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〇

时间是可以被挽留的，只不过躲在了不同的细节里，而细节，又构成了一个个故事，蛰伏在记忆里。对我们来说，打开记忆，其实是翻开了一本时间的书。很多往事会被岁月消磨掉，尘埃一样飘散在风里。可总有些人和事，即使历经了弥久的时光，依然镌刻在灵魂深处，像钙沉淀进了骨骼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也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那些故事始终活着，风华正茂，精神抖擞。

一

觉得自己该有条新裤子，缘于我最近看到余燕总有些心慌气短，哪怕只是远远地看见背影也会这样时，产生的想法。川子凑到我跟前，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后说，你单相思了，然后指着我身上的补丁说，你至少得有条像样的裤子。那时离高考已不足百天。班主任天天挥着拳头激励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作为兵团子弟，这是你们脱离农田的唯一路径。

作为十七八岁的“兵二代”，当然知道高考的重要性。此前的两三年，每到棉花成熟时，学校都会放半个月的拾花假，组织学生摘棉花。开始几天还能弯腰前行，勉强完成四十公斤的任务，三天后就腰酸背痛、寸步难行，只好坐着摘，慢慢往前挪，一天下来不足三十公斤。一周后，连坐着都费劲了，索性躺在地上，任每一株棉花都高过自己，再一朵一朵下棋般收入囊中，起早贪黑也不过二十公斤。面对一望无际的棉田，再想想弱不禁风的自己，觉得要是一直种地，不超过两年就会油枯灯灭。沉重的劳动坚定了我高考的决心。尤其这个关键时期，决不能心有旁骛了。

川子是我的高中同学，家住团部，离学校几百米。我和周辉都在连队，隔着至少五公里，为了省点时间，又能互帮互学，我俩住进了川子家。一张大木床，刚好挤下三个精瘦的高中生。

什么时候开始的？周辉放下书本，瞪着小眼睛问。我应该脸红了，剜了川子一眼，摇摇头，不知道，梦见过两回，睡觉前总要想一阵儿，就现在这样了。

不是服装的问题。余燕学习好，人又长得漂亮，一直都是全年级的骄傲。她肯定能考上大学，除非你也能考上，否则，穿十条新裤子也没用。不得不说，周辉的话“扎”到了穴位上。从初一开始，无论什么考试，余燕总是全年级第一。这让她窈窕的身影一出现在校园，就能黏附上很多艳羡的目光，这其中就有我。

心痛过后，我居然有了豁然顿悟的通透感。真理总能刺穿病灶，再用理性慢慢疗愈。自此，我读书读得更加用功了。

那时的高考是要预考的。还有一个月时间，学校公布了预考名额：文科八个，理科十二个。也就是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八十九团八五届高中毕业班的六十名学生，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见到高考试卷。我们二十八人的文科班，这个比例还要低。

预考那天，余燕坐我前排，这是我们靠得最近的一次。卷子下发后，她就没抬过头。答题过程中，我曾直起身子，窗外的阳光斜照进来，余燕的两条长辫被镀得黑亮。几根没梳顺的头发微微晃动，惹得阳光也站立不稳。监考老师走过桌边，轻轻敲了两下，我赶紧低下头，边阅题边懊悔又浪费了两分钟。终于答完，我长舒一口气，准备复查一下，前排就交卷了，留下一个虚空的座位。离考试结束还有半个多小时呢！回头看，周辉在不停地旋转钢笔，川子则茫然地看着窗外。

三天后放榜，余燕全年级第一，我是文科班第七，勉强“翻”进了高考的院墙。周辉和川子成为了三分之二的大多数。

高考前两天，周辉和川子给我送行。他俩决定跟没进入预选的同学一起参加七月底的成人高考。周辉说，哪怕电大都上，只要国家承认文凭，能找到工作就行。川子问我怎么去县城，说班车一天一趟，人很多，别误了考试。我指着门口的自行车说，明天一早骑车走，来回能省一块六。周辉把一个毛茸茸的车钥匙丢过来，骑我的吧，飞鸽的，八成新，寓意也好。你的永久，太旧了。

