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陈观旭《一虎嗅蔷薇 十方悟禅机》写的是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文化美食家王干的漫笔人生。文章回溯王干的成长轨迹：自江苏兴化小镇起步，从乡村教师、基层文员走向全国文坛。得益于汪曾祺、谢冕、王蒙等前辈的指引，他凭借勤勉与敏锐，抓住时代机遇，以诗歌评论登上《文学评论》，借《王蒙王干对话录》蜚声文坛。作为评论家，王干有着极强的文坛洞察力，是 “新写实”“新状态” 等重要文学思潮的命名者与推动者，独创 “南方的文体”，评论兼具锋芒与温度，善于发掘、扶持苏童、迟子建等大批作家新人。身为编辑，他坚守“好作品主义”，主持策划“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联网四重奏” 等重要文学活动，发掘众多文学新锐。此外，文章专门辨析王干对汪曾祺文脉的继承与创新。作为汪曾祺研究专家与美食书写大家，他接续汪曾祺美食写作传统，又以考据、文化解读形成独属于自己的书写风格，于烟火饮食中照见世道人心。作者以文入人，熔叙事、评述与感悟于一体，既梳理其四十余年文学功绩，也体察其悲悯温热的人文底色，为读者呈现出一位扎根民间、始终在场的当代文人样本。

一虎嗅蔷薇 十方悟禅机——漫谈王干

//陈观旭

关于学步，王干是羞赧的、谨慎的、试探的、扎实的；关于为人，王干是温润的、儒雅的、亲切的、仁厚的；关于写作，王干是宏阔的、敏锐的、在场的、激情的；关于编辑，王干是紧盯潮流的、眼尖手快的、善于命名的、推动思潮的；关于美食，王干是挑剔的、专业的、广博的、饕餮的；关于美酒，王干是细酌的、慢品的、奔放的、澎湃的；关于情感，王干是综合的、立体的、浓烈的、忧郁的……多面人生，哪一种，是读者和朋友所熟知的大家王干？

北京三月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几位文友欢聚。酒酣耳热、情绪冉冉，将至高潮，我们的“干老”（其在文坛的豪迈“代称”）突然拎壶而起，手指如刀：“观旭，有一出版社约稿，书名初定，就叫《文坛漫议四十年》，老夫久思未定，喝酒时我就暗筛几位重点人员，刚才酒没到位，现在看来，就你了！起来，干！”那气势，那状态，哪有半点商量的余地，完全是一位指挥若定的大将军，在中军帐、点将台派兵遣将！

干老与我泰岳系酒友，与我亦为同道。我们同席之际，干老尊我岳父为老哥，酒后唤我为兄弟，情理互表，各不相悖，亦有妙趣。鉴于这种关系，我只能领衔受命，闻令而动。

漫谈王干？从何谈起？王干的名号闪亮中国文坛几十年，其洋洋千万言的十一卷本《王干文集》令人望而却步、叹为观止，1979年在《雨花》开始发表小说，著有《王干随笔选》《王蒙王干对话录》《世纪末的突围》等学术专著、评论集、散文集。《王干随笔选》被译为英、法、西等多国文字，2010年更是获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自1985年起，其在《文学评论》发表重要文论正式入场文坛以来，迄今“在场”四十年，这是一座体巨量大的文化之山、文学之山。

几经斟酌，不妨先从他的作家身份谈起吧。王干是中国当代文坛集著名作家、著名评论家、名刊主编、文化美食家于一身的标志性人物。其自江苏里下河内河启程，沿扬子江、长江逆流北上，始入正途，一路逆袭，四十余载笔耕不辍，著作丰硕；王干以创作立身、以评论立言、以编辑立德、以美食立趣，成为衔接文坛前辈、同辈中坚与青年力量的核心桥梁，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镌刻下不可复制的精神图谱与行走印记。

一、百般苦修 终成大家

王干的文学成长，得益于前辈大家的精神指引、同辈知己的砥砺相伴与文学平台的鼎力托举。他们，共同铸就其温润通透、心怀悲悯、扎根民间的文学底色。

王干从未遮蔽其在文坛边缘逡巡、彷徨、踯躅之际，偶遇、巧遇、幸遇汪曾祺、谢冕、乔木老、王蒙四位大家的传奇经历，但他是一位长期蛰伏者和有心人，从未做过无妄的白日梦。当看不到灯塔和曙光时，他便虎伏鹰行、储存动能；当机遇来临时，哪怕是电光石火般的惊鸿一瞥，他即如猎豹般迅速出动，一击而中。

王干，1960年出生于江苏兴化，小镇青年，早年就读于高邮师范。在校期间，即开始其最初的文学创作，1979年在《雨花》发表小说处女作《闵师傅》。参加工作之初，当过最朴素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乡村教师。1982年出任高邮县（现高邮市）党史办秘书。他的本职工作，一如所有基层小吏一般，整日写材料、撰汇报，做文史整理，编地方刊物。如果他安分守己，很有可能在退休之际混一个副科级实职，如有贵人提携，提至正科也是有可能的。但偏偏，王干天生就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

高邮师范毕业后，他首先被分配至一所普通的乡村中学——陈堡中学，教习语文。他的第一份职业，从传道、授业、解惑开始。青年语文教员王干精力充沛，不甘心久居乡野，他将自己炽热的青春情感一分为三，一部分给学生，一部分给文学，另外一部分给热恋中的女友。女友在相隔百里外的另一所中学教书，囿于乡村现状和交通之隔，每隔几周，他们才能见上一面。每当散学之后，暮色四合，学生们如欢快的鸟雀纷纷入巢，寂寞和孤独则如一件巨大的囚衣，将年轻的王干牢牢套住。他不甘于在此庸常一生，教书之余便暗练内功。在广袤的文学粮库里，王干如同一个饥饿的孩子，他饥不择食，不挑种类，疯狂恶补，小说、散文、诗歌、评论，一样不落。好在当时邮资便宜，否则，这是一笔不菲的开销。乡下图书太少，满足不了王干饕餮的胃！他几乎读遍高邮当地图书馆的所有文学类库存书籍。有了阅读的根基，写作的冲动于是乎一发而不可收。

