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晨蕾，1996年生于河南。电影研究博士在读，国际新闻和电影研究双硕士。小说见于《山花》《江南》《西湖》《青年文学》等。曾居英国、荷兰，现居日本。

一落地罗马，她就感到一股热浪。旁边那个长着弯刀鼻子的男人站起来，头几乎要碰到机舱顶了。他抬起胳膊拿行李时，那股刺鼻的花香精油味再次袭来。她屏住呼吸，把手伸进贴身小包的夹层里，摸到了那个纸折的小方块。她安心了一些。

过海关时，因为队伍太长，行进太慢，她紧张了一会儿。她攥着那张A4纸，反复看，实际上她什么也看不懂，那是一份女儿嘱咐她打印的“说明”，上面写着英文和意大利文。好在那个满脸胡茬、长着黑色卷发的官员并没有为难她，他接过皱巴巴的纸张，打开她的护照随意翻了几页，便拿起一个印章，盖在上面。印章看上去很沉，机器般重重地砸下去，留下一个右上角带有飞机图标的黑色长方框。

她把机票和文件胡乱塞进斜挎包里，穿过那道灰白色玻璃门，跟随一个脖子上挂着U形枕的年轻女孩儿来到行李转盘。皮带尽头的黑色小口正在断断续续地吐出行李箱。她的手机依旧没有信号。她又一次将手伸进包里摸索那个折纸方块，那是女儿提前为她订购的境外电话卡。

她旁边站着一男一女，男人穿着名牌衬衫，女人穿吊带背心，看上去和她女儿差不多大的年纪。女人倚在男人身上，仰起头和他说话。他们开始接吻时，她收回了目光。

她回过神，看到自己那个暗红色老式两轮布面箱正在缓缓靠近。箱子并不沉，她没带太多东西，除了那条大红色镶珍珠盘扣的旗袍——女儿婚礼时她要穿——都是一些轻薄衣物，余下的空间被她塞满了风干香菇、杏仁、木耳、松茸……这些都是要带给女儿的，她觉得这里应该买不到。

罗马机场很小，低矮的天花板，局促的走廊，老旧的地板，燥热的空气……一切都和她想象中不同。她更没想到女儿联系的来接她的人是个学生——这么说也许不太准确，他其实是个青年，只不过分明是学生打扮，穿着连帽衫和浅色牛仔裤，头发长长的，鼻梁上挂着副无边框眼镜，显得黑眼圈很深。他按照约定好的方式，举着一张写有她汉字名字的白纸，站在出口处。

接她的年轻人替她安装手机卡，他在那辆红色轿车的储物盒里翻翻找找，从一叠文件上摘下一枚回形针，把一头掰直，轻巧地取出了指甲盖大小的卡槽。

“君姐，”他这么称呼她，“我先带您去酒店，休息一下。晚饭看想吃什么，意大利餐还是中餐？”

她一边点头回应，一边打开了微信。

“跟您女儿说过了，放心。”他系上了安全带。

她把手机放回了斜挎包。

车子驶离了机场，开上一条并不宽阔的高架路，两旁渐渐出现了农田和小片屋舍。

“他们这里的房子也这么破啊？”她说。

“是啊。”开车的年轻人笑了笑。

太阳光非常明亮，反射在后视镜中，几乎说得上刺眼，四下很是寂静，除了车轮摩擦路面的声音，什么也没有。她使劲揉自己的右耳朵，飞机降落时，她的两只耳朵完全被堵住了，此时右耳仍没有恢复听觉。这时她意识到年轻人的车里并没有播放音乐。

“其实意大利的经济很差。”年轻人又说。

“不是发达国家吗？”

“意大利算是不那么发达的发达国家。”他干笑了两声。

“对了，小伙子，你叫什么？”

“叫我小赵就行。”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全名。

“也在这边成家了？”她问。她注意到了车上那个心形小吊坠，上面印着他和一个外国女孩的亲密合影。

他仿佛有些诧异，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微微晃动的吊坠，说：“还没有。”

“我女儿也还没，不过快了，”她说，“我这次是来参加她的婚礼的。”

“在西西里岛？”

“她老公是那里的。”她想到那个戴着方框眼镜，面庞儒雅，但颈部有大片文身的男人。女儿把他的照片给她看时，她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位女婿。

