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学》2026年第9期｜黄人厷：命命鸟
编者按
当某个人或某个事物从生活中悄然消失，我们该如何面对他们所留下的空白，是沉默、接受，还是追溯或修补？作者站在历史、当下与未来的交界处，以“命”“命”“鸟”三个彼此呼应的片段，将现实的复杂交予时间……
命命鸟
//黄人厷
命
我是个摄影师。尽管本职是图书管理员，成天不是和书架上的木头残渣打交道，就是借扶梯登临学海，给高悬在头顶的二手书贴标签码。摸相机以来，从未拍出过什么惊世骇俗的瞬间，诸如：太平洋的濒危鲸鱼交尾，非洲象群涉过枯河抵达水源那一类。我必须解释，这些现象绝对可遇，只不可求。
我是个摄影师，至少我这么以为。我捏造过一条准则：骗人先骗己，成佛先装疯。我按过的快门比修长城丧命的人还多，可是没人惦记我的那些照片。台风登陆的日子，我将它们摞起来，再从写字楼十八层天台一把撒下，任其纷飞如絮，也无法去挽回某个时刻已盖棺的事实。
读研那会儿，我的研究生导师——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巨擘亲传弟子，习惯坐在檀木搭成的椅子上，一手扶腰，一手扶额，给我的论文提供修改意见。提出一连串的见地后，加上一句，其实，你也可以不听。
他极少正眼去瞧书页里的编年和断代，而是从那几十页A4纸里跳脱出来，去引申那些荒诞至极的野史：吕伯奢患绝症，活腻了，故而主动向曹操求死；孔明把西、南、北风都借了一遍，只有东风肯来……这般连三岁小孩听了也哑口的蜚语。
出于师生之道，我多少还是奉劝我的皮肉笑笑。
笑过，礼貌过，我直言，这不可能，太离谱，大大违背了研究的基本原则。
导师承认，这些故事是有些滑稽。
我们消耗完一打菠萝啤、三包炒花生和无数声厘不清的饱嗝，一致得出了“历史故事向来都很幽默”的结论。他告诫我，这话在外可说不得，尤其在冠冕堂皇的场合，要是说漏嘴，别讲是他教的。我很识趣，没有顺着说下去，我怕烫伤自己。导师唱念时，我忙于一个个地检查易拉罐拉环，寻找上面的“再来一次”字样。
真能再来一次吗？我问自己。太多的经历告诉我不能，否则太公也不会丢下我们，跑去菲律宾给人做花灯；杨桃村
的那片杨桃林应该还是继续消磨时间，瓜熟蒂落，如此轮回，而不是被卷到镇上厂子的流水线里，加工成一样样和杨桃口味无关的东西，运到城里高不可攀的货架上去；我应该留在杨桃村，跟着阿公养石金钱龟，赶在龟产卵前把沙坑挖好，又赶在蛋壳沾上腥味之前刨出，放在天台的温室里，等收龟人骑那辆踏板摩托来收。
我的导师和我打过一个赌，赌明日的天气和天气预报有无偏差，天杀的我输了。赌注是从嘉峪关长城往上数，直到四千三百九十九块石阶，验证与第一块石阶到底有何分别。我连夜登机飞往甘肃，赶在第二天太阳冒头前抓拍下了那两行石阶的照片，并在阳光和月光的监督下，反复对比，觉得大不相同，且不同得各领风骚：轮廓、倾斜度、颗粒凹凸、沙尘覆盖程度都截然不同。我信誓旦旦地伸手指，同导师讲，我数的误差绝不超过三块石阶。他说历史是绝不允许出现差错的，一丁点儿也不行，除非我们自认平庸，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如野史那样野，那样放肆，那样不计世俗。
我说是，可那两块石头除了都被称为石头，外貌没有一点儿相像。导师扶着老花镜，说，一样，都一样，不信你再看看。我删去那两张照片，不再看。那些令人感到怀疑的事物，任你再三劝说，它们依然不可信。特别是喜欢把一件事往复杂搞的人。历史也是这样，不论你如何去斧正或篡改，也仍可从不同中觅得相似，从相似处窥出不同。
