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九四一年的清明，绍兴城被一场绵密的雨包裹着。府山脚下的交通银行绍兴支行里，樟木柜台泛着温润的光，会计汤宜葵正用算盘噼里啪啦地核对着节约建国储金的账目。算珠碰撞的脆响里，混杂着窗外乌篷船划过水巷的橹声。原本应该和谐共处的两种声音，此时却让人感觉到一股割裂的异样。

支行经理张仲和站在二楼办公室的窗前，手里捏着一张刚送到的电报。电报是浙行发来的，字里行间透着焦灼：“转总处谕：闻日增兵浙东，浙属各行妥慎应变。”

他眉头微蹙，不动声色地将电报折成小方块塞进中山装口袋。楼下传来营业员贺祖循和储户的交谈声，那储户是个绸缎商，正抱怨着：“最近空袭太勤，船运都慢了三天，头寸实紧，贵行也得多宽限我们几天啊！”

春汛

这年的绍兴，像浸在苦水里的梅干。人们都还清晰记得，上一年十月底，日军第一次袭扰绍兴城区，一路烧杀劫掠，虽说半个月后就退了兵，但留下的创伤尚未结痂。

清明节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

就带着一众县政检阅团成员来到绍兴，在这里呆了四天。此时正值国军在宁绍地区的驻军第八十六集团军的话剧团到绍兴公演，以演出收入补助军需。在黄主席的关心和慰问下，演出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绍兴市面竟也呈现出一派祥和之气。

不过，黄绍竑离开后，绍兴城就发生了一些异常现象。四月十四至十五日，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绍兴上空进行密集空袭，警政主管人员紧急戒备。

十五日中午，钱塘江南岸的三江口传来有小股日军登陆的消息。三江口即钱塘江、曹娥江和钱清江三条江的交汇口，位于绍兴城以北近三十公里处。

这个消息迅即传到了绍兴城内。城内街面上的店铺约有半数仍然开着，却总透着一股惶惶不安的气息——绸缎庄的伙计会时不时扒着门缝往外看，酱园的掌柜算账时总走神，就连河埠头捶打衣裳的妇人，说话都比从前急了三分。

“经理，同业公会的电话。”出纳余鹤年推门进来，他眼角的瘀青显得愈发清晰，那是十四日下午，为了向张仲和报告日军飞机入城消息，因走得太急摔倒后留下的。

张仲和接过电话，听筒里传来中国银行绍兴支行经理倪葆春的声音，带着惯有的儒雅，却掩不住一丝紧张：“仲和兄，今晚七点同业碰头，聊聊为疏散做准备的事。最近三江口那边不太平，听说已有便衣队在滩涂上游荡。”

挂了电话，张仲和走到墙上的地图前。绍兴的地形像片摊开的荷叶，三江口是叶柄，连接着钱塘江与曹娥江，一旦被日军控制，整个绍兴就成了瓮中之鳖。他的指尖划过地图上“嵊县”的位置——那是计划中的疏散点，离绍兴城八十多里，群山环抱，水路陆路都能通。

傍晚时分，雨停了。西跨湖桥边的酒肆里，七八位金融机构的经理围坐在一张八仙桌边。除了当地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绍兴商业银行的经理，还有几家钱庄的掌柜。窗外的湖水泛着昏黄的光，映得每个人的脸都阴晴不定。

“邢专员下午在公署放了话，说三江口有正规军驻守，日军要想登陆，得先问问他们手里的家伙答应不答应。”绍兴商业银行的王经理呷了口酒，声音里带着几分将信将疑，“可我那在保安队当差的表侄说，他们连子弹都不够用，全靠土制手榴弹撑场面。”

倪葆春用筷子拨着碟子里的茴香豆：“不管怎么说，得做两手准备。我打算明天开始，把重要账册和库存分批运到嵊县乡下，用民船走内河，趁夜里走，不容易被盯上。”

张仲和点点头：“我让汤会计清点了副账和收兑的银块，打算跟中行同步行动。只是……”他顿了顿，“县府暂存在我行的那箱饰银，有一千三百多公两，一直想送回县府去，邓县长总说‘再等等’，我怕夜长梦多啊。”

说起邓县长，酒肆里静了片刻。这位县长是去年日军退城后到任的，据很多人在背后说他“后台硬”，却总给人一种“站不稳”的感觉——既要应付省里的指令，又要安抚地方士绅，而面对日军可能发起的再次进攻，他更像个裱糊匠，只想把眼前的日子糊过去。

散会时，街上已亮起灯笼。张仲和沿着仓桥街往行里走，石板路已经被雨水洗得发亮，路边的一汪汪积水倒映着两旁骑楼的影子，恍惚中仿佛看见一座座残破的山神庙。

路过一家灯笼铺时，他看到老板正往竹架上糊绵纸，嘴里哼着《梁祝》的调子，只是哼到“十八相送”时，突然被远处一声防空警报的尖啸打断。他下意识地往街角的防空洞急走几步。刚钻进洞口，就听见头顶传来飞机引擎的轰鸣。

