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昔我往矣

小河君：

又是一个春天，梅花、杏花、玉兰、桃花、樱花、梨花开得热烈。我居住的小区北门有一棵特别打眼的森林苹果树，一层楼高，花开得繁盛，花色也很迷人，初开时粉白，渐变成白色，中间一两天，整棵树一半胭脂一半雪，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拍照者甚多。树干上系着一张铭牌，上面有森林苹果树的简单介绍：原产于欧洲，和我们熟知的苹果还有未出五服的亲戚关系。它怎么会在这里呢？像一只野鹤，立在一大片矮小的金边黄杨丛中。

我植物学知识很有限，只认得门前屋后那些从小望到大的树，刺槐，泡桐，枫香，梧桐，桃树，杏树，枣子树，石榴树，柿子树，如此等等。乡村长大的孩子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植物观：一棵树的价值在于它能不能开花、能不能结果、能不能成材，如果没有这些实际功用，那它就不配长在门前屋后，即便侥幸成荫也不受人待见，迟早会被根除。除此之外，我们那里的老人还经常念叨这样一句话：“门前不栽桑，屋后不种柳。” “桑”和“丧”谐音，不能开门见“丧”；那屋后为什么不能种柳呢？我问过我爸，问过队里的老会计，还问过常来我家吃饭的唐木匠，他们都说茅厕在屋后，人起夜时睡眼惺忪，柳树看起来很像披头散发的“无常”，所以屋后不种柳，以免无意中受到惊吓。这个说法有些牵强，姑妄听之。如果小河君有更合理的解释，记得来信说一说。

我爸喜欢栽树，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几十年间不遗余力，将水杉、梧桐、桂花和合欢引进牌楼。牌楼人之前没有见过这些树，也不乐意接受。比如水杉，牌楼至今无人种植，只有我家门前耸立着两棵，旗杆一样笔直，两棵都蹿到了三层楼高。“长这样细，看着就不结实，怕不是什么好料。”当着我爸的面，老一辈牌楼人经常这样说。我爸从不解释，脸上挂着礼节性的笑，有时则自顾自抽烟，眼神是虚的，像是突然走了神。

桂花树栽得比较晚，迎着老屋后门，一开始很不起眼，几年间便开枝散叶，缀满了米黄色的小花。初秋之夜，月亮浮在巢山顶上，后门四周弥散着蜜糖一样的幽香，又由后门向村中央一缕缕浮荡。牌楼人的梦境都是甜的、糯的，像从一条静谧的隧道，穿越回了童年。桂花树因此很受欢迎，牌楼人家后来多有种植，只不过品相普遍不佳，像营养不良的孩童，怯怯地蹲在角落里，不敢迎面看人。我爸看不过眼，经常主动上门面授培植方法。那个被面授的人总是笑眯眯地听着，不时点头，转身便将我爸的苦口婆心抛之脑后——地里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还有闲工夫侍弄花草呢。

我爸得意之作，是门前两棵梧桐树。两棵都是他栽的，当时都只有一米多高，纤细的腰身在风里微微颤动，像两个刚刚学步的孩童，吃力地举着几片稀疏的叶子，在门前的黄土地上撑起一小片绿荫。当时我大哥、大姐都已入学发蒙，我和妹妹还在家里逮鸟、捕蝉、玩泥巴。直到后来，梧桐树在风雨里扎根抽条，我们在岁月里读书成长，才渐渐悟出那两棵朝气蓬勃的梧桐树，原是我爸为我们立的一本无字书——既有扎根大地的沉静，也有向上生长的力量。那是他无声而深沉的嘱咐：愿我们的生命也像这两棵树，无论风雨晴晦，始终向深处扎根、往高处奔赴。等我们离开牌楼时，两棵梧桐树都长到了合抱粗，绿色的冠层簇拥在老屋上空，像一把伞，盛夏时节，投下一地浓阴，成了牌楼最具标志性的“聊天室”与“议事厅”。牌楼人这才看出梧桐树的“好”来，不吝赞美。我爸依旧不多言，脸上漾着得意的笑容。