恰好我的导师既和历史斡旋，偶尔也和一些以诗人自居的老叟同流出游，问酒写诗。我看过他从史书里东拉西拽出来的研究论断，比起那些没有温度的事件和空洞的教训，我更中意他的诗。我趁他与学生携手绘制三国时期的地图时，无意中看到了他夹在教案里的诗，严格讲，是嵌在手帕上。艰涩难识的字样让我想起甲骨文，非说这两样有什么区别，便是一样是写给后人，一样写给前人。
至于诗句如何堆叠，意象如何穿插，言语如何诗意，我说不出。离开校园以后，我迅速丢失了将文字排列组合的能力。只清楚，那诗是一首彻头彻尾的赞美诗，情调溢于言表，字崩纸裂。它赞美一个女人海带一样绵长的头发，再是吹弹可破的脸蛋、修长的脖颈，最后是拱桥般的乳房和雪白的大腿。原谅我整天浸泡在历史的酒瓶里，对现实已近乎脱敏，可那时我还是立马体会到了女性的伟大之处。也许是这首诗描述得太过传神，也许只是我荷尔蒙正好在迸发的顶点，无所发泄。
我后来也去过几次长城，只是不再走嘉峪关，如导师所言，哪处的石头都一样。脚底的石头颠簸与否似乎也不那么重要。望着天边的飞鸟与流云，我有一种冲动，把这些变化的瞬间都收拢起来的冲动。导师搬运我制造出的论文垃圾时，常讲，你不要再纠结于发生的时间了，它就是个数字。我抬头去看闹钟，发现的确如是。我常迷失在牛角尖里，大军出击，火烧连营，自身难保。他老说，停下，快出来，不要靠近了。
要我说，那么多的人和事，都归结到了一本看似深厚却终究可以阅尽的书上。我问导师，如果，我是说如果，一件事从未发生过，或者说，发生了，可是从未有人记录，好似和没发生也差不太多。导师没有理会我。我知道自己从小就爱欺瞒，一想到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可是我们一无所知，这并不好受。
结果是，导师先被风吹落了。
事情发酵的时候，我正在宿舍踢“实况足球”。我操纵着马拉多纳，马赛回旋接油炸丸子，在禁区前，克鲁伊夫转身，接着惯用脚大力一抽。球被门将切赫没收。
导师在听筒那头一直说，像话吗？这像话吗？谣言，一派胡言。
我没有追问导师，只木木地看着电脑，我的一位博士师姐在一个学术论坛里发了一个帖子，简单来说，她在帖子里罗列了导师在她读博期间对她进行的种种压榨，还隐约有一些别的指控，但语焉不详。
导师问，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帖子消失？无法无天，完全是造谣。
我说，要不打电话去问问师姐？导师回，打过了，早打过了，她不接啊。不接。
我劝慰导师，说谣言止于智者。他咳嗽，回，呸，是我的错，没把学生教好。
帖子点赞和转发不少，评论区已经有人带头进谏，掀起了风浪。发酵和膨胀只是时间问题。
年初参加东亚历史论坛，与师姐碰面，她向我展示中指上的那枚周大生戒指，挑眉，说，年前订的婚，明年办婚礼，打算中式一遍，西式一遍，记得随份子。我说当然啦，祝早生贵子，师姐这时白我一眼，好似我说出了某种诅咒。
我见过师姐的未婚夫，隔壁理工大学的，黑框眼镜，格子衫，束脚裤，踩山地自行车，也玩“实况足球”。他情人节来学校找师姐共进晚餐时我们碰过面，客套过三两句。短短几分钟，就足坛的GOAT究竟是梅西还是马拉多纳这个话题展开激烈论战，师姐在一旁拉也拉不住，谁也没说服谁。分开时只好相互挥手，今晚七点游戏绿茵场里见。
