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分之一
我少年时，电影院前厅里都挂着二十二张男女明星照片，全是苏联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国产影片产量有限，电影院里放映的，主要是译制的苏联电影，渐渐地，中国观众对苏联电影明星熟悉起来，男明星如《攻克柏林》主演安德列耶夫、《金星英雄》主演邦达尔丘克；女明星如《乡村女教师》主演玛列茨卡娅、《幸福的生活》主演拉特宁娜，在中国观众心目中都享有盛誉。苏联电影对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初出生的城市青少年影响至深，在出自这三茬人的文艺工作者的作品中都留下痕迹。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在中国译制放映后，产生的影响非同小可。其中的插曲《红莓花儿开》流传至广至久，七十多年过去，现在还有不少中国人能哼唱全曲。这部电影俄文原名是“库班的哥萨克”，演的是库班河边两个集体农庄大丰收中的欢乐景象，收割完的麦子扬起金色瀑布，农庄俱乐部里歌舞升平，农庄庄员手中放飞彩色气球，两个农庄主席一男一女赶着马车谈恋爱……中国观众看得眼花缭乱，“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信念更加稳固。
《库班的哥萨克》拍摄于1949年，1950年在苏联上映，随即飞快地在中国译制为《幸福的生活》铺开放映，1952年苏联电影代表团访华，影片中女一号饰演者拉特宁娜是成员之一，记得是那一年的11月，天气转冷，我姐姐听说苏联电影代表团将到清华大学与观众见面，打听好具体时间和地点，激动得要去一睹拉特宁娜芳容。我扭着她要跟去，开头她不答应，后来终于同意。我们穿上棉袄，姐姐还给我围上她给我织的大红毛线围脖，转了几次公交汽车，赶到清华园，挤进大礼堂——啊，台上果真出现了拉特宁娜，那时候她已经四十四岁，风韵犹存，仪态万方，获得特别热烈的掌声。她发言，有人翻译，我也听不懂说了些什么，但她唱起了《红莓花儿开》，几句过后，台下观众竟合唱起来，气氛十分热烈。
姐姐那时候刚高中毕业，她的人生走向，竟由电影《幸福的生活》锁定，拉特宁娜是她的偶像，电影中出现多次的拖拉机等大型农业机械，以及拉特宁娜作为农庄主席驾车飞驰，让她选定了农业机械专业，立志成为今后中国农庄女强人。后来大学放榜，她果然被东北农学院农业机械系录取，她从北京负笈远赴哈尔滨，苦学四年之后，又考上研究生，跟苏联专家学农业机械总体运用，她确实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农业机械化的专才。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大歌舞《东方红》。最早的版本，是在天安门演出的，其中还有表现工业、农业发展以及“一定要解放台湾”等场次。姐姐看了演出后，发现农业那一场，以挥舞镰刀收割的舞蹈为主体，完全没有农业机械化的影子，就通过有效渠道提出意见，结果后来演出时那一场背景上增添了大型农业机械的剪影。
我从少年成为青年。电影院里一直到1961年，都还挂着苏联二十二个电影明星的照片，我每次进入，都会自豪地回忆起，我曾亲眼见到过二十二分之一的真人，就是拉特宁娜。
拉特宁娜1908年出生，其实作为电影演员，她出道并不早，三十岁的时候，她才参演了第一部影片《富有的新娘》，导演是她丈夫培利耶夫，从这部影片起，他们夫妻店的合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就是贴近最现实生活的轻喜剧，一路歌颂，满幕欢乐。之后又有《拖拉机手》《可爱的姑娘》《养猪女与牧羊郎》……无不受到官方表彰、观众喜爱。卫国战争期间，他们率先拍出战争片《区委书记》，可算是苏联最忠诚于体制且长葆艺术水准的优秀影人。到拍出《库班的哥萨克》时，他们在苏联电影界的崇高地位似已无可置疑。
时代风云变幻。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6年赫鲁晓夫掌权，他做了一个秘密报告，说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政策上许多的不是，他在报告中点了电影《库班的哥萨克》的名，大意是指称其粉饰现实，对个人崇拜推波助澜云云。秘密终于公开。培利耶夫、拉特宁娜情何以堪。忠心耿耿地为苏联唱赞歌，却落下天大的不是。1954年，培利耶夫、拉特宁娜再度合作，拍摄了《忠诚的考验》，为摆脱粉饰恶名，这次大胆地揭露了领导干部“包二奶”的官场腐败，但剧情最后还是峰回路转，堕落的干部终究还是到基层磨炼，浪子回头金不换。拉特宁娜演干部之妻，其中一个片段是当年他们满怀革命壮志相爱，那一年拉特宁娜已然年近五十，精心化妆扮嫩，看上去并不舒服。这部电影刻意转型，抛弃喜剧强拍正剧，但夫妻店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此后拉特宁娜息影，培利耶夫从此不碰现实题材，更远离轻盈欢乐，一头扎进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阴沉深奥的世界，改编拍摄了《白痴》《白夜》，他最后竭尽全部才华改编拍摄《卡拉马佐夫兄弟》，1968年拍摄到第三部时，终因心力衰竭溘然离世，影片由剧组中饰演主角的演员根据他的计划执导杀青。到目前为止，培利耶夫版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世界影坛公认为是最能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著精髓的艺术精品。
