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二十一岁那年，我被委派到一个更加偏僻的小山村继续当代课老师，它距离生养我的那个村子只有三里地，名字叫南天井。

一直到现在我都对“南天井”这三个字的由来心存疑虑，地理位置上，以我的故乡为参考，它明明在北，却为何独独在名字里突出了“南”。至于“天井”二字，我也是在有了思考能力之后才有所领悟，它四面环山，通向东西南北的小路也像蛇一般蜿蜒在起伏不平的群山之中。如果站在山巅俯瞰它，它就是四周山峦围拢起来形成的小小的天井。太行山一带的北方人很少说“天井”这个词，他们更愿意把宅院中房与房之间或房与围墙之间所形成的露天空地叫作“院子”。所以我推断，这个村子的祖先可能是云南、苏州、江西等地的南方人，机缘巧合，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此定居，繁衍。但又似乎太过荒谬，毕竟，村民们的生活习性没有丝毫南方人的痕迹。

在这之前的一年，我在我的母校西上庄中心学校任职四年级的语文老师，还带着两个班级的品德、生活、科学课。教学任务异常繁重，但那是我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所以，我投入了十二分的智慧和激情。真是初生牛犊，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师范教育似乎并不构成严重的障碍，由于十二年的学生身份，我很清楚学生喜欢或厌憎的老师的样子。

然而，我毕竟年轻，且两手空空，虽然一心朝着拟定的形象努力，却也难以尽善尽美。大多数细节在时间的洪流中已经变得模糊不堪，甚或像微小的风和砂粒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如果细细搜寻，我仍然能够打捞起一两朵洁白的、细软的、泛着光芒的浪花。

一个叫姜伟的白白净净的孩子总是闪现在脑海，他五官清秀，双眼皮的杏核状眼睛大而明亮，挺拔的鼻梁像是经了雕塑家的刀和凿，精致又灵动，嘴巴略微显大，预示着思维活跃，善于创造和表达。的确，他聪明，但又调皮得很。所以，我对他的管教相比于其他孩子要严苛一些，也或许是因为对他寄予了某种深切的期望。那时，尽管有所警惕，我还是像大多数迂腐又古板的老师们那样，以爱之名，行使着一些不太明媚的，甚至是负面的特权。现在想来，多么愚蠢，滑稽！如果再给我一次当老师的机会，我定然会想尽办法走进他们的心，爱他们，以成为他们的朋友和靠山为荣。

有一次，我惩罚姜伟站在教室外面听课，原因是在上一节自习课上，他偷着跑到后山的溪流边抓泥鳅去了，害得全校老师们到处找，只差报警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体罚是一个老师最无能的表现，也不知道体罚可能对一个孩子造成永远的心理创伤，影响他们的控制能力、记忆力，以及认知能力，引发他们强烈的恐惧、焦虑、抑郁，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受到体罚的孩子一旦产生逆反心理，会以同等的方式惩罚自己的伙伴，从而成为施暴者。我知道这个道理是在离开讲台的十五六年之后，那时我的身边已经有了一个正在上学的少年，他也像姜伟一样聪明又调皮，也经常因为不写作业、薅女同学辫子之类的事情受到老师的责难。

我以为小小的姜伟不敢擅自离开，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能够长出大逆不道、无所畏惧的豹子胆呢？

显然，我低估了姜伟，高估了一个初出茅庐，在孩子眼中仍然是大孩子的为师者的权威。

下课铃响起，我推开门，天哪，门外空荡荡的，没有姜伟，姜伟消失不见了！五米开外的仓库的石头墙静静伫立着，碗口粗的梧桐树静静伫立着，斜阳把橙红的余晖平静地洒下来，孩子们从各个教室跑出来，尖叫着，奔跑着。

然而，姜伟消失不见了，在教室门外接受惩罚的十岁男孩姜伟像风一样消失不见了！

我害怕极了，第一反应是赶紧找他，找到他！学校并不封闭，他可以朝着四面八方逃跑。我不敢声张，怕引起更大的波澜，但迅速做出往东面找的决定。因为东面是他家的方向。公路下方是一条水草丰美的河沟，河沟里有许多小水坑，小水坑里有螃蟹、水黾、水蛭等有趣的生物。他可以沿着河沟一边玩儿，一边诅咒惩罚他的老师。他的确那样干过，其他学生曾偷偷交给我半张皱皱巴巴的条格纸，上面画着一个有着齐耳短发、面目狰狞的女人。不难猜测，纸上的女人正是我。果然，纸的空白处写着一行歪七扭八的字：赵海萍是个大坏蛋，大魔鬼，大巫婆……从字迹上不难判断它们出自姜伟。当时，我一笑了之，并未引起警惕，也没找他谈心，更没想到他积攒的怨恨和反抗意识会在我的忽略中愈来愈深重。