谁能想到呢，树大根深，最后动了老屋基，卧室和厨房地面先后被顶开几道掌纹一样细碎的裂缝。“这树不能要啊，再长长，就扯到承重墙了！”有一次夕阳西下，唐木匠指着梧桐树对我爸这样说。唐木匠喜欢喝酒，那一次他和我爸半斤对八两，直喝到舌头打结，走路歪歪倒倒。借酒上脸，他让我爸“作”个价，将两棵梧桐都“作”给他。梧桐不算好木料，但合抱粗的梧桐树还是少见，一少见就值钱了。我爸架不住劝，尽管舍不得，最后还是满口应承下来，说：“我作什么价，你望着给就是了。”“望着给”是我们那里很多街坊邻居之间的口头禅，意思是给多给少全由对方说了算。这固然是一种莫大的信任，但也有人因此做了赔本生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那个墨汁一样浓稠的夜晚，灶膛里的火光将熄未熄。我妈端着蓝边碗，坐立不安，在锅台周边打转。她不愿意将梧桐树“作”给唐木匠，却又不便出面言明，怕给外人留下我爸不能当家做主的负面印象。“你爸是个要面子的人，又不懂行情，怎么作价？”我妈事后这样说，“唐木匠早就算计好了，就等着你爸开口呢！”

梧桐树被连根拔起之后，我爸又在原址上栽了两棵又瘦又长的树。那是他四处托人，从桂家坝（村名，水陆交通发达，传明代桂姓迁居于此而得名）千方百计地移植过来的。至于为什么要栽这种树，我爸从来没有对我们解释过什么。他照例每天第一个推开大门，看一眼单薄的植株，然后扛起锄头，嘴里含着烟，一言不发地走向田埂。

对这两棵树，我和牌楼人一样熟视无睹。山野平畴间，花花草草太多了，不觉得这两棵又瘦又长的树有什么稀奇，甚至不知道它叫什么、有什么用处。后来离开牌楼，到皖南小城屯溪读书，校园里有一棵很眼熟的“歪脖子树”，一根粗壮的枝干旁逸而出，几乎贴地，拱成了一座绿叶婆娑的桥。说它眼熟，是因为我见过这种树，但究竟在哪里见过，叫什么，我又想不起来。那个懵懵懂懂的六月，“歪脖子树”忽然亮了，枝叶间钻出许许多多浅红色的绒球，轻盈、飘逸，隐约有一股淡雅的幽香。站在初夏微燥的阳光里，我忽然想起老家门前那两棵又瘦又长的树。记忆里它只开过几次花，花细如丝，几乎看不见花瓣，只是一小团一小团地，藏在梭子一样的叶片中间，像刚出壳的鸡雏。我拦住一个扎辫子的女生，羞涩地问，这是什么树，你认识吗？没想到那个女生也很羞涩，她先是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然后又捂住嘴巴，几乎一字一顿地笑着说，这个啊，应该是合欢吧，怎么啦？

合欢，这个名字好。我暗自赞叹，这么美的花，也当得起这个好名字。赞叹之余，我又有了新的疑问：我爸怎么会想到种合欢呢，是因为“合欢”这两个字所蕴含的美好寓意吗？合欢有吉祥之意，在民间剪纸中，常与牵牛花、“囍”字搭配，寓意“千欢万喜”。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我爸话少，近乎木讷，他种树，出发点应该是本心欢喜与实际功用，讨口彩的可能性极低。乡下人过日子，没别的讲究，实用是第一位的。我爸我妈两小无猜，感情一直很好，即便是婚后，生活捉襟见肘，他俩也没有撕破脸，更没有闹到家喻户晓、家族长辈轮番上门调解的地步。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原是乡下夫妇的常态，他们依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稀里糊涂成了一家人，婚前隔了一层薄薄的纱，婚后却隔了一堵厚厚的墙，于是磕磕碰碰成了家常便饭。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爸我妈之间的和谐反倒成了异类，有人嫉妒，也有人造谣。邻里间闲谈，话题总绕不开别人家的床头屋脚，有的是攀比，有的是窥私。只要我妈在场，最后总少不了一番试探。“还是四爷好，对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哦。”我爸行四，牌楼人都叫他“四爷”。这话听起来是羡慕，实则绵里藏针，尤其是话尾那一声“哦”，拖得长长，像从唇齿间弹出一枚暗器。我妈每次都是浅浅一笑，不接话茬，也佯装听不懂那些话外音。“嘴长在别人身上，日子是自己过的。”我妈晚年经常这样说。她虽不识字，但活得通透，这份通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

