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我们所处的世界存在裂隙。猝然降临的时代变局、不可预知的现实倾覆、始于意外的持续坍塌，皆如彗星击穿日常，惶然如影随形。人如何从困顿中突围，重建世界与内心的秩序？

钟二毛的最新短篇小说《彗星来袭》写得正是这样一道裂隙：一九九七年的夏天，一个县城公子哥偷吃半盘大蒜炒腊肉，又抱走一块烟熏腊肉，从此跌进一场逃亡。他躲进报恩福地，却躲不开一通沙哑、遥远、像从水底打来的电话，最终死亡。近三十年后，“我”回到故乡，为父亲租房，遇见女房东。她讲起亡夫王唯，讲起三界河

边桃花李花在水影中纷纷飘落，讲起彗星、量子纠缠与平行宇宙，仿佛触摸到事情的真相。

彗星来袭时，时空会改变吗？那些来不及告别的人，会不会因着一束黄菊花回来？

在小说《彗星来袭》中，钟二毛以双线叙事穿起县城旧事、墓园夜逃与中年返乡。荒诞、潮湿、迷人，悬疑里藏着深情，像一场迟到近三十年的真相与和解。

彗星来袭

钟二毛

两个事，一个发生在一九九七年，一个发生在上个月。我先讲一九九七年那个。

我有个同学，高中同学，名字不重要，就叫他A同学吧。A同学，父母县政府的，家里条件好，算是个公子哥。高考落榜后，既没复读，也没找工作，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骑个无牌的本田女式摩托车穿行在县城最热闹的解放路上。有一天，他溜到一中复读班，把我喊出来，让我组个队，礼拜天踢场足球，他赞助橘子汽水，确定了让我往他家里打个电话。那时候湖南的电话号码刚升级，升级到了七位。我抄下号码，但没打。七月七号马上高考，去哪里组队！

就是那个没有踢成球的礼拜天，出事了。A同学先是骑摩托车去钓鱼。沿着解放路一直往西，骑骑骑，骑到尾，就出了县城的地头，到了三界镇。三界镇最出名的是三界河，九曲十八弯，两边种满桃子树、李子树。树子都是野生的，没人管的。春天那是美极了。夏天也不差，河水清清，孩子戏水，少妇捣衣，桃子熟了，掉落水里，被人捡起，咔哧咬一口，不用说，肯定又脆又甜。有时候还有画家坐在矮板凳上画画、写生。A同学找了个水流平缓的地方，先挖蚯蚓，再放钓竿。钓了半个小时，蚯蚓都没动一下，烦了，拉竿走人。免费的桃子随便吃，他咔咔吃了两个。桃子吃多了，肚子寡闷寡闷的，于是骑着摩托车一通溜达，他想看看哪里可以吃碗粉或者米豆腐。那么热的天，没人摆摊，除了卖冰水、雪糕的。又是一通乱骑，骑到了一户人家门口。这家人的门口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葡萄架。A同学停下来，摆好车，站在葡萄架下，乘凉。凉下来后，A同学左顾右盼，发现这家人的侧门是开着的。有人在家？A同学走了过去，他想讨口井水喝。走到门边，喊了声“有人吗”，没人应。低头进去，又喊了声“有人吗”，还是没人应。这是个厨房兼吃饭的地方，灶台、碗橱、四方桌、长条凳，角落黑黝黝的，是一口大水缸。A同学舀了一口水，咕噜咕噜下去，一抹嘴，看到半开的碗橱里还有菜，打开，哦哟，是半盘子的大蒜炒腊肉。肚子咕咕发动起来，比摩托车发动的声音还大、还震撼。A同学捻了一块，送进嘴里，香，有嚼头，好吃得很呐。顾不上这是别人家了，三下五下，腊肉吃了一半还想继续伸手。但不能吃了，全吃完了，那就不被主人家发现了嘛，尽管主人家不在家。A同学这时望见灶头上方挂着一大排的腊肉，焦黑焦黑的。A同学当然知道，黑的是烟灰，而且越是这样，腊肉越香、越好吃。他有了一个更大胆的念头，取一块回家，让父母也尝尝，让父母知道平时巴结他们的那些小干部送的腊肉都是不合格的，不是真正的烟熏腊肉。踩上灶台，取了最大的一块。不可避免的，脸上、胳膊上、球衣上都蹭到了烟灰，黑黑的、油油的、亮亮的。接着，A同学摸摸口袋，掏出的东西有一本半个巴掌大的通讯录和一张“大团结”。一开始，他是把“大团结”压在饭桌上的，后来又拿走了。A同学觉得这块腊肉不值十块钱，自己亏了。可兜里又没别的散钱了。A同学吸吸鼻子，又喊了一声，“有人吗”，还是没人应。他接着往门外探头，门外安安静静、空无一人。算逑了！A同学横抱着腊肉就出了门，放在摩托车踏板上。突突突，启动。