论坛上，泰山北斗级别的教授激昂演说，准备重新探讨早已界定好的历史分期。把前任论坛盟主批得一文不值，同时巴拉巴拉地给出了许多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和设问。他挺着肚腩，揣着裤兜，讲得肃穆。趁他遨游江山之际，我作半捂嘴状，问师姐，老头这么快就让你毕业了？她朝台上指了指，做出食指放在嘴唇中线的手势。
导师在电话里不断地说，怎么办，小黄？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师姐她疯了。
我无策，只好安慰导师，说可能师姐最近压力太大了，让她消消气，说不定会好。
挂完电话发现，游戏内，我的球门已经被人捅成了筛子。电脑屏幕里依旧停在师姐帖子的界面，我盯出了神，脑子里不觉幻想出师姐穿着白色婚纱以及中式旗袍的模样，头顶立体环绕着《婚礼进行曲》，天鹅羽绒纷纷落下，地上唢呐在吹，人在闹，炮仗在响。
不知什么时候帖子不见了，但导师被免去一切职务，收拾包袱，提前退休。
导师收拾办公室那天，我也在，确切来说，只有我来了，其他学生如遇豺狼般遁逃不见。导师收着墙上的朝代分布地图，转身见是我，有些惊讶，久久未言。我说我来帮您，他把一摞卷好的地图交到我手上，说这是蜀国的，接着拍了拍我的后背。导师问我，分给谁带了？我说出新分配的导师名字，他讲，唉，那个老古董，就是个书虫，他除了懂点书里的东西，还懂个屁。这个论断日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我的新导师后来在一日日的书香中，突发脑出血，一头栽倒在《明史》本纪二十四卷里，未到退休年纪就早早作古。
我埋头收拾，沉默良久也没憋出个屁来。终于，我问导师，此去一别，何时再见？他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说着指了指墙上起皱发黄的西晋地图。
讲真，我替师姐感到高兴，我太清楚导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生们在暗地里早就滋生出许多不满。可我却偏偏恨不起他来。他逗我去嘉峪关数石头，我也只是把论辩时的声音提高了几个度。我总是这样，沉溺在那些虚无缥缈的历史考据里，几乎走火入魔，甚至，无时无刻不去幻想着自己能够成为它们的一部分，要不是导师拉我，兴许我已经沦为黄土，成为被掩埋的一部分。
我想到那些夜晚，和导师待在办公室里，不开灯，借着窗外闯入的光彻夜长谈。我们模拟官渡之战，分别饰演曹操和袁绍……换了新导师，我的研究方向没变，但开始觊觎起那些流传甚广的野史，有时在网上看到古玩书商发布的上古册子，暂不管真假，相距千里，高铁飞机，我都要跋涉一探。
不知从哪天起，我不再耽溺其间，那些怪谈野史和正史在我看来已无二致。毕业，我考入一家市立图书馆，恋爱、娶妻、生女、再丧女，历史还是那样，并未因谁的意志而改。至于生活里错失的瞬间和那些将被流传百世的事迹，在我扮演摄影师举起相机之后，都变成了快门声中转瞬即灭的刹那。
命
去人像馆的路上，妻在副驾驶座上三番提醒，到了馆里，把心思放在相机的快门而不是大厅里的长腿高跟传奇女歌星上。给她和女儿照相，上次拍出来的照片只有她。没有女儿。
动动手指，摁个快门有那么难吗？
妻打开车窗，不到两秒，被我立刻关上。
