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今年，村子里一年一度的农历三月初八古会恰好和清明节假期重合，趁着放假，我在三月初七上午开着汽车，带着老婆和儿子回到村子里。村广场上，许多白发苍苍的小贩已经摆好了摊位。

小时候，村子里的古会热闹非凡，十里八村的人都赶来，连续几天人流涌动，拥挤不堪，用摩肩接踵来形容也毫不为过。过去，古会承载了经济发展、信息传播和社会交往等诸多功能，但如今，遍布的超市和商场已经满足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人手一部手机，不出家门便知大情小事。因此，古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规模年年缩水，远不如从前，大有成为一个空洞符号的趋势。

我把汽车停在了家门口东边的路上。听到声音，围挡里的两只大白鹅伸长脖子呱呱叫，土狗认出了我们，摇晃着尾巴，在车门旁边蹭来蹭去。我妈出来了，儿子跑过去叫奶奶。

我打开后备箱，把一兜东西往家里拿。这时，小芳伯母从门口路过，她没打招呼，头也不扭，直接走了。自从大年初二那天她来找我爸索要占地补偿款的事情发生之后，两家人的关系就降至冰点，我爸和小芳伯母见面谁也不搭理谁。

伯母安小芳一九九六年带着两岁的女儿阿波，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澜沧县的山沟里来到河南后跟着我大伯生活。他们先后辗转在梁北镇军张村的造纸厂和神垕镇边沟村的小煤矿多年，直到前几年才回到老家盖了四间平房，带卫生间和院子。房子盖得太近，导致我家进出很不方便，我的汽车只能停在东边的路上。大伯家抽油烟机的烟囱对着我们家的大门，小芳伯母喜欢吃辣椒，炒菜的时候烟气呛得我们家门口不能站人。

我起初就反对大伯把房子盖在我们家前边，但我爸心软，竟然同意了，还说什么房子将来是我的。我觉得这是胡扯，他们有两个女儿，怎么会轮到把房子给我？反倒是两家人住得那么近，引发矛盾是早晚的事情，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一九九八年，小芳伯母和我大伯生下了女儿丁丽萍，加上阿波，她们母女三人都没有户口。为办户口，小芳伯母跑回云南，她在云南属于未婚生育，母女两人的户口都在娘家。小芳伯母和大伯领了结婚证后，小芳伯母和阿波的户口迁了过来，丽萍的户口则由我妈找她在派出所上班的表哥帮忙，大伯、小芳伯母和丽萍作了亲子鉴定，上了户口。

几年前，村子里调整土地，小芳伯母和丽萍分到了耕地，阿波由于已经嫁人，不再分地。事情就出在分地这上面。

大年三十晚上，外出打工回来的村民风铃和小芳伯母闲谈，说她家北边山上的占地款一个人一年补偿了一千多块钱，小芳母女这几年少说也得有个一两万。小芳伯母说一分钱没收到。风铃添油加醋，让她去问我爸要。

丁国营负责分发占地补偿款。一个人分二百四十七块钱，占地的那年户口上只有大伯一个人，因此只分发一个人的钱。丁国营为了省事，就把大伯的二百四十七块钱给了我爸，我爸去给大伯，大伯正在下棋，他说让我爸拿着，他不要了。

我爸解释，山上占地补偿款分了三批，第一批的几户人家确实补偿比较多，因为上面盖的是房子；第二批十来年没补偿，盖的是养殖场，发生了猪瘟，猪死光了，老板早就跑没影了；第三批是果园，一个人一年补偿二百四十七块钱，好几年没发下来了。今年是个例外，补偿标准是按照二〇一〇年占地时候的户口数计算的，因此，只有大伯他一个人的。但是，小芳伯母不听这些。

我爸把钱又给了丁国营，丁国营拿出了二百五十块，解释丁大军一个人只能分那么多，钱给了小芳伯母。小芳伯母没找人家三块钱，直接把钱装兜里了。随后，小芳伯母又去找过村会计王青林，问补偿款的事情。她说，她二〇一五年底就和两个女儿入了户口，为什么不给她分钱？王青林一方面听不懂她的云南口音，另一方面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就让她回去找分钱的人。

大年初二，她的两个女儿和女婿来串亲戚，她不做饭。临近中午，她把气撒在了我爸身上，气呼呼地来找我爸，71岁的大伯劝不住她。

我听了，劝我爸，看在我大伯的面子上，不要和她一般见识，不搭理她就行，让她想找谁要找谁要，只要她能要上。以后，和他们一家保持距离，别划分不清楚。再说，没有她的钱，她索要什么？