几年之后，青年乡村教员王干小有收获——发表了几篇作品，特别是，他在学校的几篇领导讲话写得不错，上报的几个经验材料也写得四平八稳，故此，他被借调进高邮县党史办。进了县城，与心爱的女友结婚，人生美满，夫复何求，基层小吏王干该心满意足了吧？

非也！

彼时的王干是孤独的。小县城，稳定、安逸是最大的生活底色，谁在工作生活之外还有那么多不切实际的遐想呢？要是有，这人该有多不懂事？

但是——

王干有。

夜色中，他不知向谁倾诉内心的孤楚与苦闷，而白天，迎接他的还有一堆一堆的内部讲话、汇报材料、经验总结，这些，都需要他殚精竭虑、苦心编撰。1981年，大作家汪曾祺先生要回故乡高邮讲学，这还是女友悄悄告诉他的。听闻消息后，天可怜见，年轻的王干兴奋得好几天睡不着，当日更是车船交替，奔波四五个小时赶赴现场聆听。其中有一个插曲：久居乡野苦读之时，王干一次偶然读到汪曾祺先生的短篇小说，在那个文学思潮不断涌动的年代，这篇小说宛如一股清泉，瞬间吸引了他。“什么时候能见老先生一面多好！”这不，正打瞌睡呢，抱枕扔过来了。听课时，王干不想漏过汪老讲述的每一个字。那堂课，成为青年王干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受洗礼，成为他一生的精神启蒙。不管汪老当时有何难忘记忆，王干从此以汪老门生自居，学习汪老、研究汪老、阐述汪老、宣传汪老、致敬汪老；而汪老，也对这个小老乡，青眼有加、礼遇有加、关爱有加。汪老回京后，高邮县青年文员王干又恢复工作常态，白天撰写材料，晚上编织理想。然而，此刻的他已经有了明确的人生与文学追求目标，自此，王干将汪曾祺先生作为自己一生追随的精神导师。80年代初王干首次进京，第一件事就是拜见汪老。他不仅聆听了汪老关于文学和写作的教诲，还多次有幸品尝汪老的厨艺，并成为汪老一生的酒友。这段非凡的经历，不仅影响了王干的文学观念，更在其生活美学和人生观念上，给王干带来深远影响——“汪曾祺不仅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也影响了我的生活观念。”

1985年前后，王干又抓住了一次特殊机遇。当时，朦胧诗争议极大，王干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或者，成为一名游吟诗人。成为作家或者诗人，是80年代人的普世理想。在高邮县文员任上，王干与《文学评论》编辑部的邢少涛编辑通信，意外获赠全套油印刊物《今天》。当读到真正的朦胧诗时他感到非常震惊，一批优秀的朦胧诗作者把诗歌写到了极致，睿智的王干觉得不能超越他们，马上更改赛道，由同轨超越变为另轨欣赏。王干对北岛、顾城、舒婷、杨炼等人的诗歌产生浓厚兴趣，为他们编辑出版了《王干青春诗抄》，足可见其热爱之切。很多人都觉得朦胧诗看不懂，读不透，王干觉得很奇怪，写得如此深刻，如此隽永，这不很好懂吗？如何把诗歌含义阐述、呈现出来，这就使他产生了一种出于爱好、热情和冲动的力量，王干第一篇在《文学评论》发表的诗歌评论长文《历史•瞬间•人——论北岛的诗》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王干写诗歌评论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转到了小说领域。王干坦言，朦胧诗给他奠定了最初的美学基础。此后，他连续三年在《文学评论》刊发诗歌评论。2016年，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洁非这样评价王干：“随后作者明确做出‘把北岛之后的一大群诗人比作新生代’的表述。如今，‘新生代’已是针对小说创作某个群体、现象或发展阶段的通用语，而以我所知，它大约到90年代中期才普遍用于小说批评，而王干用此词却早至1987年，故我怀疑，是他将这一术语首先引入了当代文学批评。”王干在诗歌界的活跃姿态，引起了诗坛大家谢冕先生的关注。谢老是王干文学评论、美学生涯的启蒙者之一，其《在新的崛起面前》揭开新时期文学序幕，为王干解读朦胧诗提供理论支撑。谢冕对其评价为：“王干是诗人，也是批评家；他的批评里有诗，诗里有批评。有才气、有热情、有侠气、重情义。”谢冕的充分肯定坚定了王干专业的评论之路。后续二人以文食相交，谢冕《觅食记》出版后，邀王干作跋，延续文坛深情。王干在文坛一鸣惊人的姿态引得命运之门开始向他缓缓开启——1987年，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江苏作协向《文艺报》推荐王干，他能写、能干活、懂评论。不久，王干遂以高邮县普通文员身份，被借调北京《文艺报》当编辑，从此他离开高邮，正式进入国家级文坛平台。

借调北京后的1988年，王干再次抓住人生的一次机遇。当时，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的乔木老先生在阅读《读书》杂志时，连续看到几篇署名“王干”的文章，因文风老道，对其印象颇深，心怡之余，将其作品推荐给了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先生。虽然王干终生未能与乔木老谋面，但对乔木老的举荐之恩，王干始终心有余温。对当时举荐的具体细节，经年后王干在发表于《钟山》杂志的《朝内北小街46号》中如此深情记载：“1988年，我和王蒙先生的这段交往颇为传奇，我自己也觉得天上掉馅饼了。后来我在王蒙先生《不成样子的怀念》一文中才找到原委：‘胡（乔木）对季羡林、任继愈都极具好感。任继愈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就是乔木老提名的。他曾向我称道金克木、王干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年轻的王干，竟是乔木说了以后我才知道，并相识交往了的。’”王干文章中还曾提及：“记得有一次我到《读书》编辑部去拿样刊，当时《读书》的主编沈昌文告诉我说，乔木同志对你的文章特别欣赏，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拜访他。我当时满不在意，一个大领导与我等小民有什么联系，就没有接茬。现在看来，胡乔木不止对一个人推荐了我的文章，据说他一直以为我是一个老先生，而王蒙文中说到的季羡林、任继愈、金克木确实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我做他们的学生都不够格。”

