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何以永远 ——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的青春抵达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剧照。 （受访者供图）
1934年至1936年，一场跨越二万五千里的跋涉，在人类精神史上刻下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这段史诗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它改写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更在于它当时也由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参与写就。九十年的时光流转之后，当这段历史穿越尘烟，来到同样年轻的新一代人面前，它能否被真正读懂、被真切共情、被自觉承接？重大革命题材剧《伟大的长征》，给出了对这一时代之问的响亮作答。
正值热播的《伟大的长征》，以全景式叙事突破传统长征题材的创作边界，完整铺展1934年至1936年间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等多路红军转战万里的壮阔征程，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跨代际讨论。尤为可喜的是，年轻观众群体的反响格外热烈：弹幕里的细节考据、短视频平台的“名场面”二创、社交平台的观剧感悟持续发酵。《伟大的长征》以年轻语态回应“长征何以永远”的时代命题，为今天的年轻人真正读懂这场伟大远征提供了一个可贵的视角。
以人立传，重绘长征史诗的人本底色
据史料记载，长征红军中普通战士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14至18岁的战士占比近四成，师团级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也不足25岁。这意味着，这支创造了人类奇迹的队伍，大多数与今天身在校园的大学生、初入社会打拼的年轻人，正处在同样的人生阶段。拍长征，首先要拍好这场属于年轻人的远征——这既是历史本来的面目，也是理解长征精神的“正门”。《伟大的长征》最打动年轻观众的地方，正在于它紧紧抓住这一点，在历史的宏大处，铺陈出一个见温度也见力度的青年群像。
该剧没有把长征拍成一组历史符号的行进史诗，而是先落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其中，有13岁的谢兴国，父母双亡后追随队伍，从儿童团走向宣传队，把少年全部的热忱化作与红军同行的坚定；有牺牲时还不满17岁的战士正林，负伤后强忍泪水，一句“红军战士不能哭”把青涩的倔强刻进了战火里的青春；有与敌人鏖战到最后一刻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在生死关头让小战士举着红旗撤离，执意要把从井冈山下来的红五团的种子活着带出去；还有炊事班的老郭和苟伢子，在朝夕相伴的行军路上生出胜似父子的情谊……这些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陌生的，他们不曾载入广为人知的通史叙事，却恰恰是二万五千里征途最坚实的血肉根基，是长征青春底色最鲜活的注脚。
这种下沉到个体的创作视角，同样一以贯之地体现在革命领袖的人物塑造之中。《伟大的长征》没有刻意渲染领袖的传奇色彩，而是着力在历史真实中展现他们作为人民领袖的丰富人格，让宏大历史中的核心决策者呈现出可感可亲的精神温度。无论是在云石山古寺里，毛泽东陪着儿子毛毛泡脚玩水，在硝烟弥漫的征途上留存下寻常家庭的脉脉温情；还是军务缠身之际仍抽空探望病中妻子邓颖超的周恩来，前一刻还教当地孩童哼唱侗家童谣，转瞬便因连日操劳疲惫睡去。这些有温度的细节，不是对领袖形象的稀释，而是有助于今天的年轻观众更真切地理解领袖与人民的情感连接，从而加深对革命历史的情感认同。
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长征的所谓“距离感”从来不是年代的久远，而是宏大历史叙事造成的疏离感。先“认识”这群人，才能“理解”这群人，从而读懂他们的信仰与抉择。《伟大的长征》以鲜活人物为入口，把历史人物还原成有情绪、有软肋、有成长过程的普通人，观众才得以真正跨过时间的门槛，与那群身处烽火岁月的同龄先辈实现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振，让镌刻在万里征途上的信仰与担当，穿越九十载岁月尘烟，依旧在当代青年心中激荡回响。