其实，她们眼里的“四爷”是有脾气的，而且脾气还很坏，只是我妈总能春风化雨，一番温言便能化解他的盛怒。真是“一物降一物”。我和你说过，我爸读过私塾，骨子里是个很骄傲的人。他当过很多年大队会计，没有出过一分钱差错，是远近闻名的“铁算盘”；他会写毛笔字，中规中矩的行书，是十里八乡为数不多的几个“文化人”之一。腊月里，他经常义务为乡亲们写春联，我总是“奉命”站在桌边，小心翼翼地牵着红纸，一步步后退，写好一张便往门前的梧桐树下摊一张。春联内容都是他自撰的，因人而异，有几幅我现在还记得：“茶粗情意厚，屋老笑语多。横批：家和运泰。”“田间春意闹，枝头喜鹊鸣。横批：天道酬勤。”“新衣新帽添气象，好景好年兆收成。横批：嘉节长春”。全是朴实无华的大白话，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深切期许。我爸写的春联也因此很受欢迎，小年夜一过，就有人送来新买的朱红纸，后来是“万年红”，算是提前预订了。

我爸还给我拟过一副对联。小升初，我考出全校第二名的好成绩，当数学老师捎来这个消息时，我爸既意外，又激动，脸脖子涨得通红。那天他和数学老师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吃罢晚饭，他忽然当着全家人的面，清了清嗓子，郑重其事地口授了一副对联，嘱我先记下来，然后再抄到初中新课本的扉页上：“上联：一心盼笋快成竹。下联：满眼槐树正落花。”记归记、抄归抄，当时我并不明白他的苦心，也没有读懂其中蕴含的深意，甚至是辜负了。

初二下学期，我忽然变了一个人，对物理和政治这两门课深恶痛绝，既不用心听课，也很少按时完成作业。浑浑噩噩地混到初三，我完全放弃了这两门课，对中考也失去了信心。那个黄昏风雨欲来，当我将自己落榜的消息语无伦次地告诉给我爸时，他正和我二哥在大塘边抽水。塘埂边有几棵乌桕树，暮光里，蝉唱如雨。他不相信似的看了看我，欲言又止，脸脖子涨得通红。我胆怯地杵在原地，心怦怦跳，准备承受他的责骂。他一屁股坐到乌桕树下，从荷包里摸出一根烟，点上火，猛吸一大口，好半天之后才慢悠悠地说：“你自己可有什么打算？”

我摇了摇头，嚎啕大哭。

“哭什么！又不是不能活，和你二哥一样种田就是了！”他望了望我二哥，又望了望我，汗津津的脸慢慢平复如初。

分田到户时，家里没有劳动力，我二哥不得不丢下书包，在田间地头起早贪黑，一样一样摸索。那年他只有十七岁，白面书生一样，细皮嫩肉，身量单薄。我一直很心疼他，在念书和务农之间，他果断选择了后者。那是一代又一代牌楼人的活法——面朝黄土背朝天，周而复始，和天斗，和地斗，最终其实是和自己斗——漫长的一生，一眼就能望到头。我常扪心自问：如果换作是我，我是否愿意辍学在穷乡僻壤做一个农民呢？

说实话，我不愿意，即便中考落榜，我依然渴望继续念书。经过一个难捱的暑假，我爸最终还是依了我。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老师们一致认定我“不是那块料”的情况下，我爸何以愿意供我继续念书呢？很多年过后我问过他，他意味深长地一笑，自言自语似的说，不晓得，忘了当时是怎么想的……彼时他已年迈，喜欢独处，愈发守口如瓶、不苟言笑。时过境迁，我确信他是真忘了。八口之家，需要他决定的事情太多了，哪能都记得原委呢。有一些决定需要理智，更多的决定其实来自本能。如今我已知天命，千帆过尽，渐渐理解了我爸的决定。去年我孩子高考，面临人生第一个分岔路口，何去何从，我和我爸当年一样，让孩子自主选择，我只提供参考意见。为人父母，为自己的孩子“赌”一把，其实不算冒险——这是信任，是放手，也是尊重。