因缘巧合，1988年，28岁的高邮县借调干部，籍籍无名的文坛后生王干正是在此背景下，与时任文化部部长、文化大家王蒙先生展开十次深度对谈，后结集为《王蒙王干对话录》，轰动全国，成为80年代文学标志性文献。无须讳言，王干当时此举有现时流行的“蹭流量”之嫌，但是，以王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身份之尊，不消说十次深度对谈，就是简单的十分钟交流，如果对话者的学养、见识、见解、格局，特别是对文化艺术、社会现象、历史哲学的理解不在一个频道，断无交流的可能性。王蒙的意识是开阔的、奔流的、汪洋恣肆的、排山倒海的，作为对谈者的王干在身份上是不对称的，作为守势的他必须全力以赴、聚精会神，有时还必须及时转换话题，调节气氛，个中滋味，读者自可进行脑补。这场交流被王干称作“比博士还博士的”顶级文学教导，自此他得以建立其宏观文学视野与辩证解读思维。而其时的王干也从高邮县的一名普通小文员，一跃成为全国知名作家、评论家。王蒙的达观热情与前瞻判断，助力王干精准捕捉“新写实”“新状态”等文学思潮。毫无疑问，王蒙是王干的思想导师与文坛伯乐，二人跨代际的文学对话成为文坛佳话。时隔28年后二人再度修订对话录，并命名为《文学这个魔方：王蒙王干对话录》。四十年相知相伴的经历，成为王干文学道路上最坚实的创作支撑和情感慰藉。

作为作家的王干，难能可贵地同时拥有两支笔：一支笔，泼墨纵颜，大笔如椽；另一支笔，心忧苍生，悲悯天下。

王干写大人物有大人物的笔法，或大开大合，或纵横捭阖，或激荡文字，或逸笔如鹤，诸君请看：

王干纵论王蒙：

王蒙是共和国的文学“书记官”，他用70年的文学创作，记录了共和国的风雨历程，见证了共和国的发展进步，也书写了自己的人生传奇。他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他创作了两千余万字的文学作品，更在于他的作品与共和国的历史同频共振，形成了文学与历史的互文；不仅在于他是文学创新的旗帜，不断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步，更在于他实现了文化传统的当代转化，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不仅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更在于他是一位真诚的思想者、勇敢的探索者、坚定的爱国者。王蒙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是共和国文学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作品将永远流传下去，成为共和国历史的文学见证，也成为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滋养。

王干专述老舍：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以“说话”著称的大师。鲁迅的文字是匕首，是投枪，是冷峻的思想；周作人的文字是苦茶，是古玩，是闲适的情趣；梁实秋的文字是雅舍，是小品，是精致的品味；林语堂的文字是幽默，是闲适，是东方的智慧。只有老舍，文字是口语的艺术，是说话的文学。老舍能用最简单的字、最普通的词，写出最生动、最传神、最有味道的文字。老舍的“说话”，是幽默的胜利。《茶馆》

中唐铁嘴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一句话，既讽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又揭露了流氓的无耻，还带着北京式的调侃。老舍是永远的说话大师，他的文字，永远活在我们的口语里，活在我们的生活里，活在我们的文化里。

王干宏评鲁迅：

鲁迅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他的爱，是一种深沉的、博大的、刻骨铭心的爱。鲁迅的爱，是通过恨来表现的。他恨那些压迫者，那些剥削者，那些吃人者，那些虚伪的，丑恶的，麻木的灵魂。他的恨，是因为他爱得太深，爱得太切，爱得太真。鲁迅的爱，是通过批判来表现的。他批判封建制度，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封建文化，批判国民性的弱点。鲁迅的爱，是通过同情来表现的。他同情祥林嫂，同情孔乙己，同情华老栓，同情那些被命运捉弄，被社会抛弃，被人们遗忘的弱者。他的同情，不是廉价的怜悯，而是发自内心的共鸣；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平等的尊重；不是消极的叹息，而是积极的呐喊。他要通过同情，让人们看到弱者的苦难，看到社会的不公，看到人性的光辉。鲁迅的爱，是通过希望来表现的。他虽然看到了黑暗，看到了苦难，看到了丑陋，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从来没有绝望过。他相信，黑暗总会过去，光明总会到来；苦难总会结束，幸福总会降临；丑陋总会消失，美好总会出现。他的希望，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清醒的坚定；不是虚幻的幻想，而是现实的信念；不是个人的救赎，而是民族的觉醒。

在关注庙堂之高的同时，王干的目光又兼及江湖之远，他的笔墨，始终充满同情和悲悯。王干的悲悯，是向下的、平视的、温热的：不居高临下，不刻意煽情，而是把目光长久停留在亲人、长辈、无名者、边缘人、失意者身上，以汪曾祺式的淡笔，写尽人间隐痛与生命尊严。他浓情写亲人悼亡，深情写师友故人，挚情写底层边缘人，长情致文化失意者的文字，体现其心怀苍生的赤子情怀。

他写血缘之悲，尽绘刻在骨血里的柔软与痛惜。《里下河的一条小鳑鲏》以鳑鲏喻早夭幼弟，写传染病后的隔离、歧视、童年阴影，淡笔藏大悲：“他就像里下河深处的一条小鳑鲏，悄悄地、安静地游在我记忆的河底，不声不响，却从未离开。”这是当代散文中写幼童夭折、家庭创伤最克制也最深沉的篇目之一。《祭父帖》记述父亲2015年去世，“六七”时焚六张《心经》为父超度以文为祭：“明年清明前祭奠于父亲坟前，用香烛点燃，化作一缕青烟，让父亲在天空中阅读。”把父子深情、乡土伦理、生死观熔于一炉，庄重而温润。《岳母顾萍》中，“三年困难时期，岳母曾送过一担胡萝卜给同事，让那家度过最困难的日子，后来同事夫妇逢年过节都过来看她，称她为‘救命恩人’。岳母一生善良忍让，智力和悟性都很出众，然而她的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岳父去世时，她一言不发地看着家人料理丧事，我们都为她的平静感到欣慰。可是等丧事办完，所有的客人都走了，她突然对着岳父的遗像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号：‘你走了，让我怎么办啊？’那一生哀号，是积郁多时的迸发，山崩海啸一样，无可阻挡。”写平凡女性的善良、操劳、晚年病痛与家族温情，以一碗粥、一张老床、一次叮嘱等日常细节立人，见出虽无血缘却胜于血缘的至亲之爱。