那条河沟其实充满了危险，因为有好几个深达十余米的大塘，人们从大塘里抽水浇灌庄稼和板栗树。如果姜伟坐在塘边，如果他在愤懑的驱使下，像落叶似的飘下去……

二

事实上，姜伟只是跟我玩了一个小小的游戏。待我寻找一番毫无结果之后，惊惶失措地回到学校，那时，我的身体被极度的恐惧和疲累折磨得近乎痉挛，他竟然好端端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并且，直直地盯着我，咧开嘴，无声地笑，有些得意，有些张狂，像个获胜的小将军。

那一刻，我真想紧紧地把他抱住，但我没有，只是伸出手指轻轻点了一下他的鼻子。我的鼻子酸酸的，内心里默默地感谢他平安无事地回到了我们身边。

某一天，我突发奇想，想带孩子们到城市去，看看二十多层高的楼房、有着喷泉和各种鲜花的达活泉公园，以及郭守敬纪念馆和动物园……让他们看到封闭的大山不能给予的不一样的美好又特别的事物，为他们封闭的心灵打开一扇明亮的窗子，让他们感受，思考，向往。

我和当时任职五年级语文课老师兼班主任的堂妹一拍即合，她小我一岁，有着和我一样冒失又明媚的想法和热望。她出面联系了四辆面包车，每辆车一天的租金是80块钱。而在当时，80块钱已经不是个小数目。那真是一次危险的旅程，我和堂妹都很年轻，都没有出过远门，对于司机的资质和车况一无所知……

两个年级共计52个孩子参加了那场旅行。现在看来，那的确是一场文明的、刺激的、追求新鲜感的冒险，其中充斥着两位年轻老师质朴、诚恳、火热的心愿和孩子们的天真、好奇、勇敢与探索欲。

酷热的夏天，每辆两排座的五菱宏光里挤着13个孩子，当时的道路交通法还没有对超载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人们对此抱持着麻木、松懈的态度。一些孩子坐在另一些孩子的腿上，两三个孩子在座位之间的缝隙蹲着，就这样坚持了两个小时的颠簸，我们才到达城市。老练的司机不以为意，显然，他们见惯了这种拥挤的场面。

晨光熹微中，四辆敞开着窗户的面包车出发了，行驶在蜿蜒曲折的乡间公路上，载着一条条自由欢快的鱼儿，鱼儿们唱歌，打闹，喜悦欢畅的心情溢于言表。

我和堂妹从来没有组织过这样的大型活动，也没有进行过缜密的安全方面的计划。幸运的是，四个司机师傅毫不含糊地加入了照管孩子们的行列。由于时间和照管难度的关系，我们最终只参观了新世纪广场和达活泉公园。在新世纪广场地下商城的体育用品店，我精心挑选了两个篮球，一副乒乓球拍，一副羽毛球拍，用以丰富孩子们的业余生活。

至今仍然心有余悸的是，傍晚时分回到学校，分散着住在学校周围村子里的孩子们三两结伴回了家。就在我把一直悬着的心放下来准备吃晚饭时，一个学生的母亲心急火燎地找到我，她反映孩子没回家。我当即吓傻了，竟然一时想不起那孩子究竟在没在返程的车上。

如果真的把他丢在城市，可怎么办？陌生的漆黑的夜晚，他将住在哪里？会不会被人贩子拐卖？人贩子会不会虐待他？我越想越怕，越怕越没主意，越没主意越想哭。

但我必须镇定，事情来了，总要面对。

好在，乱糟糟的场面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便传来好消息，孩子父亲托人捎来话说孩子已经回到家。原来，他走了另一条远一些，但可以更好地观赏星星和月亮的路。