“哪里来客了？我刚睡醒咧。”突然，大门拉开，一个中年人眉开眼笑。

A同学啪哧摔倒在地，连人带车，还有腊肉。

“你哪个！”中年人大喊。

A同学脸上的肉挤到一块去了，但就是说不出一句话。太紧张，太突然了。

“你个蛮子，偷腊肉！”中年人反身回去，进到一个房间里。不一会，又出来了。手里拿着家伙，一把大锄头。

A同学这才反应过来。他不是跑，而是捡起地上的半块砖头扔了过去。他踢足球最厉害的就是射门，指哪射哪。没想到投掷也在行。砖头打中了中年男人的锁骨位置，疼得他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表情难看。“抓蛮子哦！抓蛮子哦！”他边“唉哟”着边大喊。

喊声好大，感觉十里远都可以听到。

“莫要喊！”A同学冲进屋里，这会手里拿的是一块尖石头。尖石头直接戳在了中年男子的脑壳上。一眨眼，鲜血直流，满脸、满眼都是。中年男子透过挂在眉毛上的血丝，愤怒又无力地盯着A同学说：“你怎么这么凶残哦？”

A同学被中年男人的血眼盯得发了毛。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放下石头，撒腿就跑。摩托车、腊肉、钓鱼竿，还有一盒被晒死了的蚯蚓，都丢在了太阳底下。

他跑到哪里去呢？报恩福地。刚刚说了三界镇，一条美丽的三界河穿镇而过。除此之外，三界镇还有蜿蜒连绵的经书山

。山一片一片的，像竖起来的竹片，整体看像本散开的经书。当年，响应国家的殡葬改革，要减少土葬，节约资源，县里民政局开始建公墓，风水宝地三界镇成了当仁不让的选址参考。两个公墓都落定在三界镇经书山下，挨着。左边的，三界公墓，专为农村村民提供，骨灰安葬免费。右边的，报恩福地，经营性公墓，城镇居民想在这里安葬骨灰，得花钱买墓地。

报恩福地，也是稀里糊涂乱跑——哪里都不好躲，躲哪里都害怕——最后撞到那里的。这个地方A同学不陌生，因为他爷爷奶奶的墓地就买在那里。他爷爷奶奶也是县政府的人，早退休了，但还健在。A同学父母也是孝顺吧，提前准备好了老人归西的事。墓地编号还很吉利，六十六号，横着数第六排，竖着数无论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都是第六列。当年买的时候，有些简单的做法仪式，A同学跟着来过。

墓园虽然是经营性的，但管得并不严，除了一个正门，连个围墙都没有，可以说是开放性的。也是，需要围个啥呢？谁没事跑那去。A同学很快就找到了六十六号墓地。因为还没使用，墓碑是没有的，墓地不过是一方带盖板的水泥空盒子。他开始是蹲在六十五号墓碑一侧，气喘吁吁，惊魂未定。地上有他斜长的影子。他觉得影子也会被发现，赶紧移到一棵松柏树下。午后多时了，太阳没那么晒了，山风吹过，可以看到前后左右的松柏都在摇头，墓碑前头千篇一律种着的黄菊花则都在点头。这都让A同学害怕。他觉得松柏摇头是在一声叹息，“你小子，无药可救了”，菊花点头是在指指点点，“你小子，死到临头了”。

