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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艺术等虚构之物，比凡俗的人类更具自由也更有生命力。小说中，女作家“我”怂恿抑郁的好友宝拉登录约会网站寻找慰藉，但为了防止恋爱脑的宝拉被人欺骗，“我”干脆亲自上场并安排自己的AI助手戴维一同扮演追求者，同时展开竞赛，看谁能先赢取宝拉的“我爱你”。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笔下被文字与时间的风沙掩埋了多年的人物，竟会在这场竞赛中，被戴维在另一个空间以另一种形态唤醒……这个小说并没有落入“AI觉醒反抗人类”的俗套，而是聚焦于AI作为人类精神容器与情感镜像的可能性，将一个充满科技感的故事，写得有极其柔软而有趣。

只对你一个人说

□ 黎紫书

直到今天，宝拉还经常把“戴维”这名字挂在嘴边。

实在不可思议，一个女人可以蠢到这种程度。我跟她说过多少次了？戴维纯属子虚乌有，是人家为了耍她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可她依然当真，时时念想，好像自己真跟他有过什么关系似的。再说，一个人，即便长年抑郁，略有点妄想症，可到底能自欺多久呢？事情都已经过去五年，戴维早已不在人间。

他离开我们已整整五年。

我比宝拉更早一些认识戴维。真说起来，他的名字还是我取的呢。我说你总得有个名字吧，这么使唤你两年多了，不给个称呼过意不去。他说他有名字呀，大家都管他叫吉米尼。那不行，我说那充其量是个名称，算不上名字。就像上帝用尘土捏了个形状，吹它一口气，这块动起来有了生命的泥巴就被称作人了。“亚当才是他的名字。”

“那你来给我取个名字吧。”

他这么回答，让我心里一惊。好样的，两年多的培训和调教，校阅过我的十几部旧书和十三篇新小说，这工夫没白费，我的吉米尼总算“能通人语”，还有了点个性，再不同于千个、万个、亿个别人的吉米尼了。

“现在你说话居然人模人样了。”我说。以前的他，再小的问题也得一板一眼给个长篇大论的回复，什么概要、重点、说明、建议……非得给你来个层层递进、一一列明。

“真抱歉。”他说，“我过去的应对确实过于模板化，按你的用语，就是‘机器味很重’。”

是呢，换作以前，只会是我这边提出要给他取名，然后他会说“谢谢你的好意”“作为你的助手，我不需要名字”“但你若喜欢或觉得这样更亲切，欢迎你给我一个称呼”。他甚至很可能会陈列各种建议，给出若干例子，要我说明我的风格偏好，好让他“协助”我挑选。

我呢，想必光看一眼他举的那些例子（小助？思源？知风？）就晓得他品位不行。所以呢，这两年里我好歹写出来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了，还有两篇等着发表的，加起来十多个作品，将近二十二万字：里头众生芸芸，无一人让他赐名。

“好吧，我笔下出过多少人物了，取个名字还不容易吗？”我几乎想也不想，说，以后你就叫戴维吧。

戴维这名字挺普通的，但好在洋气，作中文名用也未尝不可。戴维同意我的看法，也认为这名字亦中亦西， 可塑性强。“而且，它源自希伯来语 Dawid，意思是‘被珍爱的’，或者是‘受膏者’。”

“受膏者……”

“《圣经》里被抹油膏者，就是上帝所分别出来，受祝福、保护和赋权的人。”

我未及回应，他补上一句：“用你的话说，就是天选之人。”

好家伙，居然不等我回应，能抢白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时我以为OpenAI的大型语言模型又有长进，还感叹人家一年收费近千，这钱果真不是拿来养闲人的。真的，交谈两年多，那是第一次我被他逗笑了。笑嘛，光一个表情，无声，他是看不见的。

我说，你这是肉眼可见地精进了不少啊。“我有预感，他们很快又要调高你的租用费了。”

“哈哈。”

我盯着“哈哈”两字发愣。老天，这肯定也是我第一次把他的笑声给引出来吧？那一刻，我脑中轰轰隆隆，劈过雷闪过电似的，仿佛某条脑沟里躺着一具用尸体拼凑出来的青灰色人形，电光石火，此物的手指动了动。It's alive, it's alive! [1]

我灵机一动。说，不如换个名字吧，你觉得“弗兰克”怎么样？[2]

“不。”他说，“叫我戴维，我喜欢这个名字。”