1997年，一部叫作“东城故事”的影片在美国上映，它由达娜·兰格执导，法国与德国联合制作。该片聚焦1930年至1960年间苏联阵营各国的革命歌舞影片，撷取《快乐的人们》《伏尔加伏尔加》等苏联经典歌舞片段，呈现劳动者欢歌曼舞、纺织女工车间起舞、拖拉机手引吭高歌等场景，并穿插当代采访。片名戏仿美国歌舞片《西城故事》，以老电影片段与纪实采访形成叙事张力。片中被采访的有拉特宁娜，她回忆当年与丈夫培利耶夫合作拍摄歌颂苏联的喜剧片，每片必歌必舞，大受欢迎。这是拉特宁娜最后一次登上银幕。
中苏分歧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公开于世。苏联专家撤离。姐姐研究生毕业，虽然一直在与农机相关的岗位工作，当年浪漫的想象与面对的现实已经隔膜。2007年我与几个作家一起到俄罗斯访问，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参观时，忽然瞥见一处较新的墓碑，标注着马林娜·拉特宁娜（1908—2003），不禁“惊呼热中肠”：二十二分之一啊！但一起在公墓中参观的，像小我二十七岁的邱华栋就莫名其妙：谁啊？我一时也难以说明。心中只在琢磨，她活了九十五岁，高寿啊，但想想她一生经历，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6年《库班的哥萨克》被赫鲁晓夫点名，1964年赫鲁晓夫黯然下台，1968年痛失挚爱的丈夫培利耶夫，1991年苏联轰然解体，在这些世道人生的节点上，她都是什么心情啊。我把在莫斯科看到拉特宁娜墓碑的情况告诉已经退休多年的姐姐，本以为她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没想到她只是淡淡地回应：“唔，是吗？”
到1961年，中国电影院悬挂苏联影星照片已不合时宜，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于是文化部电影局决定以自己国家的二十二位电影演员的照片统一替换悬挂已久的苏联二十二位电影明星照片，一时间几个大的电影制片厂都接到通知，要求提供本厂受到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的艺术照。各厂积极响应，拍摄的照片很快汇集到电影局，总数应该接近五十，最后经过反复斟酌，敲定了中国的二十二位电影明星。1962年，照片分发到全国各处电影院，取代了原来的苏联影星，在前厅悬挂出来。记得那时二十岁的我，看到后十分兴奋，与一同去观影的亲友逐一指点欣赏，道出他们各位的代表作及角色名字。苏联那二十二位影星是男的十五位、女的七位，中国评出的却是女的十二位、男的十位，其中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位：男星赵丹、孙道临，女星白杨、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祝希娟；北京电影制片厂七位：女星于蓝、谢芳，男星崔嵬、谢添、张平、陈强、于洋；长春电影制片厂四位：男星李亚林、庞学勤，女星张圆、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三位：女星田华、王晓棠，男星王心刚。观众对这二十二位本土影星的热爱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也一直存在遗珠之憾，如上影男星魏鹤龄、张伐、冯喆、康泰，长影男星郭振清、梁音，八一厂男星高保成、张勇手等都未能入选。
中国本土的这二十二位影星，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也接触到了一位。少年时期见到苏联二十二分之一的影星拉特宁娜，不过是在台下仰望，中年时交往本土二十二分之一的影星赵丹，一度是我坐在沙发上，他站在沙发前，激动地跟我倾诉，甚至辅以夸张的肢体语言，至今那景象仍活现于眼前。
接触到赵丹的契机，是1978年我作为北京出版社《十月》丛刊的编辑，和章仲锷兄一起去上海约稿，那次拜望了巴金，见到了若干老中青作家，其中一位是我们约稿的重点对象，那就是撰写报告文学的黄宗英。黄宗英本是上海著名的电影演员，1950年前就参演了《追》《幸福狂想曲》《乌鸦与麻雀》《丽人行》等影片，并活跃在话剧舞台，赢得“甜姐儿”昵称，但1950年以后，电影以工农兵形象为主体，一些女演员努力转型，如舒绣文演了《女司机》，张瑞芳演了《南征北战》中的女游击队长，上官云珠演了《南岛风云》中的共产党员护士长，都获得成功。黄宗英何尝不想转型饰演工农兵，但她本身形象的可塑性实在有限，最后只能在《家》中扮演梅表姐，在《聂耳》中扮演舞女冯凤，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她就转行写作，开头写电影剧本，虽然也有投拍的，却难引人注目，最后尝试写报告文学，结果《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发表后，轰动文坛，俨然成为报告文学名家。