风吹至一半就断截，剩车载音响还在震，续上的是《光明》，汪峰哮着：“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扯碎我的脚步，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我调低音量，解释，一台相机再伟大，也不能把一个人的画面添足为两人。妻不听，说她那天分明看见女儿朝她小跑过来，边跑边喊，妈咪，妈咪。我说那是因为你戴了VR眼镜，妻说，什么眼镜不眼镜，我视力好得很，一目千里，能从这里看到隧道尽头。
我超过前方装满泡沫塑料的三轮车，侧身对妻说，往后坐一点，挡住后视镜了。还有，别开玩笑了。妻撇头，说，你看我是在开玩笑吗？别忘了，那也是你女儿。
有一点我该认，离开校园，远离那些趋近发霉的史书之后，我再不对人开什么玩笑。别人的玩笑也难以令我发笑。
妻冷笑一声说，承认吧，禾禾也是你的女儿。我不说话，一辆突然减速的吉普让我顿生恼火，大力拍了三下喇叭。我飙出几句由客家话、普通话和中式英语组合成的脏话。
猛烈的冲击让我忍不住打了个饱嗝。妻在一旁嫌弃，咦惹，一股大蒜味，臭死了。我说谁让你这么着急，刚吃的饭菜，还没消化呢。饭前，我和妻吵了一架。她表示家中潮湿，天花板破裂，蚊虫滋生，皮痒心浮，和待在森林里没什么区别。我边喷着六神，说已经很好了，即便是森林，好在没有猴子，上次去猴山被猴子抓伤了脸，涂了好几天药膏。
我和妻一贯奉行大架小吵、小架大吵的原则。我们动口，但不动手，我们那么迫切地往那些开裂的地带里钻，到头发现，扯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
女儿已经不在了，可妻依然坚持着就餐时把她的碗和调羹拿出来的习惯，不仅如此，还盛上饭菜，满满当当。妻说，女儿还小，在长身体，吃得多。有次妻做红烧排骨，烧得不软，黏牙难啃。我说这也太硬了，禾禾怎么吃，她牙都还没长齐。住口，妻吼，禾禾会长出两颗虎牙，像我一样。说着，妻咧嘴，露出两颗与她面容相违的虎牙。
妻用筷子敲了两下桌角，示意不许动女儿的饭碗。我说饿了，何况这碗饭本来也没人吃，放着也是放着。妻说，你女儿不是人啊。
但她都……“死”这个字到嘴边终究还是没吐出来。
那以后，我们家每日餐桌上都会出现那样一幅场景，一张桌上，有三副碗筷，两大一小，小的那副侧面印着《小猪佩奇》的印花。可是夹菜咀嚼饭菜的只有两人。
饭点敲门来家里的客人，见我们桌上有三副碗筷却只有两人时，通常要变得不自在。渐渐地，街坊开始传，503户在家养小鬼，明明家里只有两个人，却要摆三副碗筷。我和妻吵过不止一次，不是因为这事，是别的，比如蚝油为什么又忘记放冰箱，发霉啦，蟑螂药不要下在人容易踩到的地方。
我们最后不可避免地扯出那件事。
我冲妻咆哮，你是不是疯了？现在外面都在传我们家是疯人院，到底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妻不说话，用海绵球擦拭着禾禾的碗，擦了一会儿后说道，我不想跟你吵。我知道她和我都在抑着，制住要花上不少气力，而炸开只不过一瞬间。
要是我决绝些，当着妻面，将禾禾的碗一把摔碎，妻是不是就会醒过来？
后来的日子，妻在吃饭时仍把女儿的碗筷放上桌，夹上满满的菜。我伸出筷子，对妻说，这太浪费了，她不耐烦地把我的筷子一把打掉。我欲发作，一想到是女儿的生日，没有爆发。当然，已死之人是否还存在生日这一说法有待考证。我在上班时翻过一本讲六道轮回的书，书里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来世而活。
