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林那北，福州市文联副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每天挖地不止》等三十三部著作及九卷本《林那北文集》，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及《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小说选刊》等刊物小说奖。小说被翻译成法、日、俄、西班牙等文。

第一次去闽安，应该是二十六年前。那时正参与一部与台湾有关的纪录片，跨度很大，从明末到1945年台湾光复，前后近四百年的历史，既宽阔浩瀚又错综复杂。作为这部十几集、每集五十二分钟大片子的总撰稿，却没有专职助手，一切都得独自竭力面对。千头万绪，疑窦重重，非常难，每天凝神静气埋在如山史料丛中，故事绵密，人生浮沉，那么多锐利的疼痛挣扎与仇恨倾轧次第扑来，海峡两岸的纵深度刹时被拓展，不时一惊三叹，感慨绵长。

就是在这期间，我去了几次闽安。

从福州市区开车出发，行驶二十三四公里就可抵达。沿途的道路不时与闽江平行，江在右侧，眼角能瞥见汪洋水光，碧波粼粼，哗哗有声。然后就赫然见到一座南北走向的花岗岩古桥，叫迥龙桥，它四墩五孔、六十六米长、四点八米宽，桥面横铺的一块块青石板，已经被路人踩得坑坑洼洼，泛出油光。从唐至清，福建全省有记载的桥梁共修建了两千六百九十四座。尤其在福州这座水流纵横的城市，桥更不稀奇，每日抬头低头都能相逢。但迥龙桥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它是福州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石桥。

没找到任何关于该桥建造时间的可靠记载，只在北面的桥头看到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写着“闽安之迥龙桥，始造于唐季”。清道光二十年（1840）立的。有人据此推测，桥应该建于唐朝武则天时代，已经一千多年了，至今仍稳定坚固，并可安全供人通行。桥栏上相对而立的石狮、海豹、宝奁、官印等石雕也大多是那时留下的。所谓宝奁，就是女子盛放金银珠宝嫁妆的箱子。与女性有关的物件能够堂而皇之地在当时算得上浩大的工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人们是否正因此有理由得出，建造桥的时间恰是那个“凤在上，龙在下”的女皇时代呢？

那么遥远的岁月里，一个面积只有七点七平方公里的城外小村庄，为什么竟能建起外观如此精美、结构又如此强悍的大型石桥呢？

当然是由于这里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桥下那条贯穿闽安村全境的河，最早叫龙溪，又名迥龙河，桥名就是因它而来，但在桥建成后它又改名邢港河

，全长二十二公里左右，水深十五六米，港宽有七十余米，发源于北面的群山间，而南面则直达闽江。福建西部高山峻岭重叠，古时陆路千回百转险象环生，水路便成为出入的首选。从浩瀚的东海拐进闽江口，要深入福州城以及上游各地，闽安是第一道天然屏障。

1991年迥龙桥列入省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它只通人，并不能通车，开车进村的通道在西面。从桥头往东，丘陵夹岸，满目葱茏，走了不过四五百米，就到达险峻的闽安门，邢港在这里汇入闽江。它离闽江入海口三十多公里，驶来的船只，当年都是从这里拐进邢港，直抵迥龙桥下驻泊、接受货物检验以及课税。

虽然历史专家目前找到这里设立管理机构的最早史料记载，是编纂于南宋淳熙九年（1182）丞相梁克家所撰的《三山志》，书中提到北宋天圣七年（1029），“闽县界内有闽安镇，枕居海门，为舟楫往来冲要之地，宜用使臣一员监纳商税，兼沿海县分巡检，仍于本城及屯驻泊指挥内抽差军级员寮六十人，往彼巡防，量给衣甲器械。”但当地很多人还是相信，早在唐朝时，邢港就已经是福州的重要港口了，税课司衙门在那时就已成立，负责巡视海上贸易、缉私与巡捕海盗及设关课税，大量货船由此出发，通往海外。他们认为迥龙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佐证。桥通南北，桥上桥下人来物往就更频繁了。中下游河段曾有三座码头、六座古道头，以及五个专供外国贡船入泊待检的被称为贡船浦的渡口。