二

或许是父亲感觉自己身体快不行了，得想办法给初中毕业的大女儿谋一份职业，至少能养活自己，他动用了二十多年行医积攒的人情，终于采购到一台飞人牌

的三线锁边机，和家里已有的蝴蝶牌缝纫机一起，组成开裁缝店必备的重要设备；又买了一只电熨斗、一把长嘴剪、一条皮尺，还有一摞时装书，才发现设备齐了，手艺却没起步。他把姐姐送到团部一家裁缝店当学徒，可她还没熬过半年的学艺期，父亲便撒手人寰。安葬完父亲，十六岁的姐姐说啥也不去裁缝店了，说自己学不会，也不喜欢，没能力独自开店。望着怯懦的女儿，母亲低叹一声，算了，这些东西，以后自家留用吧。设备一闲置就是三年多，直到我高中毕业。

高考之后，有了大把的时间，我竟闲得发慌，就像高原人来到内陆，有了醉氧的不适。总得找些事抵消空旷，我随手翻开一本时装杂志，先被模特娇美的面容吸引，又为上面时尚的款式折服，再看看丢在屋角的两台设备，突然有了拯救世界的兴奋感和责任心。连解析几何和三角函数都不在话下，区区几片碎布何以为惧——先分析服装的结构和比例，再研究款式的纹路和拼接，画线的计算数据烂熟于心后，我找到连部文教办，收罗来一大堆旧报纸，再冲到小商店购得一瓶胶水。粉笔和板尺备齐，报纸也粘出了布匹的宽度，却发现没有可以参照的尺寸。做裁缝的第一步，得有个真实的人提供完整的形态才能够量体裁衣。恰好玉琪路过，被我喊进来，我把杂志递给她，随便挑，哥给你裁件漂亮的时装。玉琪是邻家小女儿，快满十六了，开学上高中。她翻翻书，又看看我，很兴奋也很质疑。我指着那堆报纸说，先做个样板，再实操。她直起身，平举双手。我拿着皮尺，装作老练的样子，量肩宽、衣长、袖长、颈围……最后到胸围。尺子围住胸部，我们忽然都不说话了。一起长大、被我视作毛孩的玉琪长大了，微微鼓起的胸口上下起伏，我竟有些手足无措，呼吸也跟着急促起来。

玉琪一直挨着看我，看我画线、计算、裁剪、粘贴，她把剪开的报纸一片片递给我，直到粘出一件完整的衣服，她轻轻托起，往身上比画，还不住赞美，太厉害了，可以开店了！出门时她笑着说下周要去团部商店买块花布让我做，月底过生日穿新衣服。那几天，我不停地画，不停地剪，不停地粘，满屋子都挂满了旧报纸做的时装。

果然，一周后，玉琪拿着一块桃红色带暗花的布料来找我，迅速翻到一幅圆领短袖的图片，说上次就看上这个式样了。她背对我，把手臂打开。我说不用量了，上次我都记住了。她说不行，这周长胖了。我只好再量一遍，量到胸围时，我的手心又冒汗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说，问过阿姨了，锁边一块五，缝纫三块五，裁剪不要钱。我摆手说，做好了再付钱。她把钱丢在报纸堆里就跑了，边跑还边说我这儿比团部的裁缝铺便宜一半呢。隔窗望着跑远的背影，还没回过神来，母亲迅速揣起钱，赞许地说，这孩子真懂事。

面对真实的布料，我犹豫了。之前都是用废报纸，裁坏也没关系，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布了。事情往往这样，不用担心后果才没有压力。我把款式又仔细琢磨一遍，先拿报纸开刀，粘贴无误后再下手——这可是我第一件裁缝作品，必须聚精会神、全力以赴。线画得很慢，每个数据，我都计算两遍，双倍耗时终于完成。我把剪好的布料交给我姐，由她负责锁边和缝纫。

我一直守在缝纫机旁，直线稍有弯曲都拆掉重来，必须保证“首秀”不留瑕疵。一件完整的上衣终于从图片变成了实物。姐姐几个月没学会的手艺，我十几天就自学成才了。我沉浸在宏大的喜悦里，端详它的表情像看初生的婴儿。要不是太晚了，当时我就想送去给玉琪让她穿上，再享受她灿烂的笑容和崇拜的眼神。