我夹了一片牛肉，问妻，女儿在什么时候死的？妻敲了敲一边禾禾生前的碗，说今天是她生日，不要说这些。我们沉默，空气中只有饭菜撞击牙齿的声响，就这样好一会儿，妻还是开口说，四岁六个月十五天。我继续吃饭，装作没听到妻的回答，闭口半晌，说，现在该上小学了。
禾禾每年的生日和忌日都是我和妻在明面上相处最愉快的日子，这两天，我们相敬如宾，生怕因一丝的不欢坏了氛围。也唯有在这两天，妻才允许我夹走禾禾碗中的菜。平日里，进食完毕，妻都要把禾禾的饭菜倒进垃圾桶，洗完我们的碗筷之后就去洗女儿的碗筷，洗的时间比洗我们的加起来还多。最后我们的碗筷会放在一起。
有一天，女儿的碗开始不叠在我和妻的碗上，可到饭点，它依然会出现在桌上，夹在我和妻中间。女儿碗边的佩奇，匹诺曹样的长鼻正褪去色彩。
说谎的人在变，可是谎言未改。
到了人像馆，妻已急不可耐，连手机都来不及拿就下车，关门时砸出气球爆炸的响声。我扫码，找临时车位，取手机，检查相机。
一进馆内，妻就招呼我，快点，时间就是金钱。此言非虚，禾禾的存在时间与金钱确成正比。照旧，妻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去特定的玻璃房，我一同前往，到了在门外等候。趁门开之际，我探到一股从里面飘出的气息，顿时热浪袭来，如经桑拿房。工作人员这时在一边解释，上一位客人是从非洲草原来的，因此人像室内的温度也必须高度模拟非洲草原。妻这时做出惊讶或是惋惜的表情，我分不清。工作人员继续讲道，她爱人死于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一场行动，中了偷猎者三枪，头骨归于狮群，四肢归于豹群。顿了顿。而灵魂荣归故里。
讲到这，妻捂了捂脸，我目光透过玻璃，发觉里面沉寂得可怕。大屏来回闪动，上面是非洲草原的景，天空一望无际，风吹草低。没人知道那里刚才有兽群经过。
工作人员说，空调已开，可等凉快了再进行。妻拒绝，她现在就要进去，她等不及了。那人只好开门，放她进去。在几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妻穿好设备，佩戴上VR眼镜。红外线和白炽灯有些辣眼，我低头，捣鼓相机，不自觉翻起相册来。
妻开口说话，我就知道那边开始了。妻在玻璃的那一头挥手，她先是挥了几下，也许是对方——禾禾，没什么反应，又换了一只手挥。我这时举起相机，将镜头死死贴在玻璃上。接下来的时间里，妻完成了拥抱、摸头、握手、摸脸、蹲下、起立等肢体动作。当然啦，这都是我推测的，我在玻璃外只能看到她在里面对着空气手舞足蹈的样子。她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像一个芭蕾舞演员，和隐形的搭档共舞。那些动作衔接得如此之快，好似只要慢一拍，这场表演即失败。
比我旋转的目光更劳顿的是我怀里的相机以及手指，冲里面发射了一道又一道闪光，以至于后来我生出某种错觉，这实心的玻璃快被烫出个洞了。
工作人员不时抽几张纸，凑上前去替妻抹眼角，这世上没什么比纸巾更盼眼泪汇成海洋。从我的位置看，妻一直在讲话，嘴巴时大时小，可的确在合动。除了几声模糊的“呵呵”的话音，我再听不出别的。
妻身后大屏幕的景是我们家，应该说，是两年前的家，杂乱无序，不及现在整洁。沙发、桌子、电视机、鞋柜、阳台，这些东西的位置也没变，是两年前的布置。现在我们家具大都换了新，发霉的墙壁也刷了新，却反而让我住得不安，我还是更怀念以前，禾禾在地上泡沫板上搭积木，妻在阳台浇花，我在电视前操作手柄，踢“实况足球”。