1978年她开始撰写描述一位植物学家的报告文学，改革开放了，亟须有这样的作品让人们把目光聚焦到辛苦摸索创造价值的科技工作者身上，让他们获得理解与尊重，和其他岗位的人士共同推动我们祖国的现代化进程。章仲锷获得信息，拉上我赶赴上海，跟我说：“咱们一定要捷足先登，把稿子拿到手。”到上海和黄宗英取得联系后，我们找到她家，相谈甚欢，她就把躲出去写作的某宾馆房间号告诉了我们，我们也就多次到那里去，跟她切磋，最后她一气呵成，完稿后定名为“大雁情”，仲锷兄现场逐页编辑，每有觉得可调整修饰处，当面提出，黄宗英或爽快接受，或坚持己见，或请我介入一起讨论，最后愉快定稿，回北京后就发稿，将其刊发于《十月》丛刊1979年第一期，1981年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到黄宗英家，以及到宾馆，都不仅见到黄宗英，也见到她爱人赵丹。赵丹很快也跟我们成了朋友。那时候赵丹常常接到座机电话，便赶去参加社会活动，也常常会在我们和黄宗英交谈时，匆匆赶回。赵丹有次回到宾馆房间喊道：“好羡慕啊！”我不解，他羡慕谁？羡慕的是什么？
接触多了以后，就懂得他正处在大苦闷中。他羡慕妻子很快归位写作，约稿不断，待刊多多；他呢，作为一个资深电影演员，那时期却只是到电视台广播电台及一些现场去朗诵，没有哪个剧组请他再上银幕。他不在场时，黄宗英跟我和仲锷说，他到那时一生中最大的痛，是两个他愿付出全部生命力和才华饰演的角色：鲁迅和周总理，皆未演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文化部电影局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动全国最强的编剧、导演、演员及各方面技术人员，筹拍电影《鲁迅》，赵丹荣幸地得到主演任务，为此他蓄须，做足案头准备，在家中就时时揣摩鲁迅的举止神态，黄宗英说有次她回到家，见藤椅上坐着个活鲁迅，竟吓了一跳。但是影片开拍前，当时主政上海的领导宣布：要“大写十三年”，十三年指的是1949到1962年，起初大家都很拥护，以为只是掌控比例的问题，比如拍十部电影，七部要拍解放后，三部还是可以拍革命历史题材，没想到执行起来一刀切，当时黄宗英正参与以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烈士茅丽瑛事迹为素材的电影剧本《七月流火》的创作，叫停！另有筹拍抗日将领《吉鸿昌》的，停！那么拍鲁迅总可以吧，但鲁迅不属于“十三年”，也必须停！剧组宣布解散，赵丹蒙了，好多天都没有剃去蓄留多日的一字胡。改革开放了，文艺复兴，李準编剧的《大河奔流》要拍上下集，汇集了张瑞芳、陈强、赵联、张金玲、李秀明等一众新老明星，那架势是非拍成史诗不可，剧中要出现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由北京人艺的于是之饰演，周总理呢，赵丹请缨，剧组请他试妆，妆成大家一看，形神兼备，赵丹与周总理本来交往甚多，演起来肯定得心应手。但开拍前最后一刻，周总理改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王铁成饰演。我和仲锷兄见到的赵丹，正处在那样一个懊恼期。
但燃烧在赵丹胸臆中的创造欲火，熊熊难熄。有天仲锷兄在那边与黄宗英推敲文稿，我坐较远处沙发，赵丹站在沙发前，跟我说他想改编执导《班主任》，我告诉他八一电影制片厂找过我，但觉得改编难度太大，举棋不定，赵丹就说，难什么难啊，拍成心理剧嘛！他比画起来，说小流氓宋宝琦应该这模样（他绷起二头肌满脸蛮横）；谢慧敏呢，面对《牛虻》这本小说，眼神应该这样（他现出一个幼稚但固执的眼神），他说可以穿插些苏联电影《牛虻》的镜头，把当年卫禹平和上官云珠的配音选用一些，还说可以用四季的空镜头来隐喻人物的心理……说着说着，他竟建议：“电影里的班主任张老师，干脆你来演好啦，我看你蛮上镜的！”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站在我面前的，可是中国影星的二十二分之一啊，就其中的男演员而言，赵丹无可争议是泰斗，排第一的啊！赵丹早期主演的电影《马路天使》，他和周璇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对手戏，在世界电影史上熠熠闪光啊。我后来有幸参与国际电影节活动，一位意大利影人说：“原来以为‘新现实主义电影’发源于二战后的意大利，看了中国1937年拍出的《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才知道，源头竟在二战前的中国上海！”赵丹在新中国主演的《海魂》《林则徐》《聂耳》《烈火中永生》等影片中形成了他独有的融入中国戏曲大写意的表演风格，这样一位巨星，1980年去世前，竟再无一部作品，仅享年六十五岁。
那天赵丹跟我谈话的声音过大，干扰了黄宗英和仲锷兄谈稿子，黄宗英就朝他大声来了句，应该是上海话：“热侬额大头昏！”赵丹这才从昂奋中复归平静。
悠悠往事，随手记下。读者诸君，或可破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