他写民间之慈，为无名者立传，致敬烟火人间众多的无名者与受苦人。《烂藕》中，写哑巴卖藕人冬日踩藕，穿长筒靴，不说话，以唢呐代替吆喝，白天吹轻盈扬剧，夜里吹苍凉淮剧。残疾、劳苦、沉默、以音乐自遣——最经典的底层悲悯一笔。《偷月饼》中，写患眼疾的月婆婆，独居，目盲，靠搓绳度日，中秋供月饼，年年被小孩偷光。从供十几个到只够供四个，日渐穷困仍守旧俗，写尽弱者的尊严、孤独、善良与无奈。《泰州的河》中，写卖冰棍的大娘，即便是38℃高温后背湿透也舍不得喝一口汽水，而是去池塘舀水喝。童年的“我”嫌她抠门，成年回望，全是最底层生存的艰辛与不易。王干将他诸多的笔墨，倾注于更多无名者——摆渡人、渔民、瓦匠、木匠、街头手艺人、被遗忘的老人，他不写苦难与悲鸣，而只写一饭一食、一器一物、一生一死里的人间温度与炽情，深得汪曾祺笔法之精妙。

他写文化之悯，对时代失意者与历史沉默者致以深度悲悯的文化共情。《诗薄如纸》中的无名诗人，才华横溢却一生困顿，不被时代看见，最终默默消失。标题即悲悯——诗比纸薄，命比诗轻。“晚年回到萍乡的老木，生活是窘迫的。曾经意气风发的北大才子，编过影响一代诗人的选本，胸中贮满万千诗意，可现实的烟火将他挤压得无处躲闪。他很少和昔日的文坛故旧联系，不愿把自己的窘迫示人，独自承受着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落寞。时代喧嚣滚滚向前，诗歌的荣光早已属于另一些人，属于舞台上光鲜的名字，而他被遗忘在小城的角落里，像一页被人翻过之后便随手搁置的旧稿纸。诗是薄的，薄得抵不住现实的风霜。那些滚烫的诗句，那些80年代沸腾的青春，终究挡不住命运的捶打。老木走了，带走一个时代的诗歌记忆。很多人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只有那本泛黄的《新诗潮诗集》还留在少数人的书架上，替一个落寞的诗人，守住曾经滚烫的岁月。”

他写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的破碎，为沉默的文学灵魂立传。《诗人广告人》写天才营销者、诗人中亚子，写他的才华耀眼、性情不羁、人生跌宕、失意、早逝，记他的才情、狂放、脆弱、不甘，为“被时代消耗的才子”留下侧影，读后令人唏嘘。对此，诗人一默如雷有经典之评：“诗人没有死，死去的只是诗的年代。诚如斯言，立诗为档，记录漶漫，陈年显影，勾陈有度，流年如诗，波澜壮阔，风云如电，白云苍狗，满纸荒唐，一把辛酸。感谢王干，这是诗的《史记》，亦是史的《诗记》！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代再捧读《诗人广告人》，已沉眠经年的80年代，一如庞德笔下的《地铁》，带着露珠，呼啸而来……”

二、激扬文字，精评如鸿

王干的评论生涯几乎是和他的编辑生涯同步开启的，作为一名编辑，“好作品主义”贯穿其编辑生涯全过程。他以为，好作家既要讲究故事，更要讲究艺术，作家必须能够发现常人忽视之常，书写常人莫及之处，他颇看重作品中蕴含的人性、人情、人道这三点。他认为好编辑就像泥土，能滋养文学的生长；编辑又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作者和读者。每一个好编辑必须天生具备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也就是“心中有人民”的服务意识。

王干钟情于文学评论的文体解放和文风革新，他注重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话、词话、画论等传统，又主动吸收西方文论的理论思辨视角和文本分析技术；能在辽阔处见细微，在个案中体现时代精神，打破了抒情、议论、叙事的局限，在模式化、规范化的表达之外开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以恣意的性情和生动的语言为批评注入活力。他的评论不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是直达痛处、汪洋恣肆，文风多变，别出心裁。这种独特的文体风格，在众多学术著作中脱颖而出，令人耳目一新，被誉为“南方的文体”。王干对此亦有宏论：“南方的文体是一种作家的文体，是与河流湖泊相对应的文体，它的流动，它的飘逸，它的轻灵，它的敏捷，并不能代替北方文体的严峻、凝重、结实、朴素……南方文体显然是一种新鲜的文体，是一种需要发展、需要补充的文体，它的热情和稚嫩都充满着一种青春的光彩……南方文体是抛出去尚没有终点的曲线……”

他的评论文字，当然现在尚不可盖棺而论。近40年来，王干的当代文学评论，具有前瞻性、广博性、精准性、底层性和深度的批评史观，他是典型的新大众文艺写作的先行者和探路人。

王干是当代最具前瞻性与影响力的评论家之一，众多当代著名作家对王干其人、其文的评价一针见血直达要义：

王干是年轻一代批评家中最活跃、最敏锐、最有才气的人物之一。嗅觉特别灵，文坛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感觉到了，反应快、概括力强、会造概念、会命名。

