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昨晚父亲回来，我的心情一下又变得不好了。晚饭由父亲掌勺，牛肉炒竹笋。父亲问好不好吃？我干巴巴地说“还可以”，非常紧涩的声音。其实我想说的是“挺好吃的，很有锅气，您有当大厨的潜质”。可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一句冷淡到几乎听不见的“还可以”，我应该是进入防御状态了。父亲回来的时候，晚饭吃得会比平常久，我回房间看书。大约一小时后，父亲喊我出来洗碗，碗里的油渍干了，黏在碗壁上，一看就不好洗。厨房也比平时脏，锅油乎乎的，装食材的碗碟随意摆放着，加上外面的碗筷，这些都要洗，比平时要洗得多。父亲特别提醒，装生肉的碗和吃饭的碗要分开洗。我洗好了，用了二十分钟。

隔天早上起来，听着父亲在客厅的声音，在卧室里待了一会，才出去泡红茶。父亲开口问：“你那东西做得怎么样了？”我下意识觉得他要谈及钱的事。以前上班时，他要求我每月交两千元家用，差不多是我月薪的四分之一，我给不出来，打了半折，每月给一千元，辞职之后，这笔钱自然也就停了。或许我选择离开原本的工作，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躲开这份压力，不想承受原本应该由一家之主承担的重担。他随意的一问，让我瞬间竖起防备。我含糊答道：“嗯，住家里，自己管自己，不会问你们要钱……”一瞬间，千头万绪闪过，诸如原生家庭、经济负担等等，早就想过成千上万次，在脑海中建立起顽固的回路，一句话就能触发整个自我防御的机制。

这天是周日，中午去顺德餐厅和几位姑姑聚餐，点了佛跳墙、酿豆腐、炸牛奶等菜。父亲坐我旁边，我低头看手机。他叫我吃东西，其实是关心我，但我还在防御状态里，摇摇头，说：“不用，我不饿。”他给自己舀了鱼肉、腐竹、鲍鱼、海参，弯着腰，低着头吃。姑姑们在聊退休金，以及要交几年社保才能退休，聊着聊着，忽然问我有没有买过社保。我急忙说，有的，以前工作的时候，公司会给员工买。她们听了又说，你现在的情况，可以申请失业金。我说我没有买失业保险，申请不了。她们就作罢了，继续聊某某的退休金这个月涨了多少，那些本地人的退休金有多高。

在某机构当讲师的表姐，月底就要辞职了。问起原因，她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说：“原因有很多，但总的来说，钱没给够。”表姐是一个能力很强、自信干练的女子。所在的机构成立多年，规模很大，近几年营收不太好，新增了很多规矩，不守规矩的员工，就有被辞退的理由，这是原因之一。讲师有底薪，表姐待了将近两年，底薪翻了一倍，但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课时费。这方面，她和公司合不来。按理来说，有讲师离职，空出来的课会匀给其他讲师，可她一直不太能分到课，不同的科目轮番备了一遍，实际授课数却总是低于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付出与回报不对等，挣不到课时费，这是原因之二。原因之三，是前阵子她去另一家公司面试，HR问她，现公司知道吗？她回答，不知道，意思是让对方低调点。结果HR大张旗鼓做背调，闹得整个办公室都知道她骑驴找马，本来课时就少，此事一出，她干脆辞职。

表姐和我聊起课时费，一个小时将近四位数，经过层层中间环节，落到她手上，也就没多少了；而且不稳定，有的月份是大丰收，有的月份却一节课也上不了。就算没有课上，也要去坐班，否则连底薪也挣不到。她又说起认识的人，在其他机构供职，光底薪就有一万多，再加上绩效，就有两万了。我听了不由张大嘴。紧巴巴过日子的时候，总有人活得很滋润，而活得滋润的人总是聚在一起，紧巴巴的人则另作一堆，这两堆人的信息是不对等的。

“你之前做的那份工作，底薪多少？”表姐问。

我悄声告诉她，八千多。说出来都有点不好意思，怕拉低了平均值。她点点头，说：“还行，勉强达标。加上提成之类的，应该能过万吧？”我说：“嗯，但是拿提成的前提是达到考核指标。”她露出会意的笑容：“他们会设置一个很高的指标，让你达不了标，拿不到提成。”我说：“没错，就是这样的。”