越想越怕，A同学最后挪开爷爷奶奶的墓地盖板，躺了进去，然后又把盖板推好，合上了。里面居然非常凉爽，四周还贴着白色的瓷砖，腿伸直，斜靠着，心里平静了许多。安全感包裹着。A同学开始想那个中年男子，希望他人已经住进了县人民医院，伤口包扎完毕，舒服睡一觉，醒来后护士换药，并发现伤口结痂了。A同学甚至想到那个中年男子边吃苹果边笑了。怎么笑，笑得嘴巴有多大，都想到了，但偏偏就是想不到嘴巴上面的那张脸。被自己打得满脸血的中年男子，到底长啥样子？A同学使劲想，却发现一点儿印象都没有。越想越想不出来，越想不出来越想。最后他想累了，睡了过去。

肚子咕咕响，唤醒了A同学。摸摸肚皮，感觉摸到了后背骨。喉结动了一下，却发现门牙边上两颗大牙缝里，夹着一丝肉。闻出来了，是中午偷吃的腊肉。舌头顶着，指甲捏了出来。微弱的光线中，不到一厘米的腊肉丝，呈深红色，很劲道的样子。喉结滚动，腊肉丝放到舌面上，口水搅和着，再送到大牙上，磨、切、揉，慢慢咽下。

这一咽，咕咕声更响了。鼻子不由自主地嗅着。抬头看，光线模糊了。天是真的黑了。四周寂静。饥饿让A同学用力推开了墓地盖板，爬了出来。猫着腰，走过一排排墓碑。突然，一个墓碑前出现了一个红色塑料袋，扒开一看，苹果、糍粑，还有个水瓶子。拧开瓶子，闻一下，里面装的不是水，是酒，米酒。燃尽的香烛、冥纸清晰可见，百分之百可以肯定，有人刚来烧过纸。A同学先是吃了糍粑，然后喝了米酒，解渴。好在米酒度数不高，十来度。他大胆地站起来，看到山下村庄明明灭灭的灯火。六点多钟吃饭，吃完饭到河里洗个冷水澡，回来七点半八点关灯睡觉，这是农村的基本作息。有人关灯了，说明已经是七八点钟了。A同学又想起了中年男子。他会不会从医院回来了？因为伤口包扎好，可以直接回家，免得住院花床铺钱，何况县城和三界镇那么近。他可能躺床上睡觉了吧？A同学不仅这么想，而且还决定下山去看看。如果中年男子回家了，他也想回家了。

揣上一个糍粑和一个苹果，他下了山。一路疯狂地跑。黑暗中，全凭模糊记忆，居然找到那户人家。高高大大的葡萄架是最好的证明。大门虚掩着，灯是亮的。隔着马路，A同学远远地看到了自己的女式摩托车，靠在墙边。门突然开了，屋里的人全是身穿白衣。不是白衬衣，是孝衣！有人腰上还捆着绳子。肯定是麻绳。

A同学后退几步，跳下路基，沿着田埂走了。越走越快，最后跑了起来，又回到了报恩福地。在爷爷奶奶的墓坑里，这次感觉四周的瓷砖硌得哪哪都疼、不舒服。泪水终于流了出来。他想家了，想自己的房间和床了，想躺在床上听录音机磁带了。但他不能回家，杀人偿命，他回家就是送死，就要被宣判、被枪毙。

A同学在墓地里待了整整十天！白天睡觉，晚上出洞，搜寻没有带走的供果、供品。糍粑、苹果、米酒，这是最常见的，有时会有蒸好的米粉肉和鸡蛋，还有开了盖的橘子汽水。吃饱没问题。另外好在是夏天，要是冬天，冷都要冷死。

第十一天，A同学想好了，躲不是个办法。高三班主任毕业晚会上说过一句话：人要面对现实，考上了，继续深造，考不上，广阔天地一样大有作为。不如出去自首，说明情况，何况自己刚成年，应该不会被枪毙。夜幕降临后，A同学爬出地面，用半瓶米酒当水，洗了把脸。拍拍衣服上的灰尘，他走了起来。夜风习习，他越走脚步越轻松。路过一个墓碑的时候，还弯腰扯了两把黄菊花。半个巴掌大的通讯录，从胸前口袋里滑落，掉在花丛中也浑然不知。手握小花，挥舞着，仿佛用它来开路。不一会，扔掉了。

