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小学
我童年时代就读的小学，校名几经更迭，一直不太稳定。
刚入学时，当然叫东方红小学，可快毕业的时候，突然就改成了不伦不类的“东方红学校”。据说这是因为学校升格，增设了初中部，觉得再挂“小学”的牌子有失体面。我在这个仓促上马的初中部“帽子班”读了两年。没过多久，初中部又被撤销，校名也恢复成了“文革”前的旧称——安定小学。
不过，这校名的来头可不小，它的前身是如皋近代第一乡贤沙元炳先生在1902年创办的如皋模范蒙学堂。它的名称变来变去，在1923年好像才尘埃落定，定名为安定小学。它比我的另一母校华东师范大学要早两代。实际上，这个所谓高等小学堂自己也有前身，叫安定书院，它是1821年由当时的知县带领胡瑗26世孙胡萱生重修原来的雉水书院后更换的名字，命名显然是纪念我们的乡贤胡安定（胡瑗）先生。而雉水书院建于乾隆年间的1747年。两百多年来，那一直就是个读书的所在。不过这些知识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本来以为这学校叫安定小学，仅仅是因为它是在安定巷的北端。
当然我隐隐约约知道它大有来历，因为住在学校里的老太太冒老师（是如中语文老师、本邑著名书法家徐尔昌的母亲，徐老师的夫人王邦惠是我们东方红小学的音乐老师，当过全国三八红旗手）亲口告诉我，曾经有人因为科举的事在此跳楼自杀，至于是考试失败还是听闻科举废除而绝望，我就搞不清楚了。冒老师生于1899年，想必她童年目睹的悲剧给她带来了挥之不去的毕生阴影。东方红小学虽然历史悠久，但办学质量至少就“帽子班”而言，在当时并不见佳。我们那一届三个班，只有八个人被如皋中学录取。后来东方红学校恢复安定小学原名后，据说逐渐也发展成为如皋的顶尖小学，当然比培养过学者魏建功、院士韩德馨等名人的如师附小还是颇有逊色。
但我们东方红小学有几个老师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数学老师叫黄坚，个子不高，浓眉大眼。他本身是个庄重刚毅的人，但是他严肃的办事风格会带来某种难以描述的幽默效果。他对我们作业的完成质量经常表达不满，有时会暴跳如雷，说到激情澎湃难以自抑的时候，就随手把一堆作业本扔向全班同学，大家纷纷躲闪。我们学农的项目之一，是养兔子。但是养着养着，兔子不知怎么地就死了。黄老师大怒，威胁着要搞一场“兔棚里的阶级斗争”，虽然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黄老师拥有一种把平庸的琐事上升到宏大戏剧的能力。这让平淡无奇的小学生活变得生猛有趣。记得有一年学校的某个教室需要扩建，运输砖头的卡车被学校后门外的池塘挡住而无法靠近。黄老师就下令，让我们班所有同学排成长队，将一块块红砖从卡车上传递到工地上。这种让我们瞬间变成童工的体力劳动，在黄老师慷慨激昂的奉献精神引导下，变成了为建设社会主义小学而添砖加瓦的欢乐进行曲。我们有说有笑，感觉到自己不再仅仅是祖国的花朵，而成了有用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了。实际上，让我们真正感到快活的，是逃离让我们昏昏欲睡的课堂的那种解放感。递砖头的活儿，更像是一场带有合法越轨性质的集体游戏。
于今想来，我们对这样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师怀有好感，多半因为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没有丝毫伪饰，且其臧否始终对事不对人。平时，他熟悉我们每个学生，对我们非常温和亲切。我一度因骨折休学在家，他会送课上门，为我义务补课。所以他虽然经常大光其火，其实并没有同学真的怕他。我后来学了他这一招。我在东南大学做旅游班的班主任，有一回发现学生偷偷打麻将，我怒火中烧，竟然把麻将桌子都掀了。二三十年过去之后，这一届同学们在跟我推杯换盏的时候提到此事，告诉我他们当时的情绪并不是对我的满腔仇恨，而是自己玩物丧志的歉疚，以及对我严格督查他们的感激。那个时代严格要求学生，不会被认为是PUA。
黄坚老师是哪一年走的，我已经记不真切了。听旧时小学同学讲起，他生前常年获评优秀党员。追悼日，送行的人络绎不绝，教育局、校方领导、同事，还有不少学生都赶来送别，足以想见他受人敬重的程度。