很快，洞子里就挤过来十多个人，有抱着孩子的妇人，有挑着担子的小贩，还有几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手里还攥着皱巴巴的课本。

黑暗中，他听到有人在小声啜泣，有人则在喃喃自语。他摸到口袋里的电报，感觉自己已经指尖冰凉。

骤雨

四月十六日清晨，空袭警报没响，却传来了更糟的消息——三江口的渔民逃到城里说，看见十几艘汽艇载着日军，正往内河开。消息像长了翅膀，半天就传遍了绍兴城。

交通银行内，汤宜葵正指挥着役工往木箱里装账册。他把营业账、储蓄账、金银收兑记录分门别类，用绵纸裹了三层，再塞进铺着稻草的木箱。

“经理，副账和银块都装好了，共五个箱子。”他抹了把汗，“贺先生那边也把储户名册理出来了，就是……”

“就是什么？”张仲和正在写电报，打算给驻永康的浙行发报，请示紧急状况一旦发生后的疏散方案。

“余出纳刚才说，库房的现钞有点多。”汤宜葵压低声音，“发行项下六十五万，加上营业库存三万多，一共六十八万出头。要不要今晚就运走？”

张仲和放下笔思忖着。按规定，银行库存不能超过三日的收付量，可最近时局紧张，很多商户都想着要把现金取出来藏在家里，导致库存积压。他沉吟片刻道：“这么多现钞，没法处置，先把发行项下五十万埋进之前留的地洞里，你跟祖循去处理。另外十八万锁进内库，派两个役工守着。还有，密电本和密码本，你去整理堆放好，紧急时务必第一时间销毁。还有，把门警自备的枪械、子弹包扎好，先扔进井里。其他的，等会儿我去见下邢专员，看他怎么说。”

上午十点，他和倪葆春、王经理一起去了第三区专员公署拜见邢专员。这公署原是清代的道台衙门，门口的石狮子缺了只耳朵，据说是去年日军炮轰时炸的。副官领着他们穿过天井，院子里的石榴树刚抽出新芽，就被几匹拴着的战马啃得七零八落。

不巧的是，邢专员外出了。只见保安副司令王某正在客厅里喝茶。看到他们进来，王某忙起身让座。这人穿着熨帖的军装，却总让人觉得少了点军人的硬朗。

“诸位放心，”王某呷了口茶，茶盖碰撞杯沿的声音甚是清脆，“三江口那边，登陆日军甚少，一时无力攻城。刚与何指挥官通电话，他已派了两个中队过去增援，都是打过硬仗的正规军，力量非前一次的地方团队可比。日军那点人，不够看的。”

“可渔民说……”倪葆春刚开口，就被王某打断：“渔民的话能信？他们见了条汽艇就敢说有一个师团。这样，我给你们保证，两三天内绝无大事。请你们不要太胆小。不过，你们把重要东西疏散一下是对的，但没必要慌着撤退——真到了那一步，我肯定会提前通知你们的。”

从公署出来，王经理叹了口气：“嗨！这姓王的，去年那次日军进城前，也是这么说的。”张仲和没接话，他心里的那股不安潮水般涨起来。

路过县府时，他临时决定进去找邓县长。

县府的签押房里，邓县长正对着一份公文发愁。见张仲和进来，他放下毛笔，脸上挤出点笑：“仲和兄，是不是为那箱饰银来的？”

“县长，局势紧张，那批银器……”

“再等等，再等等。”邓县长摆摆手，“财政科说要造册登记，还没弄完。再说，日军真要来了，他们抢银行干吗？要抢也抢当铺、绸缎庄啊，他们那里有值钱的宝贝。”

说着，邓县长伸手拿起茶杯。不料，杯盖却没盖稳，哐当一声掉在桌上：“你看我，都被谣言搅得手忙脚乱了。这样，明天一早，我让财政科去办手续，办好了就挪到县府库房。”

张仲和走出县府时，太阳已经偏西。街上的人明显少了，几家店铺提前上了门板。远远地，他就看见贺祖循正站在行门口张望。

看到他回来，贺祖循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脸色发白道：“经理，刚才接到嵊县的电话，说那边也在传日军要打过来，好多人正往山里逃呢！”

当晚，交通银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回家。汤宜葵带着孔庆贻把五个箱子搬到后院，用帆布盖好，准备天一亮就搬上雇好的民船，和中行的账册一起运走。余鹤年守着内库，手里攥着钥匙，时不时往窗外看——街面上空荡荡的，只有巡逻的保安队提着马灯走过，影子被拉得老长。

午夜时分，张仲和正趴在桌上核对疏散名单，突然听见电话铃响。是县府的人打来的，说邓县长有要事相告。他抓起听筒，里面传来邓县长带着睡意的声音：“仲和兄，刚接到消息，日军退了！三江口的汽艇都开走了，国军一师明天就到。局势虽紧，却并不严重，你们不用慌了。”

挂了电话，他走到院子里。月光透过云层洒下来，照亮了墙角的青苔。远处传来几声狗吠，除此之外，整座城静得像座坟。他想起去年日军退城那天，也是这样静悄悄的，可没过多久，枪声就再次响起。