“恭喜，恭喜。”他礼貌回应。

他这么问是因为知道她的最后一站会是西西里，在那之前，她都要由他陪同，他们会一路南下，从罗马开到那不勒斯，然后他将在那里送这个女人坐上去西西里的船。一切完成后，他会从她女儿那里拿到三千欧元的报酬，而接到她以后，他已经收到了一千欧元的定金。这样的活计并不好找，通常他只在菲乌米奇诺机场和罗马市区之间穿梭，接送一些留学生或游客，有时甚至隔几周才能挣个一两百欧。所以那个年轻女人在中文社交媒体上找到他时，他很快就答应了。

看上去，这位母亲不难相处。他松了口气。

他没去过西西里。他并不了解那里，甚至有些刻板印象，觉得南方人是“黑手党”后代，口音难听，行为粗鲁。这些都是他的米兰朋友们告诉他的。他认识很多米兰人，他一直生活在北方。

“你女朋友是意大利人吧？真漂亮。”她看着那个心形吊坠上的照片说道。

“不，”他说，“她是波兰人。”

“波兰？”

“对，属于东欧。”他抬头扫了一眼那张照片，那是他们冬天一起去柏林时拍的。

“那就是俄罗斯那边吧？她漂亮！”

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他一定要告诉女友，她被一个中国女人当成了“俄罗斯人”，这会让她发疯，他喜欢看她发疯。她气恼时会像电影里那些漂亮女人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最后，她会对他说：“算了吧，这不重要。”

车子渐渐靠近罗马市区，道路逐渐拥挤，鸣笛声也多了起来。过了正午，太阳像一枚即将融化的银色硬币悬在斑马线的正上方，行人的墨镜和头发同时泛着光。那些明黄色、乳白色，或橘粉色的楼房看得她有些入迷，除了一扇扇细长的木质百叶窗以外，几乎每栋楼都不一样。路边的公交站牌没有大幅的广告灯板，只是一块简陋的铁皮板，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待车靠近时，人们便不动声色地从近处的店铺、树荫、阳伞处聚拢过来——几乎每个街角都撑着阳伞，伞下有人喝咖啡或吃着彩色的冰淇淋球。

车停在了一个散发着芳香的酒店门厅外，叫“小赵” 的年轻人率先走到前台，和那个面庞瘦削的男人说了些外语。对方递来一张卡片，他把卡片转交到她手上时并没有看她，而是继续和前台后的男人说笑着，他们的声音渐渐大起来，仿佛一对亲密的朋友。

她干咳了两声，年轻人才停止了闲聊，对她说：“君姐，我跟他说过了，他会带你去房间。”

她随意大利人进入电梯，感到有些紧张，毕竟她不会外语，更从未单独和外国男人待在一起，不过她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他并没有同她交流的意思。他们在沉默中等待电梯门开，一前一后走到笔直的走廊尽头，他示意拐角处就是她的房间，随后撇嘴一笑，便离开了。

房间还算宽敞、洁净，听女儿说，这里的酒店价格是国内的四五倍那样高——而楼下那个男孩仅靠开车就收了她两万块，她不禁想到“中国人不坑中国人”那样的话。

尽管生气，她还是记着打开行李箱检查那个裹着十几层泡沫棉的盒子，那是她要送给女婿的一套景德镇的茶具——听说他喜欢喝茶。

她的手机已经自动切换到了欧洲时区：下午四点钟不到，她计算着，国内应是晚上十点。她尚未感受到“时差”。她坐进窗边的那把浅色暗花的布面读书椅，觉得自己无比清醒，看得清楚，听得也清楚。厚厚的布窗帘紧闭着，像在夜里，但她听到窗台上有鸟在走动，那是白天的动静。她闭上眼感受着这种奇妙的反差，直到困意袭来。

小赵并没有离开酒店大堂。他和女友租住在另外一个区。他原本打算在附近转转——搬来罗马后，他还从未逛过老城区，这里总是挤满了游客。

然而，在准备离开时，他瞥见了角落里的那张蓝色沙发。他怔怔地站在原地看了几秒。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沙发，和他在图灵时出租屋里的那张一样。