就是这样，这番景象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手臂开始发麻，妻也在一场接一场的即兴表演中反复谢幕。直到里面的几个工作人员替妻取下身上的装备，摘眼镜，递上纸巾。我回过神来，相机屏幕已有些湿润，犹豫再三，还是贴到肚子上擦了擦。查看照片，发现又多了几百张。
我不记得自己何时摁下了这么多的快门。
妻从人像室里出来，全身湿透，衣服的颜色深了一度，刘海如钢丝般缠在额头上。她脸上渗出的水珠让我不好分辨究竟是眼泪还是汗水，这两样我都尝过，咸的。从场馆到车上，我不说话，递去纸巾，说擦擦汗。妻没有辩解，接受了她脸上是汗不是泪的设定。
那天我的倒车技术一落千丈，倒好久，才勉强从左边的别克和右边的雷克萨斯中间脱身。妻没有选择坐副驾驶，而是坐到我身后，后视镜的盲区。我经过山间隧道的时候，她在我背后说，禾禾又长大了不少，虎牙就快长出来了。妻的话让我怀疑，那项技术是不是会让人的年龄流逝，而不会定格在一个人死去时的状态。我不说话，摆弄方向盘，点开音响，是首从未听过的英文歌，颇有蓝调风。
途中妻抢过相机，说要看看她和禾禾待在一起的合照。我不出声，踏紧油门，暗地加速，一路超车。我等待妻的爆发，许久，未有回应。从前她要质问，为何照片里还是只有她，没有禾禾，我总说，相机只拍得出活人，拍不出死人。我没有等来妻的质问，只在呼啸的风和隔壁车辆轮胎碾过路面的摩擦声中间听到后座妻在抽纸的动静。
回到家后，妻把自己关在阳台，打理她种的那些花草。那些家伙多数我都喊不出名，只认得牵牛，它生长的速度使人畏惧，只几个月时间，触手已经把铁栏缠绕得密密麻麻，快封满整个阳台。我在黄昏跑步经过时从下往上看过，活脱脱一个绿色的囚笼。
我瞥到厨房桌上禾禾的碗，妻还没来得及收。趁着她赏花修草的工夫，我不声不响地摸进厨房里，打开一个卷成团的塑料袋，三下五除二，迅速将那个碗套上，无声息地走出厨房。出门时，我大声说，出去一趟，马上回来。我偷摸去瞄，妻没回头，依旧在埋头弄她的花草。
出了家门，我一路加速，目的地很明确，社区的垃圾回收站。也许是我走得快，路上嗤嗤的风声一直在耳边作祟，透过塑料袋能闻到早上牛肉的血腥味，有些反胃。到了垃圾站，我翻出那个碗，直直地举过头顶，像曾经把禾禾放到我的肩膀上玩“坐过山车”那样。
我窥探四周，找准一个没人经过的时刻，把碗摔到地上。顷刻间，满地都是碎片。我蹲在地上，一块块地检查，依稀还是能看出已被四分五裂的小猪佩奇。我无数次想象过把这个碗摔碎的情形，奇怪的是，当这一切真正发生时，我并没有预想中的那样兴奋，反倒有些失落。
我把那些碎片一块块拾进袋子里。明明是在干着毁灭的勾当，可实施起来，却像是在拼凑或复原某些东西。
鸟
一个月前，医生告诉我，妻的妄想症越发严重了，为及时治疗起见，最好马上住院。妻否决了这个提议，说在医院和在家一样，无非都是吃药。实习医生拿起病历单又放下，没挤出什么话。
说实话，妻在我看来并无异常，除了认定禾禾还活着之外，再无造次。
整理完图书馆那些树木残渣之后，闲暇时，我还继续做我的摄影师，走街串巷，拍人潮涌动的街区，也拍无人踏及的窄道，拍烂醉的酒鬼，也拍摩登的风情女郎，拍所有尚在人世的人或兽，偶尔也替妻拍不在人世的女儿——虽然我一次也没成功拍出来过。这时我又会想到曾经让我醉生梦死的历史，如何做到历经数千年依然长存不朽。
我上班摸鱼时，无意翻完了一本《野生鸟类全集》，此后注意力便一头扎在了鸟身上。我开始拍鸟，先从随地可见的麻雀、斑鸠、鹦鹉开始拍起，到野生动物园的飞禽区，再到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的相册里开始住满各式各样的鸟类，每拍得一种鸟，我就在《野生鸟类全集》目录里打上钩。