我量过我姐的尺寸，除了胸围比玉琪小一点，其他数据基本一致。我让姐先试，她走进里屋，半天没出来。我隔着布帘问她，怎么样？

太小了！扣不上扣子。

怎么可能？！我话音未落就冲了进去。

果然太紧，两粒扣子间都绷开了。我头“嗡”一下大了，赶紧翻看书本，没错啊！再看胶粘的纸衣服，也完全正常。姐说，缝纫时，咋没看到衣服边缘的画线？在裁缝铺，所有的布料都沿着画线走针。

我瘫坐在条凳上，完了。画线是衣服的净尺寸，裁剪时要留出两公分的边。我一紧张，顺着线往下剪，没留缝边。四片就少了八公分，衣服肯定小了。我原本想给家里补贴点收入，结果却背道而驰。我只能央求母亲拿出二十块钱和四尺布票，明天一早我要赶到团部商场，再买一块相同的布料重新裁剪，还不能让玉琪知道——这既关乎声誉，更关乎尊严。

又忙碌一天终于完成。看着姐姐扣好最后一粒扣子，袖领恰当，腰胸合体，熨帖平整。和新衣服一样灿烂的，是玉琪的笑容。在她不住的夸赞里，我云淡风轻，小意思，以后需要做啥，尽管拿来。

刚把人送走，母亲就从木箱里掏出做小的衣服说，赶紧按照你小妹的身材裁剪出来，可不能糟蹋了这块新布。

三

这之后，再没有第二块布料送来。午饭时，母亲说，看井的老屈家要盖新房，正在招工干活，每个土块两分五。

有一条新裤子，是我渴望已久的心愿。我最好的一条灰裤子，母亲是从里面贴的补丁，不细看很难发现，但那块补丁还是贴在了我心上，见到同学，特别是女同学，我总有抬不起头的羞怯。

我本想邀川子和周辉，三人一起干。川子说周辉预选失利后，上北山给牧业队打土块盖羊圈去了，每块三分钱，看我在紧张备考，就没告诉我。为什么比我们的高出五厘？山里没水没电，澡都洗不成，条件差，价格自然高一点。

用工人家只提供一只土块模子和两把铁锹，最后按照符合要求的土块数量支付报酬。我和川子挽起裤腿跳进坑里，开始一锹一锹翻土。估摸着差不多了，再从井边的水池里担水，一桶一桶倒进坑里，直到水面没过土面三指，需要浸泡一夜。第二天一早开始起泥。为了避开正午的日头，从六点开始，先把泡透的泥从坑里翻到地面，再一锹一锹倒一遍。生泥变熟后，模子里撒一层细沙，两坨泥团填满空格后，托起模子走到三十米开外的空地上，迅速扣下，慢慢提起模具，一对湿漉漉的、价值五分钱的长方形土坯，充满喜庆地铺陈在朝阳里。

扣模子是重体力活，我和川子每人轮流十下。我扣到第三轮时，双臂酸胀、腰背疼痛，步履蹒跚。我打开行军壶，灌几口凉白开，继续填泥。看到川子的汗把脸上冲刷得沟沟坎坎的，我笑得一屁股坐在泥堆里。川子说，你别五十步笑百步。接近十二点，我们终于把一座小山变成了盛开的泥巴花。最后一模扣完，两个大男孩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竟然敢盯着炽烈的太阳看。

天一擦黑，又开始泡明天的泥。川子说，今天才打了三百块，太少了，我们多泡些，明天至少打四百块。我坚定地点头，腰腿却阵阵作痛。疼痛是身体发出咒骂的语言，可我们得装作听不见。一条新裤子，想一想，都熠熠生辉。四十多桶水才浇透了泥巴。川子说，咱们五点半来吧。而我坚持六点再来，这在新疆已经很早了。我宁愿挨点晒，也不想牺牲珍贵的睡眠。

一百块的增量仿佛耗费了双倍的力气。连续作战，身体没有恢复，打到两百多块时，我已是浑身散架、寸步难移了。川子递来一碗水，扭头看向远处，你看谁来了？

红车子，蓝裙子，余燕的“标配”。我心里一热，赶紧洗了把脸，又拍了拍尘土，等着不期而遇。还有六七十米，车子却拐下岔道，去了连队的东边。

是去找肖丽了，她俩是闺蜜，以后你会经常看到她们的。川子看着我，脸咋红了？面都没见就激动成这样！

太阳晒的！干活！说完我操起模子走向空地。奇怪，刚才的疲惫，一下散了。

面对两千多土块排列成的高墙，我和川子顿然有了将军般的威仪感，麾下的千军万马足以抵消筋骨的控诉。说来奇怪，三天过后，身体似乎适应了劳动强度，即使每天打五百块，我也觉得不过如此。