“经理，真没事了？”汤宜葵披着衣服出来，眼里满是疲惫。

张仲和摇摇头：“不好说。但既然县府这么说，先让大家歇口气吧。”他看着那五个盖着帆布的箱子，“明天的疏散……先缓一缓，等天亮看看情况。”

他没注意到，云层深处，有几架飞机正掠过绍兴的夜空，引擎声被风声吞没，那机群，像极了一群沉默的蝙蝠。

陷落

四月十七日凌晨三点三刻，张仲和被枪声惊醒。

不是稀疏的冷枪，是密集的、像爆豆子一样的机枪声，夹杂着炮弹的轰鸣，从城东北方向传来。他猛地从行军床上坐起来，摸黑穿上衣服，刚拉开门，就看见汤宜葵跌跌撞撞地跑过来。

“经理！日军进城了！”汤宜葵的声音都在抖。

“快，让大家都到尼姑庵里躲避。你去把密电本、密码本烧掉，再到庵里集合。”张仲和说。

汤宜葵冲向行屋天井内堆着的密电本和密码本，一边放火，一边大声吆喝大家速往尼姑庵撤退。

这时，朱匡群也急匆匆跑过来，声音颤抖着说：“经理，前门被撞开了，役工说看见戴钢盔的日本兵……”

话音未落，外面传来哐当一声巨响，像是铁门被砸断的声音。

张仲和一把拽住朱匡群就往楼梯跑：“快！下楼，从后院夹弄走！”楼梯下，贺祖循、余鹤年和几个役工正挤在一起，脸色惨白。

“孔庆贻呢？”张仲和急促地问。

“在库房那边！”有人喊。

“库房！库房可不能被日军占了！”他的脑海里飘过这个念头，刚要往库房冲，就听见前门传来日军的呼喝声，夹杂着玻璃破碎的脆响。“不管了！快走！”他双手拉了下身边的几个人，带头冲进后院的夹弄。夹弄尽头是扇小木门，通向隔壁的尼姑庵。

身后，日军的皮靴声越来越近，还有人用枪托砸着柜台，发出沉闷的响声。

借着烛光，张仲和看清了跟过来的人：汤宜葵、孔庆贻、朱匡群，还有役工邢久裕、章子相。庵里的老尼早就吓得躲进了厢房，台前的蒲团也被人群踩得乱七八糟。

“库房……库房钥匙在我这。”孔庆贻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手心全是汗。张仲和又是心里一紧——内库里的十八万现钞，还有那箱没来得及运走的饰银，全在里面。

“再等等。”他压低声音，“我们一起待着，等天亮看看情况。”

窗外，枪声渐渐稀了些，却传来更让人揪心的声音——女人的哭喊，男人的惨叫，还有日军用刺刀挑破门板的吱呀声。

天蒙蒙亮时，邢久裕自告奋勇出去打探。过了半个时辰，他猫着腰跑回来，脸色煞白：“经理，刚才日军在行屋门口站岗，有七八个兵，都端着枪。库房的门被砸了个洞，好像还没被打开。他们这会儿大概都吃饭去了……”

张仲和的心瞬时沉到了底。他看向孔庆贻：“能打开内库吗？”孔庆贻点点头：“钥匙是双保险，外面砸不开。”

“汤会计，你跟孔庆贻去，”张仲和咬了咬牙，“把现钞和重要账册抢出来，藏到庵里的佛橱后面。动作要快！”

接着，他又转向朱匡群：“你去检查一下密电本和密码本，要烧干净，一点纸片都别留。”

汤宜葵、孔庆贻、朱匡群三人动作麻利，一刻钟的时间，就把事情办好了。看着佛橱里堆放的账册和现钞，张仲和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八时许，张仲和正跟大家一起在尼姑庵里休息，就听见街上传来日军的皮靴声。张仲和招呼众人一起躲进佛像后面的隔间，自己则扒着门缝往外看。十几个日军端着枪走进尼姑庵，为首的是个戴眼镜的翻译，正指着庵里的东西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

突然，一个日军拽住了栈司陈庭茂——这老陈是昨晚没来得及逃的，不知怎么被日军抓了。翻译掏出枪指着他的头，问：“交通银行的人在哪？”陈庭茂哆哆嗦嗦地摇头，可当枪托砸在他腿上时，他猛地尖叫起来：“在……在佛橱后面！有个孔先生……”

张仲和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很快，他听见佛橱边传来孔庆贻的挣扎声，还有日军的吼叫声。没过多久，孔庆贻被拖了出来，脸上全是血，钥匙串被一个日军攥在手里。

“完了。”汤宜葵瘫坐在地上，声音轻微，却明显发颤。张仲和死死攥着拳头，指甲嵌进肉里——他知道，此刻出去不仅救不了人，只会把所有人都搭进去。他看着日军押着孔庆贻往银行方向走，皮靴踩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就像踩在他的心上。