《三山志》还记载，南宋绍兴十年（1140），闽安是由武官担任使臣，但至今仍立于迥龙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则记载有“文林郎特差监福州闽安镇兼烟火公事督察”。文林郎是从九品文官，可见至少那时，镇官已经有文职人员了。有意思的是，题写石碑的人，是南宋官员郑性之。郑性之生于宋乾道八年（1172），三十六周岁考中状元，官至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祖上是长乐人，后迁闽清，他小时候曾随叔父在闽安桥头街读书。当年就是从这里进京赶考的，动身时据说因家贫缺盘缠，是闽安人慷慨捐助，才使他在科举路上大奏凯歌，官场顺畅腾达。大约宋淳祐元年（1241）至宝祐三年（1255）之间，这个春风得意之人不忘旧恩，特地捐资把闽安已经破旧的迥龙桥大规模翻修一下。传说有人路过，出口赞道：“飞架古桥为哪般，盖世恩德终当报。”郑性之觉得此话甚好，就干脆把桥名改为“飞盖桥”。

凤髻山上也曾有一座北宋时期建造的为往来船只祈福的城隍庙。周边山头上的五六个兵寨也是在这时期接连修建的，寨上建炮台、设烽火、屯兵员，既镇疆守土，又缉捕海寇。南宋淳祐九年（1249），任福建观察使的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赵与滂兼任闽安镇官。两年后，他在闽安城隍顶龙门摩崖上题刻下一首律诗：“凿出想经神禹手，先登岂待苍鹰知。粘天三级桃翻浪，平地一声雷震时……”

显然一直到此时，闽安的日子还是相对安宁的，终日忙乎的基本上是货来钱往和歌舞升平。

但带血的兵刃已经一步步逼近了。

元时，据说闽安田螺湾至对岸石龙山麓的金刚腿间，曾拉起一条横江铁索，有敌船来犯时就把铁索拉起。而铁索所在附近，也恰是闽江海水与淡水的分界线。每天两次潮汐，遇退潮两岸最窄时只有三百余米，江面此时总会出现一条清晰的水纹线，一侧是青绿的江水，另一侧是浑黄的海水。如今两岸拴铁索的石墩旧址犹存，铁索已早就不知去向。

明洪武二十年（1387），朝廷在此设闽安镇卫所，统帅机构为都指挥使司，主官都指挥使为正二品武官。此时倭寇四起，杀人越货接连发生。日子越来越不安宁了，不得已，闽安只能被迫龇出利牙，站到阻挡倭犯福州城的最前线。有倭，必然得抗倭。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山东人戚继光曾率部在闽安驻扎了五年。他在闽安外围战略制高点上建起四个坚固的城寨，构筑出完整的防御体系，接连大杀倭寇。明代学者何乔远编纂的学术价值极高的《闽书》中也记载，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数万倭寇进犯福州，新任福建巡抚刘焘率千余士兵，“邀贼闽安镇”，“贼大奔溃，赴水死者无算。”

在明初严厉海禁中，福州是与琉球往来的唯一港口，所有琉球贡船都得先在闽安驻泊，经巡检司验货封仓，才能再用小船运到福州内港的河口。货物上岸后先贮存到进贡厂专用仓库，然后再择时择机走陆路运往京城。而朝廷前往琉球册封使臣的船只，也是在闽安制造或驻泊，再启程往东驶去。据统计，从明洪武至清光绪年间，中国册封使赴琉球共二十三次，每次六七百人。琉球贡使团来华则有八百八十四次，除使臣外，还有大量的商人、留学生随行。闽安西码山麓有两百六十三座特殊的墓，安葬的都是琉球人的尸骨。当年他们从远处蹈海而来，在狂风巨浪中船覆人亡，或者受不住一路颠簸因病逝去，只能永远安息在这块土地上了。无论如何，来的都是客，当地人也真诚以待。至今那些背山面江的一座座坟墓仍保存完好，让这群异乡人能日日俯视丰沛江水，他们的灵魂应该早就飘回到遥远的故土了。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朱元璋遣“善操舟者三十姓”东去，在琉球南部居住下来，那里初称唐营，后来称久米村。他们中不仅有船工，还有工匠和儒生，负责琉球航海、教育、贸易与外交等诸方面的事务与发展。每次前去，他们都是从闽安最后告别故土，返回时最先抵达的也是闽安。海上凶险，从此到彼的航线安全都由闽安水师负责。有记载，清嘉庆五年（1800），武进士出身的闽安水师左营都司陈瑞芳率一百名水师护送朝廷册封正使赵文楷等人赴琉球，抵琉球不久后即染痢疾而死，终年四十三岁。琉球国王赠银七百两给其子孙，嘉庆帝得知后下旨退还琉球赠银，从福建公项拨银三百两做葬祭的费用。

