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我希望写出命运感
舒晋瑜：说说你的长篇小说吧。
朱辉：2000年前后，我一连写了四个长篇。《我的表情》《牛角梳》《白驹》《天知道》，它们展示了我在长篇创作上的左冲右突，元气满满，我至今仍然很珍视。
我已经将近二十年不写长篇了，直到2021年动笔的《万川归》。积累和构思十几年，写了两年，2023年1月在《钟山》发表后，又修改了两年。
舒晋瑜：你的写作，很少在情感上陷溺其中。但从你的创作谈看出，写《万川归》时你很多次觉到了心痛。
朱辉：是的。我投入了情感，许多片段、场景，我写作时潸然泪下，好几天难以自拔。某些心理描写，让我自己心惊胆战，几乎不忍下笔。
舒晋瑜：您的创作线索多来自哪里？《万川归》的写作缘起是什么？
朱辉：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的，听来的，看见的，甚至一段音乐，一个笑话，一个梦，都可能是一个作品的缘起。我的感觉是，一个作家，生活直接给他提供素材的机缘，一辈子不会超过个位数。主要是想象。不但故事、情节依赖虚构和想象，细节也是编的。虚构比真实更真实，更传神、精妙。
《万川归》是我第五部长篇。此前的四部，《我的表情》《牛角梳》《白驹》《天知道》，都是2000年前后写的，像发了神经病，一口气写了四个。差不多二十年后，我才动念写《万川归》。
二十年，经历了太多的事，不少感慨，似乎有无数的话要说。许多人，映着二十年的时光，一直在我眼前晃动。逐渐清晰。老实说，作家应该有一双异于常人的眼睛，我看见了他们晃动的身影下，太阳和月亮的阴影，我看到了他们的心，或者说是他们的心跳与我自己的心脏产生了共振。这种共振渐渐有了节奏，有了旋律，也有曲调也有情。我进入了状态。
舒晋瑜：曾在河海大学学习水利专业的经历，对于小说创作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吧？我想《万川归》和您的经历密切相关，在把握题材方面，是否游刃有余？
朱辉：水利专业的学习经历，对我所有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万川归》里，归霞和丁恩川就是水利专业出身。对这个行当我有基本的了解，不至于放炮或穿帮。可是在写作过程中，我还是要请教我的同学，他们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大半辈子，他们才是行家。
在出书前的修改过程中，我接受行家的意见，他们说，写水利，增加科技含量，你一定能干得好。鼓励是有效的，虽然把枯燥的专业技术数据写成文学，有难度，但有难度才有意思。我增加了丁恩川的笔墨，他本来只是背景和烘托，现在直笔书写了，这个人清晰了，站起来了。我频繁地请教现在还在白鹤滩水电站工地奋斗的同学，写完后经过了他的审定。丁恩川这个人，学有所成，终成国之栋梁，是1980年代大学生中光彩照人的又一种典型。他学一个专业，喜欢这个专业，一辈子只做这个专业，国家建设又特别需要这个专业，他是幸福的。
我曾为没有读中文系遗憾，有些缺憾至今仍在，但除了文学，有一个其他的专业背景也挺好，它冷不丁或者随时在支持你。短篇小说《七层宝塔》，如果没有学习水利的经历，有关国土规划的理念我可能就不会有。在小说里也就几句，但这几句关涉到土地和河流。李敬泽曾在一次会议上蹦出一个词：空转现实主义。那次会议我不在场，是会后别人转述的，我吃了一惊，他总是能语出惊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头脑里立即出现一个画面：水轮机在空转，转得煞有介事，可叶片却没有插入水中，像滑稽的电风扇，甚至是真空中的电风扇。
一个长篇，里面的人物，故事等等，最好能够落到实处。倒不是我有写出百科全书式小说的野心，而是，人物、情感、思虑和慨叹，必须有所着落。这个时候，《万川归》在几个人物中设置一两个水利行业的人，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这也不算是一本关于水利行业的小说，有好多人物，有教授，有律师，有保姆，有失业打短工的，还有绑架案的罪犯，涉及的行业除了水利、政法，还有房地产和出版业。我在大学和出版社工作多年，知道不少所谓秘辛，这些都不是问题。
舒晋瑜：小说讲述1960年代出生的人40年的生活历程，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分别来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还有一个人生活在京杭大运河边上，而这几条大江大河最终都流向大海，“万川归”，小说的寓意大气磅礴。在驾驭这部长篇的结构和表达主题方面，您有怎样的寄托？
朱辉：你看出来了。我在小说开篇就描绘了从飞机上俯瞰的景象，几条大河在国土上流淌，最终归于大海。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校还不叫“河海大学”，是“华东水利学院”，其实学生不止来自华东，全国都有。“流域”和“水系”是水利最基本的概念，我把几个人物的出发地安置在几个主要流域，是自然而然的，不这么做简直是愚蠢。
百川归海。在中国，大江大河向东流淌，是因为国土西高东低，这是规律，是高程问题、空间问题。时间上，光阴一去不再，人由小变老，也无可违逆。几个人物四十年的成长，必然跟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大潮，在潮涨潮落中发展。