果然，没过多久，就听见银行那边传来撬开库房的声音，接着是日军的欢呼。

张仲和知道，县府委托保管的一千三百余公两饰银，以及交通银行收兑的二百余公两银块，都沦为了日军的战利品。

岂料，日军在开启库房后，竟还不满足，又押着孔庆贻折回尼姑庵，到佛橱内东翻西找。在翻找了一阵后，日军才又押着孔庆贻等人离开。

日军离开后，庵里一片死寂。老尼从厢房出来，看着满地狼藉，双手合十念着“阿弥陀佛”。孔庆贻没回来，陈庭茂和章子相也因为是交通银行的人，被日军押走了。汤宜葵突然想起什么，拉着张仲和往佛橱后面跑：“经理，我们早上抢出来的账册……”

佛橱后面空空如也。那些用绵纸裹着的副账、传票，还有那只装着十八万现钞的藤箱，全被搜走了。

张仲和闭上眼睛，心如刀绞。他的眼前浮现出那箱饰银——那是县府收上来的民间捐输，说是要熔了做军饷的；还有那些现钞，是多少商户、多少百姓的血汗钱；以及那些账册和传票，那是交通银行经营的根基……

囚笼

躲在国际救济会的日子，像泡在福尔马林里。

这是美国教士施美志办的救济所，设在一座废弃的教堂里，挤满了来不及逃走的外国人——传教士、医生、商人，此外，还有像张仲和这样的“体面人”。

教堂的彩色玻璃被防空洞的碎石砸破了好几块，阳光透过破洞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块被打碎的调色盘。

张仲和住在钟楼下面的小房间里，和中国银行的倪葆春挤在一起。倪葆春的胳膊被流弹擦伤了，用布条缠着，脸色蜡黄：“仲和兄，听说绍兴商业银行的王经理也被抓了，日军说他藏了百万现钞，要他供出来。”

“我们的账册被劫，现钞被抢，他们还想要什么？”张仲和咳嗽了几声，自从那天在尼庵受了惊吓，他肺部的老毛病就犯了，总觉得胸口发闷。

“听说日军在找黄金。”倪葆春压低声音，“他们查了各银行的收兑记录，说我们肯定私藏了。可你知道，绍兴哪有那么多黄金？收上来的早就解去永康了。”

救济会里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有人说日军在火烧街杀了十几个人，有人说仓桥街的当铺被抢空了，连门板都被拆走当柴烧。张仲和让朱匡群混出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朱匡群带回一个更糟的消息：孔庆贻被放了，人却疯了，见人就喊“钥匙在我这，别开枪”；章子相没回来，据说被日军当挑夫押走了。

“贺先生呢？”张仲和问。那天乱哄哄的，也没有注意到贺祖循，不知道他逃出去没有。

“贺先生那天回家了，但是家被搜了，”朱匡群的声音有些哽咽，“日军抢走了他家十八担稻谷，说是‘通敌物资’。贺先生本人……没找到。”

张仲和闭上眼睛。那十八担稻谷，是行里怕战乱时断粮，让贺祖循暂存的。他曾经嘱咐朱匡群，要尽快把稻谷捐给救济会，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在救济会待了四天，张仲和的咳嗽越来越重，有时还会咳出点血。施美志牧师找来了福康医院的医生，医生说他是“忧劳过度，肺络受损”，开了几服中药，让他好好休养。可他哪能安心休养呢？汤宜葵带着余鹤年等人想办法逃出城了，临走前说会去永康报信；留在城里的役工天天来救济会门口哭，说家里断粮了；而日军，似乎还在找他。

五月五日那天早上，救济会的空气突然变得紧张。施美志牧师把大家叫到礼堂，神色凝重：“日军要来搜查，说这里藏了‘反日分子’。你们……最好躲一躲。”

张仲和躲进了钟楼的阁楼。透过木板的缝隙，他看见十几个日军端着枪走进教堂，翻译拿着名单一个个核对。没过多久，他听见楼下传来绍兴商业银行职员的惨叫声，接着是日军的呼喝。他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

果然，一个日军发现了阁楼的入口，用枪托砸开了门。刺眼的阳光照进来，他依稀看见翻译手里的名单上，“张仲和”三个字被圈了红圈。

宪兵司令部设在绍兴商业银行的行屋里。这里原是家老字号钱庄，雕梁画栋间还残留着昔日富庶的痕迹，此刻却被日军的狼藉填满：走廊里堆着抢来的绸缎布匹，墙角扔着喝空的清酒瓶，几个穿着和服的日本兵正围着炭火盆赌钱，骰子碰撞的声音与远处隐约的哭嚎混在一起，像一曲诡异的悲情调子。

张仲和被推进一间狭小的营业室，地上铺着些稻草，散发出阵阵霉味。他看见绍兴商业银行的张、沈两位职员缩在角落，还有中国农民银行的徐会计，脸上带着新的伤痕。

“仲和兄……”徐会计声音嘶哑，“他们问我们要黄金，说交不出来就……”他没说下去，只是指了指自己的腿——裤管上渗着暗红的血。

当晚，有个叫玉置的日军少佐就提审了他。审讯室原是钱庄的账房，紫檀木的柜台被劈了一半，拿去当柴烧了，墙上挂着的“诚信为本”匾额歪歪斜斜，“信”字被枪打了个洞。

玉置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手里把玩着一把军刀。翻译站在旁边，脸上堆着谄媚的笑。