明朝还有一件大事与这里密不可分：郑和七下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浩大的船队有六次曾在闽安门水域停泊，造船、备物、招募水手，等到东北信风来临时才傲然扬帆出海。明成化十年（1474），因原设在泉州的福建市舶司移至福州，停泊在闽安的船只又骤然增加了，它们中多出了从暹罗、爪哇等地驶来的贡船。被称为“三宝池”的一个硕大池子，至今仍完好保存在闽安村口。作为回族人，郑和自幼信伊斯兰教，但也深受佛教影响，受过菩萨戒。他乳名叫三宝，后被称为“三宝太监”。每次驻泊后即将远航，传说他都要到这个池子旁设坛祭拜，祈求风平浪静、航行顺利。人已逝，船队也了无踪迹，池却驻留原地，水光潋滟，仿佛仍静静等待那个熟悉的身影霎时重现，摆开阵仗。

时光继续流转，到了清初，郑成功也来了。

顺治元年（1644）清军就已入关，明崇祯皇帝无路可走，吊死在煤山歪脖子老槐树上，但作为忠于大明的臣子，郑成功还是坚决不事二主。在东南一隅他拉起队伍，还将厦门改名“思明州”，公开昭示了怀念并欲恢复明朝之意。顺治七年（1650）至顺治十三年（1656），郑成功多次攻占闽安，并下令在沿江险要处修筑土堡城寨，集结了数万水师及数百艘战舰在此操练。当时郑军驻扎的地方，是一个鼻子状突出到江面的山头，后来当地人一直把该山头称为“郑爷鼻”。顺治十四年（1657）至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三次率师北伐，最终却功败垂成，精锐将士损失数万，元气大伤。顺治十八年（1661），他率两万五千名将士和四百余艘战船东渡台湾，将被荷兰人占了三十八年的台湾收复，几个月后就病逝了，年仅三十九岁，再也没回到他的大明，他的大陆，他的闽安。

清军重新设防闽安后，以“闽安为八闽门户”，从周围的福清、长乐、连江、罗源等地招来工匠，建起周长一千八百五十米的闽安石头城，同时为了增兵，又修建营房两百间。闽安总兵官范绍祖则修闽安镇总兵府，设水师营汛，其中闽安汛设在圆山水寨，这里是闽安门最为险要的地方。他还下令把郑成功修筑的兵寨，或者毁掉或者重新加固利用，在闽安外围的琅岐、猴屿等处也设岗布哨。

此时的闽安俨然已上升为清廷的军事重镇了。

清顺治十五年（1658），闽安巡检司被扩建为闽安协台衙门，作为一个指挥机关，它统辖包括台湾、澎湖在内的福建沿海。乾隆年间，缅甸不断在边境侵犯劫掠，甚至扣留大清使臣。清廷于是决定用兵征缅，却受阻于那里复杂的热带丛林。乾隆三十四年（1769），在之前三次陆战失利后，朝廷调整战术，改为水路进攻，抽调了两千多名福建水师官兵和沙船、赶缯船等战舰赴云南，参与了著名的老官屯之战，其中作为福建水师的主力，闽安水师也慨然前往。