以情立言，于宏阔史诗中打捞人间真情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从来不是对历史档案做简单的影像转译。全景式展现多路红军的长征历程固然需要庄重肃穆的历史态度，但庄重不等于平铺直叙，如果止步于事件铺陈，便难以抵达艺术表达应有的感染力。电视剧《伟大的长征》见功力之处，正在于没有把“全景”理解为事件罗列，而是以刚柔相济的笔法，在史诗壮阔与人间真情之间寻找到适配当代青年的叙事语言，使宏大历史既保有庄重品格，又具备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剧集以雄浑的镜头铺展核心战役，直面炮火连天、浴血前进的悲壮图景，真切展现红军在存亡一线承压前行、于绝境之中探寻生路的重大历史抉择。湘江血战，江面被鲜血浸染，年轻的战士们前仆后继冲向对岸，枪林弹雨里不断有人倒下，却没有一人后退；强渡乌江，红军在敌军重兵布防的江防线上撕开缺口，为北上遵义打开通道；遵义会议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决战”，没有硝烟，却决定着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走下去、往哪里走。一场会议，两天三夜，于迷雾中校正航向，在分歧中确立核心，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战场上的浴血拼杀与会场中的思想求索互为表里，共同构筑起万里远征的宏大叙事。所谓“大背景、大时代、大长征”的史诗感，正是在军事鏖战与道路抉择的双重考验之中缓缓成型。与此同时，《伟大的长征》又总在激烈的战事间隙，插入大量生活化的柔软片段。从教当地孩童识字到战火间隙提笔书写家书，从红军女战士剪开送给老乡的那半条棉被到老战士为小战士买来的那碗羊肉粉，这些没有强烈冲突的日常生活碎片，都被认真对待和呈现。宏大厚重的革命题材，最考验创作者的艺术把控力，唯有兼顾史诗的雄浑与细节的温润，才能让历史不再有距离，让信仰落地生根。镜头沉静的观照之下，万里征途上的战士，纵在饥寒绝境之中仍保有人间温情。观众在看见战争残酷的同时，更看见苦难之下，红军彼此守望、坚守信仰、矢志向前的精神内核。
大处立格局，小处见真情。《伟大的长征》以宏大叙事构筑起震撼人心的历史骨架，让年轻观众直面长征史诗的千钧重量。同时以细腻的微观细节承载滚烫情感，在历史纵深中唤起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响。一张一弛之间，战场的铁血残酷与青春的温热赤诚彼此映照，信仰的力量也由此获得具体可感的艺术呈现，凝结为一个个直抵人心的生命瞬间。
锚定精神，照见当代青年的前行之路
长征是中国革命在生死存亡关头的艰难突围，也是一场在漫漫长夜中寻找光明的精神远征。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踏上征途，到湘江战役遭遇重创，再到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反复调整，直至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整个过程本质上就是在绝境中不断纠偏、在迷雾中持续寻路的过程。《伟大的长征》没有用全知视角把历史写成既成结论的简单推演，而是如实呈现了每一次抉择的艰难、每一次纠偏的代价：有路线争论时的各抒己见，有战事失利后的沉郁反思，有方向不明时的艰难探索。正是这些在曲折中坚持真理、在困境中修正错误的历程，让“长征精神”有了最朴素的底色——是在看不到前路的时候依然选择往前走；是在走不通的路上依然想办法找出路。
好的革命历史叙事，是能够立足当下回望过往，搭建起今人与先辈跨时空的精神对话的。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什么？是走出校园后不知道第一份工作在哪里的迷茫，是初入职场时被否定、被质疑的挫败，是在“内卷”与“躺平”之间反复摇摆的焦虑。他们也许没有经历战争年代的动荡，但他们同样站在属于自己的“十字路口”。剧集虽然讲述的是“在绝境中找路”的故事，却没有居高临下地给出标准答案或者生硬说教如何学习长征精神，而是借由一群同龄先辈的抉择与坚守，把“路是走出来的”这一朴素而厚重的道理，悄然植入当代青年的心底。
以剧中那句“我们可以向死而生，但是绝不能向死而死”为例，放在长征语境里是信仰的底线，放在当下来看，就是年轻人面对困境的生活态度——可以为了目标拼尽全力，但绝不能向困境认输。观众看到那群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人，在生死绝境里都能一步步蹚出路来，便会自然获得一种精神支撑：眼前的困难从来不是绝路，只要不停下脚步，就总能找到方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回望长征，不只是为了记住一段历史，更是为了读懂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寻路、在迷雾中校正航向的历史逻辑，读懂那一代青年如何把信仰走成脚下的路。
