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天鹅寨——我的梦村
在上海生活了近四十年，故乡的往事慢慢淡忘了。但是生活中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冥冥之中，终会将你带回童年深处那个埋着记忆的地方。
一
有一年夏天，我在贵阳镇山村游玩。镇山村依山临湖，湖很深，湖面宽广，对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山。天热，我与一个朋友下水游泳，不知不觉地就游到了对岸。抬头一看，山顶上有一座小楼，青瓦白墙，绿树掩映之中，有小院露出一角。
“这是哪家的小楼，占尽了最好的风景。”我对朋友说。如果在那里喝喝茶，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何等快意。但要从湖边上去，除了陡峭的山崖，似乎没有路可走。
说来也巧，没过几天，真的有一个朋友约我们夫妇去玩，说有一个农家乐，地方很不错。我们到了那个吃饭喝茶的小院子，深深吸了一口气——临湖眺望，环翠如屏，而对面正是那天游泳出发的那个镇山村。
这个农家小院的门口路牌上，写的是“天鹅村某组”，我一下子忆起，这不正是魂牵梦萦的那个儿时记忆——天鹅寨的所在么？
二
天鹅寨是我十二岁那年，与母亲下乡去过的一个寨子。她那趟是下去蹲点。我跟着她，是父亲的主张，那些年停课闹革命，父亲又一直说城里娃儿要下到农村去“锻炼锻炼”。从贵阳坐郊区汽车到花溪，然后有人接，坐船渡过一湾碧水，对岸就是天鹅寨，三面环水，像一只探入湖心的鹅鼻头。渡船的两头有铁环，穿在一条横跨两岸的粗大铁索上，船夫不用桨，伸手拽索，船便沿着铁索慢慢滑向对岸。
寨子里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用当地一种页岩做材料，俗称石板房（后来成为旅游景观）。只有小学校用了砖瓦。与一间大教室相连，有两间厢房，一间住着两位年轻的小学女教师，一姓陈一姓王。另一间腾给我们母子。两位女老师都是从中师毕业分来的，也就十七八岁。白天母亲去公社大队部开会。我的任务是捡牛粪（晒干了可以烧火）。第一个挑战就是要不怕脏不怕臭，新鲜牛粪是有味道的。第二个是挑水。城市娃儿哪里挑过水，何况要从山下的河边挑上山。我跟两个女老师去水边挑水，我只能挑半桶。山路窄而陡，碎石子硌脚，桶里的水一路晃荡，溅湿了裤脚，她们一路拿我的姿态讲笑话，我也不恼，反倒比着谁挑得稳、走得快。小陈老师走得急了，水洒了一地，小王老师就说她“挑的不是水，是酒”，逗得我们坐在石头上笑半天。
偶尔也会坐铁索船去对面赶集。水面碧绿而幽深，据说有十几层楼深。水波平静如绸，有一种掉在大绿缸里的感觉。挖蕨菜也值得一记。春天里，山坡上的蕨菜刚抽出嫩芽，卷着毛茸茸的小拳头，一丛一丛躲在草丛里。我们每人挎个竹篮，从山头一直寻到水边，寻到了便弯下腰去，轻轻一掐，“啪”的一声脆响，嫩茎便断了，渗出清亮的汁液来。小陈老师总能寻到最多，说这是小时候练出来的本事；小王老师却总被虫子吓得跳脚，有一回踩到一条菜花蛇，尖叫着跑出老远，篮子都扔了。母亲收工回来，我们把蕨菜焯了水，凉拌着吃；从家里带来的榄豆用小火炖软了，放一把刚挖的小苦蒜，加点盐，再加一大勺猪油，满屋香气，我可以吃两大碗。两位年轻的老师永远都有无尽的欢声笑语，她们不知哪里来的开心劲头。夜里点上煤油灯，四个人围坐着说话，灯焰跳一跳，我们的影子便在墙上晃一晃，像一出皮影戏。陈老师吹口琴，王老师哼歌，母亲就着灯光记工作笔记，我趴在桌上看小人书，煤油烟熏得鼻孔发黑，谁也不嫌。我后来看《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感受那里面年轻女孩子的青春气息而为之心喜（我开始有一种近乎女性崇拜的苗头，那是后话），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观园，我的就是天鹅寨的日子。
那样的日子只过了一个多月。一个春末，母亲的工作结束了，我们便拉着铁索船离开了天鹅寨。
