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在网上搜索一些海外驻地项目，想借机去国外住上一阵。鼠标滑到页面下方时，工藤的照片跳了出来。

那是一张黑白照片。他站在一排掉光叶子的树下，穿着一件深色的立领皮衣，脸型可能因为角度的原因，比我记忆里更消瘦。拍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显然非常懂国际文学杂志喜欢的那套东西：凝望远方，不看镜头的眼睛。工藤整个人看起来就像BBC走出非洲的狮群纪录片。照片下面写着他的英文名、日文名、出生地东京、现居纽约，以及那串越来越长的出版履历。他是哥大写作项目的导师之一，负责小说工作坊，主题叫：站在自我与虚构之间。

去年夏天，他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奖的长名单上。淹没在几个常年被提起的名字中间，他是唯一一个亚洲面孔。国内好几家媒体很快转发了这个消息，提到他几次来华，和中国的渊源，好像他明天就要登台领奖一样。有人说，这是亚洲文学又一次进入世界视野，工藤终于完成了从地方性作家到世界性作家的转身。

看见那条新闻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觉得他终于过上了他想要的生活。工藤一直在朝那个方向努力。无论是故乡东京，还是整个亚洲，对他而言舞台太小，他需要的不是某个城市，而是一种更大舞台的可能性。他身上一直有这种东西：野心让他把所有能接触到的事物，当成一种短暂的停靠，为下一次更好地出发。

这些年，我时不时会刷到关于他的消息。好多出版社会转发他的访谈，有几次还看到社会新闻的公众号里，把他和另外几个东亚作家放在一起对比，里面提到“流亡”“后家庭时代”之类的词。他们不知道他痛恨别人称他流亡作家。他说，“流亡”两个字听起来，就像被雨打湿后狼狈逃窜的狗。

我已不再刻意搜索他的讯息。我知道只要开始，就会没完没了。时不时总会发现些新东西：视频切片、获奖感言……有几次我发现他在我们断联后，还来过几次北京。网页上写着日期、出席的人员以及合影，我反复滑动着鼠标，不到一页的活动简讯被放大又缩小。这些内容看起来属于公众，可对我来说，每一个字都带着令人厌烦的私密感。

他入围布克奖的消息发布不久，《嘉友》杂志的记者几经辗转联系上我。他说，读过我早年翻译的工藤的小说，也知道我和工藤曾有过很密切的合作。

合作。这个词用得多么高妙。好像它能把当年所有的痛苦、等待和隐秘的关系，都找到一个适合的落点。一种彼此互利互惠的往来。有得就必有失。

他说，想和我探讨一下这次入围布克奖的新书中提到的一些人和事，希望我能给他一点线索。

我很快意识到，他采访的目的并不单纯。他要找的是一个证人，一个原型，或许他早有预判，他觉得那个原型就是我。他希望从我这里挖出一些还在我身上残存的工藤，以便写到那篇文章里去。我翻开《嘉友》杂志，在一堆资深主笔、主任记者中寻找他的名字，最后在页面末尾记者分栏里看到了它。我想，那时，他一定寄某种希望于这篇采访之中。

工藤的新书《无人经过的房间》中译本出来时，出版社的编辑给我寄了一本。编辑的措辞十分客气，说工藤老师一直记得，我是他早期作品最重要的中文译者之一，希望我能收到这本书。我不太能分辨，工藤是否只是把我的名字，放在了一长溜要寄的Excel表内，还是单拎了出来。

我收到了书。我想了想还是没有拆。我把书脊朝内，倒放进书架最下面，这样他的名字就不会总像幽灵般出现，飘浮不定。有时候打扫房间，俯下身去看，才想起它还在那里。我把它抽出来，因为日照，书口已然泛黄。封底是灰蓝色的，有一条模糊的河流。它比我想象中更厚，他以前不写那么厚的书，我想他一定是对这个主题有很多话想说。

我对他新书里的故事毫无兴趣。

这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完全不在乎他。一个人如果真的做到了完全不在乎，反而可以随手拆开来看看。我没有拆，是因为我太知道他的写作风格，我翻译过他那么多本书。只要读几页，我就能从那些段落里辨认出他私生活里的蛛丝马迹。和他一起生活的那些年，我开始分辨出书里哪些细节完全是编造的，哪些真实发生过——尽管我一点都不想学会这个技能。他喜欢把不愿忘记的某个瞬间，揉进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情节里，而这些一晃而过的细节，恰恰指向他的某次重要的撒谎或者背叛。