中年以后，我对“命运”两个字越来越感兴趣。我希望写出命运感来。
舒晋瑜：小说提到电影《庐山恋》风靡全国，女主角张瑜换了四十三套衣服——这些细节是真实的吧？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感觉流淌着一种怀旧的情绪，同时也记录了时代变迁中资本的扩张、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您在写作中，觉得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朱辉：《庐山恋》1980年开始上映，里面的张瑜，确实换了43套衣服。这在刚从“蓝蚂蚁”着装社会走出的中国，是石破天惊的。印象更深的是，女主居然通过纠正男主的英语发音而相识，进而通过I love my motherland,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的清晨）来传情达意。1981年，我在上大学，每天爬到清凉山上背单词。差不多每个同学都是这样。电影中的这个场景跟清凉山十分相似，只不过你即便大声喊出这句英语，也不见得有姑娘来应和你。四十年过去，现在网上有人在呼吁，取消高考英语，中学生不学英语，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怀旧是一种老年病。时间很快，略微年长的，怕是都会有点怀旧，轻重不同而已。事实上，当时还有个电影影响更大，那就是《少年寺》，简直看疯了。那时大学生谈恋爱还很含蓄，绝不会出现在女生宿舍楼下，摆个心形蜡烛阵这样的壮举来。顶多是悄悄递情书，请看电影。男女生也很羞涩，女生接受邀请更不容易，因为一起看过电影基本就是定情了，可即便她不愿意就此定情，但去看《少林寺》，诱惑又实在是很大。《万川归》中，《庐山恋》我写到了，《少林寺》没有写。原因有两个：篇幅所限；《庐山恋》承载的文化因素更适合我这本书。
这就说到写这个长篇最难处理的问题了——时间。时间跨度四十年，篇幅我限定在30万字以内，你不能什么都写，只能选择这个题材不可忽略的部分。不得不有所舍弃，而又不能显得漏洞百出，处处疏漏，这只能依靠结构。长篇小说的首要问题就是结构，结构是形式感，是建筑物的构架，但同时，结构也是工具，作者依照结构的需要，挑选适当的建筑材料。结构能帮助作者对材料做出取舍。
这三十多年，很漫长，也很丰富繁杂，但并不是什么都能写。我悟出了结构对筛选材料的意义，我捋出了时间线，大事记，为了结构我想了一年多——摒弃所有杂务，连短篇都只写了一个。突然有一天，脑子亮了。我兴奋地看见了还一字未落的长篇的雏形。
长篇的结构有很多种，比我们看到过的各种建筑物还要丰富诡异。我希望能有点新意，最好是别人从来没有这么干过。这非常难，简直是狂妄。我努力了。
舒晋瑜：您对于笔下的主人公，持有怎样的态度？万风和、归霞、璟然都是有病的，是身体的病，也是时代的病？
朱辉：上帝不提供完满、完美。没有什么万事如意。疾病或欠缺就是人生。据我所知，人到中年，体检报告上毫无问题的人大抵是不存在的。几十年的打拼，奋斗，当然也包括消耗性地享受，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病痛。万风和、归霞、璟然身体都有病，丁恩川、周雨田等人也有暗疾，即便像个天选之子的李弘毅，他身体极其健康，但也遭遇了无妄之灾，车祸。但我本意上，并不想揪着具体疾病不放，我真正关注的是过程，是趋势，是过程中的悲欣交集和趋势的庄严沉着。
舒晋瑜：写了这么多年，您觉得自己的写作在哪方面变化最大？
朱辉：心态更好了。对文学、对人生的理解更稳定，可能也更深了些。表现在写作上，对自己的要求更高。
舒晋瑜：中国的所谓城市题材，一向不如农村题材成就大，您怎么看？我认为《万川归》达到了新的高度。不知您本人有怎样的写作目标？
朱辉：中国有漫长的农业农村史，中国的城市还处于发育当中，许多城市其实还是个大农村。城市题材的作品也许是没有写农村的作品成就大，但这是暂时的。情况很快会发生变化，甚至逆转。不得不承认，农村题材的作品，有时会天然地让人高看一眼，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褒奖，但对写作的人来说，不要考虑这个比较好。写作是性情的事，与做人一样，太精了其实是笨。做你自己就好，适合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好才是王道。
谢谢你对《万川归》宽厚的肯定。所谓“新高度”，首先应该是我自己的新高度。我的自我认知是：这部长篇，达到了我目前的最高水平。写的时候，我深知话不可说破，情不可越界，我尽力了。
舒晋瑜：一直关注城市，表现城市题材的写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特色。您自己愿意概括一下吗？您认为自己的城市题材的作品，具有怎样的风格？在同类题材中有何特点？
朱辉：概括的事，我做不好。能说出的是：写城市或写乡村，其实都是写人，区别只在于文化传统和生活、生产方式。我特别有兴趣的，是人们习焉不察、熟视无睹的裂隙处。
舒晋瑜：您希望成为怎样的作家？对自己未来的创作有怎样的期许？
朱辉：我曾经说过，一个小说家，如果能写出五个优异的短篇，或一个优秀的长篇，那他作为一个作家就不枉此生。写每个作品，无论长短，都应该不遗余力。我希望能写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