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收复台湾，闽安协副将懋勋匀、闽安右营把总蔡国福等都率水师官兵坐大鸟船参战。而之前闽安水师船厂与福州船厂一起，制造出四百多艘坚固大船，成为渡海征台的重要物质基础。然后在施琅筹划下，协台衙门所辖的闽安水师以万人之众，每三年一轮换的方式远戍台澎，称为“班兵”制度，统辖台湾、金马、澎湖，驻守防务长达两百多年，其中左营水师在台湾高雄、澎湖，右营水师在台湾嘉义、淡水一带。他们的驻扎地，被叫作“左营”“万福营”，地名一直使用到今天。闽安凤髻山城隍庙里，曾有一块清咸丰三年（1853）立的石碑，刻有“头起台旋”“二起台旋”“三起台旋”“四起台旋”的字样。所谓“头起”，指的就是正月初一由闽安本营起程，四月初一到达台湾；而“二起”是七月初一起程，十月初一抵台；“三起”和“四起”的起程和抵达的时间，与头起、二起一致。他们在台各守三年，然后凯旋。

在此期间，闽安还大量参与台海间的各项海运事务，包括兵员、粮饷、物资的运送。康熙二十七年（1688）闽安协台改设从二品副将驻防，并设三品参将、从三品游击、五品守备、六品千总、七品把总，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军人越聚越多，刀枪火炮春笋般密布林立，将帅如云，船舰如梭。同治五年（1866），当洋务运动的产物马尾船政在毗邻的马尾兴建发展时，闽安水师在继续统辖沿海及海峡对岸后，又增加了护卫船政安危的使命，它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牡丹社事件和中法马江海战是闽安水师经历的最凶险的两件大事。

清同治十年（1871）11月，琉球国一艘宫古岛向那霸上缴年贡的船，在回航时遇飓风，一直漂到台湾东南端八瑶湾，即现在屏东县的九棚湾。船上六十九人除溺死三人外，其余六十六人闯入高士佛社。因为语言障碍，彼此沟通不畅，被当地原住民杀死五十四人。

从明朝时起琉球就是中国的藩属国，历代琉球国王均由中国皇帝册封，算起来这本来只是“内政”。但清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却强行将琉球视为自己的属国，并自行册封了琉球王。这次琉球人被台湾高山族所杀，终于让日本找到一个向台湾发兵的借口。同治十三年（1874）5月，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率五艘军舰、十三艘运输船和三千六百名海陆军，在台湾南部凤山县海岸边的琅峤乡射寮村登陆。十几天后一支共一百五十人的日军进抵石门，即现在的牡丹乡石门村。石门地势险峻，当年是通往牡丹社的入口处。日军在这里遭到高山族的反抗，激战中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身亡。6月1日起，日军又分三路对参与抵抗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地的高山族进行扫荡，大肆焚烧村屋。

这便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清廷于是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作为林则徐的外甥和二女婿，沈葆桢从前闽浙总督左宗棠手中接过创建船政局大任后，经过八年苦心经营，已造出十五艘兵舰与商船，还办起“求是堂艺局”，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海军人才。而船政局的创办和经营的经费，就主要依赖于闽安海关的税收，关税正是船政的命脉所在，其中开办费是四十万两，而同治五年（1866）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有记载船政经费中占七成也都来自海关的拨款。

6月14日，当同治皇帝听从慈禧太后的懿旨，正耗巨资大兴土木重修圆明园之时，沈葆桢忧心忡忡地从福州马尾港出发了，三天后抵达台南安平。他不是孤身前去，而是带着驻守闽安镇的左、右营水师以及“安澜”“飞云”“伏波”等军舰一同前往。这几艘船，都是他所主持的福建船政局自己制造出来的。

沈葆桢显然是决心拼死一战的，抵台后他立即开始调兵遣将和构筑工事。他给李鸿章写信，说：就是“马革裹尸，于心慰也。”可是朝廷却不支持与日本人干架，反而签订了《北京条约》，赔给对方五十万两银子了事。“扪心清夜，无地自容。”这是沈葆桢对这件事的反应。