我想他恐怕自己都不会意识到，文本比他想象的更不会说谎。工藤不仅把自己的生活写进小说，有时他也会不由自主地写下。另一个人随身携带的芒果味含片，在泳道里循环往复没完没了的自由泳，水里漂浮的令人作呕的头发和创可贴怎样随波逐流地撞上他的身体。

第一次翻译工藤，是因为一家图书出版品牌买下了他早期小说的中文版权。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刚刚从首师大的日语系毕业，在校期间零星翻译过几本学术著作，多半是导师接下来的项目。一本关于日本近代女性教育，还有一本讲明治时期翻译制度的论文集。这种书翻译起来不难，只是枯燥，检查每一个术语、注释、括号，检查里面的图片是否和文本对应，往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这让我常常感觉自己像在一间四面被水泥封住、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踱步。我一边翻译，一边觉得自己不该只做这个，不然我会窒息而亡。所以当看到网上招募小说译者的通告时，我很快把试译稿和简历发了过去。不到一周，就收到了翻译合同。

我翻译得很慢，主要是非常害怕出错，每天得花很多时间去查文中出现的每一个地名、植物名、文化习俗，还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句子里暗含的双关语。有时为了一个词，我会坐在电脑前涂涂改改好几个小时。日语经常省掉主语，有些话讲得很隐晦，直接翻译容易让人云里雾里，全部解释的话，又会把句子弄得冗长不堪，甚至失去本来的意思。

我记得他小说《日暮里》里有一句话，大意是：人在黄昏时分，会误以为有某种比人的存在更高远的事物宽恕了自己。那句话我改了很多遍。我甚至还想过，他是不是在和尼采的《偶像的黄昏》中关于美的叙述进行某种互文。什么宽恕、赦免、原谅、饶恕，这些词我都试过，最后还是选了“宽恕”。后来我在一篇译后记里谈到，这里的“宽恕”并不单指宗教意义上的宽恕，而是人在疲惫时对自己的谅解，甚至是对自我的放纵。

那篇译后记，后来被日本出版社的人看见，转给了工藤。也许正是这样，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没想到我们对事物的觉察和理解是如此地一致。”

我承认，那句话是我心动的起点。一个成功的作家说你和他一致，和一个男人说你漂亮，是完全不同级别的诱惑。漂亮可以被当成礼节性的赞美，说两个人相似，甚至不仅仅是相似，达到一致的程度，意味着好像我的影子和他的重叠在了一起。世间都找不出两片相同的叶子，但我们却无限地相似和靠近。

答应《嘉友》杂志的采访当天，我就有些后悔了。不是因为我害怕谈起工藤，而是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任何话题，最后都会变成一场不对等的交换。对方说几句客套话，对当时的翻译工作来点肯定和赞美，带点他们新出的杂志。而我呢？我需要交出什么呢？讲一些没有人愿意回顾的陈年往事，一些不为别人所知的细节，他作品里的暗门，“其实你知道这个细节，不像那些评论家说的，他们在这一点上完全想错了”，我都可以听到自己，很快就要带着这种虚荣的语气打开话匣子，证明我的确知道很多。

采访原定在下午三点。临近中午时，记者发来消息，说前一个采访拖长了，能不能推迟半小时。快到三点半时，他又说路上堵车。我说没关系中午没吃饭，我先吃点东西，之后把餐厅地址发你。

我在约定地点附近走了一圈，看到商场一楼入口处的BAKER & SPICE。走进去，店里开着很足的空调，有几个女人带着电脑在开会，白色瓷砖墙上挂着几幅大卫·霍克尼的泳池画。那时候大卫·霍克尼还没有去世。我选择靠窗的位置坐下。打开菜单，上面全是我不熟悉的词。这些东西看名字都像是外来物种，牛油果、鹰嘴豆、藜麦、芝麻菜、香草坚果米饭。我从前不吃这些东西。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喜欢火锅、烤串，还有凌晨随时可送、没有门店的三无外卖。身体大部分时间对我来说，就像一只便宜的行李箱，装满了还可以继续往里塞，轮子就算坏了一两个，也可以勉强拖着前行。反正睡一觉，它就能恢复原样，这是年轻的资本。

服务员给我拿来了菜单，推荐他们夏季新推出的菜品。他在介绍饮品的时候，我说我想喝一杯酒。他把菜单翻到最后一页，告诉我他们有单杯，也有整瓶售卖。

“只要一杯。”我说，“主食就要你刚刚推荐的那个。”

“需要把香草坚果米饭换成其他米饭吗？”

我摇摇头，尽管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选项。

酒很快上来了。干白葡萄酒，杯壁上挂着细小的水珠。我喝了一口，觉得虽然便宜，但味道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入口只是有些酸涩，随即又喝了一口。