我们聊得兴起，我却觉得自己像在演戏。说起工作上的事，我的语气是多么自然，就好像还在工作一样，连我自己也觉得荒谬，明明早就拍屁股走人了。我想，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假装生活还在正常运转，假装自己还保有那份体面。自从离职，我就几乎没有见过五位数的进账了。以前上班，运气好的话，隔几个月能有一次，当然了，有进就有出，上班开销大，仿佛是要哄自己上班一样，花了很多不必要的钱：二十块的豪华早餐，便利店的促销零食与饮品，每天下午的奶茶与咖啡，健康低脂的沙拉外卖，午夜十二点的冲动网购等等。脱离朝九晚六的生活后，我的收入和消费也就跟着脱钩了：戒掉新衣服新鞋新化妆品，大幅降低外出频率，领券后六元一杯的奶茶，也要思虑再三才舍得下手。上班的时候，我觉得钱难挣屎难吃；现在我不上班了，钱是连踪影也见不着了，但“屎”也没再吃过。如此一想，钱和屎，似乎是一起出现的，希望这只是我的错觉。

我们聊起杭州。我刚毕业的时候，在那边工作过一段时间，收入勉强达标，没有销售提成，拿的是死工资，那是2022年的事了。表姐问我离职原因，我说了一些：上升空间有限，工作要求超出个人能力，组员太忙，没人带，跟不上进度，在杭州没朋友，孤独，偶尔加班，氛围太严肃，不够自由。当然，这些都只是表面原因，“仅供参考”，真正的情形是，我提离职，为了专门从事写作。

我是在没有任何铺垫、没有任何资源支持的情况下辞职的。也就是说，既没有作品出版，也不认识业内编辑，什么都没有就拍板要走。我和当时的领导说了这件事。他是一位国字脸、脸上有痘印的公务员，性情温和。我刚入职的时候写的文书，潦草得不能看，是他连夜帮我改好，交给了他的领导。他的领导很满意，以为这是我的真实水平，殊不知是他顶着黑眼圈熬了三天改出来的。领导和我谈话。我说我喜欢一个人创作，办公室不适合我。领导说，小文，就算是作家，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完所有工作，你总要和别人沟通、合作的。我想他的意思是，不是摆脱上班就万事大吉了，人在这个社会生存，总要和社会产生联系。作家写作，编辑择稿，出版社出版，这确实不是作家一个人的事，可我当时没想到这些，因此也就劝不动。

领导重新开始招人，我每天带一本书到工位，中午休息的时候不睡觉，一直看到下午两点，下午在工位打瞌睡。熬到约定的日期，我把个人物品收拾好，抱着纸盒，一声不吭地走了。半个月后因为补办离职手续，又要回公司。进门的时候，畏畏缩缩地，拿到需要的文件，就赶紧跑了，我不好意思。辞职之后，我把自己关在出租屋写作，写到没钱交房租了，就把东西打包好，飞回家，来了个先斩后奏。父母既惊讶又不解，在他们看来，我当时的岗位，跟铁饭碗没什么区别。铁饭碗不好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没捂热，就被我丢了。

辞职的后果是由我父母承担的，就好像他们是我的“下家”一样，我仿佛根本没有长大，因为任性而射出去的箭，最后竟然落到父母身上。我太享受女儿这个金饭碗的待遇了，外面稍稍刮风下雨，就忍不住辞职，回到原来的安乐乡里。后来我一直没有去外地工作，因为缺少启动资金，也不好意思找父母要。现在住在家里，每个月的收入足够买卫生巾等日用品、订阅网站会员、交话费、买书、坐地铁、偶尔点一杯咖啡。我不问他们要钱，但是也没能力搬出去。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其实是全职女儿，副业才是写作。什么时候我能搬出去，自给自足，我才能辞去女儿的工作，真真正正地“做”点什么。

午饭吃到下午2点半，坐姑丈的车回家，喝茶嗑瓜子聊天。表姐来我卧室吹空调。她在这边待腻了，想去×城发展，她的父母不乐意，她不为所动：“反正他们又不给我钱，没有经济约束，他们就束缚不了我，父母也要长大。” 她打算继续做讲师，等到适应新生活了，再慢慢拓展副业。我一声不吭地听着。

聊了一个多小时，姑姑过来敲门告诉表姐要回去了。表姐拿起手机和平板，到客厅去上香，然后就和姑姑姑丈走了。我躺在床上，没有出去参与“拜拜慢走欢迎下次再来”的环节，看着窗外的金色夕阳，被睡意拖进梦乡。晚饭是中午的剩菜，因午间吃得太饱，我只啃了几片牛腩和腐竹就放下碗，回房间写作。写着写着，父亲喊我出去洗碗。我应了一声，放下笔，打开房门，慢吞吞地往客厅走去。

【文赛琳，2000年生，广州人，外语学院毕业，曾任翻译与外贸业务员，现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