“张经理，”玉置的中文带着生硬的口音，“你的，交行的负责人？”

张仲和没说话，只是挺了下腰。

“你们银行的，黄金的有？”玉置用军刀指着他，“说！藏在哪里？”

“没有。”张仲和的声音很沉稳，“绍兴交行收兑的黄金，按规定每三天解往浙行一次，库里从不留存。”

“撒谎！”玉置猛地站起来，把军刀重重地拍在桌上，“别的银行，都交出了黄金。你的，大大的坏！”

接着，他跟翻译交流了几句，突然换了语气：“你的，人才的有。跟我们合作，做‘和平工作’，皇军的，还有汪先生，都不会亏待你。”

张仲和哂笑了一声：“可是，我是银行职员，只会管账，不懂怎么做‘和平工作’。”

“八嘎！”愤怒的玉置迅速抽出军刀，挥舞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冰冷的刀锋贴着他的皮肤，让他隐隐感觉到些许疼痛。

“明天的，想清楚。不然，死啦死啦的有！”玉置咆哮着。

被押回营业室时，月光从窗棂照进来，照亮了地上的稻草。张仲和靠在墙上，胸口一阵发闷，忍不住咳出几口血来。徐会计爬过来，用破布给他擦嘴角：“仲和兄，别硬扛了……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知道。”张仲和喘着气，“但我是中国人，是国家银行的经理，有些底线，不能破！哪怕今日因公而死，死亦何憾！”他想起自己刚入行时，交通银行总经理胡祖同说的那句话：“银行是社会血脉，吾辈必须守住！”

第二天的审讯，成了酷刑。玉置见他不肯屈服，让人把他绑在柱子上，用浸了水的皮鞭抽。一鞭下去，背上就绽开一道血痕，盐水似的汗水渗进去，疼得他眼前发黑。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

“说！现钞是不是藏起来了？”玉置手里挥舞着一本账册，“别的银行都有百万以上，你们却只有十八万？骗谁！”

“绍兴商户都在提现，库存自然少。”张仲和的声音带着血沫，“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商户的账册。”

玉置被激怒了，他夺过皮鞭，劈头盖脸地抽下来：“你的，敬酒不吃吃罚酒！”鞭子抽到脸上，火辣辣地疼，血顺着脸颊流进嘴里，又咸又腥。

不知过了多久，他被拖回营业室，像一摊烂泥瘫在稻草上。绍兴商业银行的沈职员叹着气：“仲和兄，何必呢？他们要什么，就说不知道，总比受这个罪强。”

张仲和闭上眼，眼前浮现出妻子朱氏的脸。他们结婚十五年，她总是劝他“别太较真”，可他总觉得，有些事必须较真。就像去年日军第一次进城，他冒着枪林弹雨把账册藏进墙缝，那时他就想，只要账还在，行就还在，中国人的体面就还在。

夜里，他发起高烧，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在哭。是徐会计，正对着一张照片抹眼泪——照片上是个穿学生装的姑娘，梳着两条辫子。“那是我女儿，”徐会计哽咽着，“在杭州读书，不知道现在……”

张仲和的心像被揪了一下。他想起自己的母亲，去年冬天染了风寒，至今还在乡下养病；想起兄长，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做事，战火里音信渺茫。他掏出藏在衣领里的半块玉佩，那是母亲给的，说能辟邪。玉是暖的，贴着胸口，仿佛能感受到一点微弱的希望。

他不知道，此刻的绍兴城里，更黑暗的事情正在发生。日军挨家挨户搜查“反日分子”，把抓到的人绑在府山脚下的樟树上，用刺刀挑死；维持会的人穿着绸衫，跟在日军后面指认“富户”，只为换来几袋米；而交通银行的行屋里，几个日本兵正把抢来的银块熔掉，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炼狱

五月九日的早晨，是张仲和一生中最黑暗的记忆。

他被两个日本兵拖进审讯室时，看见地上铺着一张白布，上面摆着几样东西：一副手铐，一根沾着血的手杖，还有一条铁链——链锁上拴着只龇牙咧嘴的狼狗，涎水顺着嘴角滴在地上，发出嗒嗒的声响。

玉置坐在太师椅上，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张经理，维持会的人，为你求情了。”他指了指门外，“但是，你的，不老实。所以，皇军的，要给你‘特别待遇’。”

张仲和的心沉了下去。他看见翻译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归顺书”三个字。“签了它，”翻译假惺惺地劝道，“加入和平委员会，保管你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在这儿受死罪？”

“我说了，我是个银行职员。我只会做点银行的工作，不懂政治的，也不知道怎么做‘和平工作’。”张仲和挺了下腰。

“好！”玉置猛地拍桌，“那就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

他挥了挥手，两个日本兵立刻扑上来，撕扯张仲和的衣服。粗布的囚服被撕碎，露出背上纵横交错的伤疤，新伤叠着旧伤，像一张狰狞的网。玉置拿起手杖，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手杖是硬木做的，带着棱，一下下去，骨头像要裂开似的。