服务员把主食端上来时，我才发现那是一只很大的碗。米饭上铺着几种颜色不同的菜叶、烤过的南瓜、坚果、鸡胸肉和一小撮带着细长锯齿状叶子的绿色蔬菜。我只认得那是芝麻菜，因为它吃进嘴里带着辛辣的芝麻香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那是蒲公英草。

工藤好像天生就能记住这些名词。他吃饭时，常常用筷子夹起其中的什么问我：“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我大多数时候答不上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需要记住它们。

他不会嘲笑我，好像我的无知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只是再次印证了他早已知道的事实。但这种认知，他又会很快忘记，散步的时候，他又会问我道路两旁都是些什么树。

“不知道，”我抬头望着树叶间缝隙透过来的暗蓝色，“天快黑了。”我试图岔开话。

“这是白蜡，刚刚走过去的那排是法国梧桐。”他说，“我发现你也不认识各种树。”

我没有回答。但那些话一直留在我心里，我开始相信，我对生活里的事物缺少觉察，会让我注定成为不了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真正的作家。

一个伟大的作家身上总有一种危险的魅力。他能把别人视而不见的东西精准地描绘出来，又能把那些稀松平常的事物变得神秘。他能分辨各种草木，并且吃一道菜就知道里面放了哪些植物香料。信息就像摊在他书桌上的书，随时引用，信手拈来。

我痴迷于他身上的那种能力，就像看一个人在转盘上做陶器，泥团在手下旋转，开始只是潮湿、沉重、没有形状的一团，之后慢慢被扶正，中间被拇指压出一个洞，然后你看到壶壁竟然一点点地开始升高，壶腹在掌心的挤压下开始逐渐向外鼓起的过程——那股手的魔力，曾经是多么地令我着迷。

最重要的就是成为缪斯，成为他艺术的缪斯，灵感的来源。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念头有点可笑了，但当时的我十分认真地相信，被一个作家写到小说里去，是一种比爱情更加高维的肯定。

我曾经相信过这些。更准确地说，我相信过一切看似把生活变成了文学的东西：远方、痛苦、创伤，相信波德莱尔式的生活——那种长期把自己和堕落、疾病、债务捆绑在一起的危险生活。那对我来说曾是多么致命而又迷人的体验。我希望自己在他那里是如此重要、如此珍贵，以至于他连克制都变得困难。我希望他的小说绕不开我，希望有一天能在他的小说里看到自己：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动作，说的一句无心的话，一首反复念的诗。后来，他的确把我常念的雅克·普雷维尔那首“裙子在地毯上”的诗放进了小说情节里。我也一度以为那首诗的题目是《早餐》。

“你说的这首诗是《橘子》。”坐在窗边的工藤抬起头看着我，把眼镜摘下，拿在手里说，“《早餐》写的是另一首诗。里面的男人倒上咖啡，加上牛奶和糖，然后抽烟，穿上雨衣离开，始终没有看那个女人，最后女人哭了。这首诗才是《早餐》。”

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工藤也错了。那首诗不叫《橘子》，而是另一个相去甚远的名字，一个他绝不会想到的名字——《阿利坎特》。我真想告诉他，工藤，你也错了。

那段时间，我刻意跟他谈起自己的过去。小时候住过的房子，父母离婚后，我如何辗转寄人篱下，住在不同的亲戚家。我说这些的时候，会偷偷观察他的神情。后来他低头不看我，或者把话题转到别处，我又会觉得失望，好像我说的那些事情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已经厌倦了我的喋喋不休。

我常在他的新书出版后，急着找到那些关于女人的描写，心跟着每一个字咚咚地跳，猜想他写的会不会是我。可是继续读下去，又会发现那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经历可以变形，可这个女人的屁股上怎么长着一颗黑痣呢？而且她的双腿如玉竹般纤细，侧身躺着时，一条腿总是搭在另一个枕头上，膝窝里蒙着一层薄汗，足弓很高。她紧张的时候，脚趾自然地蜷起来放在床沿边的样子，这个场景是那么地陌生。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腿，膝盖圆润笨拙，小腿内侧还有大片胎记，这些怎么都没写？工藤熟悉我的身体。他如果写的是我，不应该把我的腿写成了另一个人。

有一次，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他，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沙发。楼下有人在倒垃圾，塑料桶盖“咣当”一声扣了下去，我的身体也随之发颤。我其实知道他不会给出答案，但我还是问了。因为我虚荣地想要在他心里留下一席之地。我盼望他给出一个词，一个确切的、可以定义的词。只要有一个词，哪怕不怎么体面，也胜过一切。