老天佑我！若是真的把那个孩子弄丢，我将在怎样泼天的愧疚和悔痛中苦挨这漫长无尽的一生。

现在，惨淡的记忆几乎将那次冒险活动的诸多细节完全毁灭掉了，但是，我仍然记得那恐惧的感觉，胜过往昔我经历过的所有恐惧的总和，像庞大的黑山压下来，像激烈地搅动着五脏，像狰狞的怪兽露出獠牙。

然而，那是一次美好的冒险。

“每次冒险都是一个新的开端，是对说不出的新的东西的袭击。”这是尼克松在《1999年：不战而胜》里面写出的名句，我深信之。有冒险才有希望，我相信孩子们在那次冒险中，一定袭击了新的东西，也一定孕育了新的希望。

三

高考落榜后的第二年，即2001年，那一年我二十一岁，从年初到年末，我在南天井小学度过了整整一年时光。年末，期末考试前，我孤身一人乘坐客车再一次来到市里，到一个制作农药的厂子应聘业务员。应聘过程并不顺利，坐在老板椅上的中年男人显然对一个毫无经验，且满口土话的山里女孩并不满意。他拒绝了我。

我没有气馁，来之前就做好了势在必得的准备。我必须逃离南天井，逃离教师身份，到繁华的、蓬勃的、美好的城市里谋求生活。

我对自己怀着近乎魔幻的自信，或者是盲目又强烈的自尊心给了我勇气，形象上的朴拙，以及被拒绝的沮丧都没能打败我。我竟然趁无人时再次走进中年男人的办公室，恳求他给我几张纸和一根圆珠笔。我找了一个僻静处，写了两张纸的文字，交给他。他细细看了一遍，即刻决定录用我。

然而，我最终放弃了耗费心机才得到的工作。但是，也没再回到南天井继续教学。

当时，我的心何其坚硬啊！不像现在，软得像羽毛，或水晶泥，即使面目可憎的蛾蚋、椿象、蚰蜒等昆虫在居室的地板上攀爬，我也不忍心伤害它们，多数情况会任由它们和我一起在居所里生活，少数情况则会用手抽纸抓起它们放飞到窗外广阔的天地中。

南天井的村民们大概嗅到了我要离开的气味，纷纷跑到村支书家请愿，希望我能留下来。村支书是我的亲舅舅，他受我外公濡染，既通情达理，也格外尊重年轻人的意愿。我之所以到那个制作农药的厂子应聘，就是从他家报纸上得来的消息。舅舅并没有干涉我，显然，他更关注我的未来。

我离开前的某个晚上，一个看起来三十来岁的青年男人带着几棵白菜和半袋子胡萝卜走进我的卧室。那是个连着教室的房间，兼作办公室，西边墙上有一扇小小的有着木格子窗棂的窗户，窗户下安放着能够容纳三个人的铁床。老榆木矮桌倚着南墙根，上面放着炒锅、碗筷、刀板、菜刀等厨具。常年燃着蜂窝煤的圆柱状炉子放在屋子的正中央，污渍斑驳的大肚子铝壶堵在火口上。一张刷着黄褐色油漆的长方形桌子紧靠北墙，我就坐在桌子前那把四条腿都不太牢靠的椅子上批改作业，或读书，或辅导个别跟不上课的学生。

即使在白天，房间也是阴暗的；即使它的确是个暂时属于我个人的单独的空间，也不能慰藉我那颗无措不安，漫溢着野性和不甘的年轻、孤独、躁动的灵魂。

青年男人的两个女儿都是我的学生，大女儿学习较好，二女儿智商偏低，从她们拘谨、羞涩的言行和邋遢破旧的衣着上推断，家里的生活应该相当困顿。她们从忙活于生计的父母那里根本得不到更多的陪伴和关爱，由此才变得自卑、胆怯、木讷，甚至焦虑。她们不像别的孩子那样肆无忌惮地笑，也不和他们打闹，即使在课间，她们俩也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像不动的石头那样了无生趣。

显然，他认为我是个好老师，试图挽留我。他个子不高，极瘦，头发上覆盖着一层灰白的粉尘，面色枯黄，眼窝下陷，颧骨略高，是个明显不太健康的人。他局促地站在桌子旁边，两只手一个劲儿地相互揉搓，费了好大劲儿才开口请求我留下。他在平常一定讷口少言，但为了自己的孩子，他讨好般地组织语言，先是肯定了我在教学上的用心和能力，继而承诺号召所有家长凑钱为我增加一点工资。那时我的代课工资不到二百块钱，村里出，村里不太富裕时就要拖欠，反正，我几乎没领到过钱。