四千块，是我们的上限，每天我们都紧盯这个目标，到第九天下午，终于实现了。我丢掉模子，躺在地上口喘粗气。川子踢着我说，还有一小堆泥巴呢，至少还可以出一百块。我挥挥手说，干不动了，一块都不想打了。川子没再理会我，转身蹲在泥堆前，灌沙、填泥、倒土块。他轻声说，你休息吧，我干的这些，咱单算。我猛地坐起来，冲他吼道，前面的活都是一起干的，凭什么你要单独算？看我抢过模子，川子笑了。

四

终于拥有了五十二元人民币，五张十元的，一张两元的。我把这笔得之不易的“巨款”卷成一团，紧紧攥在手心，拳头放在裤兜里。在团部商场的柜台前，我仔细分辨两种涤纶布料的色差，我坚持买深蓝色，川子更偏爱咖啡色。争执不下时，川子说，过两天等周辉回来再定，总之，三个人的颜色要统一。

见到周辉，又黑又瘦，眼窝深陷，一脸的疲倦，我竟一下没敢认。他说干了半个月，实在受不了了，每顿都是白水煮白菜，配两个窝头。昨天领了工钱，他就连夜下山，连行李都不要了，走了九个小时才回到家。他指着我们说，照照镜子，你俩也好不到哪儿去。停了片刻，他从怀里掏出一卷汗津津的钞票，一张一张摊开，七张十元的，两张五元的，竟然挣了八十元。

三个黑瘦的高中生，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意气风发地走向团部。最终，他俩听我的选择了深蓝色，既大气又高雅，和各色衣服都很搭。作为裁缝，我得为我的审美留出主导权。就这样，我们每人花费三十二元，三块相同的布料摆在了案头。

三人确定了同样的款式——当下最流行的喇叭裤，臀部紧包，侧面两个口袋，臀部再贴两个。依照布幅宽度，我把尺子顶到头，裤腿的喇叭口放到了八寸。

有了给玉琪做衣服失败的教训，这次动手我非常谨慎。即使在报纸上画线，每个细节我都演算多遍，确认无误后，留出缝纫边线，将报纸一片片裁好，再在布料上比照。我先裁好两条，交给姐姐锁边、缝纫。给自己画线时，有了前面的经验，我省略了报纸的环节，直接在布料上操作。到裤腿时，我迟疑了片刻，还是决定放到九寸，多这一寸，就是要与众不同。裁到最后才发现，多放的一寸挤占了布面空间，怎么摆放前片裤子的裆部都会缺一小块。我只得用剪剩的废料拼了一个三角。反正这隐秘部位的缺陷，别人也很难察觉。

裁剪免费，锁边带缝纫，每条裤子收取四块钱。姐姐揣着人生的第一笔收入，既激动又兴奋，倍增的责任感让她对每条缝线都不敢马虎。为了加快进度，我帮忙把缝纫机搬到电灯下，在六十瓦的光照里一直干到子夜，三条裤子终于成型。不等熨烫，我赶紧试穿自己的那条——大小合适，松紧恰当，简直天衣无缝。母亲围着我转了几圈，皱着眉头说，这屁股紧得，连沟槽子都暴露出来了，咋能出门？这裤腿宽得，也太费布了吧？没理会母亲的唠叨，我把每条裤子试穿了一遍，全是优质“工程”。

第二天一早，三人穿着笔挺的喇叭裤，阳光帅气，但相互多看几眼，便发现了问题——上身的衣衫破旧，与下身崭新的裤子极不协调。我的暗红色汗衫洗得发白，川子的海军衫蓝白条纹模糊，肩上还有补丁，周辉的淡黄色T恤，纱线稀疏得快能看见肉了。我们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购置一件配得上裤子的上衣。

团部商场里，我们选定一款黑色圆领T恤，胸前还有几个英文字母。咬牙付了十块钱，兜里只剩六块了。

着装一换，整个世界都改造好了。周辉对我说，这一下，你可以约见余燕同学了。川子说，刚好下周三是他十九岁生日，想叫几个同学到家里聚一下，准备把余燕、肖丽和李建疆都约上。两人看着我，我的脸一下又烧起来了。周辉说，胆子大一点，即使不成也要勇敢地表达出来，下周三你早点出发，去接余燕。