小芳伯母憋了两个月气，前一段时间生了一场大病，在人民医院住院。我妈说买点牛奶和鸡蛋去看看她，我爸爸断然拒绝，说她死了都不去看她。

我这次回来，没有往南边大伯家去，倒是我五岁的儿子悄悄跑过去了。几分钟后，儿子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大伯走在后面跟了过来。没说两句话，小芳伯母在前院喊，声如洪钟，大伯就走了。

二

我九十岁的姥娘坐在院子里晒暖，她除了过年在我舅舅李宝家住，其他时间轮流住在三个女儿李改琴、李书琴和李书改家。过完年后，按照惯例，我妈把姥娘接了过来。

今年闰六月，天热得晚。我向树上望去，洋槐花只长出了几小片泛绿的嫩叶，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绿色的波光。

中午，我妈做了捞面条，我们坐在院子里吃饭。我老婆头疼病犯了，躺在东屋的床上睡觉，我把面条给她端了过去。姥娘坐在院子里问，她在屋里还没起床吃饭？我回答，吃了。姥娘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么好多管闲事，我讨厌她这种藐视别人的口气，觉得别人都懒似的，怪不得她和我舅妈吵了三十多年，直到五年前她在我大姨家煤气中毒差点儿死掉后才没力气吵了。她现在除右边胯骨脱臼外另加左眼白内障，但她心性如常。过年的时候，我们去舅舅家串亲戚，姥娘又说起了我爸爸这不好那不好，这不行那不行。我在心里反驳她，我爸爸再不好不也是每年让你在我们家住半年之久，你在其他两个女儿家住的时间加起来也没在我家长，住不了多久人家就想各种办法赶你走。何况我爸爸有什么不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成了身残志坚的作家，一个读了上海大学的博士，你们家的宝贝孙子只能啃老，他学历低，又不肯下苦力，三十岁了没个工作，连婚都结不了。人老了，就做个老人，古人说，六十耳顺，姥娘从来不懂这些。她早年和娘家三兄弟断了亲，就是因为性子太刚烈，不懂得变通，我姥爷受了她一辈子窝囊气，早早就死了。

到了下午两点，我骑着电动三轮车载着我妈和儿子去岗马的白霜服饰店买衣服。我妈和其他节俭的农村大妈一样，不舍得花钱，一双二十九块钱的布鞋，一件三十九块钱的裤子，一件四十九块钱的外套，加起来不过一百一十七块钱，尽管由我支付，但我妈仍旧嫌贵，心疼了好大一会儿。她不停地对收银员说这是她大儿子，放假回来了。结完账，我们又去隔壁的超市，我妈说没有调味料了，我给她买了一袋南德调味料和几样蔬菜。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村广场上的音乐声响起，这次请来的是县豫剧团，舞台搭建在他们开来的大卡车上。一些闲来无事的大爷大娘跑过来看热闹，王红喜就夹杂在其中。他头发卷曲，是天生的自来卷，胡子拉碴，眼眶深邃，眼球外突，看起来很像是画家梵高。他的爸爸和几个哥哥都是如此，有点儿欧洲人血统。

他一嘴的龅牙，胸口别着一枝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塑料红花，像是一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郎官。右胳膊上缠着一个红袖箍，上面写着“志愿服务”几个大字。他拖着大长腿，佝偻着腰，忙前忙后，不亦乐乎。

他是他妈妈最小的儿子，排行老五，五十多岁，未婚，无儿无女，热衷于参加红白喜事。

他更多时候是不请自来，像是一只嗅觉灵敏的狗，能从空气里闻到细微的味道，十里八村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因此，他在乡村社会里有一定的影响力，到处能混个脸熟，说上两句话，吃上一碗饭，不只是被外人看作是一个笑话。

我拍了一下他瘦高的肩膀，问他，知道我是谁吗？他扭过头，眼睛盯着我，说，咋不知道，你是二军家的大孩。在他眼里，我只是某个村民的孩子。我说，你挺忙的。他嘿嘿一笑，扭头走了，背影融化在密集的人群之中。

有时候，个人对自己的命运是很难掌控的，比如残疾和婚姻。王发财家的老大孩王建设小时候调皮，把锄头扛在肩膀上，学大人模样走来走去。不料，乐极生悲，锄头掉落下来，把他左边脚后跟的脚筋切断了。王发财不给他治疗，他就成了瘸子，走路一扭一扭地，经常被人嘲笑，导致他见人就紧张，脸红得跟半熟的桃子一样。后来，又多了个结巴的毛病，说话不利索，眼神不停地闪烁。他下面的两个弟弟都结婚生了孩子，老二举家搬去了县城做生意，老三继承了家里的小卖部，只有他打光棍，没少干地里的农活儿。