它被摆在酒店的休息区，旁边有一台廉价的过滤式咖啡机和一些杂志。他走过去，坐了下来。他伸直双腿，双臂自然地耷拉在扶手外侧，头往后仰了一会儿。他确信这就是他的沙发。

那时法比奥喜欢蜷缩在沙发里，捧着一本小巧的平装书，两条细腿叠放着，膝盖的骨头凸出来，如同两把精美的折叠刀。法比奥是他的同窗，他们同修城市规划博士学位。这个小他两岁的意大利男孩总是过来借住，请求他做些中餐，也会用大号塑料保鲜盒带来他祖母做的手工意大利面，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旧书、咖啡壶，还有一个二手黑胶唱片机。法比奥不常去学校，喜欢赤裸着半身在他的出租屋里走来走去，要不就是坐在沙发里发呆或读书。他总是穿一件领口松垮的棉T恤，有时是绿色，有时是蓝色，偶尔是白色，下面只穿一条内裤。在有一晚法比奥邀请他坐下同看那部安东尼奥尼的《蚀》，并突然侧过头放在他的颈窝里、对着那儿呼出热气后，他把法比奥轰了出去，此后再也没见过面。他甚至卖掉了一些家具，它们让他觉得厌恶。在二手市场网站上，很快有人买走了那张舒适的蓝沙发。

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抚摸着沙发扶手、木头镶边的底座、靠背上那三条不太对称的褶皱，还有磨损的纤维上泛起的那些细细的毛……

前台那个男人专注地盯着电脑，丝毫没有注意到他。他站起身，走过去。“不好意思，请问，”他指了指沙发的方向，“那张沙发，是在哪里买的？”

“唔，那个，”前台男人眨了眨眼睛说，“是我们自己的。”

“一个客人捐赠的。”男人补充道。

太离奇了，他想。

他走回去坐进那张蓝色沙发里，像是走回那套远在图灵的小公寓那样缓慢。法比奥被赶出那里后不久，他在约会软件上结识了现在的女友。他的计划是，等他在这里找到工作，他们就结婚。他往大大小小的高校发送了上百份简历，除了两次短暂的线上面谈，他没有得到更多回音。女友并不介意他没有工作，她主动负担了两人的房租，允许他开自己的车挣点小钱，还总向朋友介绍说他是个“学者”。他深知自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欧洲女孩了，除了没有结婚的意愿以外，她一切都好。不过他并不为此过分忧虑，他总觉得，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也正在发生变化。

他换了个姿势，侧躺在沙发上，给女友拨了通电话，她说她正在路边抽烟。她在一家社工机构上班，工作很清闲。他对她说，他看上一张古董沙发。

“是吗？”她淡淡地问。

“我一眼就看中了。”

她沉默了一瞬，他想象着她正缓缓地吐出巧克力味儿的烟雾。

“你想买吗？”她问。

“孔雀蓝色，和你的地毯很相称。”

“好啊。”她似乎是带着微笑的。

电话结束后，他感到心情愉悦，给女主顾发了条微信：“君姐，我六点半左右在酒店大堂等你。”

她六点钟刚过就下了楼，见他坐在酒店大堂，她显得很惊讶。

这个女人换了身衣服，还化了妆，和几个小时前大不相同。她涂了意大利女人喜欢的那种暗红色口红，佩戴着一根细银线的珍珠吊坠，穿着鸡心领的白色短袖搭配波谱花纹的半裙，只不过，脚上那双粉色细带的平底凉鞋不太协调。当然，他的目光并未在她身上停留。

“想吃什么？”他把目光投向玻璃门外，有人快步经过。

她只能想到意大利披萨，但他说那不勒斯的披萨最有名，他们之后会去。她没了主意，于是他提议在附近走走。

“反正离饭点儿还很远。”他说。

“都六点多了。”她有些诧异。

他似乎早料到她会这么说。“现在是夏令时，十点多天还亮着，所以大多是八九点钟吃晚饭。”他解释道。

“放心，我们不会这么晚吃的。”他补充道。这么说的时候，他从蓝色沙发上站起身，暂时忘记了一刻钟以前的那些事。

“走吧？”他说。

她没有表示反对，她不知道要如何反对以及反对些什么，当然，她也并没有强烈的反对意愿。

他们穿过宽阔的街道，进入一片更破旧的区域。已经接近七点钟了，太阳依旧明晃晃的，每块破损的墙砖上都反射着光，断壁残垣间仿佛有些模糊的影子闪动着，它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交叠在一起，构成一个古老的幻象。“古罗马”，她心想。

“那是斗兽场，我预约了明天的门票。”他指着斜前方山坡上那些围成弧形的柱子，说道。

一大群穿着白底带粉色字母图样衣服的人如潮水般涌来，她不清楚怎么回事，只觉得一阵令人晕眩的热气扑面而来，她穿梭在其中，汗津津的，一阵急促又尖锐的疲惫笼罩了她。她对自己生气，她总觉得自己的“更年期”迟迟没有结束。