随他赴台的将士没有立即返回大陆，而是被留下来，分成北、南、中三路，开始了开山修路。北路是飞悬于西太平洋边上的苏花公路，从噶玛兰的苏澳沿海岸至奇莱，就是现在的花莲。南路分两段，一段从凤山赤山庄到卑南，即现在的台东；另一段从社寮沿海岸东行到卑南。中路从彰化的林圯埔至璞石阁，即现在的花莲玉里，打通了山前与山后的道路。三路工程至第二年11月间完成，沿途还设堡筑碉，屯岗驻哨，步步为营。

在《北路中路开山情形折》这个奏章里，沈葆桢详细描述了开山的辛苦与修路的艰险：“自苏澳起至花莲之北止，计途二百里，中界得其黎。得其黎以北百四十里，山道崎岖。沙洲间之大浊水、大小清水一带，峭壁插云，陡趾浸海，怒涛上击，眩目惊心，军行束马，扪壁缩缩而过，尤称险绝。”而且“花莲港以南，为走秀姑峦之道、固木瓜番游猎之场也。登高一望，平沙无垠，茅苇盈丈，人迹不到”。如此恶劣环境之下，许多官兵接连被伤病以及种种事故击倒。从同治十三年（1874）11月至光绪元年（1875）4月的5个多月时间里，共有一千九百八十名将士命丧这些崎岖山路之上。他们中一百三十五位闽安水师将士的遗骸，后来被装入陶罐运回大陆，归葬在闽安虎头山东北麓。这里一面依山，三面临溪涧，墓体以三合土封顶，墓距横平竖直排列整齐，当地人称之为“义冢”。立在墓前的一块块小小的花岗岩墓碑上，都镌刻着死者的籍贯与姓名，在风吹雨打中已经污黑，泛着青苔，却始终不倒，成为这段历史最顽强的铭记与述说者。

时光又走了十几年，光绪十年（1884）夏天，九艘法国军舰载着一千六百九十名海军从台湾基隆驰进闽江口，停泊在马尾江面上。此时福建水师战舰共有十一艘，吨位六千五百吨，舰上炮四十七门，官兵一千四百人。而法舰吨位是一万四千五百一十四吨，还有两艘鱼雷快艇和七十一门重炮。实力确实有差距，但这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如果先动手，完全可以取胜。何况作为福建水师最核心的力量和前线主力，闽安水师还有数十艘旧式舰船，以及密布在闽安门至闽江入海口沿岸的三十多座明暗炮台群可以协同作战，可是他们接到的却是“彼若不动，我亦不发”的命令。两次鸦片战争，锐利的洋枪洋炮已令清政府恐惧入骨，金銮殿之上，无论是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还是尚未亲政的光绪皇帝，都惴惴不安。8月23日，农历七月初三中午，已经在马尾停泊一个多月的法军大小军舰趁着退潮之时，突然向福建水师发起攻击。福建水师两艘军舰为了阻断法军继续向福州进犯，之前已自沉于马尾往福州的江面上，剩下的诸舰还不及起锚，就被击沉。仅仅半小时，“扬武”“济安”“飞云”“福星”“福胜”“建胜”“振威”“永保”“琛航”这九艘好不容易才修造、装备起来的福建水师船舰，就全军覆没了，鲜血染红江面。

这便是著名的“中法马江海战”。

海战发生前，闽安水师副将张成被任命为福建水师前线总指挥，并兼任旗舰“扬武”号管带，直接统领整个福建水师的作战。作为船政学堂第一批毕业生，此时他也有心无力，却枉担了罪责，最终被革职，被判“斩监候”，类似死缓。

接下来几天战事仍接连不断。闽安水师驾驶武装师船、木壳帆船、汽艇和八桨哨船，用古老的平射炮，继续与法军铁甲舰船激战了三昼夜，长门炮台射出的炮弹甚至重创法舰。传说法军司令孤拔因此受伤，不久后不治而亡，他的墓至今还留在澎湖岛上。而法军上尉布埃特-维劳梅兹则被隐蔽在长门炮台对岸的金牌炮台旁的水师士兵用步枪击毙。8月26日法国人先对闽安炮击，然后从鹤滩上岸，杀人、放火、抢夺。二十四岁的闽安人陈明良率众抵抗，双方血战。毕竟武器悬殊太大，陈明良被杀，但法国人也不敢久留，悻悻遁回船上。