龙应台说得好：目送，不必追。

我爸做到了。他把满腔热情埋在心底，专心做自己该做的事。

大学毕业前夕，我很迷茫，既不愿服从分配回老家教书，又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爸专门给我写来一封信，那也是他写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信只有薄薄的一张纸，具体内容我忘了，只记得其中一句话：“人是要有一些想头的。”这个“想头”是什么呢？我不明白，摸爬滚打很多年之后才幡然醒悟——它不是什么远大的理想，也不是什么宏伟的规划，而是心里那一束不肯熄灭的“光”。

对他来说，门前屋后的那些树是光，苦思冥想的春联也是光。我的光在哪呢？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答案。你或许会说，文学不是光吗？是，又不完全是。写作至今，我一直是“槛外人”，发表随缘，出版随缘，中年之后尤甚。对今天的我来说，写作已经是一件很次要的事情了。我是这样排序的：生活第一，工作第二，最后才是写作。

小河君，你一向是理解我的，相信你能认同。

这几天阴雨湿冷，我总是睡不安稳。凌晨三点多醒来，窗外滴滴答答，长一声短一声，再无睡意。想起我爸的老屋，绵绵春雨落在小瓦上，叮叮咚咚。一家人聚在上堂心，一灯如豆，我爸和我二哥总是在聊农事，聊年成；我妈不声不响地坐在后门旁边，一面缝缝补补，一面等着鸡进笼。如今春雨依旧，老屋片瓦不存，我妈我爸先后去了另一个世界。醒着的夜里我时常这样想：春雨来了，我爸应该还会栽树吧，他会栽什么树呢？

想着想着天就亮了，雨水渐止，我也慢慢平静了下来，窗棂上的光有了人间的暖意。那是生命之光。它轻轻召唤我起身，从容奔赴人生的后半程。

雨一直下

小河君：

秋雨绵绵。我在黄昏的办公室里给你写信，同事们都回家了，白炽灯下的静谧像一封被人遗忘的旧信笺。雨水在玻璃上形成一面漫漶不清的雨帘。玻璃越来越薄，像汪洋大海里一块漂来荡去的浮冰。一道道光影勾勒的线条构成一幅幅抽象画，变幻多端，韵味无穷。窗外就是天鹅湖，水光黯淡，看上去就是一团脏兮兮的积雪。积雪，多么遥远的往事，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雪景，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过远门了。天鹅湖畔的灯光湿漉漉的，一栋栋写字楼宛如一座座孤岛，灯火浮游处，影影绰绰。这个风雨交加的黄昏，每个滞留者都是一盏灯。置身其间，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守夜人，秋夜无边无际，秋雨无边无际。

此时此刻，我又一次想起那个遥远的秋夜，时缓时急的冷雨像一只奔走的小兽，在屋顶上留下一串串清冽的足音。从动荡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周遭黑咕隆咚，我一个人睡在地上，浑身冰冷。我一骨碌爬上床，没有摸到二哥，连喊几声，也没有人回应。顾不上多想，我赤脚冲出卧室，发现大门虚掩，堂心里还亮着灯。让我惊愕的是，我爸我妈我妹都不在，家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小河君，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被抛弃了，像水井边那块板结成一团的旧抹布。我妈用那块旧抹布洗过碗，我爸用那块旧抹布擦过板凳，当它最后出现在水井边时，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烂了好多洞。