十年前，王发财去县城进货，带回来一条老黄皮烟，摆在了小卖部的玻璃柜里。王建设想吸烟，偷拿了一盒，被王发财看到，王发财一脚给王建设踹倒在了玻璃柜上。玻璃柜的玻璃应声而碎，王建设胳膊和屁股上满是玻璃碴子，鲜血直流。王发财让他滚。

后来，王发财在进货的路上被大货车撞瘫痪，他肥胖的身体被塞进轮椅里晒太阳，王建设从他身边走过，斜看了王发财一眼，一句话也不说。

王建设今年五十岁了，再过十年，他就可以领五保金了。

这几年，农业机械化普及程度逐渐在提高，地里的活儿少了，他不外出打工，仍旧守在家里，吃完饭后东边逛逛西边转转，偶尔站在牌场里看人打牌。去年，他在路上捡了一个破手机，他侄女放假回来给他下载了快手和抖音，他很快迷上了刷短视频，晚上抱着手机，看里面穿超短裙的美女跳舞，边看边流口水，养成了不看短视频半夜睡不着觉的习惯。

三

我好多年没见过风铃了。这么多年了，她多嘴多舌的性格还是没有变，前一段过年的时候，她给小芳伯母说了几句占地补偿款的闲话，挑拨是非。

初七晚上，第一场大戏开始了，请戏的人是田小召，他喜得孙子。他儿子田豪上了一所五年制的技校，获得了大专文凭，常年在苏州的电子厂打工。去年，家里盖了楼，买了车，就让田豪回来结了婚。戏场里自然少不了风铃。她老公田赖货六十五岁，得了好几年的阿尔茨海默病，他不认识人了，只会对人傻笑。他口渴了，风铃呵斥他忍住，看完戏再回家喝水。

戏演的是七个媳妇给老太君拜寿，老太君就是杨家将里的那个。

罗奶拖着长长的竹毛扫把。开戏前，地上燃放了一挂十米长的鞭炮，蹦得到处都是炮纸。她打扫完卫生后，回家喝了汤，抱着小凳子来看戏。她老公丁随申曾经是个有名的老酒鬼，隔三岔五不醉不归。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又迷上了抽一种劣质雪茄，整天夹在手指缝里吞云吐雾，查出肺癌晚期后，他仍烟酒不断，半年时间瘦成了一截枯木，死在了床上。随申爷是个能人，他当过我们队的队长。他儿子结婚那年欠了一屁股债，为此他还了好几年。他儿子婚后常年在外打工，也酗起了酒，东莞的出租屋里啤酒瓶堆成了一座山。他儿媳妇在家带儿子，守活寡，心里有怨言，家庭关系不和睦。

亚超叔和汪红婶也回来了。这几天刚好是汪红婶改嫁时带来的儿子丁宇轩去世五周年，她说说笑笑，声音清脆，似乎已经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了。亚超叔和前妻生的女儿丁铮铮早已经嫁人了，他们想把铮铮的儿子过继到膝下，将来继承当初为丁宇轩建造的二层小洋楼，但这件事只是停留在计划当中，阻力太大，无法实施。

四

初八一大早，我爸爸去会场花了五块钱剃了个头，看起来精神了不少。他今年六十岁了，领上了一个月一百多块钱的农村养老金。

吃过早饭，我领着儿子去古会上瞎转。炸串的、卖水的、套圈的、打气球的、算卦的、做棉花糖的、卖冰淇淋的、卖衣服的、卖鞋的、修鞋的和补锅的等，分布在灰尘四溅的会场里。

古会北边的王冯村小学已经废弃多年，里面停了几辆汽车，变成了免费停车场。记忆中很大的操场如今却变得很小，两个生锈的篮球筐上落满了鸟屎。

我走进一间教室，里面没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屋顶漏水严重。前几天刚下过雨，墙面长满了绿色的苔藓。黑板上写着一首《古朗月行》，字迹斑驳，像是时光的倒流。五岁的儿子跟着我走进去，我告诉他，这里就是我三十年前上小学一年级时的教室。儿子说，怎么这么脏？的确，有人随地大小便，这里早成了隐形的公共厕所。

教室外面的花池里，南天竹疯长到两米多高。上小学的时候，我喜欢把脱落的南天竹叶茎当成级别不一的武士，根据体型大小依次排列，然后进行格斗，脆弱的断掉，最坚硬的叶茎留在了最后，成了胜者。我当时经常沉迷在这种幻想的游戏之中。