惨烈的中法马江海战中，共有七百三十六位福建水师官兵阵亡，其中包含一百六十二名闽安水师官兵，也包含闽安水师协副将蔡康业的儿子和两个侄子。光绪十一年（1885），村里曾建起一座占地两百平方米的昭忠祠，专门用来供奉在此次战死的闽安水师和陆勇死难烈士灵位，可惜在20世纪30年代，却毁于日军的轰炸。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闽安也没有安宁过。那时日本海军入列的航母已有四艘，长门级的战列舰每艘达近四万吨，而中国海军那时总共有一百二十艘小舰，总吨位却大约仅六万吨，最大的舰吨位也不过四千五百。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海权其实已名存实亡，代差太大，力量是十几、二十倍的悬殊。大敌当前，唯有断腕自保，将水道黯然堵塞了。

靠什么堵？船。把装满石料的船凿开，让其沉入江中。

海军马尾港司令部和福建水利总工程处紧急在闽安成立了闽江特别工程处。从1937年8月起，整个闽安村人的生活里都被石头充满了。不仅山上的石头被日夜开采，那道两百多年前为防郑成功大军重来而修建的石头墙上的石头也被一块块拆下来。与长江咽喉处的江阴以沉船阻塞日舰几乎同步，1937年9月3日傍晚五点，六十艘从福建沿岸征集来的商船、木船、缉私艇等载着两百万立方米、重达五百多万吨的石料，在从葫芦岛到壶江岛之间的闽江口主航道处也缓缓降下水面。这一刻，对闽江而言，是痛彻心扉的悲壮，也是最无以复加的耻辱与伤害。河道的使命本只有把流向大海的水缓缓托住，突然却要以命抵挡侵略者的来犯。

我公公以前经常提起家中的两艘货运轮船曾沉到闽江口。他父亲曾是福州轮船公司的主人，船就是全家谋生的饭碗，可是国难当头，无论是否愿意，都逃不掉这个劫数了。某一刻我想象过两艘船驰离福州台江码头时的情景，以及它们在闽江口汇入众船，一起毁身江底的场面，不禁一阵感叹。

作为抗战时期福建省最大的项目，沉船工程一直持续至1941年4月。两年多的时间里日本飞机不时飞临上空狂轰滥炸，试图加以阻止，但顶着倾泻而下的炮弹，当地人还是冒死在闽江口筑起了四道结结实实的水下阻塞线。1941年4月18日，日军三十多艘舰艇和七十多艘汽艇运着一万两千兵力驶抵闽江口，配合三十多架次飞机对闽江两岸轮番轰炸。第二天他们虽然侵入福州城，却并不是沿着闽江上行，他们的军舰驶不了，而只是从侧翼的连江、长乐登陆，然后从陆路长途跋涉进城。三年后的1944年10月，由南洋败退来的日军第二次侵犯福州，仍然只能从连江上岸。

没有找到那些沉到水下的船与石头是什么时候被重新清理掉的相关史料，只知道闽江口往来船只早就重新畅通无阻。残破的船与大小不一的石头们也许在水底待厌倦了，已自行作鸟兽散，然后在斗转星移中被潮水一点点带往大海了？站在江边眺望，一切都了无痕迹，平缓的水面上，波光微漾，色泽柔美。这一刻水性显得远比人性更博大宽厚，它没有江湖怨恨，不会睚眦必报，每天只执着于周而复始的涨潮与退潮，那是它的心跳，它的呼吸，它得专注地积蓄心力，为自己活出独有的清澈与明亮。

