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第一篇论文《月黑灯弥皎 风狂草自香——当代视野中的丰子恺》的时间是2000年，那时已经博士毕业，刚刚来到山东大学执教。记得是张新颖兄约的稿，当时他和陈思和老师、王光东兄联合主持“无名论坛”专栏。最近在过刊室翻阅旧期刊，发现我在林建法老师担任主编期间，如果不统计“新作网页”等栏目转载的文章，总共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了20篇文章，其中一半是研究文学传媒的成果，除了研究当代文学媒介变迁、人民文学出版社、“布老虎”丛书、《山花》杂志的论文，还有访谈宗仁发、黄育海、陈思和、韩忠良等编辑家的文字。从2007到2008年，还在林老师主编的《渤海大学学报》发表了4篇文章，在《东吴学术》发表了2篇文章。

我要重点说的是发在《东吴学术》2014年第6期的《张承志文学年谱》，这份年谱由我和我当时在南京大学指导的博士生马梅萍合作完成，我署名第二作者。因信息沟通不畅，导致见刊文稿并非最终定稿，而误发了初稿。初稿存在一些错讹之处，与最终定稿有一定的差别。令我感到敬佩的是，林建法主编不惜牺牲宝贵版面，在2015年第4期重刊经过张承志批阅、作者认真修订的《张承志文学年谱》修订版，这份年谱占了20个页码，将近3万字的篇幅，并且配发了马梅萍和我的《关于〈张承志文学年谱〉的订正启事》，详细说明了两个版本的差异，说清来龙去脉，并向提供无私帮助的张承志先生表示深深的歉意，也为已刊发文稿中的错讹不实之处给读者们造成的误导表达歉意。定稿与初稿的差异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删去了初稿中若干与事实不符之处。

因初稿写作之初尚没有联系到张承志先生，虽然作者收集了已经发表、出版的各种关于张承志研究的文献，从中辑录、引用大量的信息，但这些信息资料多属二手资料，未经一一验证。张先生本人无疑对这些资料最具有发言权，而他本人的确也为我们一一提供了订正。故在修订稿中，凡属于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均一一予以删除，因数量较多，这里也难以一一列举。

第二，订正初稿中的若干错讹信息。

因初稿写作的不成熟，其中尚存在着一些错讹的信息。有的属于以讹传讹，即所引文献本身就有错误；有的属于作者写作当中的笔误。经过张先生的指正和作者自己的认真校对，此类错讹在定稿中已经逐一订正过来。如将初稿中张承志先生的日文著作名称“《蒙古大草原游牧志》”改为“《蒙古大草原游牧》”，将初稿中写错的人名“李树江”改为“李江树”，等等。

第三，定稿更加突出“文学年谱”的特色，而减少了关于私人背景的内容。

因缺乏文学年谱的写作经验，初稿写作时以年谱为参照，兼顾张承志先生生平与文学创作，并一味求全，缺乏重点与纵深感。经由张先生的指正，作者也认识到“文学年谱”的确应该以文学创作为主线，突出文学性主题，而不应该过多牵涉到私人生活背景，更兼初稿中关于张先生私人信息的内容均非第一手资料，难以验证，故定稿中此部分内容已经悉数删除。

定稿重点突出张承志先生文学创作的轨迹，增补了大量文学方面的内容，字数增加了近万字。主要包括对张承志先生重要作品及相关评论的介绍分析；对张承志先生文学创作及思想转变内在轨迹的梳理；对张承志先生的文学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的评介；对张承志先生为中国当代文坛、思想界提供的思想意义的开掘。

说实话，作为主编的林老师这种破例的处理方式，需要极大的勇气，体现出对学术规范的尊重，也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学术品格。在期刊编辑实践中常有一些错讹，为了维护刊物和编辑的形象，绝大多数期刊都不会公开致歉，像林老师这样处理的极为罕见。亲身经历这件事，我对林老师严谨的编辑作风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由于都是福建人，我跟林老师接触时感到特别亲切，也感到特别放松。每次见面，他都会从行李箱里拿出旅行茶具，泡上一壶武夷岩茶，然后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他的工作节奏特别快，就像是上了发条。跟他聊天，话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紧锣密鼓地问在座的评论家准备写什么文章，遇到他感兴趣的题目就约定交稿时间；二是跟评论家说他最近读了哪些最新的作品，认为哪些作家和作品值得评论，值得做评论小辑，紧接着就是组稿，给评论家派活。林老师有很强的执行力，大小事情都亲力亲为。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他每年都要牵头开几个会，除了跟高校合办的会议，大多数会议都是他自己负责为参会专家报销路费，一只手收票计数，另一只手点钞付钱。