我壮着胆子，慢慢靠近虚掩的大门，田畈里风雨交加，晃动着一束束笔直的光柱，像一条条从天而降的瀑布。我明白了，难怪家里没有人。晚稻已经开镰，割倒的稻秆有一部分还摊在田里，孰料秋雨突如其来，只得连夜抢收，堆在稻床上，一层层码成垛。我不止一次亲历这样的抢收，跟在大人后面和雨脚赛跑，被镰刀割破过小拇指，被碎玻璃扎伤过脚底板。有一次大雨如注，四野茫然，田埂上泥泞不堪。我一个踉跄，整个身子便栽进了浊浪翻滚的灌溉渠。洪水像一条被激怒的巨蟒，裹挟着枯枝败叶，瞬间将我吞没。我徒劳地挣扎，绝望地哭喊。万幸的是，前门二叔闻声及时赶到，跳进灌溉渠，将我从死神手里一把抢了回来……往事历历在目，像一张张水渍漫漶的旧照片，每一次回望，那水渍便成了显影液，重新浮现出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不止一次说，人生是一场修行。离开牌楼后，我从不提这些事，也没有写过。苦难是“隔”的，没有人能真正共情。童年铸就了生命的底色，往后岁月，都不过是在底色上涂涂抹抹，或调和，或修正。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牌楼人的物质生活已经改善了，虽说不愁吃穿用度，但也谈不上衣食无忧，其中甘苦，只有过来人知道。童年的记忆刻骨铭心。成年之后，我勤俭度日，每一餐都是“光盘”，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奢侈品。我也反复提醒孩子，不要浪费粮食，吃多少盛多少。孩子一开始总是做不到，直到小学高年级，他才真正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深意，每次吃完饭，碗里总是一粒不剩。我很欣慰。我不奢求孩子成名成家，唯愿他常怀感恩之心。因为我深信：一个能将点滴温暖都化成生命底色的人，人生之路必将宽广而从容。

难忘的，还有那次抱稻把，一条乌梢蛇竟然卧在稻秆中央。它猝不及防地挺直上身，凌空吐着信子，与我四目相对，近在咫尺……我吓傻了，愣在原地。

二哥用禾担挑走了乌梢蛇。当晚，我迷迷糊糊地烧了一整夜。我和你说过，我五婶略通方术，她在床边烧了几张黄裱纸，嘴里念念有词，然后又将一碗清水放在门槛边上，碗里稳稳地立着一根筷子……一大早我就退烧了，大汗淋漓，简直不可思议。筷子怎么能站在水里呢？这其中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五婶，她总是神秘兮兮地说：“那就能讲了么？这是天机！”即便是到了晚年，她也只是笑而不语，始终不肯揭秘。

五婶晚年困于白内障，不再帮人“作法”。每逢来人登门央告，她总是起身相迎，笑眯眯地昂着头，盲人摸象一样伸出一只手。登门的人唬了一跳，又不便立即告辞，少不得接住五婶，慢慢坐下来，心不在焉地叙一番家长里短。

扯远了，接着说那个秋夜。雨一直下，一直下。我只有八岁，二年级，但我没有哭，只是蜷缩在堂心的椅子上，筛糠一样颤抖，前所未有的寒意笼罩着全身。

不知道究竟过去多久，噗嗒噗嗒，门外终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不敢抬头，心怦怦跳。大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寒意汹涌而来，裹挟着一阵猛烈的咳嗽。我爸的咳嗽。我又惊又喜，眼泪夺眶而出。

我爸的头发在滴水，嘴唇发紫，每一道褶皱里都蓄满了深深的寒意。

海佬呢，海佬！屋内忽然传来我妈的尖叫。

我原以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其实我妹妹也在，但她不在床上，我妈因此惊慌失措，在卧室和堂心之间来来回回地呼唤。灵光乍现，我忽然想到了大衣柜，那是妹妹捉迷藏时最爱的藏身处。

妹妹果然窝在大衣柜里，两眼含泪，像一只受伤的小兽。

我妈一边哭一边抱起妹妹。我爸如释重负，满是责备地剜了我一眼。我委屈万分，却又不能分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分辨。等湿漉漉的二哥拎着马灯最后一个进门时，我爸我妈已经准备休息了。

自始至终，没有人问我，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确实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和妹妹都好好的。室外风雨如晦，室内风平浪静。

冷雨在窗外敲打了一个通宵。我始终没有睡意，茫茫夜色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硬硬的木板床成了一块小甲板，迟迟无法靠岸……此后我多次重复一个相似的梦：一座巨大的迷宫，有时像我发蒙的巢山小学，有时又像废弃的朱家老祠堂，但四通八达的长廊始终空无一人。阳光从天窗上缓慢地移进来，在我置身的长廊里投下恍惚的光斑，照亮了一扇扇对开的浅黄色的木门。在梦里，我总是在锲而不舍地找人，最后又总是一无所获，只有一地余烬。