三
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回我从上海回家，想起来问母亲：也不知天鹅寨变成什么样了，那两个老师还在么？
由于天鹅寨改名为天鹅村，包括了好几个自然村，都是三面环水，我们只能依着记忆寻去，却只找到一片荒山。水库的水退了，露出大片干裂的泥底，长满了野草；原来渡船的地方，铁索不知去向，只剩两根锈蚀的铁桩歪在水边。
我们沿着山坡往上爬，茅草齐腰深，哪里还有小学校？山头上的瓦房早已坍了，只剩几截断墙，墙缝里伸出野枸杞的枝条，红艳艳的果子挂在秋风里。村子里的石板屋，黑洞洞的几乎没有什么人住，老旧的木花窗格，苔迹斑斑；偶尔会有一些褪色的春联、过时的糊墙报纸，在风中抖瑟。这里，虽然赶上了房地产的黄金期，却因一纸保护水源禁令，错失了变成别墅区的“命”；随后城市化浪潮涌来，年轻人头也不回地进了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天鹅寨就这么成了晾在荒坡上的弃儿。
四
再说回眼前的这个农家乐小院吧。三面环水，青山泼翠，水面上浮着淡淡的白雾，对岸的村子、山峦掩在翠林深处，这不正是记忆里天鹅寨的模样？何况明明写着“天鹅村”！
可是，那铁索船呢？那山头上的小学校呢？那弯弯曲曲的挑水山路呢？这里往水边，陡峭如削，分明没有挑水上山的坡道。农家乐的老板娘说，你要找挑水的路，还要往前走。于是我绕着村子走了半圈，路是水泥铺的，高高低低通向各家各户；有鸡叫、狗叫，在少量开设农家乐的条件下，开始有一点烟火气了。我顺着山路似乎找到那条记忆里陡峭的石子路，脚下却没有台阶，狭而小，完全不像六十年前那条充满欢声笑语的小路。朋友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话来。这里像我的梦村，却又处处不是。我心里空了那一块，怎么也填不满。在水边捡石头打水漂，想起十二岁时，我和王老师、陈老师也在这水边打过水漂，陈老师能打七八个，她们如今在哪儿？母亲离开我也三年了。就像水漂石，水花簇簇，多的少的，最后都沉入水底。怅然而返。
原路回去的半道，有一个老太婆坐在自家门前择菜。我问老人家今年好大年纪，她说你猜。七十不到吧。她笑，七十好几了。我问五六十年前你在不在这里。她说在。我又问为啥看不到一条挑水上山的小路，还有水边的那条铁索船，山头的那个小学校。她说，你说的这个地方不在这里，还要往前走半个多小时才找得到。后来修了路，船就不用了，学校也撤了，娃娃们都去镇上念书了。呵呵。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是一条更窄的土路，隐在竹林深处。我站着没动。太阳还很毒，刺得人眼睛发酸。那条土路在竹影里明明暗暗。一只看不见的老公鸡，执着而响亮，一声又一声地啼叫。
我终于没有走进去。
五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非要找到呢？那铁索船，那小学校，那两个年轻老师，我那十二岁的春天，以及那种大观园的女性唯美、桃花源的水乡特美——它们不仅早就化在了我的记忆里，而且化为了我后来的学术与写作，江南女性研究、江南水乡研究。人生在世，命运中潜藏着一根看不见的丝线，一头拴在童年的某棵树上，年月久了，那线便缓缓收紧，直到有一天把你牵回原地。这当然不是奥德修斯式的返乡，不是黑格尔式的返乡，也不是鲁迅和沈从文式的返乡，于我，只是单纯的命运种子而已。可以肯定的是，记忆中不断沉淀又不断生长的“天鹅寨”，不是比任何真实的存在都更结实、更有本真的意义么。倘若我真的找到了，站在当年的山头上，看见的可能也是一片深草老树，几截断窗颓垣，像后来陪母亲去时看到的那样；或者，成了景区，有了新楼，通了宽大的车道，就像千人一面的旅游点？那么，不找，保留那个记忆，岂不是更好。
水还在那里流着，山还在那里绿着。我坐在这水边的小院子，好风飒然。忽然觉得，找不找得到，已经不那么要紧了。那个梦村，我来过了，它便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