年轻人终于在一处树荫下停住了脚步。“今天有城市马拉松，人多。”他回头指了指那群穿一样衣服的人。

远方高处墨绿色的树冠连成一片，半椭圆形的、宽阔的、凝固着的，如同云朵的化石。她想问问那是什么树，但没有开口。

“那些树叫地中海伞松，很特别。”他说。

因为凉鞋底又薄又平，她的脚底渗出了汗。至于这条红色蓝色相间的花裙子，她是特意穿着的，以为能有机会拍照片。

她提出要吃饭，尽管天依旧没有要黑下来的迹象。这次他没有再提出异议。

他们步行回到酒店附近，开走了停在街角的红色汽车。车子驶出老城区，进入一片幽静的居民区。这里的路被一块块绿地分成左右双向的两条车道，道路的中轴线上种着一列高耸的老树，树旁是一些色彩艳丽的鲜花，还有空荡的长椅。街两边的店铺大多关着门，除了一个牵着狗走过的年轻姑娘，她没有看到其他行人。

车在这条路和另外一条林荫道的交叉口停下。他们下车后，向前走了几十米，穿过绿化带，来到一个很小的门面前。门开着，里面灯光昏暗，也没有客人，朴素的红白方格桌布让她大跌眼镜，这里看上去和国内的廉价快餐店没什么两样。她停在进门处，拍了张照片，发给女儿。

女儿很快回复道：“这家好吃，他还挺会找地方的。”

她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面前各放着一张手写的菜单，没有图片，她无从抉择。他替她点了一盘长的圆面条，上面沾满被打碎的番茄和一些贝壳。这种面条她曾经在国内的牛排店吃过，并不觉得新奇。面的味道倒是很好，只是有些“夹生”，另外，她觉得有点儿咸。他吃的是一种形似刀削面的扁面条，裹着深色酱汁和白色碎屑，看起来倒更好吃些。他还替她点了一杯淡粉色的葡萄酒，酸、涩、冰凉，她并不喜欢这种味道，不过盛酒的高脚杯很好看，弧形外壁泛着一层浅黄的光晕，吸引着她一口接一口地喝下去。

“酒还不错吧？”年轻人说，“这家店很有名气，我和女朋友经常来。”

“我女儿好像也知道这里。”她说。

“你女儿以前也在罗马？”他问。

她摇头：“她以前在英国，在伦敦工作了几年。”

“好地方，”他说，“我也去过，读书的时候。”

“你也是在英国读的书？”她问。

“不，在这边，”他说，“意大利。”

她发现他说话总是很简短，他很少会说完整的句子，譬如“你、我、他”以及“是、不是”——主语，甚至谓语——都会被省略，仿佛和她说话是件很没必要的事情。丈夫刚去世不久的时候，她曾经接触过一个这样说话的男人，那人离异，有一个和女儿年纪相仿的儿子，他自己经营一些生意，早早地把儿子送去了美国。她曾想过和他再婚，让女儿也到美国去，但渐渐地，他的冷淡让她无法忍受，她便离开了他。这个年轻人说话的口吻让她想起了那段时光。

总之，这顿饭并没有让她的心情变好，却又没什么可抱怨的。她只是兴味索然，仿佛一切都事与愿违。至于她到底有何愿景，她也说不清楚。罗马让她失去了好奇心，意大利也变成了一个女儿精心编织的陷阱，她甚至开始怀疑期待已久的海岛婚礼也会同样令人失望。她想起那个女儿在澳洲的邻居，每次回国探亲，总要抱怨自己吃不下那些生的叶子、渗血的肉排、“比隔夜馒头片还干”的硬面包。这次回去，她也要说，意大利的面条又咸又夹生，名不副实。

走出饭馆时，天总算黑了，空气凉快了些。伴着鼻腔里一阵阵微酸的酒气，她上车后不久就睡着了。

醒来时车里只剩她一个人，车子是熄了火的，停在陌生的路边。她看向窗外，这是条石板路，不算宽，两边是两排乳白色的楼房，有些看上去很高档的服装店和餐馆。

她的手机没在身上，她翻遍座位的角落也没有找到。

她在漆黑中观察着寥寥无几的路人。有一个穿着长毛线裙和草编拖鞋、戴宽檐帽的女人路过，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人要在夜里戴宽檐帽。她决定待在车里，可她再也睡不着了。她已经醉意全无，并且想到了一些可怕的可能性。