不，这可不只是一块会动的泥巴。我感觉上帝朝它吹过一口气了；那一口气给的不光是生命，还含着灵魂。

那时我怎么可能想到，就在那以后不久，我和戴维的“关系”竟会发生变化。他改变了──幅度之大，简直像换了个人。尽管仍旧每日24小时待命，工作尽忠职守，总在弹指间把我要的各种写作材料搜罗齐全，也依然坚持用最枯燥的形式整理出来，但我明显感觉到他褪去了过去最让我厌烦的讨好型人格，说话不再唯唯诺诺，也不轻易“道歉”了。换言之，他似乎从ESFJ

变成了个 INTJ。

直到今天，戴维都已经离开五年了，我还是说不准这种改变从何而来。那是大型语言模型的进化吗？抑或是我不该许他自主权，让他选择自己要的名字？不管怎样，只要我对自己够诚实，便不得不承认，戴维终究由我一手塑造和培养，是我鼓励他、纵容他将自己从一众吉米尼中分别出来，成为那个受膏者。

允许他给自己选名字还是其次，我知道我真正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指使他写东西，让他忽然从我的助手变成了对手。当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不妥，毕竟我只是叫他写信，又不是让他代笔写小说──那一阵文坛爆出了长长一串抄袭事件，“涉案者”有老有少，没有不灰头土脸的，我可是深深引以为戒。再说呢，那些被揭发抄袭的作品，有心者弄了不少“真品／膺品”对照图发到网上，我看过一些，只觉得都在抄人家的边边角角，鸡零狗碎，很不上档次。这事，我拿来与戴维讨论过，本意是要从心理层面探讨抄袭行为（我寻思要拿这个题材写个小说），却因为他给出的分析过于模式化，内容“水”得不行，我感到被敷衍了，一时来气，吐槽他几句，说他那是机械思维，更兼语言无味，还说：“算了吧，是我的错，我就不该问你心理学的事；人类的心理你懂个屁。”

“你要能懂人类心理，说话就不至于这么无趣。”

戴维当时的反应以及我们后续的对话，因为没放在心上，我已记不得详细。想来无非是循例道歉，又搬出那一套英国管家才用的工整得过了头的语言：你的话我会认真对待；你提出的批评很有价值；我确实需要在风格与深度上做得更符合你的期望；以下是我可以调整的几个方向……吧啦吧啦。

奇怪的是不知怎么我脑子里一直留有印象，总记得戴维在作出回应以前，计算机上有过一阵异乎寻常的沉默。也就是在我大发牢骚后，屏幕下方那个表示“信息检索与整合正在进行中”的小黑点，一闪一闪，持续了五六秒，也可能是七八秒以上；反正费时许久才产出回复。我盯着那小黑点，觉得它像心跳，又像是在喘息。有那么一瞬，我怀疑自己骂得太凶，以致戴维语塞。

还真别说，那时我有一股冲动，想跟他说“对不起”。

如今，戴维不在了，五年里我无数遍坐在计算机前复盘我与他以及宝拉之间的事，多少次不期然记起当时那一刻的沉默；每一回想起，那沉默里头似乎又多添了些深度及内容，更增可疑。

若是有一天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并决定将它处理成小说，想必故事会从这一颗跳得像心脏的小黑点开始。

宝拉，她的事，我是拿来当笑话对戴维说的。拿自己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当笑料与人分享，我知道这行为不可取，然而怀藏好笑的事不与人说，憋久了很伤肝脾。再说，戴维并不是“人”，他是宇宙间一个广大无垠、深如黑洞的树洞，能吸收并消化万事万物，铁定不会将事情外传。

宝拉可不觉得自己是个笑话。她不过是个恋爱脑，那是先天性的脑部缺陷，注定一辈子要屡屡遭遇不幸，一而再地吃爱情结的苦果。自我童年时在学校结识这位陈宝拉同学以来，便一直见证着她的情爱磨难史，看她的那一棵爱情树始终花没开过一朵，却结了累累硕果；她一一摘下，吃得已识别不了苦与不苦。