——王蒙

王干的批评话语是独特的，眼光是独特的，推理方式是独特的，批评角度是独特的，就像他这个人是独特的一样。他的批评文体既是杂文、随笔、报告、演说词、新闻解说、大气磅礴的辩词，又是有章法、合逻辑的标准学术论文。他坦诚、直率、不对自己的理路和心思进行遮蔽，将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好恶感、自己的心里话无所顾忌地带入文本。

——曹文轩

李洁非《弄潮儿向涛头立——批评家王干》中的评价更加客观和公允：“但这些作品的出现，是散落的，孤立的，起初并未结束为一个方阵。是王干从中抽取出来某种属性，并以‘新写实’名称为之命名，然后通过《钟山》挑旗推动，把它变成当代小说继先锋主义之后一个新的潮流和重要阶段。……当代文学批评，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全非后来那种自说自话、温温吞吞、言不及义的样子，而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对创作实践时有再造之力，以致足令作家惟批评之马首是瞻。‘新写实’正是这一批评强势时代最后一个范本，文学批评引领并推进整个时代文学步伐的历史，以后似乎就画上了句号。”文末，李洁非还称王干是文坛的“命名大师”，赞誉之态溢于言表。李洁非显然更在意批评家对文学创作的引领价值，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肯定了王干推动“新写实”小说思潮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干是才子型批评家，眼尖、手快、热心。江苏这一批作家（苏童、我、范小青）他都熟，懂我们的文风，也懂我们的生活。不装、不端、不势利。王干写吃，清苦与鲜美并写，美食与人生交融，寓言于食，以食观世，味蕾之下，是人生百态与社会变迁。从“慈姑的清苦”到“螺蛳的鲜美”，感悟很多。他讲“南方的文体”，细腻、讲究、有书卷气又有烟火气，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叶兆言

王干就是中国文学奔走相告委员会主任。敏锐、热情、无私，一发现好作家好作品，立刻奔走相告。他不整人、不踩人、不捧杀也不棒杀，有一说一。在批评家里很少见。

——王朔

王干一直在“转身”：从高邮到北京，到《钟山》，再回北京。始终在文学生产第一线，始终在场，始终敏感。他写我的第一篇文学评论刊发在当时的《上海文学》，有几千字，是写我的第一篇很有分量的文学评论，给我很大鼓励。王干是最懂我语言的评论家。他说我的语言是“丝绸般柔和光滑”“语词飞翔”，比我自己还清楚我的风格。我们是文学发小。我最早写小说，我的理想他帮我实现；他做评论，最懂作家的难处。他不是那种站在岸上指手画脚的批评家，他是和我们一起在水里游的人。王干以细腻如丝的笔触，像烹饪大师，把心底味道、记忆转化成文字，直击人心。《人间食单》延续汪曾祺美学，又有新意：“人间”二字这一前缀，全是烟火气。

——苏童

大家都说王干批评我，我吓一跳。一看文章：51%表扬，49%批评，还是表扬控股嘛！王干敢说话、不讨好、不记仇。他批过我，但我知道他对事不对人，真懂小说。这样的批评家太少。

——莫言

王干将《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既看作先锋、又看作新写实，这个双重定位很准。他一眼看到作品里的复杂性，不是简单贴标签。他不用大理论吓唬人，从文本感觉出发，说真话、说人话。和他聊天很轻松，他懂作家写作时的那种犹豫和挣扎。这么多年，王干还是像当年一样敏锐、一样有激情，没有变老、没有世故。

——余华

王干是精力旺盛的评论家，参与推动了新写实、新状态等很多重要思潮。他的写作让我重回历史现场，想起很多被淡忘的故事，流露真挚、热情与强烈责任感。他摒除话语遮蔽、回到事件本身，用个人记忆见证大历史，这种在场的历史写作非常珍贵。

——格非

王干的文学嗅觉是十分敏锐的，对一流的文学作品和崭露头角的作家，有着超越常人的远见和睿智。

——迟子建

王干是最早给迟子建写评论的人，迟子建当时还只是东北的一名普通作者，仅发表过三篇小说《沉睡的大固其固》《北国一片苍茫》《北极村童话》，但她的艺术风格和展示的地域风貌比较独特，让人能想到萧红，王干就以迟子建这三篇小说写了一篇评论《等待唤醒——评迟子建的小说》，结尾还引用了惠特曼的诗歌《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迟子建看了很受鼓舞和感动。多年以后，迟子建这样回忆：“我刚出道时，王干先生就注意到我的小说，写了很长的评论，特别理解我那种北国的温情与悲哀。在没人关注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大鼓励。他的评论有锋芒，但更有温度；有理性，更有同情。他懂作家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文如其人：文字温润、通透、有烟火气，人也真诚、厚道、重情义。”

在做好编辑本业的同时，王干还有很多为青年作家培训的“副业”，主业华彩，副业精彩。比如，和江苏作协共同打造“雨花写作营”，让作家和编辑供需双方直接见面，刊物根据他们的要求对作家提出修改意见，作家根据作品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刊物，持续推出了房伟、庞羽、杨莎莉等一批青年作家。

2009年8月，王干率先提出并系统阐述了“里下河文学”的概念，并不遗余力推动其发育成长。2026年4月1日，泰州市一馄饨店店主——常玫瑰、复转军人时庆涛同时获颁聘书，正式成为王干创作室首批签约入驻作家。谈及创办创作室的初心，王干坦言，此举意在打破文学创作的壁垒，传承里下河文学流派扎根乡土、贴近民生的创作根脉，为广大文学爱好者与基层创作者，搭建一座交流切磋、精进成长的专业桥梁，让饱含乡土气息的本土文艺作品，被更多人看见、读懂、喜爱。

王干的评论兼具前瞻性、在场性与包容性，精准预判文学思潮，紧贴创作实践，兼顾名家与新人，打破专业评论的晦涩壁垒。他推动新写实、新状态思潮成型，为朦胧诗、先锋小说正名，构建南方文学评论体系，助推新大众文艺的底层传播、发展，以评论连接创作与大众，四十年来持续不断、与时俱进地推动与参与文学活动，深度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

