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外婆已知自己时日无多，她躺在病床上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含糊地说了一声：“让春玲回来吧。”她的气息虚弱，声音飘在洁白得刺眼的病房上空，不过一瞬便消散殆尽。我认真点点头，她才放心地闭上眼小憩一会儿。我对春玲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她是我的舅妈，准确地说是我的前舅妈，她20年前就和我舅舅离婚了。早些年我们就知道，春玲在闽南打工。我买了第二天南下的高铁票，简单收拾行李后便踏上了寻找春玲的旅途。

风景在车窗外飞速后退，火车穿越平原后经过大片丘陵。我见到春玲的地方并不是她工作的工厂，而是香火并不旺盛的惠普寺。刚上高铁时，春玲给我发了一个定位，惠普寺离春玲的工厂不远，步行只有800米的路程。寺庙建在一座不高的山脚下，外观有些陈旧，但屋顶上的琉璃瓦还保留着光泽。脊兽生动，大殿上方是二龙戏珠，另一边是凤凰和鸣。我走进去的时候并没有见到许多人，只有殿前的香炉冒着几缕青烟。我问院内的僧人，春玲在哪里？他的手毫不犹豫地指向大殿。我道谢后朝大殿的方向走去。忽而落下几个大雨滴，随着我脚步加快，雨滴越来越密集。等我钻进大殿，外面雨声喧哗，春玲没有注意到我。她面朝着金身佛像，点燃一炷香后虔诚地三跪九叩。她的嘴唇在嚅动，那些愿望我并不能听见，不知满殿神佛有没有听清。殿内昏暗，只有微弱的烛火闪烁。我站在大殿门口，隔着烛光隐约能看见她密集的白发。春玲早已年过五旬，和我幼年时见过的她有了不小的差别。

舅舅是外婆的独子，我出生的时候舅舅的儿子孔彬已经五岁。在我最久远的记忆里，春玲经常拉着孔彬的小手来我家串门。我母亲嫁给了同村的父亲，因而我和孔彬从小一起长大。那时候舅舅在家附近做着小生意，在家带孩子的春玲不过三十多岁，正是青春有风韵的年纪。她是我们村第一个烫头的人，大波浪配上精致的口红，细腻的妆粉涂在毛孔里，整个人精神又洋气。我曾听母亲说，春玲的娘家很远，她是舅舅在外做生意时带回来的南方媳妇。她脾气好，进门第二年就生了孔彬，所以外婆很喜欢她。不只是外婆，我们都很喜欢她。那时候我父母在家务农，春玲经常带着我和孔彬去县城里玩。我第一次逛街，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去公园，都是春玲带我去的。我对她的背影念念不忘。有一年秋天，我跟在她身后，她穿着方跟丝绒高跟鞋，高领毛衣外面套着深蓝色的大衣，衬得她的皮肤更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么美丽的女人，外婆也总是说，南方人的皮肤就是好。

雨水拍打在屋顶的琉璃瓦上，奏出杂乱的曲调。我见春玲祷告完毕，唤了一声舅妈。她拿起角落里的扫帚，面无表情地朝着我走来。她说：“你应该知道，从20年前开始，我就不是你舅妈了。”我顿时哑口无言。“但是吧……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叫我，那就继续叫舅妈吧。”她淡淡地补充道。说这话的时候，她没有看我，只是低头清扫着大殿上的灰尘。雨声如沸，她后面说的话我都没有听清楚。我知道是一些抱怨之语，我不想听，所以也没有问。我的目光随着她的扫帚摆动，生怕她下一秒会像电影里拍摄的那样，用扫帚清扫我脚底下的地板，以此来表达赶人的意思。结果她没有，反而边扫边走，离我越来越远。我跟在她身后，问她：“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扫地？”她说：“我每个周末都会来，是义工，但拜佛不必出香火钱，一天管两顿斋饭。”我又问：“那你是为了拜佛还是为了斋饭？”她难以置信地望着我，略带些嘲讽的语气说：“你傻吗？当然是为了拜佛，我平日在厂子里挣的钱足够用了。”头顶的那尊大佛手指轻拈，双眼微闭，浑身金光显得有些刺眼。我抬头望着佛像，说：“我不信这些。”她说：“那是因为你过得好，也是好事。”她轻叹一口气，这口气裹挟在南方潮湿的空气里，淹没在雨声中。