“说不说！黄金藏在哪里？现钞藏在哪里？”玉置嘶吼着，手杖落在头上，眼前顿时一片血红。张仲和觉得头晕目眩，却死死咬着牙，一声不吭。

手杖打断了，玉置扔掉断杖，指了指那只狼狗。驯犬兵解开铁链，狼狗立刻扑了上来，尖利的牙齿咬进他的小腿，剧痛像电流一样蹿遍全身。他听见自己的骨头被狗咬碎的声音，像树枝被折断，又脆又响。

“啊——”他终于忍不住惨叫出声，冷汗瞬间浸透了残存的衣料。狼狗死死咬着不放，驯犬兵拽了几次铁链，才把它拉开。小腿上的肉被撕下一块儿，犬牙戳开了三个大洞，露出森白的骨头，血像喷泉似的涌出来，染红了地上的白布。

他被拖回营业室时，已经奄奄一息。徐会计抱着他，眼泪掉在他脸上：“仲和兄……你这是何苦啊……”他用破布蘸着自己仅剩的水，想给张仲和清洗伤口，可血怎么也止不住。

“我……我是中国人……我是银行人……”张仲和气若游丝，每说一个字都像要耗尽全身力气，“不能……不能给祖宗丢脸……”

傍晚时分，更让他崩溃的事情发生了。两个日本兵押着一个女人走进来，是朱氏！她的头发散乱着，旗袍被撕破了，手臂上留着深深的牙印——那是狼狗的牙印。“仲和！”朱氏看见他，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们骗我说你快死了，让我来见你最后一面……”

原来，日军抓不到张仲和的把柄，竟把主意打到了朱氏身上。他们闯进朱氏藏身的亲戚家，把她拖到司令部，想让她劝降张仲和。朱氏性子烈，一路上骂不绝口，结果被日军放狗咬了。

“你……你们放开她！”张仲和挣扎着想站起来，却疼得眼前发黑。

“让她劝你，”玉置站在门口，一脸狞笑，“你归顺了，她就能活命。”

朱氏看着丈夫血肉模糊的样子，突然不哭了，她挺直了腰，对着玉置骂道：“你们这群畜生！我丈夫是银行职员，银行的事，跟政治有什么关系？跟我们女人又有什么关系？既然你们不讲理，要杀要剐，都冲我来吧！”

玉置被骂急了，拔出军刀就要劈下去。张仲和目眦欲裂，用尽全身力气吼道：“住手！我签！我签！”

朱氏猛地回头，泪眼婆娑地看着他：“仲和，你不能……”

“别说了。”张仲和的声音里带着绝望，“我不能让你死。”他知道，自己这一签，就成了千古罪人，可看着妻子手臂上的血，他别无选择。

玉置让人拿来“归顺书”，张仲和用颤抖的手接过笔。笔尖悬在纸上，他想起入行时的誓言，想起董事长、总经理、浙行经理信任的眼神，想起那些在战火中死去的同胞。一滴血从他的手上滴落在纸上，晕开一个暗红的点。

“快签！”玉置不耐烦地催促。

就在笔尖要碰到纸的瞬间，朱氏突然扑过来，一把抢过“归顺书”，撕得粉碎：“我丈夫不能签！我们张家，祖祖辈辈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玉置气得哇哇大叫，挥刀就向朱氏砍去。张仲和扑过去想挡，却被日本兵死死按住。他眼睁睁看着军刀劈向妻子，闭上眼，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

哐当一声，军刀没落在朱氏身上——维持会的会长冯先生带着几个委员冲了进来，死死抱住了玉置：“太君息怒！误会，都是误会！”冯先生满头大汗，“张经理是一时糊涂，我们劝，我们一定劝！”

原来，冯先生听说日军要对张仲和夫妇下死手，赶紧带着人来求情。他们是本地士绅，多少能说上几句话。玉置被抱住，又看朱氏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悻悻地收了刀：“给你们三天时间！三天后，他再不归顺，就一起死！”

朱氏被拖出去时，回头看了张仲和一眼，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决绝。那一眼，像烙铁一样印在他心上。

接下来的日子，是真正的炼狱。张仲和被单独关在一间小黑屋，每天只有一个掺着沙子的饭团。伤口发炎化脓，疼得他日夜难以合眼。他好几次想一头撞死在墙上，却总想起朱氏的眼神——她是想让他活着出去，活着看看日本人的下场。

五月中旬的一天，徐会计被放出去了。临走前，他偷偷塞给张仲和一张纸条，上面是用炭条写的字：“祖循在嵊，已联系浙行，正设法营救。”

张仲和攥着纸条，泪水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原来，贺祖循那天逃到了乡下，后来辗转到了嵊县，把绍兴的情况报给了浙行。浙行经理黄筱彤急得团团转，一边发电报给总管理处求援，一边托维持会的人打点，只求能保住他的命。