村子里为赶古会的剧团和商贩准备了饭菜。一口大锅架在了空旷的地上，专业做大锅菜的厨师抄着两米长的木勺不停地搅拌大锅里的粉条、白菜和猪肉片，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几只土狗蹲在不远处张望着，希望能吃上两口人类剩下的饭菜。

有两间不漏雨的教室经过简单整理当作了临时宿舍，供几个远道而来的商贩在里面暂住。我从教室外面走过，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女人突然拉上了窗帘。

要开戏了，戏台子下面早早坐满了老年人和跟着来的孩子，年轻人的面孔几乎没有见到。

村会计王青林六十八岁，他瘦瘦的长脸上布满了皱纹，身后跟着上小学的孙子和孙女。鞭炮声响起后，戏台子上往下面撒糖，他的孙子想要。他走到后台，拽住撒糖的治保主任张二勇，从黑色的袋子里抓出了一大把糖，转身给了孙子和孙女。台子下面的老人和孩子们在争抢糖果，如一群啄食的鸡聚在一起。

我说，青林爷，精神怪好啊。他说，那精神不好还中？他干了三十多年村会计，和两任村支书搭班子，守在村子里一辈子。

亲戚们陆陆续续来了。

我在会场上见到了大姨和三姨。大姨领着她的外孙女朱美美和孙子张嘉恒，她的外孙女和孙子都是十二岁，儿子和女儿外出打工，由她一个人照看两个孩子。

会场上，两个孩子和我迎面而过，但我们互不认识。大姨搬了个马扎，坐在会场上看戏。两个孩子则抱着手机，坐在我家北屋的沙发上玩游戏。

三姨在我家院子外面掐地骨皮的嫩芽，说是回家调凉菜用，能治疗胃病。

四舅爷七十八岁，他是我姥娘唯一没有断亲的娘家弟弟。四舅爷的记忆力差了很多，许多之前的事情他都不记得了，比如我喝醉酒那次，又比如做玉米铲子生意的事情。

二十三年前我十二岁，跟着我爸爸去黑龙庙村买煤球。到黑龙庙后，我爸爸找到了四舅爷，四舅爷热情款待，打开了几瓶劣质酒，还找了个侄子薛小盼来陪酒。结果，我爸爸没喝醉，反倒是我醉得不成样子，我那时只是个刚上初中一年级的孩子。酒局结束了，我骑上了三轮车，小风吹到了我身上，一阵凉意，酒劲上来了，我刚拐出四舅爷家没有大门的院子，三轮车就侧翻了，四舅爷的笑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再没有出来过。我爸爸把我和三轮车扶起来，他拉了一百块煤球，我坐在后面，吐了一路，脸上沾满了煤渣，衣服上混合着食物和酒精的酸臭味。

亚超叔的继子丁宇轩就是醉酒后呕吐窒息而死的。几年前，他在佛山的灯具厂打工，下了夜班，跟一群河南老乡喝到半夜，一个人醉醺醺地躺在出租屋里，呕吐物堵塞了他的呼吸道，要了他二十八岁的年轻生命。事后，酒友们全部躲了起来，至今找不到人。

我醉酒后的次年，不靠谱的四舅爷给我爸爸介绍了一桩发财致富的生意。他让我爸爸去周口鹿邑县买玉米铲子，拉回来卖，进价一把五块，卖出去一把十五块，净赚十块差价。我爸爸脑子一热，坐上车就去了鹿邑县，找到了四舅爷说的那个匠人。

那个人是四舅爷在一次集市上认识的，两人喝了一顿酒后，那人给他留了个地址。玉米铲子早涨价了，不是五块钱一把，而是八块钱一把。四舅爷说买六百把，我爸爸没敢买那么多，只背回来了二百把玉米铲子。四舅爷和我爸爸骑着自行车去赶会卖。四舅爷说玉米铲子是用炸弹皮做成的，十分锋利，削铁如泥，路人没一个相信他的，跑了一天，一把也没有卖出去。几次过去，连饭钱都顾不住，我爸爸灰了心，四舅爷只好一个人去卖玉米铲子。

那几年，农业机械化突飞猛进，流行起了用拖拉机来粉碎玉米秆，手工的玉米铲子迅速被历史淘汰。几年下来，四舅爷总共只卖出去了不到十把，剩下的堆在他的床底下，锈迹斑斑，成了废铁。

初八中午吃饭，我爸爸吃了治疗滑膜炎的药，我劝我爸爸少喝点儿，四舅爷说没事。我说看看药里面有头孢没有，四舅爷说他吃了头孢照样喝酒，没一点儿事。我说会死人的，大姨也说是，她的邻居就是吃头孢后再喝酒死掉的。四舅爷不信，非得塞进嘴里试试，我急忙劝住了他。