“女朋友吗？”我说。

“不是。”

他没有犹豫。他的否定和我预料的一样，我原本也没有想过会从他那里听到“是”。

“那是爱人吗？”我再一次屏住呼吸。

这一次，他没有马上否认。他低下头，用大拇指摸了摸食指的关节，想了几秒之后才说:“亲近的人吧。”

亲近的人。我在心里重复了一遍。我竟然相信了。现在真不敢相信，当时的我竟然相信了。

这个词听起来甚至比恋人更珍贵。恋人多么普通啊，所有青年男女都可能成为恋人。亲近的人不一样。它像一个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绕开了社会关系、婚姻、日常、责任，还有介绍给别人时必须使用的那些乏味称谓。

可也正因为如此，它什么都不是。

不是妻子，不是女朋友，不是爱人，甚至连情人都不是。亲近的人。这个说法让我既感到被珍惜，又感到被悬置。它给了我一种比身份更隐秘的特殊感，也剥夺了我要求任何身份的资格，哪怕是一种想象的资格。

“我不是要找妻子，或是情人，你知道吧？”他后来对我说，“哪怕我单身一人，我也想象不到我会和你长期生活在一起。”

我当时笑了。但他没有给我机会说，我也无法想象和他生活在一起，过着一种被日常磨损的生活。我们在生活上都没什么经验。堆在椅背上的衣服，冰箱里过期的牛奶、未拆包装的啤酒和一并塞进冰箱的超市食品袋，被厨房水管漏水漫过翘起来的木地板——谁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太相似了，相似到谁也照顾不了谁。

正是这种缺乏了解，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误以为他说的是实话。我甚至觉得他诚实。

他没有骗我说我们会在一起生活，更没有许诺我任何未来。他一开始就告诉过我，跟着他，这条路只会越走越窄。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一个人提前画出危险的地带，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将你引入。他这么说，只是为自己保留了日后无辜的证据。“看吧，我早就告诉过你。”我都能想象出，未来某一天他说这话时挑眉的神情。

那段时间，我常常为他的克制感动。

现在想来，这太可笑了。我把他的退缩理解成一种道德，把他的不负责任理解成一种极为复杂的痛苦，把他不肯给出关系的位置理解成一种更高维度的爱。我希望自己是那个让他失控的例外，又害怕自己真的只是一个被他放进生命之中的那个人。我在这两种想象之间不停摇摆。

服务员过来问我味道怎么样。

我说很好。

其实那碗饭里的米粒有些夹生，我用勺子把它们慢慢堆在一边，用勺子的背面把它们压成一个山坡的形状。芝麻菜的苦味留在嘴里，白葡萄酒也变得更酸，不如刚刚的味道好。

记者又发来消息，说已经快到了。

我看着窗外。窗外是亮马桥通往使馆区一条叫东方东路的普通街道。骑共享单车的人从玻璃外经过，瑜伽馆的女学员拎着运动包走进隔壁的大楼。她们大多和我年龄相近。我常常看着别人想象她们的生活，想象她们回到家以后的样子——把汗湿的运动服扔进洗衣机，小孩在书房的台灯下认真写作业，白天来做饭的阿姨已把晚饭放进冰箱，她们有的可能已经离异，有的找了更年轻的男朋友。我没有变成像她们这样生活规律、家庭美满的人，换言之，我没有变成小时候设想会变成的样子。我一直以为人生会越变越好，实际上不是。它是一条抛物线，到达某个顶端之后便开始下落，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越过那个顶端的。

不过，我从前会为我的平庸感到羞耻，现在不会了。至少在这个下午，当我坐在店里，等待一个想从我身上问出几件工藤个人轶事的记者时，我忽然觉得，过一种无比平庸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它不会让我再误以为，自己的痛苦一旦被某个作家写到小说里去，就会突然变得高贵，变得有价值；也不会让人相信，一个男人说你是他的亲近之人，就真的比所有明确的称谓都更接近爱。

记者推门进来时，我一眼认出了他。他比照片上看起来年轻，更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背着双肩包，额头上的汗顺着鬓角往下流。我想他一定是跑着过来的。

他进门后先环顾了一圈。他已经看到我了，却很快把目光移开，继续寻找那个更符合他想象的女人。我站了起来，朝他挥了挥手，他愣了一下，才向我走来。

“老师，抱歉，抱歉。”他说，“路上实在太堵了。”他看了一眼我桌上还没有收拾的餐碟。

“没关系。”我说，“我刚好喝完一杯酒。”