《伟大的长征》所践行的青春表达，正是这条创作道路上的生动实践：以同龄人的群像搭建跨时空对话，用青春叙事让信仰的力量可感可触，让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当代青年前行的精神路标。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真正做到把人置于史之前、把情融于理之中，历史便不再是隔膜的遥远往事，而是能够真切感知的精神传承。长征何以永远？因为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走进它、理解它、续写它。而这，或许正是文艺创作最值得坚守的方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
主创说
导演张永新：拍长征，必先爱上长征
长征，是以双脚丈量出来的人类远征史诗，是刻在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我作为导演，携全体主创秉持“天下好戏，唯真不破”创作准则，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走写实与写意相融的创作道路，平衡宏大历史叙事与普通人的生命细节，让遥远厚重的历史拥有可触摸、可共情的温度。
“真”分为两层内核：一是创作者心怀敬畏、态度赤诚；二是历史脉络、人物细节、场景器物全部考据严谨、史实不虚。为抵达这份真实，总制片人刘国华带领编剧团队四次沿途走访，收集整理海量口述史料、馆藏文物档案。我本人完整重走两遍长征全线，美术团队五次赴沿线勘景采风，摄影团队三回沿路踩点取景。采风途中，红军青花瓷碗、夜行军引路的香烛、无名战士遗落的小铜镜……一件件微小文物背后，都是活生生的普通人的故事。为最大限度还原历史原貌，剧组倾注大量心力，按1∶1比例复原遵义会议旧址小楼、泸定铁索桥等关键历史场景原貌；服化道具、军械装备、各民族服饰均对照馆藏文物逐一校准。我们五年来深耕打磨的全部心血，只为让镜头下的山河、战火、人物无限趋近真实的历史现场。
我们的创作目标，是以鲜活人物搭建历史与青年之间的桥梁，让年轻人明白，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代代相传的精神坐标。我向全体主创明确创作准则——拍长征，必先爱上长征。只有真正踏足长征路、读懂史料里的苦难与信仰，发自内心共情那段向死而生的岁月，作品才能拥有直击人心的灵魂。我也希望借镜头告诉年轻观众，若有机会，不妨亲身走一段长征路，真切感受山河之间沉淀百年的信仰力量。历史剧的价值从不只是咀嚼过往苦难，更是让当代青年读懂，每一代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长征。
总编剧陈晋：从精神通道出发，走向未来
一直以来，长征题材文艺作品层出不穷。我们如何写出新意？
长征是90年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开创的一条精神通道，把精神通道写出来，可以照耀人们走向未来。这条精神通道上布满了什么？在我看来，一“大”一“小”。“大”，即大背景、大时代、大长征，要有史诗感。比如，不光是反映领袖群体、中央红军，还反映了其他三支长征队伍、陕甘根据地、留守中央苏区的奋斗，以及宋庆龄、鲁迅对长征的关注，乃至我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小”是写每个鲜活个体在危难之际的选择与坚守。大处立格局、小处见真情，还要有苦难、有辉煌，用苦难来还原历史，写出危机；用辉煌来彰显诗意，照亮未来。所以，我们就是要从这条精神通道出发，走向未来。
创作《伟大的长征》是很艰苦的体力活，也是很艰苦的精神活。作为编剧，我们尤其要向历史学习，重走长征路。在学习过程中，会发现很多细节、刺激很多灵感。比如写遵义会议，会场只有27平方米，相当于我们现在每一座城市普通家庭的客厅，20个人在里面待了三天，真理就诞生在27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到现场，才会发现这个细节。也只有到现场，才会感受到苟坝会议的夜晚，毛泽东提着一盏马灯，在苟坝村崎岖狭窄的小道上走一两里路去找周恩来，真理就在黑夜里马灯的闪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