在梦的最深处，一直回响着那一夜清冷的雨声。

初二那年，我报名参加了校运会的长跑项目。我喜欢跑步，似乎也有些天赋，无论是在坑坑洼洼的田畈里，还是在高低不平的机耕路上，小伙伴们都跑不过我。看着他们气喘吁吁地弯着腰，双手撑在膝上，热汗淋漓的狼狈模样，我总是故意挺直脊梁，嘴角扬起一抹得意洋洋的笑。然而，当我站在操场上准备比赛时，心里突然有些发怵——对手要么比我高，要么比我壮。他们蹦跳、扩胸、弓步，一副训练有素志在必得的样子。站在跑道旁边，我自觉毫无胜算。

枪响的瞬间，大脑一片空白，我抱着滥竽充数的心态迈开双腿，本能向前。谁能想到呢，迈开双腿我就活了过来，风过耳，一个又一个对手被甩在身后，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跑，而是在低飞……当裁判宣布比赛结果，我出人意料地荣获“季军”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压抑着狂乱的心跳，我头重脚轻似的走上领奖台，从教导主任手里接过一双雪白的运动鞋……然而，当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回家，满头大汗地拿出人生第一件奖品时，迎接我的不是赞美，而是劈头盖脸的质疑和批评。

“瘦猴子一样，你能跑第三名？别鬼扯！”

“你老实讲，捡的还是偷的？不能扯谎！”

一脸热汗瞬间冷却，我愣住了，怔怔地靠在墙上。斑驳的墙壁凉冰冰的，像一块生冷的铁。这块铁似乎吸光了我的气力，我轻飘飘地，不能自已地慢慢瘫了下去。

这一切原在我意料之中，只是我一时间得意忘形。我爸寡言，除了对我妹妹，他对其他人都吝啬赞美；我妈从不过问我学习成绩，只是谆谆告诫我要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我自幼顽劣，又不肯好好念书，身边总不缺“烂泥扶不上墙的”、喜欢小偷小摸的“坏孩子”。我妈最深的恐惧，是我被人带上邪路，最终一脚踏空，坠入万劫不复之境。在她朴素的法则里，“偷”，是最不可触碰的禁区。“穷不丢人，矮不丢人，一旦伸手，脊梁骨就断了！”年少时我总是抵触，她一次次强调的这句话，也总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如今四十多年过去，我才真正领悟这些我曾无比排斥的唠叨，其实是我此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不止一次将这句话复述给我的孩子。孩子比我懂事早，从小学到初中，这句话一直是他的座右铭。

我妈是牌楼最后一个童养媳，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她养成了逆来顺受、谨小慎微的性格。她辛苦一生，几乎没享什么福——前半生在田畈里劳作，忙着挣工分；后半生在锅台边打转，服侍一家老小。我爸读过私塾，是方圆数里为数不多的几个“文化人”之一，我最早的启蒙读物，是他熟读成诵的《三字经》

和《幼学琼林》。他是一个内心很骄傲的人，常有时运不济之叹，雨雪天气，总是郁郁寡欢地喝闷酒。我常上破罡街帮他打酒，穿过半街心一条逼仄的青砖巷，左拐一百米，便是散发着浓烈酒香的“桃源酒坊”。我至今还记得那股扑面而来的酒糟味，辣辣的、暖暖的，让人昏昏欲睡。分产到户后，几个孩子嗷嗷待哺，我爸不得不脱下长衫，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起早贪黑，四季无休。周而复始的农活一点点磨去了我爸的锐气，也耗尽了我妈的耐心。生活的重压之下，他们已无暇他顾，那郁积的疲惫与无奈，便时常化作落在我们身上的无名火。那个雨夜，他们是有理由生气的。长姐如母，长兄如父。我虽不是长兄，但大的照顾小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牌楼家家户户都如此。

然而，天经地义的事就一定合理、一定公平么？我不仅未能分得父母对妹妹那样的宠爱，反而要用稚嫩的肩膀，过早扛起照管妹妹的责任。可那个年代，谁敢忤逆父母呢？即便心里盛满了委屈，也只能忍气吞声，连一个“不”字也不敢说。

懵懵懂懂地走过高中，又按部就班地读完大学，此后多年，我慢慢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像一只断线的风筝，越飞越远。那是我最自由不羁的二十年，忙于工作，忙于写作，忙于各种可有可无的应酬……直到那个寒冬，我妈突然病倒了。病床上的她显得又瘦又小，仿佛整体缩小了一轮，花白的刘海稀疏地搭在额前，怎么也掩不住那张浮肿的、我几乎认不出来的脸。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整天在房前屋后忙得团团转的人，怎么变得如此苍老呢！