几天来我居然有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惶恐。同学聚会肯定要表演节目，我翻出两年多没吹的口琴，试吹了几遍《垄上行》，这是当下很流行的曲子，也能代表我的心。我惴惴不安，该用什么方式向余燕表达？什么时候表达？吹口琴，太委婉了，等于啥都没说。我突然想到了爱情诗，对，既有爱，又有诗，多么完美的组合，浪漫又不失热烈，温婉又饱含真诚。

我拿出一叠信纸，开始了一个诗人的启航。可是撕了一张又一张，才绝望地感到空有高涨的情绪，却写不出满意的诗行。口琴激发了灵感，我借用《垄上行》的歌词，略事修改，一笔一画写在蓝色信纸上：

赠YY

我从垄上走过

心中装满春色

真想与你同行

共度今天的风雨

同享明日的欢乐

我把信纸折成了千纸鹤的模样，用手绢包好带在身上。

周三刚起床，周辉就来了，他把新皮鞋脱给我，穿上我的旧布鞋——布鞋是母亲做的，每年就一双，得省着穿。所以一放学回家，我就赤着脚，脚板结了厚厚的茧。

哪儿来的？我惊诧地问。之前我们三个都穿布鞋。

昨天买的，花了二十八。赶紧穿上，去接余燕才更有底气。

尽管园林队的砂石路高低不平，我依然能把自行车骑得风驰电掣、虎虎生威。两边的林带里长着大腿粗的白杨，笔直高耸，切割出一条齐整的绿色走廊。天太高了，蓝得很不真实，树却很近，绿得十分坦荡。朝阳亲切地端坐在树梢上，偶有微风晃动，也滑落不下来。我有了唱歌的冲动，前后看看，没人，开唱：

我从垄上走过，

垄上一片秋色，

枝头树叶金黄，

风来声瑟瑟，

仿佛为季节讴歌……

到了院门前，我犹豫片刻，正准备推门，却从门缝里看到同班的李建疆，他正推着自行车，和余燕说着话往外走。我赶紧躲到大门旁边的沙枣树后，看着余燕跳上李建疆的后座。他俩的笑声像霜一样，覆盖掉我心中才长出来的美好。

我抄小路拼命蹬，想要赶在他俩之前到川子家，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去接过余燕。一定是刚才的歌没唱好，什么“风来声瑟瑟”，这不是预示着秋风扫落叶，原本一场空吗？

川子家的院子，几个男生在聊天，讨论高考成绩和后续打算。受情绪影响，我回答得心不在焉。几个女同学围在室内的录音机旁，一遍遍学唱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即使坐在室外，听了几遍之后我都学会了，可余燕清亮的嗓音还是跟不上节奏。我竟有些释然了，原来她也有弱项。

吃饭时，李建疆和余燕坐在一起，我艰难地选择坐在他俩对面，好仔细观察他们的神态和表情，找出他俩不可能成的破绽。

可我不得不承认，李建疆不愧是年级帅哥，不负“小郭凯敏”的美誉，郎貌女才，也能自成一体。这一对比，就有了伤害——我觉得自己眼睛小了点，还是单眼皮；个子又矮了些，才一米七；别人是干部家庭，父亲是机修连连长，而我的父亲是普通农工，四年前就去世了。表演节目时，一曲《垄上行》我吹得歪歪扭扭。我沮丧地想，无论是看形象还是看才华，我都走不进余燕的内心了。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今天聚会的八个同学，只有我和余燕参加了正式高考。

回家路过一条干渠，望着流淌的渠水，我掏出那只揉成了一团的千纸鹤，慢慢抚平，叠成一只蓝色小船，放入水中，刚漂了几米，就被一个浪打翻了，一同倾覆的，还有青春萌动的情愫。

五

一周后，川子和周辉找到我，说约了几个女同学后天去看海上的日出。高中课本里学过巴金的《海上日出》，让我对浩渺的大海充满了神往。我生活在准噶尔盆地边缘，在年降雨量不足三百毫米、年蒸发量却接近两千毫米的戈壁荒漠，大海早就是生命和活力的代称，是诗和远方的象征。作为离海最远的地方，我们甚至把荒原上出现的一小片水域都称为海子，既体现了对海的牵挂，又抵消了无海的尴尬。能感受一次红日出海的璀璨，几乎是同学们的奢望。

