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重阳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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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在叙述中有但在现实中无的节日，从我记事开始，家里人似乎就从来没有过过重阳节。这一日，是不被当作节日来看待的，特别是与春节的隆重、正式和繁复相比。偶尔，父亲母亲会提及，今天是重阳——仅仅是提及，一句轻飘飘的话，飘过然后随之飘散。我说对我而言它是一个在叙述中有但在现实中无的节日，还因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太过著名，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能背诵：“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诗，让我知道，九月九日曾是一个重要的、有一系列仪式的节日。这个仪式中有登高和插茱萸的习惯，虽然我一直猜度“茱萸”是一种怎样的植物，它是不是在我们的乡下普遍生长。
记忆中有，而且是一个显著的有，因为我还清晰记得孟浩然的一首诗，它最后的两句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子：“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它相当于告诉我，重阳在唐代是极被重视的，否则就不会在王维的诗句里显赫地出现，然后在孟浩然的诗句中再次显赫地出现，还都成为了有影响力的名句。孟浩然的这句诗还让重阳和菊花联系在一起，是故，在之后的岁月里只要一提及重阳，我的脑海里出现的往往是一片盛开着的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
现实中无，我便通过古人的诗句“搭建”这个节日的某些“仪式”，譬如登高，要与亲友们一起走向一个相对的高处——登到高处，大约还有一些未被记载的仪式，或者在某些古籍中有所记载但被我们忽略了、忘记了；譬如要在头上、身上插上那种名叫茱萸的植物，它可能具有功能性和象征性的双重意义，而这双重又是紧密相连的部分；会有一个宴饮的欢愉场合，菊花是这个场合中必不可少的陪伴，甚至赏菊写诗是这个节日的重头戏……当然，这只是“不完整的拼图”，我手里可用的材料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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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想到一些节日的某种消失。不只是重阳，其实还包括春耕节、上巳节、中元节……即使是旧历的新年、春节，作家徐则臣也感觉“缺少年味儿的春节只是一个小长假”，本来，“那个年味儿是从野地里、街巷中、家门口、集市上和每一个人的内心与脸上分泌和蒸腾出来的，是日复一日的遥想终于水到渠成，是小企盼一天天积累最后导致的大爆炸”——然而，“但毋庸讳言，这是个传统正饱受冲击与涣散之苦的时代，一切坚固的都在烟消云散，形式主义的新和多元正在被平庸引为解构的借口，必要的持守变得前所未有地艰难……”事实确乎如此，如果不是盲目，我们都能明晰地感受到节日之环的内在松动，进而是传统的内在松动，哪怕是在恢复、重建和挽救的名义之下。年味儿有所变淡，中秋节、元宵节的味道同样有所变淡，而本来就已经是很淡很淡的“重阳”，则似乎有消失的危险，至少在我的家乡如此。我的一位远在江西的作家朋友也如此说：我们这里不过重阳节，我对这个节日没有任何的感觉。一南一北，重阳对我们来说都是那种叙述中有但在现实中无的节日，这也颇有意味，似乎值得细细思忖。
它们为什么会“消失”？即使不是“消失”，我们选择一个更确切些的词，至少是“减损”了吧？它们不再具有原初的意义和仪式，它们不再具有那么多的象征性内容，不再具有庄重和种种的繁琐，不再……为何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它原本结实、丰富的内容被一点点从中抽空，而变成了那种……事实上，像端午这样的节日也在经历着内容的抽空，将它概括为“粽子节”即是：要知道，端午原有的，怎么会只有粽子，怎么会是只以一种美食可概括的？
中国的传统节日多数与祭祀有关，多数与祈求福瑞的愿望有关。以重阳为例，“据现存史料及考证，上古时代有在秋季举行丰收祭天、祭祖的活动；古人在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这是重阳节作为秋季丰收祭祀活动而存在的原始形式。”在现代观念的浸染之下，多数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我们的命运和收获掌握于所谓的天帝和祖先的手里，即使某些残存仪式包含有祭祖的内容，它更多的也是怀念、纪念和感恩，而不是祈求他们的护佑和帮助。或正因如此，传统节日的祭祀性内容慢慢萎缩，渐渐地失去了本初的含义。
还有另一点，中国的传统节日多数与农耕文明有关，与普遍的农耕社会构成有关，是与农业上的耕种、收获、闲忙以及未来的担忧密切相关的。我们节日的设置与它里面包含的仪式也多数体现着这种“农耕性”，中秋节是，清明节是，重阳节也是。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在逐步地告别旧有的农耕文明，尽管农业人口依然众多，但多数的青壮年或离乡打工，或从事产业经营，“农耕性”对我们生命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少，它也部分地改变着我们对这些传统节日的注重。