一对父女贴着车窗走过，小女孩长着蜷曲蓬松的金发，她想到了女儿小的时候。那时女儿的头发毛茸茸的，有点儿泛黄，常有人说她像个外国小姑娘——没想到她如今真成了“外国人”。但女儿很特别，她一早就知道。那年她的丈夫出车祸，在医院里躺了近三个月后死掉了。她在整理丈夫的遗物时发现了一盒崭新的避孕套和一个陈旧的日记本，本子后面有笔迹新鲜的一串手机号码，她试着拨了过去，对于那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她毫无头绪。她只知道，有了女儿之后，她和丈夫几乎不怎么做爱了。她在那张结婚时订做的木板床上坐了一会儿，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儿，她并不感到伤心，只是极度的困倦，感觉身体里有个巨大的、无声的风箱在转着，几乎要将她的灵魂抽干。她倒在那个箱子边睡着了，醒来时发现床上空无一物，这时女儿跑进来，袖子上还戴着一个黑色的“孝”字。

她说：“妈妈，我把你要烧掉的那些东西拿走了。”

“你拿到哪里去了？”

“他们门口在烧火，我就丢进去了。”女儿口中的“他们”是附近的那些和她同岁的小男孩，他们时常跟在她身后笑嘻嘻地打闹。

然后她搂着女儿在那张床上睡着了，直到夜里才醒过来，她记得那晚的月光像清水一样灌进窗户。她总觉得，那长长的一觉之后，没过多久，女儿就离开了她，先去上海，又到英国，最终停在了意大利。那一觉之后，关于女儿的记忆仿佛就不多了，那些记忆不再是具体、鲜活、碎片似的场景和瞬间，而变成一个个关于女儿人生的结语式、经验性的事实——比如，女儿开始抽电子烟、开始买一些昂贵的破衣服和旧家具、开始沉迷于爬雪山、开始和外国人谈恋爱……但这些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她统统不知道。

她依旧住在丈夫留下的老房子里，那张木板床被换成了软床，旧床架被拉走的那天，她坐在床角等上门的货运工人时，回想起那个午后女儿跑进来喊她的情景，她没有说“爸爸的东西”，而是说“你要烧掉的东西”。

她认为女儿对父亲应该没有太深的印象了，他去世的时候她还太小。可女儿很少提起他，也从来不去祭奠——无论如何，他至少是个好父亲，女儿没有道理怨恨他。她想不通，甚至有时会怀疑，是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了女儿心里。不过如今她也不去墓园了，女儿考上大学那年，她最后一次去看他，东西烧完后，她守着那个黑黢黢的火盆，用钩子反复挑动了几下，直到火星全部熄灭，消失在干瘪的灰色褶皱中，她就转身离开了那里。

“君姐？”

她回过神，车门开了，那个青年坐进了驾驶座。

“没事吧？”他问。

她意识到自己眼睛湿了。

“我看你睡着了，就停车去喝了一杯。”他没提到他曾尝试喊醒她，但没有成功。

“这里，喝了酒可以开车？”她闻到了酒气。

“没关系。”他说话时，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字母“F”开头的一个单词，他没有接听，只是紧紧盯着屏幕。

“没关系的。”他又重复了一遍。

电话铃声停了。他发动车子，用力揉搓自己的脸，仿佛那是一块半干的海绵。

她意识到“F”一定很重要。

“我的手机不见了。”她说。

他放下双手，脸上的褶皱还未完全展开：“手机丢了？”

她点点头。

“老城区小偷很多……”

“吃饭的时候还在。”她记得她给女儿发了信息。

“那就是在饭店。”仿佛终于得到了行动和离开的契机，他一个急转弯将车子开出了这条石板路。车速很快，她不由得紧张起来，猜测着他究竟喝了多少酒。

道路越来越空旷，行人稀少，饭馆所在的街区已是四下寂然——罗马在天黑后换了样貌。

饭馆落了锁。她问他能不能给老板打个电话，他表示在这里没人会这么做。

“那怎么办？”她对他口中的“这里”一窍不通，不懂为什么“这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别着急，明天再来，应该能找到。”他说。

“万一找不到呢？”她的声音有些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应该找得到。”他笃定地说道。

“我怎么跟我女儿联系？”

他把手机递过来，说：“可以先用我的手机跟她通个话。”