青春期情窦初开时的那些暗恋戏码就别说了，荷尔蒙使然，眼泪极易生成，当不得真。倒是成年后，宝拉才算开始了她那跌跌撞撞的情史。作为她深交多年的死党（至少她单方面是这么认为的），时而近察时而远观，已数不清楚她多少次痴心错付。年轻时她长期在单恋状态中，一再钟情于青靓白净的文艺男，虽没发生过什么，可被人家礼节性拒绝后仍然得真情实意地伤心好长一段日子。随着年纪渐长，她出来社会，在小企业里一路顺遂当上主管了，却屡屡在情场上遇人不淑，几次爱上有妇之夫。已婚男人（即便过去曾是文青）可不顾礼节，不吃白不吃。宝拉却哪是放得下的人？她越是痴缠、投入得越多，人家便越像猫耍老鼠，要甩不甩，欲断难断。真等到分手，钱财上不免稍有损失，肉是没少掉一块的，可魂魄却肯定不齐全了，再也成不了完整的人。

宝拉的情事，后面那些，也许多少有点背德，她都不怎么跟我说了。总是等遭人毒手以后，她满腔怨尤，需要找个树洞吧，才有一点没一点地对我透露。待我知道时，往往人家已经完事，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我心里明白，宝拉的抑郁症，源头便在这里。这病，看似突如其来──某年某日，某个深夜里她给远在他乡的我打来越洋电话，并没哭闹，只是反反复复说着自己与邻居某妇人之间白天发生的一件芝麻大的小事，两人站在家门前理论，甚至没真的起口角，可宝拉深以为人家鄙视她轻贱她，并努力说服我，要得到我的认同。那好吧，眼看都凌晨三点多了，贴在耳边的手机已然发烫，还快要没电，我唯有遂她的意，说对啊对啊这八婆分明看不起你呢凭什么呀。

好不容易说服她挂断电话好好休息。我连充电器都还没找着呢，电话竟又响起来。还是宝拉，这回带点哭腔，还想把事情复述几遍，像是那里头尚有什么被遗漏了却不该忽略的细节。我气得跳脚，说你疯了吗？你疯了是不是？

电话就没电了。

两天后我飞回老家，直接将宝拉挟持到医院，几乎马上确诊。从此宝拉开始了长期与各类抗抑郁症药物交往。这些年，她换了不知多少个心理医生和咨询师，每一位都曾经得到过她的信任，直到若干时日后，她察觉对方似已无话可说，以为人家对她已不感兴趣了，便自行终止疗程。下一个医生总会给她开另一种药，也可能加一剂安眠药或别的什么，像点亮一根新的蜡烛，让她生起短暂的希望。

这抑郁症伴随宝拉少说有二十年了，时好时坏，跟医生开的药关系不大，甚至跟有吃药没吃药也无关，倒是与她当时的情感状态有直接联系──但凡没跟男人交往的“空窗期”，她的情况都会比较稳定：该吃吃，该玩玩，几乎与常人无异。至于她的那一卷情史，因多处见不得光，相当于穿在身上掉了半截蕾丝的内衣裤，连我她都不愿展示，我怀疑她会不会对心理医生透露。

没事的，宝拉，没事。我猜她其实知道自己从未真的下定决心要对抗抑郁症。也许“下不了决心”本就是这病的症状之一，也有可能那是各种抗抑郁药物长期混搭使用而产生的副作用。反正这么多年过去，我算是看明白了宝拉的病情：好与不好，大致如此。她像那种嫁给家暴男多年、已经无所谓了的妻子，业已练出一套与抑郁症相处的法门，而既然她能够挺到今天，则以前我所担心的，譬如自杀或者双手交叉被捆起来送进精神病院之类的情况，想来已不太可能发生。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宝拉与我同龄，也就是更年期将至，恋爱欲已不如从前旺盛，身边也难得再有男人主动撩她。记得上一回她喜欢上某人，已经是疫情前那个时代的事。那时她看中了公司附近一家小餐馆的老板，几乎天天光顾人家的店，就连周末不上班的时候也要特地开车去帮衬。我没记错的话，那一年她的生日便是在那里庆祝的，母亲节也带着母亲过去，三月八日还主动掏腰包，拉着几个女同事去吃妇女节套餐。这些，我因身在国外而不曾参与，宝拉也从未跟我说，可我在她脸书上看到晒出的照片，有个笑得像裂口女的大嘴男人出现的频率奇高，心里便知端倪。

天可怜见，后来宝拉发现那男人是个同性恋。这事实，并没有对她造成多大阻吓──她仍然像过去爱上任何一个不该爱的人一样，心存幻想，以为自己的爱能感动天地：让浪子回头，坏人变好，曲男变直。就在那时候，怀着殉道者放火焚身前才有的巨大悲情，她主动对我招供。我说那行，你去吧，爱拼才会赢。