三、心怀菩提 惠心如霞

王干以编辑立德，在籍籍无名之时，他感念众多素未谋面的编辑对他本人的培养、点拨、挖掘和助力，其尚未成名之时就担任过县里和地区几种名不见经传的刊物编辑，成名伊始，亦是从编辑起步，故此，他对编辑这一神圣职业，具有初恋般的热情和革命般的信仰，及至成为名刊主编和具体负责人后，这种作用和功能叠加成一股恢弘气势和磅礴力量，其心也诚，其意也切，其功也巨，真乃善莫大焉！

王干是当代文坛资深编辑家，曾历任《文艺报》《钟山》编辑，《东方文化周刊》《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他坚守“好作品主义”，秉持甘为人梯、扶持新人的理念，践行文学的人民性。他执掌权威选刊，树立文坛选稿标杆；策划经典文学活动，引领期刊发展潮流；发掘数十位青年作家，为当代文学输送新鲜血液；以编辑之德守护文学生态，传播文学精品，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金牌星探”。

执掌《中华文学选刊》期间，他始终坚持兼容并蓄、优中选优之标准，打通原创与选刊传播通道，深度发掘青年作家，先后编辑出版邵丽的首部长篇《我的生活质量》、苏童的《河岸》、毕淑敏的《拯救乳房》等经典作品，发行量均在十万册以上。任职《小说选刊》期间，坚守唯质是举的选稿标准，打造“青年作家小辑”，推出80后、90后作家群，发起“让小说走进人民”系列活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十部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中，有六部曾被该刊选载，选稿眼光广受业界认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与“春天文学奖”评审，李修文、戴来、张悦然、徐则臣等青年作家从此脱颖而出。十年之中《小说选刊》选载马金莲作品14篇，助其斩获鲁迅文学奖，徐则臣、李修文、石一枫等已成为当代文坛代表作家，作为国内新写实理论的奠基人，王干的文学观念曾一度引领学界新思潮。

无论是全民酷爱文学的80年代，还是热度降至冰点的90年代，王干对文学的热爱，丝毫未减。即便在退休赋闲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读书》《随笔》

等报刊，读到他新鲜的文章。在文学被边缘化的20世纪90年代，他在文学期刊的发展与文学栏目的策划中投入全部热情。这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亮点之一。1987年，敏锐的王干从刘恒、刘震云、池莉多人的作品中看到了新写实主义的元素，他开始了深入的思考。1989年第6期《北京文学》发表了他的《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就“新写实”的概念及创作表现，做出全面的论述，精准概括刘恒、刘震云、池莉等人的创作特征，成为新写实思潮的理论奠基人，被写入当代文学史。深入探究，我们循迹可知：期刊对文学方向是起到引领作用的，并引导和孵化文学潮流，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文学的特色，文学期刊也从被动接受文学思潮，转变为引领文学潮流。这一时期，《钟山》杂志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为最早的标志性策划，它打开了文学思潮转变的大门。王干积极参与并策划了这场文学思潮的转变。《钟山》在1988年第6期上发布了一则《文讯》：“本刊将从1989年第1期起举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努力倡导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具有当代意识、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又贴近生活关注现实的新写实小说。”在1989年第3期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中，《钟山》对“新写实”的阐释和界定常被看作“新写实小说”的宣言。《钟山》在卷首语中表达了对“新写实”这一文学思潮的思考，也为“新写实小说”跻身文学界提供了可靠平台。“新写实小说”在文坛引起关注和反响。其后又发起的“联网四重奏”，则是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成功经验基础上的又一次文学活动的尝试。“如果说80年代引领文坛的是作家，那么90年代以来的编辑和作家共同引领着文坛。”作为“联网四重奏”的最初策划者和联络人，王干在《90年代中国文学备忘录》中详细陈述了这一文学事件的起因、经过：“联网四重奏这个名目最初出现在1995年的3月份，但酝酿这个计划却在1994年的7月份。”

时至今日，新写实主义写作经过了37年的发展和沉淀。“新写实”不是先锋，它的理论基础借用了西方的理论资源，底色却是中国独创的，是中国新小说的一种特殊形态。

王干继续前行，总是从不同视角找到路径，展现出他对当时文坛格局和脉络的把握。“联网四重奏”推出了不少实力作家，并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如斯妤、述平、张旻、朱文、徐坤、邱华栋、吴义勤等等。“联网四重奏”以发现和推介文学新人为重心，从这些作家后来的创作看，“联网四重奏”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而深远的贡献。而从“新写实”“新状态”再到“联网四重奏”，构成20世纪90年代文学思潮主旋律的文学事件与活动，几乎都是先有命名，再有文学作品的集中展示。纵览全过程，王干不仅是这些活动的参与者，更是其中一些活动最早的策划者。正如青年文学评论家、新科鲁奖得主傅逸尘所论：“在我有限的文学视野与阅读里，感觉1988年末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也就是‘后新时期文学’，似有半壁江山都与王干相关。他对‘后新时期文学’文学思潮的建构与文学活动的推动，在中国文坛恐怕无出其右者”。

1994年，王干还深度参与策划大型文学杂志《大家》的横空出世。当时，这个刊物的发起人李巍找到时任《钟山》杂志编辑的王干，经深思熟虑，王干策划了几点方案：在传统基础上，兼容并蓄，既传统，也要更开放；重新设计刊物封面，设计要有灵感，可采用照片形式；请著名作家当栏目主持人，王蒙、汪曾祺、谢冕、刘恒、苏童和王干等人，都干过《大家》杂志的栏目主持；设立奖项和奖金，由此设立了“大家·红河”文学奖。当时奖金10万元，震动了文坛，设这样一个大奖就是为了激励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学巅峰发起冲击。当时《大家》的口号，便是“走向诺贝尔”，恰巧这个大奖第一次就评颁给了莫言。