走出报恩福地，月光照着他回家。政府大院宿舍楼的门卫看了他一眼，啥也没说，一切都和往常一样。钥匙捅开门，父母、爷爷奶奶都睡了，居然没有发现他进来。悄悄拿了衣裤、洗了澡，然后上了床，给随身听换了新电池，耳机里听到的是任贤齐的《心太软

》。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十点多了，父母已经上班去了。一出房间，爷爷就告诉他：“早上八点半的时候，有个电话打过来，说有人偷了他的花，要谈谈。我说我一个要死的人，大门不迈二门不出，去哪里偷花哟？他说，找你家的年轻人。我说你晚点再打过来，他在睡觉。”

A同学听说有人要找他，下意识紧张了，心想爷爷是不是听错了，把“腊肉”听成了“花”。A同学问：“听声音，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家？”

“中年人吧。”

A同学心里七上八上。是那个被自己打伤的中年男子吗？他不是死了吗？或者没死？门口看到的披麻戴孝，死的是另外一个人？想着想着，A同学突然不紧张了，因为他回来就是做好了自首的准备。等父母回来，就商量这件事，去哪里自首，怎么自首，跟警察说些什么。

电话响了。爷爷示意A同学去接。A同学犹豫了很久。电话一直响，响到爷爷放下报纸准备去接。A同学抢着接了。

“喂。”一个有点模糊的声音。仿佛从非常遥远的地方打来。跟越洋电话一样，穿越而来的声音似乎被水泡过，沙沙的、哑哑的。虽然A同学从未接过越洋电话，但他脑海中想到的就是越洋电话。

“喂。”A同学应了一声。

“你是不是扯了我墓碑前的花，黄菊花？”声音有些粗，像一块老布被撕成两半。

A同学根本没反应过来。

“请你把花还给我。好吗？我谢谢你。我真心谢谢你。好吗？”声音变低沉了些。

A同学吓得盖上了电话。

头嗡嗡响，跟千万只蜜蜂住进了脑袋里一样。

不一会，电话又响了。爷爷和奶奶在屋子外剥花生，准备下午炸。爷爷听到电话声，扭头看屋里的A同学。A同学再次拿起电话。

还是那个遥远、低沉的声音：“你不把花还给我，我会天天打你电话的。你把花还给我，这事就过去了。行吗？我真心谢谢你。”

A同学的手是抖的，再次盖上了电话。

这时候父母中午下班回来了。他们拎着从食堂买回来的卤菜和冰啤酒。父母一个是人大一个是政协，具体是父亲是人大，母亲是政协，还是父亲是政协，母亲是人大，A同学一直没搞明白。当然也不需要搞明白。父亲问了A同学这几天去哪里了？A同学说，到三界镇踢足球了，联赛，小组循环，每天一场，晚上还要研究战术，住同学家里。母亲问，摩托车呢？A同学回答，搞丢了，踢完球就不见了。母亲说，正好买辆新的。几句话聊完，他们就边吃边看县电视台的新闻，新闻里是县委书记、县长参加各种活动。A同学几次想提起伤人事件和自首的事，但看父母看得那么专注，还热烈讨论着，话到嘴边了又咽了回去。

A同学再次怀疑那个中年男子可能真的没有死，也没有报警。自己的摩托车他拿来用了，算是医药费的赔偿。A同学决定暂时不自首，先把菊花的事处理完再说。

下午两点半，父母上班去了，“越洋电话”又来了。A同学镇定了许多，清了下嗓

子：“喂。”

对方的语气总是先强后弱：“你把我的花还给我，不然跟你没完。你还给我就可以了。可以吗？就这么简单。行吗？”

“怎么还给你？”

“你从哪里摘的，就还回哪里去。行吗？”