我示意服务员过来把碗收走，再加一杯刚刚点的那种葡萄酒。我问他喝什么。

“气泡水就行。”他转头告诉服务员。

等服务员把菜单合上，从他面前撤走，他才从包里拿出录音笔，又掏出iPad，还有工藤那本《无人经过的房间》。书里夹着好几张不同颜色的便签，露出长短不一的边边角角。他把录音笔放在桌面正中。

“可以录音吗？”他问。

听到我说可以，他才按了侧边的按钮，打开iPad，平放在桌上，点开之前就写了一些段落的文档。文档标题里有工藤的名字，还有“中文译者”“原型”几个字，下面有一些他设想的标题。也许是我看错了。也许不是。

他架好键盘，把iPad放上去，点了点头，表示我们的谈话开始了。“其实我特别喜欢您早年翻译的那几本。”他说，“尤其是《斜雨》和《日暮里》。我大学的时候读过，印象很深，后来他书的翻译，都没有像您翻译得那么精细了。您有读过其他人的译本吗？”

我摇摇头。那时候我们已经分开，我在新闻上得知他已再婚。再婚对他来说是那样容易。对方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钢琴家。打开他的任何一本书，就像打开了一个放着匕首的盒子，它们那么轻易就可以刺向我。我没有办法面对他的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情节，那会让我觉得他就站在我的面前，却对着别的女人在耳语。我不知道这位钢琴家是否是在我之后认识的，抑或双线并行，我们都没有察觉对方的存在，又或者，只有我不知道。

大部分人都认为，海德格尔那段时间只和阿伦特有私情，却不知他和布洛赫曼的关系早于阿伦特的出现。而我在看她们信件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就是布洛赫曼——不知名，所以是在时间里逐渐变得不重要的那个。

“那时候工藤还没有现在这么有名吧？”他说。

“在日本已经有一些读者了，中文世界知道他的人不多。”

“所以您算是比较早就发现他的那批人。”

我又笑着摇了摇头，“译者没有权力说自己发现了谁。版权是出版社买的，他们只是让我来翻译。”

“但您翻译得很早，这也很重要。”我能感受到记者像是拉了一张大网，他用不停夸奖和赞美，让我迷惑放松警惕，心甘情愿地扑进去。十多年前我会上当，正像我陷进工藤的语言迷雾一样。现在不会了，我对任何人都保持了历经沧桑后的警觉。

他问了几个关于翻译的问题。

工藤作品最难翻译的地方是什么？他作品里的东京是否容易被中文读者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读者更喜欢那本《无人经过的房间》，是不是和当时他经常来北京做活动有关？

工藤在中国的接受史。这些问题早年我已回答过很多遍，但我还是耐心回想和解释。我用着那些我早已遗忘的词，当它们到唇边的时候，我一下又被拖拽回那些不厌其烦重复的午后。

记者认真地把我说的话打进了iPad。我也时不时地跟随他的手停下，以便他完整地记下我说了什么。但随后我发现，他在关键的部分，并没有记录的意思。我恍然明白，他其实在乎的不是那些。

他说：“那您第一次去东京，也是因为翻译他的作品吗？”

“是。”

“那应该很特别吧？作为译者，第一次进入作者的城市。”

这句话说得真好，我几乎可以顺着他说下去，告诉他我们在那里相爱。相爱，注意，不是合作。告诉他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年，工藤对我的伤害和掠夺，告诉他那副儒雅的面具下，藏着别人不知道的自私和阴暗。说出这些以后，我会变成什么？我会进入文学史吗？成为以后所有研究工藤的人都无法绕开的名字？证明我不普通，证明我被他爱过，为他心碎过，我们彼此伤害过？这些会让我变得和他一样了不起吗？

好在这时服务员端来了第二杯酒，他在杯子下面放上杯垫，把气泡水拧开，倒入另一个杯子里。

“第一次去的时候，东京一直在下雨。街上的人手里都举着一把一模一样透明的雨伞，雨因此显得很静谧。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和待在北京有什么差别。”

记者抬头看我，对这个答案似乎有些失望。

“普通？”

“是的，非常普通。反正和我想象的东京不太一样。”

他笑笑，看起来不太相信我说的话。正是那个笑让我意识到，他真正想问的问题在后面：“可是后来您在那边生活过一段时间，对吧？”

我看着他，“谁告诉你的？”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在东京住了一段时间的事情，是我自己写到译后记里的，那时候唯恐别人不知道我和工藤的关系。

“资料里有提到。”他说，“可能是出版社老师那边说的？您当时应该住在大手町附近吧？”

我没有说话，食指轻轻地在杯壁外侧的水珠上抹了一下，它们变成一滴水，滚落下去。

他很快又说：“如果不方便讲也没关系。”