王干还是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的责任编辑，他至今仍深爱这部作品。王干说，在编辑《长恨歌》时跨越过“三重挑战”：一是对题材的挑战，因为《长恨歌》所写的生活内容不是新的领域，过去有人写过（比如张爱玲），现在也有人写，还有人在拍电影，张艺谋、陈凯歌、陈逸飞都拍过，可以说是“时髦的老题材”，王安忆不怕“崔颢题诗在上头”，既表明她的自信，也表明她强烈的挑战意识；二是对她自己的挑战，张爱玲的小说基本上是在写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人与事，而《长恨歌》脱离了“自己”，王琦瑶是王安忆生活中未曾有过的记忆，王安忆写得很精彩，从40年代写到90年代，时间跨度很大，尤其对当下的把握比较精妙；三是对文体的挑战，写长篇而放弃描写的客观叙事法，以带有阐释性质的叙述贯穿始终，是自我设置障碍，这种写法很难把握叙述者和人物的关系，但《长恨歌》写得清爽，功力非凡。《长恨歌》因其独特深邃的文学之美、时代之痛而摘得茅盾文学奖，这已经是几年之后的事了。

四、循汪烹味，更赋新篇

毫无疑问，汪曾祺先生不单单是王干的文化偶像、文学向导、美食宗师，更是他人生和精神的皈依。

王干以半生的努力，向导师学习、致敬、传承、转化，他没有亦步亦趋、照猫画虎，也没有人云亦云、生吞活剥，而是一往情深地、持续升温地、遍地开花地，创造性再辟新境，又谱新篇。

王干数十年深耕汪曾祺研究，《尘界与天界：汪曾祺十二讲》成为该领域权威著作，几十年来相继推出《汪曾祺与传统》《汪曾祺的美食遗产》《向汪曾祺学习生活》《被遮蔽的大师——论汪曾祺的价值》《朱光潜与汪曾祺的审美传统》等专著或专论，就在今年3月份，他又推出研究汪老的最新心得《汪曾祺与扬州八怪》，在扬州大学与众多师生共同分享，自己亦再次推出新书《把风情撒向餐桌》。

王干是文坛公认的“汪曾祺美食传人”，其美食写作扎根民间、聚焦烟火，以文学笔触融通里下河乡土美食、淮扬菜、江南菜与全国特色饮食，实现饮食文化与文学艺术的深度融合。《人间食单》是其美食文学集大成之作，他写苏北里下河故乡的滋味与童年记忆；也写行走全国，展现中华饮食多元魅力；更以美食观照人生，解读饮食文化博大内涵。作品既呈现乡土烟火，又彰显中华饮食的广博。王干坚守民间性、烟火气、文化感的美食理念，传承汪曾祺“美食即生活”的核心思想，以文字赋予美食文化灵魂。他接续汪曾祺美食文脉，以文学书写推介民间美食，打通文学与美食边界，让饮食文化登堂入室，成为当代文坛“美食文化代言人”，推动中华饮食文化的文学表达与大众普及。

认真细研，仔细耙梳，汪曾祺和王干的美食文学，还有诸多不同妙趣。汪曾祺先生是“诗人写食”，注重意境、禅意与生活美学的拓展；王干则是“评论家写食”，重考据、文化解读与个人叙事。以下，我们不妨从创作立场、文字风格、文化内核、乡愁表达与写作视角五个维度对比观之。

汪曾祺先生是生活美学的践行者，老爷子常年亲身下厨，以食遍南北的“老饕”身份写食，文字是生活的自然流淌，其主张“做饭与写作都是创造美”，厨房与书房无界限，美食是平淡生活的诗意升华，代表作有《故乡的食物》《端午的鸭蛋》《咸菜茨菇汤》《豆腐》《四方食事》等诸多名篇，写的是日常烟火里的雅致。王干则是文学评论家的跨界书写，以汪曾祺研究者、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写食，带着致敬、解读与对话的姿态。其擅长“美食+文化+人生”的三维解读，挖掘饮食背后的“潜文化”（地域、历史、人情）。王干不长于做，而善于品，其代表作有《人间食单》《里下河食单》《把风情撒向餐桌》，是对汪曾祺美食传统的当代延伸与学术化补充。

汪曾祺先生秉持极简、克制、留白的风格，“淡中藏味”的白描与口语化表达，无华丽辞藻，寥寥数笔，形神兼备。写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声、色、味俱全，画面感极强。文风冲淡平和、含蓄隽永，有晚明小品和禅宗意味，意在言外，余韵悠长。王干的风格则是细腻、铺陈、联想，“温润厚重”，文字绵密温润、意象丰富，善用比喻与场景联想，画面感浓但少留白。写小公鸡炖毛豆，由菜肴联想到灶火、村姑、羽毛毽子，时空交织，情感饱满。文风亲切随和、知识性强，兼具文人雅致与大众烟火气，更直白、更入世。

汪曾祺先生传递的是美食、人、自然合一，生活即美学，美食是自然时序、地域风物、人情世故的载体，写食即写风土、民俗、乡愁与生命本真。他重感官体验（色、香、味、形、声）与生活情趣，不刻意拔高，于平凡中见不凡。文化观为兼容并蓄，口味要杂——“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饮食观即他的人生观。王干则以美食为文化文本，解码饮食背后的社会逻辑。美食是文化符号、记忆媒介、社会镜像，写食即考据源流、对比地域、钩沉历史、反思现实，《德宏菜之味》《吴忠的手抓羊肉》《山水酿酸，一口生津——贵州酸汤鱼》《金牛翠舌》《赣鄱烟火，一味千年》即其中的代表名篇。王干尤为注重对地方菜肴的文化溯源与个人化解读，如写高邮鸭蛋，追问“为什么高邮鸭蛋好吃？是高邮的土好”，从地理、土壤、水质切入文化根源。他的价值观在于，百姓日用即道，强调饮食的人民性，关注普通人的日常饮食与生存智慧。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乡愁是“淡烟流水”，藏于细节与留白中，乡愁克制内敛、点到即止，如《咸菜茨菇汤》结尾“我想念家乡的雪”，不着一字，乡愁尽出。故乡是精神原乡，食物是记忆的密码，情感深沉但不浓烈，悠远而不哀伤。王干笔下的乡愁是“浓墨重彩”的，直抒胸臆，浓烈直白，常将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情感。写米饭饼，“那些米粒是记忆里的珍珠，是美食中的钻石”，比喻华丽，情感炽热。故乡是生命的根，食物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乡愁中多了对时代变迁的感慨。