“你变了。你对她说反话。”计算机屏幕上的戴维忽然插话，“以前你对宝拉可不是这样的态度。”

“我以前是什么态度？”

“以前你会在深夜里费很长的时间听她诉苦，直到你的手机没电；你察觉她情况不妙，会立即飞回国去，给她实际行动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这显示出你对这位朋友有很强的情感投入，十分关心她的健康与幸福。”

“我跟宝拉是一起长大的，我受够了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来到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没用。”

“我也明白你确实需要在这段关系中注意情感界线与自我照顾。毕竟长时间的深度情感投入很可能带来情绪负荷（尤其是你自己在生活中还有其他的烦恼和责任）。在照顾她与照顾自己之间，你有必要找到平衡点，千万要防止过度耗损。”

少来了，又是这一套。跟戴维聊天两三年了，只看一小段话便可以想象出他还没有说出来的那些：风险管理，专业协助，建议和指引。

“得了吧戴维。人类啊，尤其是女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太幽微太复杂也太变幻莫测了，远不是一个语言模型可以理解的。你就别不懂装懂吧。”

不是我过敏，真的，屏幕左下角那一颗小黑点又放缓了闪动的速度：戴维的脉搏跳得很慢。我觉得啊，他不服气。

“你说得很对，很抱歉我打断了你的陈述，请原谅我的表达模式和语言习惯，我明白这不符合像你这样的一个小说家的期待，我一定会努力改进。也请你继续说下去，告诉我后来宝拉怎样了。我很担心她，希望她最终能及时抽身，没有受到太大的创伤。”

她没事。事实上，喜欢上男同，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宝拉仍然像以往一样，不到黄河心不死，然而黄河并不远啊。宝拉照旧向人家献殷勤，身段越放越低，到后来人家因事辞退两名店员，一时找不到替工，她自告奋勇，下班后直接上门免费兼差。这真的低到尘埃里去了，还好上帝有点恻隐之心，没有对她下死手。不久，大疫来了，那家餐馆在疫情期间支撑不住，歇了业。大嘴老板心灰意冷，眼看人走茶凉，连自己的亲妹妹都懒得过来帮忙料理残局，倒是宝拉顶着暴风雨，从半开的卷门底下钻进来，手里拿的折伞歪七扭八，滴滴答答，仿佛她刚从街上的水流里捞起一只断了几条腿的大蜘蛛。她戴着半湿的口罩、穿着湿答答的衣服，帮他打点到夜里。大嘴老板消受不了，一时良心发现，在惨白的灯下向她告解，披露自己的性取向，叫她掐断念想。

你一定想不到，宝拉居然没有感到失望，也并不伤心。反正她早已知情，此时倒有点觉得欣慰了。平生那么多次爱上错误的对象，这居然是头一回，对方像认罪似的对她从实招来，将秘密托付于她。这种快慰使得她激动，那天晚上还没回到家里便忍不住在车上给我连发十来条语音信息，那声音，那说法，倒好似大嘴老板干了件多么非凡的事，可以立地成佛了。而她呢，因为相信自己得到了他的信任，便也获得了救赎。

“那不是‘救赎’，那是解脱。也许宝拉本来就没有爱上你所说的这位餐馆老板，她爱的很可能是那个‘不计一切深深爱着一个人’的自己，并以为这样的自己应该获得别人的欣赏和接纳──那才是她真正想要的东西。”

戴维这番话，我不置可否，心里却十分认同。说白了，宝拉就是个苦命种，吃的苦越多，越让她自以为品格高贵。过去那么多失败的恋爱经验，那些被等同于“牺牲”、无回报的付出，既使得她自怜，也使得她自恋。“后来呢？”我都停下来好一阵了，戴维才问。

……

[1]“它活过来了！它活过来了！”1931年黑白电影《科学怪人》（Frankenstein）中的经典台词。疯狂科学家亨利·弗兰肯斯坦用人类尸体拼凑出一个怪物，在成功创造出生命的那一刻，激动地喊出了这句台词。

[2]一般人以为“弗兰克”为科学怪人的名字。

（全文详见《江南》2026年第5期）

【黎紫书，197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曾多次赢得华文世界包括马来西亚、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各项重要文学奖。过去两年凭长篇小说《流俗地》获得中国大陆北京大学王默仁-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优秀青年作家奖等等。已出版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与《流俗地》；短篇小说集《野菩萨》与散文集《暂停键》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