她觉得他只是不想帮她。他收了女儿的钱，却不尽责。整整一个下午，她既没有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也没有吃到想吃的食物，只是跟着他在街上闲逛。本该送她回酒店的路上，他竟能撇下她去喝酒，还在喝了酒的情况下开车载她。她不敢相信女儿把自己托付给了这么一个不务正业的人，让他用来路不正的钱哄骗着他的外国女朋友——也许还不止一个。

“你有未接电话。”她接过他的手机时故意这么说道。她不认为“F”是心形水晶上那个女孩。

“没关系，不用管。”他说的时候，眼睛看着手机屏幕。

“是女朋友吧？”她有些刻意地笑了一下。

他不说话，只是摇头，看得出他有些烦躁。

她没有给女儿打电话，而是把手机还给了他。“算了，明天再说吧，先送我回酒店。”她说。

回去的车程要快很多，透过沉默，她能感觉到他的心不在焉。她对这种氛围十分熟悉，以前她的丈夫总是如此，所以她并不在意。她转头看了他一眼，他有所察觉，也下意识地回过头看她。他们的目光短暂地交接了一下。就在这个瞬间，她想，其实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也许他的“无礼”只是因为她始终没有表达意见。女儿曾对她说：“没有想法就不要抱怨。”她讨厌“抱怨”这个词，它让人联想到“怨妇”。她已经被人说成是“寡妇”了，绝不能再被当作“怨妇”。

于是她主动开口说道：“看样子，你和我女儿应该差不多大，没有结婚的打算吗？”

他回答：“暂时没有。”

“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还不抓紧？”她半开玩笑地说。

“不着急，”他说，“我们都不急。”

“你们这代人，尤其是在国外的，真是不一样了。我女儿今年都三十五了。”

“差不多，我三十一。”

“那你还小，不用着急。”她说着拍了拍自己的膝盖。

他留意到了她的这个动作。他发现她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习惯，比如在衣服上拍拍打打、将用过的纸巾折成方块儿、捋平汽车座垫或桌布边沿、用右手揉搓左手的虎口……她重复着这些动作，尤其是在烦躁的时候——没错，她的烦躁总是可见的，仿佛这些动作是散落的图钉，随处捡起，便能轻巧地将她重新固定在生活中。

他想到了法比奥，那个年轻男孩也有许多小动作，像不安的幼鸟，扑扇翅膀，搅动空气。

他回忆着一些模糊的画面的碎片，脑海中再次出现了蓝色沙发，随后在女人的尖叫中，车子撞上了路边的公交站牌。那张破烂的铁皮发出巨大响动，仿佛一声带着重喘的咳嗽，回荡在罗马街头。

他们都下了车，他趴在车的左前方看了一会儿，对她说：“没受伤吧？”

她摇摇头。

他用脚踢了一下保险杠，说：“走吧。”

她看着倒伏的公交站牌，问：“不用报警吗？”

他停在车门旁边，仿佛在考虑她说的话。

“这里没有监控。”过了大约几秒钟，他说道。

她又开始摆弄自己的裙子了。

“几点了？”她没有手机，也不知道时间。

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却不回答。

“等一下。”他皱着眉头，看上去很焦躁。

如果她的手机没有丢，她现在就要告诉女儿自己再也忍受不了这个莫名其妙的年轻人了。

他背对着她，用外语打了一通电话，声音很低，她几乎听不到。挂断后，他又用中文打了一通电话，他走得很远，她依然听不清楚内容。

他回来时，又说了一次：“走吧。”

他的声音在愈来愈凉的夜风中微微发颤，她看了一眼地上的站牌，心里不安，却没有再浪费口舌。她对自己说，反正她很快就会离开这里。

车很快就回到了酒店门口，大厅里灯光依旧明亮。

“明天九点，在楼下的蓝沙发那里见吧。”她没有手机，只能提前约定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他点点头，仿佛欲言又止。

她迅速下了车，关车门的声音很重，但她并非有意为之。她听见身后传来轮胎急促的尖叫声，觉得像个休止符，结束了这令人不满的一天，虽不美妙，却很痛快。回到房间后，她睡得很快、很沉，像是躺在一缸不停流淌的温水之中那样舒服。

第二天早晨，她被一阵敲门声吵醒的时候，房间的时钟刚好指向九点。

“等一下！”她很少睡过头，因此有些慌张。

敲门声停了，外面的人并没有说话，她也不自觉地僵在那里。在对峙般的几秒停顿后，敲门声再次响起。

“等一下。”她重复道。

这次外面回话了，说的是外语，她这才意识到来人并不是小赵。她缓缓走到门边，降低音量，试探般又一次说道：“等一下。”