我的脑海开始停止生产与情绪有关的噪声，慢慢地，里面飞满了数不胜数的鸟，在喧嚣的闹市或逼仄的地铁上，人群里传来的尽是短视频声或是嬉笑怒骂声，而我的脑海里只有鸟叫声。我依据珍稀程度给所有鸟儿划分了种类，濒危或是泛滥。我十分乐意去和那些稀罕的鸟玩，听它们叫，尽管我一点儿都听不懂，可还是能知悉它们的情绪，哪些调调是欢快的，哪些则是低沉的。而那些日常中见怪不怪且整日在我们出租屋的楼顶盘旋的鸟儿，不是天降鸟屎就是喜欢撞反光玻璃，让人喜欢不起来。
何况那叽叽喳喳的求救声是我早就听腻的。
时间经不起浪费，不论你如何犯错，总有后人重蹈覆辙。喜好上拍鸟以后，我明显感觉到时间的不消停，身边已经没有多少种鸟供我去拍了。我只好把视线转移到那些濒危的鸟身上，可它们要么栖息荒原，要么待在无人之境，手持方块的我无法轻易接近。
每晚睡前，我都如报菜名般温习那些我还未拍摄过的鸟类以及它们的住所：菲律宾雕在菲律宾雨林，塞吉尔鸲莺在塞吉尔群岛，牙买加黑雀在牙买加高山森林，鸮鹦鹉在新西兰森林，印度大鸨在巴基斯坦荒野，中华凤头燕鸥在台湾雨林，海南山鹧鸪在海南岛荒野……妻这时总躲在被子里偷笑，说，到底是你有精神病还是我有精神病？
我最后一次见我的导师（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那位）纯属偶然。通电话时，他的听力已经不太好了，听人讲话开始有间断感，听前句不听后句，听后句不听前句。师母在一边看不下去，拿过电话同我解释，最近在隔壁城市旅游。我说要不聚聚吧，三国也该统一了。说完这句话我意识到自己开了玩笑，而导师也在电话那头笑了，似卡着口痰，声音黏糊糊地说，好。
我和导师在人民公园见的面，不远处正是相亲队伍，凉亭下，轮椅上，他坐着，师母站在身后。我们的寒暄形式极其简单，只互相确认了姓名，完毕，聊近况，不多久，我就掏出相机里的那些鸟给导师看。我太急，恨不得直接让屏幕贴在脸上，导师说，远一点，现在只能看清远处了。
我向他一一介绍屏幕里那些鸟儿的名字、生活习惯，以及能活多长时间。有些可不比历史这个高大上的家伙短。我告诉他，我最想见的还是大象鸟，它们待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和一头大象一样大，美中不足的是不能飞，且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灭绝。导师说，想不到你现在还是个动物学家了，我害羞地笑，说以前学的那些历史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导师问起我的家庭，我说十分愉快，如妻所言，像生活在原始森林里——就是女儿去世了，那年正好是魏灭蜀的一千七百五十年。导师用皱纹止住笑，说，这可不像是一个不爱历史的人，然后补充说，节哀，逝者不可追。
我鼓起勇气掷出了那个问题。我问导师，您现在还认为历史故事很幽默吗？导师笑笑，不说话，身后的师母一脸嫌弃。少顷，他指了指自己的身体，笑着说，这里，癌，切掉了。
我没作声。唯余头上两只发情的麻雀嘶吼骂俏，叽喳作响。
【作者简介：黄人厷，本名黄健雄，2004年生，广东惠州人。有小说见于《青年作家》《滇池》《中国校园文学》《青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