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另一位语文老师秦懋。“懋”字很生僻，如皋人普遍不认识，这个字在“心”上面看上去有点像“彬”字，就喊她“秦彬”，她也答应，不一一纠正，久而久之，就积非成是了。她是一位瘦瘦高高、轻声慢气的女教师，讲话时唇角总漾着浅笑。那份温婉里不藏锋芒，却有沉静的定力，周身散发着一种笃定的智慧气度。有一回我跟她情绪激动地表达了对一个事情的看法。秦老师不慌不忙地推一推眼镜，反问我，事情果是这样的？不一定吧？我说就是这样的，生来是的！“生来是的”是如皋人用来断言某事千真万确的强调句。秦老师说，不对！“生来是的”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我心想，我一个小孩子家，哪里会懂这么高深的反革命哲学？她肯定说错了！回去告诉父亲，没想到父亲毫不犹豫支持了秦老师。又有一次，我问她：秦老师，他们说你没有结婚？她的脸色竟然有点泛红，眼神变得异样的柔和，甚至充满了爱怜。她说谢谢你啊，还这么关心老师。那是我此前很少见过的女性的温柔。如皋人往往称女人为“女将”，意思是掷地有声的人物，那多少带有一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难分褒贬的含义。七十年代推崇的女性审美标准是李铁梅、阿庆嫂和郭凤莲那样的典型人物，都绝不是婉约娴静、楚楚可怜的角色。
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棘手问题的机智回答。我问她：秦老师，每个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对么？她说对。我又问：那马克思有没有犯过错误呢？那是“文革”的时代，绝不可能提出马克思也会犯错的。她想了一会儿，依然是笑眯眯地告诉我，马克思肯定也不是从来都对，因为马克思的原稿有过多次修改，那改掉的不就是错误的东西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计划去北门大河看游泳比赛。那时候全城的人都到河边或桥上了，街巷里空无一人。这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人在巷子里疾走，我觉得其人比较可疑，虽然有点害怕，但还是鼓起勇气追踪他走了一段，然而他越走越快，直到消失。我认为兹事体大，就顾不得去看比赛了，立即返回学校向秦老师汇报。我说秦老师，我发现一个人鬼鬼祟祟，很可能是阶级敌人，全城的人都去看游泳了，他说不定是要利用这个时机想搞破坏。我尾随他走了两条巷子，可能不小心被他发现了，他就像兔子一样逃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秦老师摸摸我的头，很认真地回答我说：你很有政治觉悟！注意保护好自己，继续观察！我一边琢磨着怎么继续观察，一边想着她第二天会在班上表扬我警惕性高。但是她后来啥也没说。长大后偶尔回忆到此事，我就一直在想，不知道我那天汇报完走后，秦老师是否会关起门来狂笑不已？
相比起来，吴迪康老师带给我的认知深度，迟至多年以后，我才逐渐读懂。他是我初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还临时客串过我们的英语老师。读书时，我们私下议论，说吴老师“阴不拉哈”的，意思是他话不多，不知道在盘算什么。其实吴老师的行事风格，是后发制人。记得有一回放学，我与一两位同学走得最晚，吴老师留在最后锁门。这时候我发现了一只麻雀，它落在地面上，几乎触手可及。我屏声息气，迅雷不及掩耳地猛扑过去，就在我以为得手的时候，麻雀施施然一飞冲天，逃了。随即又像挑衅似的，落在附近的冬青树上，歪着头看我。我蹑手蹑脚凑过去，正要再次出手，鸟儿又嗖一声绝尘而去，继而又大大方方伫立墙角，等我伺机而动。如是者再三再四。吴老师就站在一旁，默不作声看着我这一番笨拙的折腾，过了许久，他才淡淡地说了一句：抓不到的，回家吧。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其实是不言之教：他知道我的捕鸟技术一穷二白，却既不点破我，也不嘲笑我是“次货”。他要我走完那个注定失败的全程，让我在自己的徒劳中自行证悟。那是对学生主体性最深切的尊重。而我做了老师之后，最惭愧的正是做不到这一点——我太缺乏耐心，太急于把“正确答案”交给学生，却很少给他们留下一个自己扑空的机会。