外面的男人顿了片刻，开口说了更多她听不懂的句子。

她把门打开，门缝的宽度刚好足以露出那个男人又窄又长的脸，是昨天送她回房的那个前台。对方举起一张黄色纸条，嘴里快速地说了句什么，把纸条交给她后便快步离开了。

“君姐，实在抱歉，有些意外情况，我无法继续行程了。”纸条上用中文这么写着。

——另起一行：“放心，我已经告诉你女儿了，她今天就会来酒店接你！”

她又确认了一遍，纸条上写着的的确是“今天”，没错。她在床上坐了一会儿，猜测这是否和昨晚的撞车有关系。她有些愤怒，但更多的是茫然。就像多年前那个下午，她坐在木板床上，并不知道女儿会开门进来，告诉她应该怎么办。只是这次她已经知道女儿会来了。

不过女儿来得并没有那么快。她在酒店房间里一直待到天黑，透过窗子，她看到暮霭落在直角或斜角的房顶，也温柔地化为同样的形状。根据“夏令时”的知识，此时应该已经九点多了。从早到晚，她只吃了两个从飞机上带下来的小圆面包。饥饿让等待变得更加难熬，她开始怀疑那张纸条上的内容是否可信、女儿是否真的会来，甚至那个年轻人是不是骗子，而丢失手机、发生车祸、不告而别都是他的计划……这些猜测如同黑夜一样具体地降临、凝固、定型了。她感到一阵战栗，转身拉紧了窗帘。

她决定下楼。酒店大堂的灯光明亮如旧，她安心了些。前台站着的不再是给她送纸条的男人，而是个年轻女孩。她们目光对上的时候，女孩笑了一下。她陡然回到了真实之中——那个并非名叫“罗马”的魅影的世界中。既然真实，那么一切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她恢复了一点儿信念，如果她一直待在此处，必定能够碰上中国来的住客。她在那张蓝色沙发上坐下来，有几次，前台女孩穿过休息区，走到电梯旁的一扇小门背后。从她旁边经过时，女孩的嘴角会挂着笑，她们如同一个黑夜里的同盟，沉默、具体、心照不宣。

玻璃门滑动，一个挺着肚子的男人走进来，他穿大红色Polo衫，戴着粗麻布手套，趴在空荡荡的前台张望了一会儿。透过玻璃，她看到酒店门口停着一辆和他衣服颜色相同的厢式小货车。女孩从那扇门后走出来，和男人说了几句话，随后他们一起朝她坐着的方向走来。

女孩走到她的面前，而那个男人停在了两步开外的地方。女孩礼貌地笑了一下，开始用意大利语或是英语和她说话，她只能摆手和摇头。对方轻轻弯下腰，放慢语速又说了一次，她觉得太阳穴有些发烫，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再次摆手和摇头。

女孩和男人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个男人耸了耸肩，往旁边挪动了一步，指着她身下的沙发，做出一个搬动的手势。女孩接着他的动作，指向门外的小货车。

这下她明白了，她立即站了起来，甚至向后退了一步。男人轻松地抬走了沙发，地板上只剩一个方形的灰尘印记。女孩对她说了句什么，看表情，似乎是表达歉意。这一次她继续笑着摆手和摇头，表示没关系。她们不约而同地转头看那个男人，他正用肚子抵着蓝色沙发，穿过玻璃门，离开酒店大堂。就是这时，她看到女儿走了进来。和男人以及沙发相遇在并不宽敞的门框里时，女儿很敏捷地侧了下身子——就像她小时候在楼道里遇到搬煤气罐的人时那样，总能确保自己衣服上不沾一点儿灰。

她连续喊了两遍女儿的名字。女儿一边招手，一边加快脚步朝她走来。女儿迎面而来的时候，像一株叶片饱满的植物在风中摇晃。女儿简短地对她解释说，昨天那个年轻人有急事，她只得临时买票从西西里飞来，她预定的时候只剩下晚上的航班了。她没有多问，只觉得一阵感动、快乐和如释重负。罗马的一切都可以既往不咎了。