春玲经历过不少坎坷，从我有记忆以来，关于春玲的故事听了太多太多。她的这些故事，主要和两个男人有关。一个自然是我舅舅。春玲和舅舅离婚的时候我五岁，我长大后才知道，他们是悄悄离婚的。一开始大家以为春玲是负气回了娘家，直到她一段时间没有回来，舅舅实在瞒不住才说了实话。消息在家里炸开了锅，外婆气得又哭又闹，大姨和母亲怎么劝都没有用。那天舅舅从外婆房间里出来时，脸上多了几个红红的手指印。那时候有不少人在村子里赌钱，有些人在外面挣了一年的钱，过年几天就输个精光。舅舅生意做得不错，老婆漂亮，儿子也送到了城里读书，生活十分体面。有些人惦记上了他，趁着春玲不在的时候撺掇他去赌。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和那些赌徒混到了一起，家里的余钱输了不少。等他输到还不上账的时候，便开始找外婆求助。为了此事，外婆教训过他，母亲也劝过他许多次，都无济于事。春玲开始只是想以离婚威胁他，没想到最终真离了婚。离婚之后又少了一个人约束他，于是他变本加厉地赌。舅舅的账外婆帮着还了不少，后来他外出打工，孔彬丢给外婆带了几年。春玲没有带孔彬走，一方面是舅舅不同意，另一方面她也担心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和孩子。那时候我们村离婚的女人很少会带走孩子，因为带着孩子不方便再嫁，或许春玲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可是我常常会想，她一定万分后悔没有带走孔彬。

春玲扫完大殿又出来扫走廊，我坐在廊下的凳子上，望着她弯着腰的背影，希冀找见一些当年的影子。她问我：“是不是你舅缺钱，让你来找我？”我立马否认，说：“是外婆，她快不行了，想见你一面。”春玲扫地的动作变慢了，她歪着头耳朵朝向我这边，说：“她见我做什么？我早就不是你们家人了。”我直愣愣地站起来，不由自主地搓了搓手，心中泛起酸楚。天空乌云密布，雨小了一些却还没有停。见我不言语，她又说：“你舅是她亲儿子，他再不好，你外婆也会永远站在她儿子那边。就像我……”她突然把话停了下来，扫帚飞快地摆动着。这座小小的庙宇虽然稍显破旧，但十分干净。春玲打扫着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不打算放过任何一点灰尘。我知道她没说完的话是什么，就像她一样，离婚后多年没有再婚，是因为放不下孔彬。我回应道：“外婆知道你的好，我们都知道你的好。”春玲停下来，双手拿着扫帚往地上一立，扭过头来冷着脸说：“知道我好？知道我好就应该早点放过我。”

春玲离婚后第一次回到我们那个家时，我刚满七岁。那时候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的痕迹并不明显，也许是不希望别人可怜她，她尽量打扮得干净体面。她给我和孔彬带了许多零食和玩具，那天外婆做了一桌子菜留她吃饭，她一口也没吃就回去了。舅舅还在打工，很少回家，那天两人见面也是一句话没有。事后，外婆埋怨舅舅没有出言挽留春玲，舅舅没有辩解，最终两人以沉默结束了这段对话。这一年之后的每一年春玲都会来看孔彬，也依旧不跟舅舅说话。她每次来都是联系我母亲，然后由我母亲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我发觉，春玲每次离开的时候，都会在院门口放慢脚步。有一次，我看见她伏在院墙的角落里哭泣。我安慰她说：“舅妈，你别哭了。”她只说：“去，跟哥哥玩新玩具去。”她在外面哭，孔彬在里面哭，谁也不愿意和对方分开。那时候春玲还没有南下，她住在县城里，在化妆品柜台做导购员。曾经有不止一个男人追求她，外婆知道后就会从中作梗，生怕春玲被别人抢了去。对于外婆来说，“儿媳妇”和“孙子妈”这两个身份孰轻孰重，估计她自己也不清楚。她强势的行为影响了春玲的工作，最终春玲离开了县城。