“我都不知道我从哪里摘的。”我说。

“自己做的事怎么会不知道呢。这两天看你行动。可以吗？我真心谢谢你。”这次是对方

挂了。

鬼魂缠身。A同学想到了这四个字。他要解决的不是信不信或者迷不迷信的问题，而是赶紧去找那两把被他扔掉的黄菊花。

第二天他就去了。路上，他又想，是不是先到那户人家那里，二探虚实，看看那个中年男子是生还是死。这对他很重要。如果活着，是不是就可以不自首了，反正摩托车自己是不会要了的，送他了。如果死了，家属有没有报警？应该会报警吧，那么明显的人为伤口。如果家属报警了，那为什么没有警察找上门来呢？还是警察正在排查中？越想越乱，A同学放弃了最初的念头，先去了报恩福地。

瞪大眼睛，沿着自己有可能走过的几条小路，找啊找、找啊找。路边、草丛、沟边，都找过了。哪里还能找到那两把黄菊花！风吹走了、野狗扒走了、行人踩碎了，都有可能。还有，又一个问题出来了，即便找到了，又该插到哪里去呢？那么大的墓园，有墓碑的都统一种着黄菊花。从哪个墓碑前扯走的黄菊花，毫无印象！

无功而返。A同学耐心等待“越洋电话”，打算如实告知。第二天上午等到了。对于A同学的疑问，对方还是那句话：“你从哪里摘的，就还回哪里去。用点心，行吗？行动起来，可以吗？我真心谢谢你。”

电话挂了。A同学不是恐惧，是烦了。他一连几天哪里都没去，打算不再搭理“越洋电话”。但“越洋电话”并没有消停。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一个，内容永远是“你从哪里摘的，就还回哪里去……行吗？”

人要疯了。关键是父母开始追问，怎么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有电话。“人要面对现实”，高三班主任的话又响在耳边。A同学想到了一个点子：买一百把黄菊花，途经的每个墓碑前都插上两把。

第二天，第三天，农贸市场买了两天，才凑够了一百把黄菊花。花放哪里呢？就是这个事，A同学找到了我。他知道我在外头租了一间平房。那时候很多高三或者复习班同学都会在外租房，方便通宵复习、做题。那么多的黄菊花，每朵菊花比巴掌还大！我肯定要问怎么回事。他告诉我鬼魂缠身的事，但没说他偷腊肉的事。

送花是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帮他向房东借了一辆嘉陵摩托车。一百把花装在两个大尿素肥料袋子里。两个袋子一左一右吊在后架两侧。他回来还车的时候很高兴，说他活动过的那一片墓区，都插了菊花，这下终于清净了。

可事实并非如此。“越洋电话”继续打来，话越来越短：“你还没有还我的花。快点，行吗？”

无能为力了，也不想搭理了。A同学拔了电话线。电话不响了，这下是真清净了。父母也没有用过电话，原因是他们两人都有了一个手持电话。父亲说，这叫“大哥大”。吃饭的时候，两个“大哥大”就立在桌面上。没事的时候，他们互相用自己的“大哥大”打对方的“大哥大”，滴滴滴响了，但就是不接。饭桌上，母亲突然说起，县电视台要招记者，让A同学这几天多看看报纸，看看新闻报道是怎么写的，到时找关系去竞争下。父亲接话说，新闻记者第一条笔头要硬，眼睛要细，第二条记得要快、要准，“会议完了，你没记完整，总不可能让县长单独给你再说一遍吧”。A同学认真地应着，当记者这个工作他是向往的。

一切似乎都好了起来，但没想到，中年男子又冒了出来。连着几天，A同学都梦到他咔咔吃着苹果，有时候是在病床上，有时候是在田埂上，有时候是在茅厕里，边吃边笑。永远都是嘴巴咧开的特写，没有脸。梦中，A同学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床底位置溜，就是想看到他的脸。都是徒劳，然后脚碰到床铁架，醒了，也再也睡不着了。坐在床边往后一看，床单上印出一个人形。自己一身的汗水，河里捞出来的一般。

A同学在一个梦醒的黎明时分，想把自己惹事的经历写下来。他找那个随身携带、半个巴掌大的通讯录，那里还有很多空白。但奇怪，通讯录死活找不见了。只好找了信纸，密密麻麻写了几大页，每一处细节都记下了。记完后，人虚脱了一般，接着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就出了门。当记者之前，他觉得必须要证实下中年男子到底死没死，不然永远都不放心。