不方便讲。记者最喜欢这句话。它听起来似乎是退让，其实是一种推进。欲擒故纵的把戏。一旦说出“不方便”，被采访者就会意识到，自己确实藏了什么；而藏着的部分，正是对方要找的东西。

“住过几个月。”我说，“为了翻译他的作品，还有这样会更接近作家的生活。”

“那时候您和工藤先生已经很熟了吧？”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合作过。”我加重了“合作”两个字的语气。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意识到，他问话的方式让人感到不舒服。

“只是合作吗？”

我突然觉得荒谬。如果是多年以前，别人问我和工藤的关系，我一定会滔滔不绝说些引人遐想的话。“你想问什么？”我说。

“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您作为他的译者，应该比一般读者更了解他。”

又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和铺陈。“了解文本，不等于了解这个人吧。”我握着酒杯，微微晃动了几下。

“工藤在一次访谈里提过，他早年最信任的一位译者，在极大程度上重新创作了他的小说。他的原话是‘创作’而不是‘翻译’。”他抬起杯子，然后又放下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我。工藤总是这样。他很少直接说出名字，却会留下足够清晰的线索，让知道的人知道，让不知道的人继续猜。那真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慷慨。既显得深情，又不用承担什么具体的后果。

“他很擅长这样说话。”我说。

“哪样说话？”

“让人觉得似是而非。”

记者笑了。他终于像是等到了想要的东西，“所以您觉得，他在新书里也是这样吗？”

我没有回答。

他终于松弛下来，喝了口他面前的气泡水。那一刻我知道，真正的采访现在才开始。前面的翻译、大手町，这种种，都只是铺垫。

“您看了他的新书吗？”他问。

“没有。我已经很多年不看他的作品了。”这是实话。

“完全没看？”他有些难以置信地望着我。

“有收到寄来的书，但我都没有拆。”

“为什么？”

“没有兴趣。”

记者显然不相信。他的眼睛在我脸上停了一会儿，也许想判断我是出于矜持还是逃避，或者是更复杂的表演。年轻记者常常低估人的疲惫。他们以为不看书，一定是因为恨、怕、在意，或者仍然放不下。他们想不到，有时候不看只是因为不想看，就那么简单。

“可是那本书里有一部分，很多读者都觉得和您有关。”他说。

我看着桌上的录音笔，红色的小灯不断地闪烁着。

我举起杯子抿了一口酒，发现它又快见底了。我开始后悔为什么最开始没有点一整瓶，而是要了单杯。

“读者的想法，也只是想法吧。”我说。

“工藤写了一个中国女人。她是译者。他们在大手町附近住过。这种关系持续了很多年。后来这个作家去了纽约。两个人的关系无疾而终。”

听见一个陌生人把当年的事情复述出来，就像在听一份医学报告或行政裁决书。那段感情，现在就这样被一个陌生人浓缩成了一段话。可以这么说，又不仅仅是这样。但简单来说，的确是这样。

“这些故事太平淡，”我说，“放在我身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说实话这并不符合我对故事的期待。”

他停下敲字，喝了一口气泡水，他的手在杯子边缘来回滑了两下，眼睛停留在杯壁的湿雾上，字斟句酌地说：“他在书里反复描写那个女人对花草树木没有辨识能力，甚至是麻木，连一棵普通的树都不认识。”

他看着我。我没有说话。他继续说，“这让我想起您之前的一篇随笔，写过类似的事情，您说自己曾经因为不认识树而怀疑自己不适合写作。”

我想了很久，才想起那篇随笔。大概是很多年前写的，发在一个已经停更的公众号上。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会保护自己，常常把一些很私密的个人生活写出来。

“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记住一棵树，或者更多的树。大地上的树有很多。就因为我这样写过，别人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也很正常，不过这也仅仅是主观上的臆测。”我说。

他沉默了几秒。他有些兴奋，又不敢让这种兴奋过于显露。我知道，他觉得自己正在接近这篇文章真正有价值的部分，一个国际作家的新书，一段含混不清的关系，一个被埋没和遮蔽的女人。再往前一步，就不再是文学采访，而是进入文学秘闻的领域。年龄、跨国、阶级，光是这几个词摆在一起，就足以让这篇文章充满阅读的猎奇。还有什么比一个公众人物的私生活更吸引人的呢？还有什么比重新发现一段被人翻过去的忽略的历史更刺激的呢？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神的感觉吗？——“我赋予了某物被重新照耀的权利”，这和工藤写作里获得的快感是同一种吗？