越来越急于追求舒适自然而讨厌“繁琐”也是当下大多数中国人的共有精神趋向，越来越注重自我而不是旧有亲情和关系的维系也是当下大多数中国人的共有个性特征。2024年初，甚至网络上兴起了关于“断亲潮”的一个大讨论，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将亲戚间的相互走动甚至直系亲属之间的相互走动都看做是无聊、无用、只会引发攀比和精神受辱的“鸡肋程序”，话语中包含了太多的厌倦和懈怠——在这里我不准备对它做任何的倾向性判断，只是陈述——它们势必也影响我们的生活和传统，以及对节日的态度。
也必须承认，和传统思维有关的许多理念，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也越来越被忽略和放弃。这种忽略和放弃同样有着它的歧意和复杂，我也不准备对它做倾向性判断，只想完成对它的陈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未知、神灵、祖先和“道”有着强烈的、近乎于苛刻的敬畏，对权力和权威有着强烈的、近乎于苛刻的敬畏，但当下的中国，它处在复杂的消解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崇高、道德、君子之风同样有着强烈的、近乎于苛刻的敬畏，甚至迷恋，但在当下的中国，它同样处在复杂的消解之中。古人对于“我在他人眼里”是什么、有没有获得精神尊重非常看重，对于“人家都这样做我们也必须这样做”的遵循非常看重，而在现代的中国，它们似乎已经不构成影响我们行为和思考的条件，我们考虑舒适和自由远远大于对“别人怎么看我”的在意——这，也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对节日中仪式及其象征的理解。
对于传统的和节日的消失，至少是减损，我有着太多的、太多的感慨，甚至是左右互搏式的拉扯。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我曾是一个极度迷恋中国传统、沉浸于传统文化中不可自拔的“遗少”——“遗少”是我父亲对我的命名，当时，我学古诗，学国画，写繁体字，致力于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君子”……当时，我强烈地排斥着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我先于理解之前就判断，认定它们是弱的，不美的，怪诞的和欲望的。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渐渐变成了自己的反对者，开始迷恋于西方文学、西方哲学，迷恋于先锋艺术，愿意在自己的写作中呈现突破、“灾变”和野兽气息，在那时，传统以及一切传统（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是需要打碎的桎梏，“提供未有”是我写作的最大动力。在这时，我也有与鲁迅相似的“决裂”意愿：中国的书，最好是一本也不读。近些年来，我重拾绘画，它也让我重新打量中国的艺术之美和它们的艺术资源供给，重新打量我们旧有文明中的滋味、意韵和更为复杂内在的种种。它使我意识到先于理解之前就做出判断其实是种愚蠢，一切事物和它背后的称量都远比我以为的更为复杂，它也使我意识到，轻易地判定或好或坏，应取或应舍，可能都会遭遇到“腹背受敌”的困境，“我刚刚用一段话赞扬了A，但马上就想用一大篇的文字说明B也是不可忽略和轻易否定的……”
此刻，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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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也许应当略略地梳理一下何谓“重阳”，以及这个节日里曾经包含的内容和它的演变。对于其来路的认知也许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当下，当它成为一个“在叙述中有但在现实中无”的节日的时候。它的演变史，部分地也可看作是整个中国传统节日演变史的缩影，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演变史的缩影。
“重阳”之名称由来，得名于古籍《易经》中的“阳爻为九”。九月初九，日与月皆逢九，是谓“两九相重”，故曰“重九”，同时又是两个阳数合在一起，故也谓之“重阳”。其源头，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相传重阳为元帝得道之辰。关于重阳习俗活动的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季秋纪》：“（九月）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
