害、看似无聊、实则无益的赞扬，无论添加多少香精都没用，只会给文学带来伤害。当作家把文学批评理解为文学表彰，宁可用化肥催肥或添加剂增稠，就很容易在虚妄中进入水肿乃至中毒状态。法国剧作家博马舍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某种精神胁迫下的赞美，其实是对作家和评论者的双重贬低。只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鼓励和褒奖，才有意义。

我自己从未脱俗，爱听好听的，怕听难听的。我以为自己最爱写的是散文和童话，其实不是。有一种文体，才是我秘密的最爱，不管有多大难度，我都会如约完成，绝不拖期——那就是获奖感言。我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没有摆脱焦虑，外界的肯定让我在自我挑战中得以喘息。但同时我也怀有隐忧，因为看到一些同行在获得重要奖项之后有种功成名就般的如释重负，作品的质量和数量反而下降——我特别害怕自己也会滑入“技止此耳”的命运。

写作是为灵魂种植粮食，可这具肉身也要吃饱穿暖，所以作家也是凡夫俗子，追名逐利也可以理解。然而只把财富和声名当作目的，它们就会成为赛道上的障碍，不仅影响成绩，也容易导致运动员受伤。比如追求曝光率和热度，什么叫“热度”？纵使上了热搜，又怎么样？热搜热搜，热“嗖”的一下就过去了，对比之下，你就被晾在了渐生的凉意里。得了大奖高兴，但切莫张狂，因为在你这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在别人那里其实没有任何分贝，惊动不了入睡的孩子或老人，更不要幻想自己一点点的喜悦，满世界都得跟着普天同庆。说白了，获得鼓励是为了安慰自己，而不是针对他人的炫耀。奖励应该使我们变得更加勇敢，而不是更加温顺，否则奖励就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收买、贿赂和腐蚀，作家应当始终捍卫自己的自省与独立。真正能保护今天的，不是昨天，而是明天……有哪个运动员是带着奖杯和奖状上场的？想跑出好成绩，唯有心无旁骛。对每一个力图创新的人来说，内在的困境永远大于外在的顺境——因为写作不是一种慈善事业，它是兼具残酷与美好的漫长考验。想要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自己，唯一的办法是把作品写好，并以此获得自尊上的保障。

不错，写作者需要与读者建立联系，这就难免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干扰。这就像是独自洗澡时能放声歌唱的孩子，站在舞台聚光灯下却容易跑调。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自我封闭，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藏族谚语说：“布谷鸟爱黎明，猫头鹰盼黄昏。”即使反馈未必准确且褒贬不一，还是要参考。文学不存在唯一答案，即使有标准，比如说明确的数字“9”,也依然有着1+8、2+7、13-4等多种抵达方式，不可能从既定答案出发，逆推出一条笔直的路。写作者不断在坎坷中寻找着个性化的解答，看似举手之劳，其实这个“举”和举重的“举”同样艰难，都需要将长期训练的积累在瞬间爆发，冲至极值。

据说在现代社会的璀璨之夜里，萤火虫数量锐减，亮度不足以被看到。如同萤火虫，写作者同样燃烧自己，有时很难遇到默契的读者，像一个孤独者难以找到另外一个。然而至少，发光，是我们能够照亮自己的唯一方式，也由此照亮一片小如微尘的夜晚。无论像美味的迷魂汤，还是苦口的败火药，我们最终都要饮下自己的人生。无论一箭之仇还是涌泉之恩，写作者无以为报，最好的回应，就是倍加珍惜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

【周晓枫，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出版散文集《巨鲸歌唱》《有如候鸟》《幻兽之吻》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花地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奖项。出版童话《小翅膀》《星鱼》《我的名字叫啊吨》，绘本《没什么大不了》《做自己真好》等，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好书、桂冠童书奖、春风童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