其他学生家长也陆续前来表达着挽留的意思，他们说自从我来了以后，才听到孩子们齐声唱歌的声音，才看到孩子们在美术本上画出城堡、飞机、轮船，花草、树木等图画。他们表扬我讲课灵活有趣，每天一节课一节课不知疲倦地讲下去，嗓子都得不到休息；还表扬我素质高，责任心强，相比以前，孩子们在课业上有了明显进步，也变得乖巧懂事……

然而，再浓烈的诚意都没能留住我，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爱着我的学生和信任我的家长。当时，我并不明确的梦想催促着我到城市去，去建构另一种生活，去实现另一种可能性。现在，我已年过不惑，早就厌倦了一些莫名其妙、空洞乏味的溢美之词，认为它们的背后藏着一个深渊，里面装满了否定和心机，甚至陷阱。但是，我无比确定，当时，那些朴素的乡亲只是为了他们孩子的教育和未来才苦心赞美我，他们并不虚假，也没有设下陷阱。我只是迫切地想要逃离，逃离南天井，逃离小学代课教师的身份，到无限辽阔、无限神秘的城市去，像蚂蚁在地底搭建硕大的迷宫，我也要在城市构筑美好的梦想。

四

其实，我五音不全，一点也不擅长唱歌，更没有丝毫绘画方面的天赋，但是在南天井的那一年，仍然伪装成全能老师的样子，壮着胆子，甚至冒着某种风险，勉为其难地给那些极度缺乏绘画和音乐教育的孩子们给予美的传授和熏陶。我想，当时，完全是因为我爱他们，怜悯他们，试图凭借微薄之力给予他们比往常更为丰富的校园生活和体验。这样一群被四围大山封住的孩子们啊，在没有课外读物和玩具的贫瘠、漫长、匮乏的童年时代，他们太需要愉悦的歌声打发单调枯燥的时光，而美妙奇幻的作画过程能够培养、提高他们对美的渴望，以及丰富的想象力。

学前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个年级的孩子跟着我唱歌，我的音域窄，气息不稳，拿捏不准音调……那都不是障碍，不能泯灭我的愿望。我不着调地唱一句，孩子们不着调地跟着唱一句。我唱得很羞怯，很没底气。因为我知道我的缺憾和局限。但孩子们唱得很认真，也很快乐。在他们幼小的心里，老师永远是对的，他们信任我，像信任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那样。我记得教过他们的曲目有《小草》《让我们荡起双桨》《童年》等，我也记得洋溢在他们脸上的清澈又满足的笑容。

现在回想那样一幕，该是多么滑稽，但再往深处想一想，让时光逆流到南天井，让曾经的孩子们像星辰闪现于邈远的苍穹那般徐徐露出面容，又是多么温馨，美好。

美术课也是四个班级一起上，好在我的模仿能力强，能够在黑板上呈现出惟妙惟肖的各种图案，所以内心并不恐惧。看着孩子们欣欣然地在白纸上涂抹，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以及小小的成就感从心底汩汩地朝外漫淌。

一直到现在，我都有依照某个图案随意涂抹的习惯，所以，如果你在我的笔记本或便签上看到托尔斯泰、台灯、皮卡丘……你千万不要惊讶，那是我年轻时在南天井小学教书时养成的习惯。

为了让学前班的孩子们更快更便捷更生动地学会数数，在安排好一年级照着板书写生字（带组词、拼音），二年级做数学课后练习，三年级预习新的语文篇目之后，我把四个五六岁的学前班的孩子带到校园东侧墙根的向阳处。那里有好心的乡亲用长条石垒起的石凳，石凳青灰色，凹凸不平，时光在上面雕刻出深深浅浅、宽宽窄窄的暗红或墨黑的线条，看上去像一条沉默的大青鱼。暂时摆脱教室的困囿，明媚又宏大的自由瞬间便把我们围拢了。我像个老学究坐在那儿，发出指令——看谁先找到五块白色小石子，或谁先找到八块红色小石子，老师奖励一个花布条毽子……看着小精灵们像炸开的爆米花四散，他们蹦跳着，像田野里快乐觅食的羔羊，我的心也像浸泡在蜜罐中，甜蜜又喜悦。