我的同桌是北大街最著名的小恶霸巫海疆，以霸凌同学为乐。像我这样的书呆子，自然成了他最顺手的猎物。有天晨读，吴老师恰好不在，巫海疆虐人的兴致又上来了。但在那一刻，在某种正义信念的支撑下，我强忍着他的欺凌，当场将他的霸道行为记录了下来。我记得自己还特意写了一句“声震全班”，意思是全班同学都听到了，都可以为我作证。等吴老师回来，我把记录交给了他。本以为邪恶必须得到严惩，至少也该有个罚站之类的处分，但吴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该同学，并未施以任何实质责罚。面对万分委屈的我，吴老师意味深长地说：“不用计较他，你那么优秀，你的世界在未来。”多年以后，我才体味出这番话的深意：是的，我们如果有青云之志，何必让自己花费宝贵的精力跟小混混缠斗呢？更何况很多时候，正义未必就能在当下即刻获胜。巫海疆初中毕业没多久就进了劳教所，从此在我的世界里销声匿迹。一晃四十年过去，有一天我跟小学同学细官站在路口闲谈，忽然走来一位满头白发的矮个男子，上前同细官搭话：细官啊，昨到（昨天）美国中情局又来找我麻烦了，他们把窃听器装在灯泡里头！你看这还了得？块块（到处）都在监控我！细官接话：那要向公共局（公安局）汇报才是！那白发男人摆摆手，边走边嘟囔：就他去吧（随他去吧），日请（算了吧）！那人走远之后，细官问我：你果认得他？就是巫海疆，脑子已经不行了。
吴老师身上有一种奇妙的特质：平日里对万事似乎都波澜不惊，可一旦事情发酵，他总能给予最妥帖、最温暖的关怀。记得有一次下午作文课，别人都交了作业，唯独我迟迟没能写完。我怯怯地跟吴老师说想带回家完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可回到家中，我仍然磨蹭很久，等作文写完，天色早已沉沉黑透。那时路灯稀疏，光线昏黄，而吴老师家住在近郊，要穿过一片没有灯火的农田。我攥着作文本走在路上，心里发毛，总觉得身后有小鬼蹑足尾随。那时听小伙伴们说，夜里行路不能回头，一回头，人身上的“毫光”就会折损，阳气也会被鬼魅吸走。从大路拐进田埂小道的那一刻，我的心几乎跳到嗓子眼。我如同仓皇的逃兵，一路小跑，冲到吴老师家门口，“咚咚咚”用力叩响大门。吴老师开门看见我，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惊讶，但他什么也没多说，只是默默地笑着，按着我的肩让我坐下，转身沏了一杯热茶递到我手里。继而语速舒缓地说道：不要着急，其实作文明天交给我也不迟。你这样认真的态度，真是难能可贵啊。那一刻，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安稳了下来。之后吴老师陪着我走过田埂，一直把我送到大路上，才挥手与我作别。站在灯火初明的大路上，回想方才一路的胆战心惊，只觉得全是自己吓自己，想来十分可笑。吴老师递过茶杯时的神情，令我终身难忘，原来一个人的善意，竟可以这般沉静，又这般有力量。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获得了大人才能获得的座上宾待遇。捧着那杯热茶的时候，我甚至短暂地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学生。
中考前夜，我正在灯下温习功课，父母亲过来告知，吴老师专程来看我了。我心中一阵欣喜，以为他见到我这样刻苦备考，一定会对我赞不绝口。没想到，吴老师却对我说：国华，明到（方言“明天”）就要上考场，你的准备已经差不多了，要把心放宽，好好休息，不要再看书了。我不知道如今的教师，是否还会在考试前夕登门家访，安抚一颗颗焦灼不安的少年心。吴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极具才华的师长。听说后来他调离了安定小学，去了教师进修学校任教，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了“老师的老师”。再后来，我在南通地区的一份报纸上读到了他的一篇文章。他说此生有三位引以为傲的得意门生，我竟是其中之一。对我来说，吴老师给我的这份称许，分量胜过了我得过的全部奖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