而可笑的是，我的翻译，我写过的东西，我这些年如何生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帮他补全整张拼图里缺失的那一块，能不能为他的小说提供一层现实生活里的回声，能不能让读者在读到那几页时，感到一种轻微的兴奋：原来他写的都是真的。

我站起身，示意他我的酒杯已经空了，要去自助区倒一杯水。

回来的时候，他问我：“您觉得一个作家，有权力把现实中的人写进小说里去吗？”

“当然有。”我说。他有些意外我会说得如此坦然。

“您不介意吗？”

“我介意没有用。他如果要写也就写了，谁能拿他怎么样？”我喝了口水，“我觉得作家可以写任何东西。”

“您的意思是，您不觉得书里那个女人是您？”

“我没有看那本书。”

“如果我给您说一下情节呢？”那一刻，我知道他准备了。他在来之前估计就已经把那些段落标了出来，也许就在刚刚出现的标签纸的那几页。他估计来的路上还想象过我听见之后的反应。我可能会震惊、愤怒，或者反驳。无论哪一种，都会成为他要写的那篇文章里很好的素材。

“书里写了一个未出世的孩子。”我没想到他会举出这个例子。当然，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故事会被他写进小说里去，只是没有想过会如此地原封不动。

轻食店里的声音在那一刻退远了。服务员收拾杯具互相碰撞的声音，咖啡机打开又合上磨豆的声音，隔壁桌女人说笑的声音，都像一个人在水里泡了很久，突然浮出水面时听到的声音。

我想他应该猜到我的反应，却依然惊讶我竟然真的对书里的内容一无所知。

“他写到孩子跳动又停止的胎心。写那个女人在医院里，听见婴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她拼力奔过去，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

我忽然觉得一阵刺痛与恶心。

不是因为这件事被他说出来，而是他在这本书里终于触及了生命伦理和创伤记忆。也许有一天，某个研究生会在论文里引用这一段，讨论工藤纽约时期写作中“未完成的亲密关系”与“东亚男性主体的流亡想象”。

而比这一切更加糟糕的是，我几乎不用读都知道，这本书因为我们的伤痛一定写得很好。我们的。这才是最让我难受的地方。

如果他写得粗糙、煽情、拙劣，我可以轻易地恨他。恨他把那段经历写得变形、扭曲，没有一点真的地方。写得不好，事情就更清楚了：他偷了别人的痛苦，还没有能力使它变成艺术。但工藤不是。他总有那种点石成金的魔力。他知道如何把我的混乱、羞耻，放进一种清澈的叙述里。让一切上升成为美，接近高尚的东西。

我几乎能想象书中那一段。白色的医院走廊。机器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和曲线。女人躺在那里。医生说了一些医学术语，但那些词不重要。没有人说对不起，也没有人应该对谁说对不起。重要的是那个声音，轻微的、规律的、遥远的声音，正在逐渐远去。

“您还好吗？”他问。

我从恍惚中转过头，朝店外进门处的小花圃看去，两只小小的蝴蝶在阳光下绕着花飞。

“所以这段……”

“我没有看过。”我打断他。

“可是——”

“我没有看过。”我又说了一遍。这一次，我说得比自己想象中平静。

他没有再问下去。

窗外有人把共享单车停在路边，车筐里放着一束被牛皮纸包住的鲜花，不知是忘记拿了，还是故意放在那里。隔壁瑜伽馆下课了，几个女人走出来，头发绑着马尾，脸上还有汗，分不清是刚淋浴过还是只是汗液。她们站在门口互相告别，走进下午黏稠的热气里。

很多年前，工藤说我跟着他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

那时我以为他是在拒绝我，也是在保护我。现在我想，也许那只是他少有的真的说对了的话。他的道路确实会越走越窄。不是因为那条路贫穷、危险、没有未来，而是因为在那条路上，一切东西最后都必须让位于文学。亲密、身体、羞耻、胎心、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女人在异国小房间里度过的没完没了的等待，统统都要变成他的灵感。只要它们能被他写出来，在他笔下，似乎就能重获新生，赢得意义。

可我已经不相信这种意义了。

“其实很多评论都认为，这是他近几年最好的一本书。”他说。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赞同他的说法，“所以，它入围了布克奖。”

记者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

“您是说，也许确实写得很好？”

“我没看过。”我说，“但他一直写得很好。”

承认这一点并不会杀死我。很多年里，我好像都在害怕承认他的才华，一旦承认，就好像默认了他拥有使用我一切痛苦的权力。但那是不对的。一个人写得好，不意味着他就拥有了赦免权。

我终于明白自己真正反感的并不是他把我写进小说，而是很多人都相信，痛苦只要转化成文学，这件事就有了意义。那些真实生活里真正糟糕、不堪回首、绝望的部分，被文学神话之后，人就应该充满感激。