你们要去海边吗？我十分惊诧，按现有的经济条件，谁家也不具备走出疆外的实力。

去艾比湖，一千二百平方公里。对一只蚂蚁来说，一座鱼塘就是大海。看不见的地方，再大也毫无用处。周辉解释得像个哲学家。

川子告诉我，原本想多约几个同学，可李建疆的脚崴了，不能骑车。再晚，同学们录取通知书一到，怕更没时间了。

四十公里的距离，凌晨四点出发，三个小时足够了。周辉安排余燕和我同行，说可以探讨上大学的相关事宜，他驮着肖丽，川子载着王梅，星光下，我们大呼小叫地出发了。

余燕在后座，我觉得动力陡然增加了五分，我骑着车一路领先，最开始的十几公里是压实的沙石路，虽然颠簸却很顺畅；中段的十几公里，是连队的机耕路，时好时坏，有些地方得让女生下来，推车而过。

天蒙蒙亮时，我们拐进了一条隐隐约约的牛车道。川子说，这一定是前辈们冬天打柴火的路。路上到处是半人高的盐碱包，顶上长着一丛红柳，钉子一样将移动的沙丘钉在脚下。车轮随时都会陷进沙土里，哪怕不载人，骑着都费劲，我只好推着车子，朝东边的亮光处奔跑。离湖边还有五六公里时，太阳就跳出来了。周辉支起自行车，踮起脚尖站在后座上眺望，嘴里不满地嘟囔着，都是芦苇，啥也看不见。

我们继续朝着水面进发，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太阳三丈高了，才看到粼粼波光。丢掉自行车，我们冲向湖面，边跑边喊：艾比湖！我们来了！好像湖水认识我们似的。

虽没看到日出，却被身旁一望无际、绵延至深的芦苇荡震撼了。清风拂过，波涛汹涌，如列阵的百万雄兵。浅滩上，密密麻麻布满了绿头鸭、斑头雁、麻鸭、灰鹤，它们并不怕人，潦草地瞥我们一眼，又低头觅食了。随便捡一块石片抛向湖中，都能惊飞上百只水鸟，它们在空中低旋两圈，又落在更远的水面。湖面很宽，极目也看不见对岸。岸边铺展着细沙，轻轻走过，温润的细沙按摩着脚趾，有了酥痒的惬意。几行浅浅的脚印，一派浪漫的行程。我们脱掉鞋子，挽起裤腿走进水里，湖底平缓，朝湖心走五六十米，湖水也没不过大腿。水鸟与我们若即若离，我们走几步，它们便退几米。

看着宽阔的湖水，突然想到那只淹没在水渠里的蓝色小船。余燕和几个同学还在逗野鸭，我折了根红柳枝，在沙滩上快速写下了几行诗：

我从湖面走过

心中装满春色

真想与你同行

共度今天的风雨

同享明日的欢乐

我把余燕叫上岸，指着地面说，刚瞎编了几句诗，给起个名字呗！她默默看完，拿过红柳枝，写了“无题”二字，打上书名号，扔掉棍子跑了。她绯红的脸，像突然升腾的云霞。我长出一口气，从千纸鹤到“沉船”的未竟事业，总算完成了。

掏出口琴，我对着湖面吹起了《大海啊故乡》，仿佛被音符送到了海边，好像那里才是我的故乡。还没睁开眼，我先听到了掌声，他们居然都回到了岸上。川子说，天天在练吧，长进这么快。周辉说，这是以情动人。坐在斜对面的余燕，抬眼看向远方，天山蜿蜒绵长，山尖的白雪与她粉红的脸颊交相辉映。我说，万物有灵，大到一座山，小到一株草，都有自己的心愿。

……

（节选自《湖南文学》2026年第10期）

【熊红久，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委会委员，新疆作协副主席，现供职于新疆文联。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当代》《诗刊》《中国作家》《青年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出版《记忆的河流》《光阴的细节》《叩拜天山》《烟火人间》等作品12部，有20余篇作品被选入全国中高考语文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