沿岸的炮台遗址如今还残存十几座，曾击中法国军舰的长门炮台始建于明崇祯五年（1632）。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和规模最大的古炮台，它与闽安北岸炮台一样，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天我又登上占地达一万平方米左右的北岸炮台，它现在被称为亭江炮台，始建于顺治十五年（1658），也就是郑成功开始挥师北伐的第二年，离闽安村只有一点五公里，由二十米高山巅上的主炮台、突出部呈凸字形排列的前沿炮台、高低明暗交错的临江炮台以及山后的弹药库组成。主炮台有一座三合土砌出的长三十六米、宽三点三米、高近两米的半圆形、半地穴墙体，一门仿制的被涂成黑色的德国克虏伯后膛钢炮仍端立其间，炮口对着的方向，正是浩荡的闽江江面。前沿炮台据说曾有十五门前膛炮，2014年当地政府组织修复时，曾挖掘出两门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本地铸造的长达三米五五的大铁炮，如今它们仍陈列在那里供游人凭吊。而长方形的临江炮台，护墙砌成欧洲人16世纪开始用于战场的棱堡式建筑，长达四十七点八米，宽有十二米多，八字形的射孔前窄后宽，每个火炮间则均匀保持着六十度的射界。炮台间横七竖八相通的隧道和地道已经被部分修复，或石砌或三合土垒起两壁，大多有一米二宽、一米五高。站在隧道旁俯瞰，眼前甚至能隐隐浮现出清兵在不断砸下的炮弹中猫腰快速奔跑的样子。当年这里驻有五百多名闽安水师右营将士，而营房则有五十多座。现在主炮台的营房和弹药库已经重修过，临江炮台与墩体相连一字排开的营房，还保留20世纪30年代被日军飞机炸毁后的样子，豁开的屋顶像一张张愤怒的大嘴朝向天空。

村里十几条古街仍大致保留曾经的模样，青石板路绵延，木质楼房相对。当年曾有数百家商行商铺热腾腾地毗肩接踵，钱庄银楼、丝绸布匹行、米行、鱼行、茶行、陶瓷行、酒库等应有尽有。如今一间间房子大都已大门紧闭，四处空寂无声，却仿佛主人不过刚刚站起，并没走远，转身就可能欣然回转，重新把门吱呀打开，沏茶迎客，笑意盈盈。迥龙桥南北端呈内八字形排列的条石码头，仍尽职地往邢港河面延伸。水依然缓缓向前，码头却再也等不来它的船了。那天恰好有两个年轻女孩穿着拖地汉服在那里拍照，她们裙裾间丝丝缕缕荡出的古意，竟与古色古香的石阶那么妩媚地无缝衔接到了一起。

当年石头被拆去填江以阻挡日军进犯的石头城，只剩下西门一堵土夯筑的城体了，仿佛怕再失去它，两棵榕树伸长根须，把花岗石叠砌出来的墙基拼尽全力密集紧实地重重包裹住。

曾在邢港南岸草尾街驻扎的左营水师已找不到痕迹，而在北岸驻扎过的右营水师，还保留下石洞、城墙等旧迹，以及“右营尾”这个地名。营房已经无存，旧址上建起了一座“右营公园”，青草绵延，亭台错落。临河而立的“得胜寮”古色古香又庄严肃穆，柱子上刻着一副烫金对联：“踏波镇海貔貅士，磨剑屯兵左右营。”伫立在它跟前久久凝视，那段已逝去的往事便隐隐浮现。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在闽安任职的文武官员，从二品以上的有一百六十二位，戍台的闽安水师副将、总兵则有一百二十位之多。一个曾如此密集地容纳过军政官员的地方，发生过那么多既悠长又繁复的故事就不足为奇了。

占地一千七百多平方米的协台衙署仍完好地立在村口附近。它坐南朝北、五进木构、面阔五间、进深六柱，是中国现存唯一的古代海防军事衙门，也是福州市保存最完好的古代衙门建筑。2009年它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在里头缓缓走一圈，恍惚间时光模糊了，身边似乎随时会有携枪带刀的军人大步流星呼呼走过。天井上赫然摆放着一个约两米长、六十厘米高的花岗岩石盂，是北宋元祐六年（1091）的旧物，据说当年郑成功驻扎这里时，曾将它用作马的饲料槽。刚下过雨，石盂里盛满了水，我抬脚踩住边沿摇了摇，它被惊吓般微微晃两下，又坚固地稳住了身体。石槽未老，却早已物是人非了。