春玲放下扫帚，和我一起坐在廊下的凳子上。我们茫然地望着雨帘，她轻轻地说：“其实我是期待过你舅改变的，等了很多年，也没什么用。我不想大富大贵，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没钱，我只是希望他能给我们娘俩普通的生活。你外婆知道我是个好女人，可她从来只想让我回去，却不问我怎么想。”我凝固在了那里，很多年了，我没有听春玲说过这么长一段话。我扭过头去看她的侧脸，她眼角的鱼尾纹已经深深嵌入了皮肤里。尽管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粉，却遮不住岁月踏过时留下的伤痕。她诉说着自己千疮百孔的婚姻，提到孔彬时捂脸痛哭。我搂住她，心中升起一阵惶恐。我想安慰她，但我能想到的除了一声“舅妈”，其他的一片空白。幸而，此时春玲的手机响了。她整理好情绪后简单回应了几句，对我说：“我去换个衣服，咱们回家吃饭。”春玲带我走进储物间，这里有一个属于她的柜子供她存放工作服。她脱下志愿者马甲，换上一件粉橘色的丝质衬衫，整个人都亮了起来。她对着柜门上的小镜子理理头发，又把脚上的布鞋换成了平底皮鞋。当我再回头的时候，她已经系好了丝巾，挎上了小皮包。外面的雨已经停了，一片云飘过，天空骤然放晴。春玲原本走在我前面，见阳光灿烂，她撑起遮阳伞，右手紧紧地牵着我。我贴在她身旁，回想起小时候的无数个瞬间。春玲身上还是那种好闻的老式脂粉香，这种味道是我接触过的其他女性身上少有的。她问我：“毕业了没有？”我说：“刚毕业，还没去单位报到。”她又问我：“找男朋友了没有？”我说：“没有。”她说：“没有合适的不找也可以。”

春玲的出租屋就在工厂附近，快走到门口时，我的心怦怦猛跳。我还没有想好第一句话怎么说，就看见了敞开的大门，屋内迎接我们的是一桌家常菜和一个男人。我如鲠在喉，很不好意思地唤了一声“大姨夫”。他接过我和春玲的包，热情地邀请我落座，笑容溢满了整张脸。见我坐下，他捏起一双筷子轻轻地搭在我的碗上，示意我趁热吃饭。我环顾四周，客厅里很干净，每个角落似乎都用清水冲洗过，哪怕南方环境潮湿也遮不住这种清爽。我有些尴尬，不知道说什么，低头吃了两口米饭，对面两双筷子都夹着菜往我碗里送。

十岁那年，我们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的大姨去世了。我的大姨在出嫁前就一直生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让她的手脚变形，游走的疼痛折磨了她很多年。我的大姨夫王志磊是我们村里人，家中兄弟众多，他是最小的一个。轮到他结婚的时候，家里已经拿不出什么钱。我外婆家是富户，对于他来说，娶我的大姨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比起打光棍也是个不坏的选择。在我童年的印象里，他是一个经常带着笑的瘦弱男人。大姨一直没有孩子，他对我和孔彬疼爱有加。大姨长期缠绵病榻，家务都是他一个人做。他家里很干净，地板亮得可以照镜子。哪怕我们在客厅里闹腾，把玩具扔得七零八落，他也从不制止。在我们玩耍的间隙，他会拿出一些水果和牛奶给我们，然后笑吟吟地听我们叽叽喳喳。那时候村里人总是说外婆有福气，得了好女婿，又娶了好儿媳妇。只是谁也没想到，随着命运的变换，王志磊成为和春玲有关的第二个男人。