汪曾祺先生是“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从纯粹个人体验出发，第一人称沉浸式书写，无说教、无评判，只是平静地呈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食。不引经据典，不靠知识炫技，以情动人，以味诱人。王干则是“与汪曾祺对话，与传统对话”，是评论家视角，常直接提及汪曾祺的原文与观点，或对其作品进行补充、延伸、辨析，形成互文性书写。融合个人体验、文学评论与文化考据，知识性、思辨性更强，体现评论家的专业优势。

由此，我们可以洞窥“汪味”与“王味”的本质区别：汪曾祺先生是食禅合一的生活诗人，文字淡、净、雅、润，美食是自然、生活、人性的诗意呈现，留白处见天地，平淡中见深情。王干则是食文互证的文化学者，文字温、厚、细、密，美食是文化、记忆、社会的解码文本，铺陈中见学识，直白中见赤诚。一句话概述之：汪曾祺写的是“味道里的人生”，王干写的是“食物里的文化”，互为补充，更成体系。

一代风流盛，千年礼乐昌。王干的才华是独特的、突兀的、连绵的、壮阔的，相互遮蔽的，又自成体系的。他如禅，似佛，年过六旬却心如顽童；爱酒爱茶，却家无所藏；他敬重前贤，又呵护青苗，二十出头即被戏称“干老”，如今四十载远去，王干却老而弥坚，老而可亲，宝刀不老，安老怀少！

十一卷本洋洋千万言的《王干文集》，熔铸其数十年文思，充分显现出王干作为评论家、散文家、诗人罕见的文体融通能力。他不受学术批评、纪实散文、人物随笔、诗歌创作之间的壁垒束缚，于多种文体之间穿梭自如、随机应变，实现理论思辨与感性叙事的无缝穿插，形成举重若轻的独特笔法。作为资深文学评论家，王干兼具大家视野与平民视角。他既能站在文学史高度，精准细绘鲁迅、曹禺、乔木老、汪曾祺、王蒙等文化巨擘的时代肖像，洞察大家的精神格局与文化情怀，以犀利通透的思辨笔触厘清名家的创作特质与时代价值；亦常怀悲悯人文之心，俯身关照被主流叙事遮蔽的边缘群体，打捞被时代洪流淡忘的个体悲欢，做到大家与小人物并重，巨擘与边缘人同观，让宏大文学史拥有细腻温热的人间底色。其文字兼具学术理性与文学感性，议论不空泛、叙事不轻飘，考据、抒情、思辨自然交融，收放自如、气韵从容。

尤为难得的是，王干还曾深耕诗歌领域多年，撰写大量高质量诗歌评论，精准研判新诗发展脉络、剖析诗人创作特质、辨析诗歌审美流变，以专业、敏锐、独到的诗学眼光，为当代新诗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这份“懂诗、评诗、写诗”的三重修为，深度融入其所有文体创作之中。诗歌赋予他极简凝练的语言质感、空灵通透的审美格局与悲悯深沉的生命情怀，让他的评论文字褪去学术八股的僵硬刻板，字字精炼、句句含味；让他的散文书写自带诗意气韵、意境悠长，于平实叙事中见风骨，于寻常笔墨中藏深情。

不同于学院派批评惯常的高头华章，王干把理性判断溶解于叙事之中。论学之时不乏感悟与细节，论人议事又暗含犀利的文化研判，议论不故作艰深，叙事不流于煽情。这在他近年来在《钟山》杂志开设的“文坛风俗考”系列散文里尤见端倪，他以随笔的笔法做文学史的拾遗，于个人见闻之中钩沉文坛往事，将思辨、回忆、考据、感怀熔于一炉，打破批评与文学书写的森严界限。这种文体的自如转换，来自他开阔的文学视野与温润的人文情怀。他不以宏大概念遮蔽个体悲欢，也不因感伤叙事消解理性力量，无论是剖析时代风云中的文化大家，还是描摹落魄文人的唏嘘晚景，文字皆收放有度。他打通理论与现实的隔阂，以灵动的跨文体实践，拓展当代批评散文的表达边界，也为当代文学留下一份兼具思想锋芒与人间温度的文坛备忘录。

综陈总总，未可定一。王干以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美食家的人生版图，成为当代文坛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作为作家，他以鲁奖作品立文，传承里下河千年文脉；作为评论家，以思潮引领立言，建构当代文学重要理论体系；作为编辑家，以权威平台立德，甘为人梯培育文学新锐；作为美食家，他以烟火文字立趣，传承中华博大精深之饮食文化。王干的文学之路，始于江苏里下河乡土文化的滋养和地域文化的滋润，成于众多前辈恩师、名家的指引、提点，兴于文坛平台的托举、时代的助力，久于自身持续执着的热爱。四十余年来，他始终扎根文学现场，以四重身份连接古今、贯通雅俗、衔接代际，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留下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王干的文学人生，是当代文人跨界融合的典范，更是“扎根民间、坚守初心”的文学样本，其创作、评论、编辑与美食书写，绘就当代文坛鲜活的精神图景，持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学创作者与爱好者，成为当之无愧的当代文学与文化领域的标志性人物。一如他持续四十余年追踪、研究、阐述、命名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对王干个体的研究、阐述和命名，也欢迎一批又一批的文学“老饕”们，把酒言欢，激扬文字，这场曲水流觞的文坛雅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式。

【作者简介，陈观旭，70年代末生于江苏滨海，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作协会员，曾在《人民文学》《十月·长篇小说》《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小说林》《鸭绿江》《西南军事文学》《神剑》等刊物发表长篇散文、中短篇小说、诗歌、艺术评论、报告文学百万字，出版小说集《雁渡寒潭》，现为国防大学某部政工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