张仲和想起贺祖循刚入行时的样子，还是个毛头小子，因为算错了账哭鼻子，是他拍着肩膀说：“没事，从头来。”如今，倒是这小子，成了自己的救命稻草。

小黑屋的墙缝里，长出了一棵小小的草，嫩绿的芽顶着尘土，倔强地向上钻。张仲和看着那棵草，突然有了力气——他要活着，像这棵草一样，在绝境里活下去。

归程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张仲和被一阵脚步声惊醒。

他以为又是日军来提审，挣扎着想坐起来，却看见冯先生带着两个维持会委员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件干净的长衫。“张经理，恭喜你，能出去了。”冯先生的语气有些复杂。

原来，总管理处和浙行通过上海的关系，托了个日本商会的人打招呼；加上维持会的人天天去司令部“说情”，玉置见张仲和已是半死不活，留着也没用，终于松了口，同意让维持会保释。

张仲和被扶着走出小黑屋，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院子里的石榴树开花了，火红的花瓣落在地上，像一滴滴血。他看见朱氏站在门口，脸色苍白，手臂上缠着绷带，看见他出来，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却忍着没出声。

维持会把他们安排在一座旧宅里，说是“静养”。宅子里有个小花园，种着几株月季，只是花叶上蒙着层灰，像许久没人打理。冯先生送来些药和吃的，临走前叹着气：“张经理，委屈你了。那‘和平工作’的事，你先拖着，等风头过了再说。”

张仲和知道，这是缓兵之计。日军让维持会保释，就是想让他“欠人情”，将来好逼他就范。他躺在藤椅上，看着朱氏给他换药——小腿上的伤口已经结痂，却留下一个碗口大的疤，走路一瘸一拐的。

“我们得走。”他突然说。

朱氏吓了一跳：“怎么走？城门都有日军守着，我们没有通行证。”

“总会有办法的。”张仲和望着墙外的天空，“留在这里，迟早会被他们逼着做不愿意做的事。”

几天后，朱匡群从杭州偷偷来了。他是受浙行黄经理之命，来接应张仲和的。“经理，黄经理说，让您无论如何先到上海，绍兴的事，他会派人处理。”朱匡群带来了些钱和一件新的中山装，“我已经托人跟日军司令部的翻译打点好了，说您要回乡下养病，他们答应给通行证。”

六月十八日那天，天还没亮，张仲和夫妇就动身了。朱匡群雇了辆黄包车，拉着他们往萧山方向走。路过交通银行行屋时，张仲和忍不住掀开帘子看了一眼——门楣上的“交通银行”匾额被砸了，换成了一块写着“中日亲善金融所”的木牌，几个穿和服的日本人正从里面出来，说说笑笑。

他闭上眼睛，胸口一阵发闷。那座他守了五年的行，那些他视若生命的账册，终究还是没能保住。

城门的日军检查得很严，翻译拿着通行证说了几句，又塞了个红包，才放他们出去。出了城，空气似乎都清新了些，田埂上的麦子黄了，几个农民在地里割麦，看见他们，只是麻木地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干活儿。

“往嵊县去的路上，都是逃难的人。”朱匡群跟在黄包车旁边，“听说日军要往南打，好多人往山里跑。”他顿了顿，“汤会计他们在永康，已经把损失报给浙行了，总管理处走款的事，他们也在慢慢理。”

张仲和点点头。他知道，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但只要人还在，账就能重记，行就能重建。就像绍兴城里的乌篷船，哪怕被炮火打破了洞，修修补补，还是能在水巷里划行。

到了嵊县，他们换乘小火轮去宁波。船上挤满了难民，有抱着孩子的妇人，有背着包袱的老人，还有几个穿学生装的青年，正低声唱着《松花江上》。张仲和靠在船舷上，看着两岸的芦苇荡，风吹过来，带着水汽的味道。

朱氏递给他一块干粮：“吃点吧，到宁波还有好几个时辰。”

他接过干粮，却没胃口。小腿上的伤疤隐隐作痛，提醒着他那二十四天的炼狱。可他不后悔——他守住了底线，没给中国人丢脸，没给交通银行抹黑。

到了宁波，他们在一家小客栈住了两天，等着去上海的轮渡。夜里，张仲和总做噩梦，梦见玉置的军刀，梦见狼狗的獠牙，惊醒时一身冷汗。朱氏就坐在床边，轻轻给他扇扇子，说：“都过去了，以后会好的。”

六月底，他们终于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轮船很慢，走走停停，晚上的时候，能看见远处日军岗楼的探照灯偶尔扫过，像鬼火一样。张仲和看着水面上掠过的海鸟，心里想着绍兴的同事——汤宜葵在永康理账，贺祖循在嵊县联络存户，余鹤年在上海筹备临时收付点……他们都在尽自己的力，守着交通银行这盏灯。

轮船抵达上海吴淞口码头时，已是傍晚。黄浦江面上停泊着日军的军舰，烟囱里冒着黑烟，像一头头巨兽。上海沪区各行临时联合通信处的人来接他们，看见张仲和的样子，眼圈都红了：“仲和兄，你受苦了。”