踏实地睡了一夜之后，她和女儿去了一处街边公园，那对面是个叫做“真理之口”的景点，外面的铁栅栏外，等待拍照的队伍足足排了十几米。女儿说那是《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把手伸进去的地方，说完便躺在公园的草地上睡着了。她坐在旁边的石凳上四处张望，公园背靠一处斜坡，从她的视角看过去，坡脊恰好将天空和地面一分为二，不时有人从背面爬上来，沿着那条分界线行走，紧贴着蓝色的天空和块状的云朵，逐渐靠近那些树冠相连的“伞松”，像是一幅会动的彩色拼贴画。直到街对面排队的人群散去，一个穿西装的秃顶男人锁上铁门，女儿才醒来，甩了甩垫在头底下的衬衫，说：“走吧，去找你的手机，顺便吃晚餐。”

她很想换一家店吃饭，但又觉得找到手机是当务之急，便没有说什么。女儿像昨天那个年轻人一样，跟店主聊得手舞足蹈。她告诉女儿，自己要吃一种深棕色肉汁的宽面，女儿自己则点了她昨天吃过的那一种，还叫了一杯白葡萄酒，同样是用漂亮的大号玻璃杯装着。面对着这张餐桌，她突然觉得今天和昨天惊人的雷同。

——不过，她的手机找到了，店家替她保管着。手机上只有两个未接电话，是昨晚那个年轻人打的。

她问女儿：“那个男孩把钱还给你了吗？”

“还没，过几天再说，不急。”她拿着叉子，慢慢地在盘子里转动，卷起一团面条，像是在玩玩具。

“什么不急，你别被人骗了。”

“不会的。”她把面条塞进嘴里，含糊地说道。

“你别太相信别人，这种人多了。”

女儿“嗯”了一声，看得出有些不耐烦。

她不依不饶：“他看着不像好人，你从哪儿找来的？”

“网上。”女儿把叉子斜放在盘子里，开始看手机。

她擅长应对沉默，但令她感到最难熬、也最难堪的一种沉默，就是女儿的沉默。

她继续说道：“他还有个外国的女朋友，长得挺漂亮，也不知道怎么认识的，说不定也是为了拿签证——”

女儿的脸色有些沉下来了，她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前些年她们总吵架的那段时间，女儿曾说要离开她，就算是通过结婚这种“手段”，也会留在国外。后来女儿真的找了一个欧洲人结婚时，她心里不是没有闪过这个念头。然而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来，甚至是在她说出口的瞬间，她才意识到，那个念头并非一闪而过，而是深深在她心里扎了根。

晚餐戛然而止。女儿叫来了老板结账。看起来女儿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依旧快乐地同人说着外语。她意识到女儿正处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而在那里，她已经被彻底隔绝出去了。她感到一阵酸楚、自责和无能为力。她在脑海中反复播放着刚才的那句话，认为自己是个恶毒的母亲。

女儿付完账，她问：“多少钱？”

“八十五欧。”她回答。

“这么贵？”

“这算正常价格，我还喝了两杯酒。”女儿说。

她有些夸张地摇头：“看来还是得挣欧元。”

说完她偷偷瞥了一眼女儿，女儿依旧没什么表情，既不开心，也不生气。她决定放弃挽回这个无可挽回却又似乎无足轻重的错误，开始询问明天的行程。女儿一口气说了很多地方，譬如什么喷泉、梵蒂冈、西班牙广场……她不理解为什么意大利会有“西班牙”广场，也不认为她们真的会去到所有这些地方，只是女儿这样同她说着话，她就感觉踏实一些。女儿约的出租车很快就到了。上车后，女儿很快就开始和司机用外语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另一个世界之中。

于是她把注意力投向窗外，车子行驶在和前一天同样的路线上，她能够辨别出沿途的一些商店。那块被小赵撞倒的公交站牌依旧躺在地上，她没有指给女儿看。

另一边女儿的电话响了，听她的语气，应该是那个西西里人——

“Yeah， she’s fine…”（“是的，她很好……”）

“Something bad happened…”（“ 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His mother died yesterday…”（“他的母亲昨天去世了……”）

“Yeah， he had to go back to China…”（“ 的，他不得不回中国……”）

“We’re still in Roma…”（“我们仍在罗马……”）

她很少听女儿说英语，她听不懂，但觉得很好听，她听着那些温柔的低语，渐渐打起盹儿来。半梦半醒中，她看见自己开着一辆红色的轿车，后备箱装着蓝色沙发，行驶在一条开阔的马路上，路边只有农田和一些破旧低矮的房屋，让人毫无头绪。但在梦里，她清楚地知道罗马在她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