烈日高照，沿着解放路一路往西。汗水瀑布一样从头顶直落而下，砸在黝黑的柏油马路上。半路买了根冰棍，没舔几下，冰全化成了水，滴滴答答流在手腕、手臂上。一条黑狗吐着长长的舌头，接住了冰水，发出哼哼的声音。卖冰棍的老人，袒胸露乳，嘟囔着说，这么热的天，我活了几十年，这是第一次。

到了三界镇，A同学去三界河掬起一捧水洗了脸和裸露的手臂。“你脸红得跟我屋里那个砍脑壳喝醉了酒一样。”一个大嫂边漂衣服边说。

A同学说：“人生难有几回醉，醉他一回又如何。”

大嫂笑了，不搭话了。

很快就到了那户人家。高高大大的葡萄架，是最醒目的标记。照例是关着大门。门边贴着白色的挽联。摩托车不在墙边了。丧事给谁办的？站在马路对面，犹豫了会，A同学还是准备斜插过去。

斜插过去的路程有百来米。A同学感觉自己头顶在冒火，脸上、手臂、脚梗子里奔跑的不是血管，而是火球，呼出的口气都是烫的。头皮似乎要炸了，每走一步都很艰难。马路上偶尔有卡车、拖拉机、摩托车驶过，它们减速避让，个个都飙出脏话：“狗屌，找死啊。”终于过了马路，到了一个屋檐下。坐下来，观察一会儿再说。抬头看见天上来了乌云。那乌云的形状像部电话机！瞬间，耳边响起“越洋电话”熟悉的声音，先威胁后求情。A同学心里叨叨了一句：该死的电话。心里叨完，他想站起来。第一次，发现腿是软的，小腿和大腿、大腿和腰骨的关节没连上似的，一点儿作用力都没有。第二次，手撑地的力来了个猛的，两脚在空中跳起、落下，站是站起来了，可接着的，是眼前一黑，跌倒了。

一条老黄狗、一个赤裸着下半身的四岁小孩目睹了这一过程。他们默不作声。孩子摇着手里的一毛钱去村中央的小卖店买冰棍去了。孩子吃了冰棍，又被他的哥哥找到，然后两人去了河里洗澡、抓小螃蟹，最后躲进甘蔗田里吃甘蔗。太阳最毒的三个小时过去后，弟弟才说屋檐下有人跌倒、一直没起来。哥哥不信，拉着弟弟去看。这时看到A同学仍躺在地上，后脑壳的位置一摊黑，止咳糖浆一样黏稠。十来岁的哥哥这才大喊起来。没人应。因为那间房子的主人全都去广东打工了。很久后，贴着白色挽联的人家，出来了个中年妇女，她来到屋檐下，用脚滚木头一样，把A同学翻了个身。A同学满脸黑血。他倒下的时候头正好砸在一个光溜溜的鹅卵石上。中年妇女这才忙着去喊村长。村长带来了七八个男的。“死了，死了。”大家抱着手说。又是不久，穿着绿色警服的人来了，还有两个保安。一个满脸粉刺的保安情不自禁地喊出了A同学的名字。警察问：“谁？”粉刺保安说：“县人大主任的崽，我们隔壁班的同学。”村长惊了一下：“保护现场。”大家手忙脚乱起来，用石灰画出警戒线，专人看守。警察骑着摩托车回派出所报告，所长亲自回到现场，找各种人做笔录，包括那个四岁孩子。

等我知道A同学的死讯时，高考结束有一段时间了。回小镇前，我给他家里打电话，想约着踢一场足球。他爷爷接的，说A同学中暑死了。他爷爷得知我的名字后，还让我过去一趟，说A同学给我留了东西。我骑着单车过去，所谓“留了东西”是我借给A同学的金庸小说。回到家后，我才发现金庸小说里还夹着他写过的信纸。得知那些事后，我也很镇静。我的理解是，人都死了，还能怎么着。

【作者简介：钟二毛，瑶族，湖南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协会员。在《当代》《民族文学》《中国作家》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并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小中产》《小浮世》，中短篇小说集《回乡之旅》《旧天堂》等10余部。曾获《小说月报》百花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青年文学》城市文学排行榜奖等。编剧、导演电影作品《死鬼的微笑》获第60届美国罗切斯特国际电影节电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