有时候，其他年级的孩子会站在这里的阳光下或阴影中朗读课文。即使我选派出领读者兼管纪律，孩子们还是会淘气，偷懒，打闹。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有过这样并非一本正经的童年，我也品尝过被老师惩罚的沮丧和恐惧。那时，我已经不再随便惩罚孩子们，时间和经验教会我思考，让我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面前，变得更包容，更从容，更有耐心。

在南天井代课的一整年，我没有发过工资，没有品尝过劳动带来的物质上的成就感；一个人睡在和教室只隔着一条布门帘的房间里，经常被无端的噩梦和怪异的声音惊扰；偶尔和我做伴的堂姐家的姑娘有尿床的毛病，我要费劲地把垫子晾到院子东西两堵墙之间的铁丝上……但这些仍然不是我要逃离的真实原因。

年轻的荷尔蒙旺盛的喜欢唱戏的疯子也没有对我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威胁，尽管他经常恶作剧，有时趁我外出挑水把屋门锁住，有时在深夜从远处往门窗上扔石头，有时在后窗户边大声喊叫我的名字，并肆意又张狂地笑。疯子干过最离谱的事是从新近死去的人的坟墓上把花圈、金山银山、金童玉女等纸糊的祭品薅出来，扛到他厌恶的人家门前，沾沾自喜地表演《诸葛亮吊孝》唱段。

我离开时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只拿了简单的行李，像负罪之人，像落草者，像失败的英雄。狭窄的蛇形小道上，我一个人慢慢地走着，寂寞又荒凉。在那个豁口，我久久伫立，遥远的东方，绵延的群山之间，有一片倒三角形的蓝，我知道那是水，映雪湖的水。仿佛一面魔镜，它给我一些抚慰和力量。

然而，我究竟为什么要逃走？

之后，我又从另一所城市郊区的私立学校逃走。再之后，我又从婚姻中逃走。即使在看起来一切步入正轨的现在，逃走的冲动仍然时不时地春芽般冒出来，油亮亮，毛茸茸，像一只漂亮的加菲猫引诱着我。

人究竟要逃往哪里去？显然，这和“我究竟为什么要逃走”都是无解的谜语。或者源自性格缺陷，或者源自逃离过程中那充斥着惊险、魅惑的激情和浪漫，或者源自对于未来不确定事物的追求和向往。

五

一个月圆之夜，我站在阳台清亮的光辉中沉思。

刚刚结束了一次十五分钟的微信语音通话，对方是个女性，本地人，经受了一场意外，身体尚处于恢复期。她向我请教散文写作方面的一些问题。针对她新近完成的散文，我们进行了一番讨论。自然，我指出她在选材上因过分随意造成独特性和代表性的匮乏，以及情感共鸣的丧失；在刻画细节的具体性和生动性上，她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太过简洁质朴的语言导致的刻板凝滞……

不经意间，年轮小贼一般悄然转动23圈之后，我仍然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老师”的角色。这或许不是悖论，孔老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很鄙夷，甚至反感那些好为人师者，他们动不动就说“XXX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XXX是XX单位的局长、校长、主任……”言辞间眉飞色舞，唾沫飞溅，泛着一股浓浓的自喜、自矜、自傲的酸臭、庸俗的气焰，仿佛自己也跟着沾了偌大的光彩。

尽管有意避之，由于编辑身份的缘故，我还是被一些迷恋文字魔法的人称呼为老师。虽然我深知这两个字只是尊称，甚至附着着敷衍的意味，和人们惯常称呼公交车司机为“师傅”有着同一种性质。但冥冥中，仿佛有一种严肃且沉重的责任落在身上。我愿意对每一个向我讨教经验的写作者倾囊相告，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创造之途中开辟新的领地，希望文字能够像永恒的太阳一样照亮并温暖他们——文字给予我的一切美好，智慧、荣耀、尊严、活着的勇气……一并给予他们，引领他们到应许之地。

逃离南天井之后，我去往市郊一所私立学校，它有个美好的名字，阳光学校，位于邢台、任县、南和三县交界之处，周围丛生着板材、铁钉、饲料加工等五花八门的小厂子。校长是立志于在教育界做出一番成绩的中年男人，板寸发型，一张长方脸冷峻帅气，严峻冷静的眼神中泛着一丝温暖神秘的光芒。他经常骑着一辆半旧的雅马哈摩托车进进出出。