诊断结果是尿毒症。晴天霹雳。我们兄弟姊妹六个拼尽了全力，最后还是没能跑赢死神。二〇一一年元旦，我妈依依不舍地走了，带着满心不甘和无数个不眠之夜的疼痛。我无法接受，太突然了，像一场无声的雪崩。“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以前不懂，此时我才痛彻心扉——这是钝刀子割肉，子欲养而亲不待。之后每一个中秋、每一个春节，心里总有一个地方空落落的，像被一只手轻轻地揪着，你哭不出来，只能忍。

归葬那天，瑞雪无声，我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上巢山，感觉自己忽然老去了一轮。那个在雨夜里低低饮泣的少年终于走出了重重阴霾，阳光下的新生，辽阔而丰盈。这一年，我开始学会“放下”——放下工作，放下写作，放下应酬，浮躁的身心渐渐归于平静与安宁。节假日我几乎不再出门，只是陪在家人身边，买菜、做饭、闲谈。我爸也老了，形容枯瘦，暮年的孤独像一口深井。这些年，我写作、出书、获奖，他是知道一些的，只是从来没有提过。席间闲谈，我很希望他能说说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生于一九三六年，无论是除旧布新，还是文争武斗，他既是亲历者，又是见证人，必有一番极富时代特色的生命体验。然而，他的叙述始终是粗线条的，大而化之，似乎缺乏归纳、总结、提炼的能力。每每这时，我总是毕恭毕敬地坐在他对面，默默地听着，不置一词。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回首往事，尤其不愿意回首伤痕累累的年少岁月。他七岁丧母，刚过门的长嫂勉力拉扯着一大家人，时常顾此失彼。他从此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谁家屋顶升起炊烟他便倚在谁家大门旁边，“像个小叫花子”……他似乎从我的沉默里觉察到了什么，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戛然而止的次数越来越多。

我渐渐明白，他的过往是一口深井，他亲手封上了井口，我能做的，便是在井边静静地坐一会儿。

我爸是二〇一七年走的，我再没有我妈离世时那么悲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几乎寸步不离地陪在他身边，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他都看在眼里，不止一次和我妹妹说我“很顾家、很孝顺”。我很欣慰——人到中年，我终于活成了我爸我妈想要的样子。他们终究还是认可我的，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也或许，是他们认为不需要表达。我也因此释怀，在岁月深处，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一个人活到最后，最终都要与自己和解。这不是妥协，而是涉过千山万水之后，我们卸下了执念，也卸下了那个错误百出而又疲惫不堪的自己。

小河君，爱是最宽广的慈悲，也是最好的疗愈。我愈来愈笃信这一点。

时序的更迭，在合肥，似乎便是一场又一场冷雨。栾树褪尽了最后一袭华服，我也在日渐加深的寒凉中，早早地穿上了秋裤。倒不是因为怕冷，更像是与季节一期一会，心照不宣的仪式。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皖南小城屯溪读书，经常收到我妹妹代笔的家信，秋冬时节，末尾总有一句：“妈让你记得穿毛线裤！”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有时是两个。那时候年轻，哪记得穿毛线裤呢，似乎也不需要穿。如今已知天命，才真正懂得我妈为啥总要叮嘱我穿毛线裤。对一个含辛茹苦的农妇来说，这平平常常的几个字，揉进了她对儿子的全部期许。昨晚降温，我也给在异乡求学的孩子发了一条微信：“记得加一件薄毛衣。”

孩子刚满十八岁，他能理解这几个字背后的深意么？我不知道。但他迟早能理解。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含着一个老父亲大半生的体悟，藏着一个老父亲笨拙而坚定的守护。

小河君，一年将尽，一岁年纪一岁人，各自珍重。我很想念那个蹲在锅洞旁添柴取暖的少年，跳荡的火光，煨着他蜜糖一样的喜悦的脸……

【作者简介：江少宾，散文写作者，曾获人民文学奖、老舍散文奖、西部文学奖等若干散文奖项，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回不去的故乡》《大地上的灯盏》等。现居安徽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