如今这两个人坐在我身边，我除了低头吃饭，完全不知道如何开口谈论我的家庭。我的家庭给春玲和王志磊都带来了不小的伤痛，此刻我像一个施暴者，带着愧疚和纷乱的思绪坐在他们面前。春玲说：“志磊，茜茜今天来，是想让我回去一趟。”王志磊咀嚼食物的频率慢了下来，满眼困惑地望向春玲。春玲吞下一块牛肉后耐心地说：“她说她外婆快不行了，想见我。”王志磊把筷子搁置在碗边，叹了一口气说：“我随你，你想回去就回去，你想让我去我也可以去，你不想让我去我就不去。”春玲没有说话，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外面又下起了雨，雨水落在陈旧的巷子里，一些角落开始散发潮湿的气味。吃完饭，我借口去卫生间，关上门后松了一口气。水龙头流出的清水冲洗着我的手掌和手腕，我抬头照镜子时看见镜子两侧的柜子里摆着不少护肤品。镜子的夹缝里别着一张春玲和王志磊的合照，两个人的手挽在一起，笑起来有些夫妻相。

我不知道王志磊和春玲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在春玲离婚后的前十来年，她一心希望回到孔彬的身边，如她所说，她也期待着舅舅的改变。直到五年前的暑假，她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看见舅舅父子俩都窝在房间里对着电脑进行网络赌博。他们面目狰狞，对着花花绿绿的赌博界面激动地大叫，几秒钟之后又开始摔键盘砸鼠标，谁也没有注意到站在房间门口的春玲。恍惚之间，父子俩的脸开始重合，春玲的心又碎了一次。她扔下东西，哭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那一年的夏天格外炎热，太阳照得大地开裂，如同冬日三九时冻裂的水缸。舅舅参与网络赌博的事情我们不是不知道，从几年前开始他就完全丢掉工作，在家“摆烂”。为此外婆想尽了办法，最终只好把养老金和拆迁款全部放在了母亲手里。舅舅忌惮父亲的拳头，所以外婆的钱暂时安全。谁知舅舅不仅自甘堕落，还带坏了孔彬。孔彬时常夜间不睡，第二天傍晚像一只鬼一样在院子里吃东西，跟他说话时反应也很迟钝。网瘾难戒，赌瘾更难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婆只会给这对父子买食物，从来不给钱。在特殊的时候，例如我的父母不在家时，外婆会偷偷给舅舅一些钱。这些事情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不过是没有说破罢了。

我刚上大学那一年，春玲给我买了几件新衣服和一套化妆品。我和她通电话时清晰地听见了闽南激烈的雨声，那一年春玲的人生也在下暴雨。刚开春的某一天，外婆在院子里打了王志磊几巴掌，紧随其后的是难听的咒骂。原因是王志磊跟外婆说自己想和春玲结婚，他说俩人这几年一直有联系，自己起这个念头并不是一天两天了，奈何春玲一直惦记着孩子，没有答应。几天以后，春玲也回来了。她还穿着多年前的那件深蓝色大衣，但心力交瘁的生活让她变得面色蜡黄，嘴角干燥起皮。她和外婆在家里大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如此暴怒。春玲说：“我们离婚已经很多年了，他现在就像烂泥一样，我怎么跟他过日子？！”外婆说：“那孔彬怎么办，你舍得孩子吗？”春玲说：“我当然舍不得孩子，可孩子也不小了。我都熬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能让我如意一回？你们都说我好，所以想把我拉回家去，可是谁问过我？我有时候也在想，我这么好的人，怎么是这样的命……”在她义正词严的争辩和可怜的哭声里，诉说不尽的是常年煎熬的强烈苦痛。王志磊匆匆赶来，舅舅听见动静也从房间里窜出来，结结实实给了他两拳。两个男人扭打在一起，孔彬横在两个疼爱他的男人中间，大吼大叫着把两人拽开。等我扶起摔倒在地的春玲时，外婆哭着撂下一句话：“我不同意你们结婚，你们想都别想。”在这样的场景里，外婆似乎扮演了强硬的家长角色。其实谁都明白，他们俩非要结婚，没有人能拦得住。但春玲还是希望外婆能同意，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她还能经常见到孔彬。外婆既希望春玲和舅舅复婚，又担心王志磊和春玲结婚后的流言蜚语。每个人都可以离开家乡，唯独外婆永远也离不开这一亩三分地。这种恐惧始终围绕着她苍老的心。