当时，全国的私立学校正进入兴旺期，因为太多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家长们无暇顾及孩子，他们不假思索，也或许万般无奈地把孩子塞进私立学校。

我教授初中一年级语文课。语文是我天然的擅长，并不感觉吃力，但仍然需要在备课上费一番苦功。我一直是个不太安分的人，不喜欢墨守成规，总喜欢能够创造一种崭新的方式或规则，以达到更好的教学状态。所以尽管有教科书，我仍然不愿意死板僵硬地照本宣科。我喜欢向学生分享课本之外的知识，喜欢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喜欢他们在写作文时天马行空……

后来，在期末考试前最后一个月，我放弃了他们，再次像之前那样做了不光彩的逃离者。尽管时光会势不可当地消磨记忆，也给予胆怯者堂而皇之的借口，然而，我仍然不能轻易地原谅自己。

是的，我仍然心怀愧疚，良心不安。

把一群热爱着我的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丢弃在教室里，自己一个人不负责任地跑掉，实在是有违师德，有悖常情。何况，他们和我之前的学生一样信任我，爱戴我。

和上一次逃离南天井时略有不同的是，在下定决心之前，我鼓足勇气到熟悉的教室，和熟悉的孩子们进行了告别。显然，他们对我舍弃他们的原因并不知情，也不理解一个在平日里看来亲善、开朗、富有责任心的老师怎么可以如此任性。但他们毕竟是一群心智和胆量都未健全的少年，只会默默忍受、接纳，而不会提出疑问，更不会死命挽留。一部分孩子拿出笔记本让我签名，并写上一句祝福语；另一部分没有笔记本的孩子则让我把签名和祝福语写在语文课本的扉页上。我一边写字，一边流泪。对于他们，我也是万般不舍。

喧哗的河流在那无声的静默中自然形成。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没有管控好自己的喉咙，之后，此起彼伏的哭泣声瞬间就形成了某种合奏。我没有时间一一拥抱他们，也没有能力说出更多的话。当时，我便知道我和他们再也不会见面，但他们存在过，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像故乡的房屋，水井，树木……

也是如他们一样的青葱年纪，我的数学老师，一个喜欢烫发的漂亮女人，她很优雅，很温柔，也是在我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之际，突然去往遥远的另一所学校。她不像我那样煽情，毕竟，经历过的风霜让她变得理性，克制。一直到十四五年后从旁人的三言两语中获知她患上癌症，继而去世，我都没有见过她。如今，在我脑海中，她的面目仍然是她离开时美好高贵的样子，她笑起来时眼睛弯弯的，嘴角也跟着有了明显的弧度，嗓音细细的，柔柔的，像二月的春风，也像软糯的糕点。

但愿他们在之后的岁月中，在一个偶然的短暂的瞬间想起我时，浮现于他们脑海的也是我离开他们时的模样，年轻，爱笑，清澈，美好。

至于我为什么再一次像个落败者一样逃离讲台，我想大抵是因为我不能忍受封闭的破败的环境。当时，学校只有一部电话，一张电话卡，在伙房做饭的师傅像看护珍珠一样看护着那张卡，没有人有权利随便使用它。而且，学校规定不准谈恋爱。不幸的是，我正处于热恋之中。或者，另一层更为妥帖的理由也可以为我辩护，那就是对于未来的迷茫和恐惧，我仍然没有熄灭那颗寻觅的心。

我并不知道我梦想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我确切知道，我必须一直行走在寻觅的路上。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安全，才感觉希望的小手抓住了我。而我，也能够幸运地处于明亮的光芒之中。

有人说，逃离是一种反抗，并不意味着愚蠢和懦弱。我认同前半句。至于后半句，那一定是愚蠢又懦弱之人挖出的陷阱，它张着血盆大口，像耐心耐劳的猎人那样等待猎物。

如今，人生过半，朝着来路回望时，我仍然能够看到讲台上站着的年轻无畏的少女，我也仍然能够看到她一个人，在逃离的路上踽踽独行，坚定又迷惘，像悬崖上寻找母亲的小小羔羊。

【四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43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作品散见于《诗刊》《清明》《雨花》《长江文艺》等刊物，出版有长篇小说《渐入佳境》、中短篇小说集《在海塭堡的另一种人生》、散文集《灯前》。《远山中的淡影》获第四届三毛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