特地找到贡船浦旧址，曾经商贾穿梭、货物堆积如山的地方，如今已被辟为一个小公园，四周非常静谧，找不到一个人影。有首民谣据说一直到现在仍在这一带流传：“贡船浦弯弯贡船浦长，千年流水呀闪银光；要问贡船浦在哪里，就在闽江下游闽安乡……”

凤髻山山顶上的城隍庙在20世纪40年代时已毁于日军的轰炸，香火顿息，1983年在原址上建起闽安中学。校园里只有一幢教学楼，却有宽阔气派的大体育场。在校园的角落里寻觅到几样旧石碑和石构件，已经残破，细看却仍能看出它曾经有过的辉煌与精巧。与几个闽安中老年人聊天，他们仍习惯地把山上称为“城隍顶”，有个较年轻的壮汉记得当年在上中学时，曾在操场旁看到城隍庙残存的一段墙体——说到这里，他拉开双臂比画了一下，说有两米左右厚。极为惊喜地在中学围墙外一片茂盛的玉米、豆角地里找到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赵与滂等人在龙门摩崖上的题刻，部分字迹已模糊，但细看仍能辨认出遒劲的一笔一画。在周围蓬勃葱茏的农作物的映衬下，它们浑身上下越发横溢出一言难尽的沧桑。

从凤髻山往下俯瞰，闽江就在眼前。恰逢退潮，水位下降，江边岩石上一处被人工凿出的旧码头清晰坦露，那里就是税课司旧址。隔着一条仅有十几米宽的104国道，闽安公交站恰在其对面。武警巡逻舰艇大队曾在税课司部分旧址上建起过办公大楼，如今楼还在，但建置撤了，人去楼空。旧码头旁，尚残留一段两百多米长、三米多深的旧墙基石，墙体已被水长久浸没，罩着一层厚厚苔藓，呈幽暗晦涩的深褐色，却依旧工整、坚固、气势宏伟。楼毁了，它们却始终挺直身躯坚守岸边，迟迟不肯从曾经那么辉煌的岁月中退席。想打听一下，却四下找不到一个人影。

离旧海关几十米外，一座飞檐凌空的高楼就是2018年才修建的闽安楼。楼里是个展览馆，闽台一体、册封琉球、远征海外、抵御外敌……千百年来闽安的风起云涌、跌宕起伏都悉数展示。登上楼的第四层凭栏前探，竟一眼看到邢港河与闽江的交汇点。与奔涌的大江相比，河毕竟是微小孱弱的，但它们之间却曾经不离不弃，那么和谐友好地让一艘艘载满兵弁与货物的船只进去了，又出来了，共同缔造一个闽安传奇。

抬眼远眺，曾被郑成功战舰密集环绕停泊的郑爷鼻，那个鼻子状的小山体依旧执着地伸进水中。江面上一条运载集装箱的巨轮恰好正缓缓驶来，笛声忽起，拖出浑厚肃穆的悠长鸣叫——它是以自己的方式，向这里发生过的往事行礼致意吗？

楼旁并排摆着两门铸造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红夷大炮，炮口也是对着江面虎视眈眈，口径十七厘米、身径四十五厘米、炮长三点五五米，射程在六百至八百米之间。光绪十年（1884）它们参与过中法马江海战，阻挡过法军冲上闽安。一百多年过去，这片天空下已不再需要炮火重燃，它们只是像两位阅尽沧桑的老人，默默地立在那里迎潮涨送潮落，为每一寸山川安详地送上祝福。

闽安，这个名字是取“安镇闽疆”之意，又有“闽赖其安”之说。在历史深处，这个村庄以那么小的躯体，轰隆隆介入过那么多纷杂锐利的事件，承担起那么多无以复加的沉甸甸的责任。最鼎盛时，据说人口曾近十万的村子，如今仅剩下两三千人，而移居海外的闽安人则有一万多。繁华与喧闹都已退向远处，它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褪去火气，消减锋芒，平静地缩在一角，终于与岁月握手言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