重阳习俗普及于汉代，《西京杂记》一书中便记载了古时重阳节求寿的习俗。这是在文字资料上关于重阳节求寿之俗的最早记录。同时还有大型宴饮活动，据说是由先秦庆祝丰收时的宴饮活动发展而来的。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重阳节：“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他同时提到了菊花和酒。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则谈到，“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唐德宗李适年间，重阳节被列为“三令节”之一，也就是成为了国家的“法定节日”；宋代的重阳节更为热闹，《东京梦华录》曾记载了北宋时重阳节的盛况。明代的重阳节大约是最为“隆重”的一个时期，据说皇宫中宦官宫妃从初一时就开始吃花糕庆祝，及至重阳日，皇帝还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览胜，“以畅秋志”；到清代，重阳的风俗依旧盛行，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
风俗，各地有同有不同。
登高，是各地“同”的一种，登高“辞青”也是源于大自然中的节气，重阳节登山“辞青”与古人在阳春三月春游“踏青”相对应。据说登高的地点没有统一的规定，大抵可分为登高山、登高楼、登高台三种。登高风俗其由来大致有三：其一是源于古人的山岳崇拜；其二是源于重阳时“清气上扬、浊气下沉”的气候；其三是登往高处乘清气升天。
古人常将重阳与上巳（或清明）作为对应的春秋大节。如果说上巳是人们度过漫长冬季后出室畅游的节日，那么重阳大约是在秋寒新至、人们即将隐居时的具有仪式意义的秋游，所以民间有清明节“踏青”，重阳节“辞青”的风俗。
吃重阳糕，也应是各地风俗中相对普遍的一种，当然，在我的老家这个风俗未被普及，我不知道是原就没有还是在时间的洗涤中被抽去了。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这个糕，很可能取的是登高的“高”的谐音，意喻志存高远，以及高升和高就，等等。中国文化里利用谐音而延伸出美好寓意来的点实在是太多了，这也是我们的文化特征之一。
重阳节是中国传统四大祭祖节日之一，古代民间素有祭祖祈福的传统。重阳祭祖的传统习俗在岭南一带至今仍盛行，人们在每年的重阳节举行祭祖活动。无论是祭祖活动还是登高远望，其最根本的作用是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强化家族、社会的凝聚力。在传统习俗中，清明为“春祭”，重阳为“秋祭”。
佩茱萸，也是各地风俗中“同”的部分，甚至有人将重阳节称为茱萸节。它包含辟邪求吉的意思——因为茱萸被古人称为“辟邪翁”。茱萸香味浓，实有驱虫去湿、逐风邪的作用。
饮菊花酒，可能属于地方性的“项目”，但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菊，在我国的文化里具有坚毅和生命力的象征性，晋代葛洪《抱朴子》中有南阳山中人家饮用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益寿的记载。它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
重阳节，家人朋友一起欢饮，祈愿长寿也是各地节庆中普遍的“同”。我们也会发现，中国的所有节庆都有一个“宴”的内容，往往又都与特色的美食相关——民以食为天，一是足见丰衣足食在古代是何等地难得，二是足见“食”给中国人带来的欢愉是何等地珍贵。珍惜我们吃饱穿暖的日子吧，尽量让它变成一种常态的日常生活……
据说，在南方的一些地方，重阳节还有放纸鸢、祭海神的风俗，它是地方性的“不同”，大约是因地制宜的添加——在我们的民俗中，不乏这样那样的添加和改变，其实也是极为有趣的部分，这在“大一统”的文化中值得细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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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尊老敬老的内容，是历史传统中的原有还是之后的添加？我在一则查到的文字中发现，“1989年，中国政府将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将传统与现代和谐地结合起来，使这一传统佳节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新式节日。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也就是说，它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的添加，是一个新的注入。它延续的，是这个节日里“祈愿长寿”的本初愿望，化用着祭祀祖先，以谢祖先恩德的旧有含义，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老年人和他们的幸福上。它使原有“抽空”的部分被重新添了新的内容，而这个新又与原来的旧是融合的，并不突兀。
我也在想，我们的某些传统节日，是不是也可以在“去仪式化”“去封建化”“去糟粕化”的过程中保留或添加些有效的“新质”，让它始终保持活力，强化我们之间的文化认同，同时又能有崭新面目？在我看来，原封不动地照单全收和一点儿不剩地全部摒除都可能是不可取的，这两种“试错”我们都已经做过，也已经被证实是走不通的。那现在，我们该如何？更应如何？
它，是个问题。不是吗？
【作者简介：李浩，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出版著作《谁生来是刺客》《将军的部队》等30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