不。这些还不够。远远不够。但我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只是看着桌上的录音笔。红色的小灯一闪一闪。

“所以，”记者小心地问，“您觉得他写的就是您吗？”

我想起第一次去东京时，也曾经这样望着一个红色的光点。那是在神保町的小书店，活动开始前，出版社的人把录音笔放在我和工藤中间。那时我年轻、紧张、兴奋，觉得自己终于坐在了一个大作家身边。

我笑了一下，“那是他的小说。”

记者看着我，像没有听懂，补充道：“我的意思是，小说当然会借助现实。”

“是，我听懂了，”我说，“所以那是他的小说。”

“但您和他确实——”

“我们认识。”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后来呢？”他的目光落在我空了的杯子上。

“后来他离开了。像你看到的那样。”

我看着窗外。那束花刚刚还在共享单车的车筐里，被阳光照射着，现在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回到家，屋里很闷。我打开空调，又去洗手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疲惫不堪。脸颊因为酒精显得有些浮肿，但也好在因为酒精，我看起来还不算太糟。头发因为刚刚骑车出汗贴在头皮上，让我的脸看起来硕大无比。我忽然想起工藤以前说过的那个词：老姑娘。那是在很久以前的电话里，他开玩笑似的说，你以后会变成一个怪女人，一个老姑娘，走在路上眼睛近视，独来独往，谁也不理。我那时笑出了声。我以为那是一种亲密的预言，只有情人之间才会互相开的残酷玩笑。

如今我终于变成了他口中独身的怪女人。但并没有什么不好。

我烧开一壶水，打开冰箱，发现里面只有一盒芦荟酸奶、两个鸡蛋、半袋已经发蔫的生菜和一瓶去年买的柚子胡椒。生菜边缘发黑，我把它拿出来，站在水池边一片片摘掉枯叶，然后放进水池。过去我很讨厌做这些事，觉得生活里的细枝末节会将人的精力耗尽。洗菜、晾衣服、擦灶台、倒垃圾，这些事没有任何意义，不会把人带向更广阔的世界。现在我却觉得它们是一种微弱的安抚，如此贴近。

喝完酸奶后，我坐在客厅地板上，背靠着沙发，忽然想起了他的那本书。它还在书架最下面。我把几本旧杂志抽出来，才又看见它。灰蓝色封面，因为是精装书，书脊上方压痕的地方出现了一点破损。封面上的那条河比我记忆中更暗，河面上的影子也更模糊。封面上根本看不出哪里有一个婴儿。

我把书拿在手里。也许真像他们说的那样，这是他近几年最好的一本书。也许他终于从那些冷峻的城市、空房间、没有结果的男女关系里走出来，写到了更柔软、更深刻的地方，更有可能因为他从此懂得了什么是爱。至于是谁教会了他爱，已经不重要。他懂得了过去存在于他生命里的女人，也许他真的写出了一个女人对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怀有的某种沉静而深切的悲伤。也许有些读者会在夜里读到那一章，合上书，久久不能安然入睡。也许他们会觉得，工藤对他自己、对生活、对读者竟然是如此的赤诚。可是这些都与我无关。或者说，即使有关，也不够。

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刻薄。一个人把你的生活做成了艺术品，还不够吗？一个人让某些已经消失的人和事，以一种永恒的形式保留下来，还不够吗？年轻时的我一定会觉得够。那时我多么相信文学带给人的精神补偿。

空调终于让房间凉了下来。窗外，外卖员在楼下打电话，声音断断续续传上来。我关上窗户。回到地毯上坐下来。我想起我们曾经在日本住过的那个小房间，因为订做窗帘时，忘量窗帘盒的尺寸，所以窗帘短了一截。早上天一亮，光就从那儿渗进来。冬天风从窗缝钻进屋里，因为没有暖气，我穿上两双厚袜子，仍然觉得冰冷不堪。

我想生活就是这样，它会不断推着人向前，然后很快恢复原样。

我依然每天早上醒来，骑共享单车去瑜伽馆，中午吃沙拉或者面条，下午校改翻译，晚上偶尔看书。我开始能分辨出更多蔬菜。芝麻菜、羽衣甘蓝、罗马生菜、苦苣。它们的味道其实差别很大，只是我从前不在意。路边的树我终于也认识了一些，白蜡、法桐、栾树、银杏。偶尔，我会在领口上发现不知什么时候粘在衣服上的饭粒，轻轻摸到它们，发现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干掉，变硬，变得像舌尖上一粒小小的，很快就会融化的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