对于春玲来说，离开舅舅后她可以有无数个选择，可她还是选择了最艰难的一个选项。我问过她为什么，她说：“只有志磊真心疼孔彬，别人都不行。”王志磊是三年前离开我们村去闽南找春玲的，这中间的三年他们俩都没有回去过。他很清楚，虽然法律允许，但俩人的关系从伦理上来说略显尴尬。只有离开那片有许多熟人的土地，他们才有可能生活在一起。春玲想孔彬的时候只能电话联系，她也经常打电话问我孔彬的情况，我常常报喜不报忧。有一次，孔彬问我借几百块钱，我想起母亲的叮嘱没有借给他。他说要买车票去找春玲，为了防止他骗我，我直接在购票平台上帮他买了来回的车票。我来之前问外婆：“为什么不让孔彬来？他或许能劝他妈回来。”外婆说：“春玲最想见的就是孔彬，孔彬去找她，她更不愿意回来了。”我埋怨着外婆的残忍，却也夹在中间成了帮凶。其实我也有私心，我想念春玲，想看看她过得怎么样。所以我不是外婆的说客，我只是我自己的使者。我在闽南停留了两日，春玲和王志磊都清楚我的来意，他们始终没有表态。母亲恐怕外婆会突然离世，电话催促我尽快回家。临走的那天大雨倾盆，他俩一起把我送到了车站，我的包里被他们塞满了吃的喝的。等我回到家收拾行李时，发现春玲偷偷给我塞了一千块钱红包，她用潦草丑陋的字迹告诉我，这笔钱是为了祝贺我找到第一份工作。

外婆去世前一天，她迷迷糊糊地问我：“春玲回来了吗？”我骗她说：“正在回来，南方有雨，买不到车票。”那一晚我们都不敢睡，外婆再没有说出什么清楚的话，只能听见她轻轻唤着舅舅和春玲的名字。整整一夜，舅舅大声地喊了许多声“妈”，还是没能阻止第二天院子里响起唢呐声。我们都以为春玲不会回来了，谁知外婆去世的第一晚，春玲和王志磊一起回来了。他们分别送了一个花圈，花圈上写的是“长媳许春玲”和“长女婿王志磊”。春玲刚进门时就眼泪汪汪的，她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像在佛前叩拜时一样认真。她慢慢地弯下身子捡起地上的孝袍套在身上，又捡起麻绳在腰上打了一个活结，然后踩过铺在地上的稻草，绕到棺材的侧面去看外婆的遗容，最后伏在棺材上哭了很久。王志磊和舅舅一起替外婆守夜，这两个男人没有争吵，也没有说话。

那晚春玲和我都没有睡，我们一起横躺在我的小床上，看着天花板上无数朵褪色的小花。春玲脸上的妆容被泪水淹没，褪去脂粉的她气质变得更加温柔。我们聊了许多过去的事情，唯独没有谈论外婆。我跟她说：“我们都以为你不会回来了。”春玲说：“我去惠普寺掷杯筊了。”我问：“三次都是一阴一阳吗？”她说：“不是，三次都不一样，我也不清楚自己想求什么。但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我还是决定回来一趟。”

葬礼结束以后，我再次见到春玲是在第二年的冬天，那天小雨，闽南湿漉漉的空气冷到透骨。春玲和王志磊用这些年攒的钱在工厂附近买了一套小房子。春玲跟我说，她想孔彬了就会给他买票，让他过来，有时候他还会在这边小住几天。她和王志磊一直同居，却没有领证，用她的话来说，大半生已过，不愿意再用一张证束缚自己。吃饭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你外婆离世前有没有说什么？”我停下手中的筷子，撒了一个无人印证的谎，我说：“她说她对不起你。”春玲嘟着嘴，模仿着电影中的台词，半开玩笑道：“没事，都过去了，反正我也不会原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