张仲和摇摇头，声音有些沙哑：“别说这些了，先去行里。绍行的账，我得赶紧理清楚。”

坐在去临时联合通信处的汽车上，张仲和看着街景——霞飞路上的法国梧桐枝繁叶茂，只是树下多了些穿军装的日本兵。他突然想起七八年前刚入行时，上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的大楼灯火通明，账房里的算盘声能传到中山东一路的街面上。那时总经理胡祖同反复说：“银行是国之脉，只要这脉不断，国家就有指望。”如今，这脉虽被战火烫得千疮百孔，却终究还在跳动。

到了临时联合通信处办公点——距离外滩十四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大楼不远的一栋租借的石库门房子，浙行经理黄筱彤早已等在门口。他握着张仲和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叹了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书房里，黄经理铺开一张绍兴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交通银行的位置：“仲和，现在总管理处大楼，也被日军强占了好几层，我们目前只能在这里办公了。绍行的损失，我已经向总管理处报告过，现钞、白银是追不回了，但账册……贺祖循说，他记得一部分储户的信息，汤会计正在永康补记副账，或许能拼凑出个大概。”

张仲和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他在途中断断续续写的损失清单，字迹歪歪扭扭。他对黄筱彤说：“县府那箱饰银，我在报告里写了，是他们没及时运走，责任不在我们。至于放款，除了县府那笔应变经费，其他存单押款问题不大，等局势稳了，让贺祖循去催收。”

“你先别管这些。”黄筱彤按住他的手，“医生说你得静养，肺伤不能再拖了。我已经给你安排了医院，明天就去。”

张仲和却摇了摇头：“不了，黄经理。绍行的事，我比谁都清楚，趁着还记得，得赶紧理出来。储户们等着取钱，商户们等着周转，我们耽误不起。”他看着窗外，上海的街道被日军的探照灯照得忽明忽暗，“再说，我躺着也睡不着，一闭眼就是绍行的事。”

黄筱彤拗不过他，只好让他留在石库门办公。每天清晨，张仲和就坐在八仙桌前，对着汤宜葵从永康寄来的副账抄本，一点点回忆沦陷前的账目。有时记不清了，就拍着额头想。朱氏在旁边给他泡着参茶，总是忍不住劝他，让他别急。

“四月十五日那天，空袭太密，储户没来多少，收兑的白银应该是……”他喃喃自语，突然想起什么，“对了，那天下午，绸缎庄的王老板来取过五千块，说是要运货到宁波，这笔账得记上。”

他的记性时好时坏，有时连自家住址都忘了，却能准确说出三年前某个储户的存款数额。黄筱彤来看他，见他趴在桌上咳嗽，咳得背都驼了，心疼地说：“仲和，别硬撑了，账我们慢慢理。”

“撑得住。”张仲和抬起头，眼里布满血丝，“这账不光是数字，是人心。储户把钱存在我们这儿，是信我们。就算城陷了，这信不能断。”

七月中旬，贺祖循从嵊县来了封信，说他联络上了十几个绍行的老储户，大家都表示“相信交行”，愿意等局势稳了再取款。还有几个商户，托他带话，说等日军走了，还跟交行做生意。

张仲和拿着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眼眶湿了。他想起绍兴支行刚开业时，自己站在柜台前，看着第一个储户——卖茴香豆的李老汉，把攒了半辈子的银圆存进来，说：“交行是国家银行，信得过。”那时他就想，这辈子，得对得起这份信任。

八月的一天，他正在核对账目，突然咳出一大口血，晕了过去。醒来时，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朱氏守在旁边，眼睛红肿。黄筱彤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份电报：“仲和，总处来电了，让你带薪休养，绍行的事，我派别人接手。”

张仲和虚弱地点点头。窗外，一阵风吹过，梧桐叶沙沙作响。他想起绍兴的乌篷船，想起西跨湖桥的酒肆，想起那些在战火中失去的账册、银块，还有章子相、陈庭茂这些再也见不到的役工。

“黄经理，”他喘着气，“等我好了，还回绍兴。”

黄筱彤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好，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回去。”

病房里很静，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汽笛声。张仲和闭上眼睛，仿佛又看见绍兴支行的樟木柜台上，汤宜葵在算账，贺祖循在招呼储户，余鹤年在清点现钞，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温暖的光斑。

他知道，那一天总会来的。等日军被赶出去，等硝烟散尽，他要在原来的地方，重建交通银行绍兴支行。柜台还是樟木的，算盘还是那副老算盘，账册要重新记起，记着绍兴的苦，也记着中国人的韧。

就像府山脚下的那棵老樟树，就算被炮弹炸出个大洞，春天来了，照样会抽出新芽。

【作者简介：毛志辉，男，浙江义乌人。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46届高研班学员，就职于交通银行总行。曾获上海图书奖特等奖、一等奖，第二届韬奋出版高端论坛一等奖等。作品见于《金融时报》《中国金融》《中国银行业》《文汇报》《解放日报》等。著有《让学术走向大众》《让金融回归本义》《书旅屐痕》《金色火种——百年银行往事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