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我的研究兴趣逐渐转移到文学传媒与文学传播领域，为此走访了不少出版社、杂志社的资深编辑。林老师是我的访问对象之一，录音整理稿《做一本杂志就像养一个孩子——林建法访谈录》《创作与批评的双向反思——林建法访谈录》分别发表于《作家》2005年第7期、《山花》2005年第6期。林老师的一生都在编刊物，但他自己留下的文字并不多，这两篇访谈录应该是他集中总结自己毕生编辑经验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字，其中一篇还获评辽宁文学奖。

通过翻阅林老师主编的评论刊物，结合我对他进行访谈的录音，我认为作为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学评论编辑，林老师以自己的创造性实践推动并引领了文学评论的发展，其编辑生涯有三点经验值得重视。

其一，贴近文学现场，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林老师担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时，非常重视对文学新作的跟踪评论，刊发的一大半都是组稿约稿，而不是像一些刊物那样守株待兔，作者投来什么稿件就被动地从中挑选。林老师说自从做了编辑，每个月大约有100—150万字的阅读量，他很自豪地对我说：“为什么《当代作家评论》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有遗漏重要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呢？这在于我们不是靠别人而是靠自己的阅读来进行判断。从1987年开始，我个人跟踪的作家起码有二三十个，他们的作品只要一出现，我就及时地阅读，及时地对它们进行评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对年轻作家的创作要践行恕道，对于成熟作家应当有更高的要求，1998年设立的“寻找大师”栏目，就倡导用大师的标准来衡量较为优秀的作家。他有这样的见解：“作家创作就跟农民种地一样，有的时候年成好，有的时候年成差，甚至写出失败之作，这都很正常。但我们始终坚持一点：面对不同作家、不同作品做不同的评论。对年轻的作家应该更多地扶持，不要太苛求，但对成名的作家，尤其是一流作家，应当苛求他们。”

其二，敢于拒绝，不随波逐流。在跟林老师对话期间，他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刊物要学会拒绝。我们希望能够发现一流的作家和作品，这个自然需要关注作家的创作潜能，关注哪些作家能够在整个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作用。这就需要对作家和作品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需要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功力，需要大量地阅读作品，判断这部作品值不值得我们去评介。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批评家的判断，相信作家的判断，而不会去相信一些奖项，也不会受到媒体的影响。”当我问他“是否担心过自己的拒绝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这样回应：“有那么多人在说好，就你说不好？这个时候杂志就要显示出自己的判断和眼光来，那你能不能确定你这个眼光是对的？有人问我，万一这个人得了诺贝尔奖，你怎么办？我说诺贝尔奖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它不是唯一的。如果中国作家有幸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没有评价，我肯定要反思自己。有很好的一部作品，我们没有注意到，作为一个编辑是有责任的，一个好的编辑不能推卸责任。”

其三，擅长发现，在编辑实践中多有创新举措。重视培养年轻的评论家，跟年轻的评论家共同成长，这为刊物注入了活力。“《当代作家评论》一直很注意通过筛选来稿发现新的批评家，譬如谢有顺在大二时给我们寄稿子，用了他的稿子之后，又向他约稿。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以后有什么样的稿子都可以寄过来。对批评家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做得比较好，像李劼、王彬彬、张新颖、郜元宝、吴义勤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就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过不少文章，有一些批评家的处女作就发在《当代作家评论》上。不管是谁，也不管有没有关系，只要看准了这个人，我们杂志是始终追踪不换的，努力给批评家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好的机会。”善用专辑是《当代作家评论》在栏目设置方面的鲜明特色，尽管该刊在创刊号上就有集束评论，但一开始只是两篇三篇的松散组合，没有醒目的栏目设置。林老师主持刊物以后，渐渐地把一些栏目、标题做得更为明确了，他希望批评家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发出不同的声音。他主张：“我觉得文学这个东西是活的，并不是一个人说了以后别人就没办法说了。”他不仅给作家做评论专辑，还为评论家开设专辑，并且牵头设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奖，颇具创新性地采用“作家评选批评家”的评选机制。他还善于集思广益，邀请优秀的批评家主持栏目，参与选题策划。

正因为热爱编辑事业，下定了决心，想方设法要把编辑工作做到最好，并且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他主持的《当代作家评论》才会深深地打上主编的烙印，刊物有了人无我有的鲜明特色。在当下的媒介语境中，一方面文学期刊的边缘化趋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期刊的个性越来越模糊。媒介在变，编辑也在变，但不管在什么样的语境中，要成为推动创新与创造的好编辑，都需要一种持久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