吃完饭，四舅爷几杯酒下肚后说话不利索起来，大姨走进北屋里说，四舅爷酒品很差，喝醉酒打过她老公。我想起了多年前四舅爷和随申爷在我家的酒桌上逞强好胜，喝醉酒后躺在我东屋的床上，把我的床上吐得到处都是，到了后半夜，四舅爷酒醒后一拍屁股就走人了，脏东西也不打扫。大姨说，怪不得四舅妈撇下女儿彩霞跑了，他这样，谁都跟他过不到一块，到老了也是不改。

说起喝醉酒的事情，姥娘说她让我关庄村的姨姥爷喝酒，说喝醉了把姨姥爷送回家。姨姥爷真喝醉了，她就让姨姥爷睡到猪圈里，身上沾满了猪的屎尿。

古会过去了半个多月，我妈打来电话，说四舅爷来找他的农村五保户养老卡和慢性病卡，让我看看有没有塞进我带走的牛奶箱子里。牛奶箱子我早就扔掉了。四舅爷接住电话，说他人老了，脑子不管用，不知道把卡塞到哪里了。我安慰他，真丢了卡，别人不知道密码也用不成，你再去镇上办张养老卡，慢性病卡得去医院办。

五

会场上有很多假冒产品，你可以见到：“康帅傅”“哇哈哈”“奥力奥”“家多宝”“可口可笑”以及外面的箱子是蒙牛里面却是伊利和花花牛随机混合装的过期牛奶，甚至还塞进去一块砖头增加分量。这些打游击的小贩以此非法牟利，进一步加速了农村古会经济的衰亡。

几杯酒下肚后，我爸爸又提起了小芳伯母的事情，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我们都在劝他。闲谈之中，我说见到了光棍丁根厅，他今年咋没出去打工？我爸爸说他大哥丁发根一个多月前死了，没人领他出去了。

过年的时候，六十岁的丁发根从新疆回来了。他在新疆摘棉花，赚了三万块钱。他白天喝酒，晚上打麻将，过了正月十五要再次踏上去新疆的火车了。半个月的时光在酒精和赌博的刺激中飞逝。正月十五早上，他老婆李秀喊他起床收拾行李，喊了几声他没回应，打开门看到他的鼻子、嘴巴和眼睛渗出了黑血，伸手一摸，没气了。

十年前，丁发根的岳母王巧莲就是死在了牌桌上。王巧莲是个牌场老将，白天黑夜打，有时候憋住尿，厕所都懒得去，怕耽误摸一圈牌。长此以往，她先是右腿受压迫坏死，截了肢，但她坐上轮椅照样打牌，嘴里的金牙闪着光，亮度不减。她又得了尿毒症，每周透析两次，透析完挂着吊针打牌，最终油尽灯枯，死在了牌场上。

我爸爸是王巧莲的牌友，两人早年没少在我家北屋的牌桌上通宵达旦地打牌。凑局的还有丁发根、冯昌林和田树根。丁发根后来成了王巧莲的女婿；冯昌林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几年前走丢了，后来被发现死在了高速公路下面的涵洞里；田树根去北京打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瘫痪了。

牌友们一个个都不在了，我爸爸不免叹息起来。他去年得了滑膜炎，胯骨疼，不用多说，这和长期打牌脱不了干系。他如今干不了重活儿，忙时在家种地，闲时在附近打一些零工，他口袋里装着我弟弟给他买的随身Wi-Fi，走到哪里都有网，随时随地刷抖音。

三姨夫说起了军张村的姑爷。我姑爷九十岁了，健步如飞，骑着电动车满大街跑。又说起了我姑爷的外甥王延生没过完年就死了，肺癌晚期。

我爸爸说他昨天去岗马买菜，在经过西南地的时候碰见了王延生的老婆在浇地，水管太沉，一个妇女家的拽不动，他去帮了会儿忙。王延生比我爸爸大一岁，早年间两人一块去建筑工地干活儿。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广东偷电缆被抓，判了十五年，住在监狱里；二儿子开了个修车店，至今还没结婚。王延生病重的时候我爸爸去看他，他躺在床上，头发灰白，桌子底下凌乱地堆积着用过的吊瓶。他悲观地预计自己熬不到吃夏天新麦了，事实上，他两天后就走了。我爸爸宽慰他了两句，把一兜子鸡蛋放在了他的床头。他哭了，眼睛里流出了泪水，肺里发出一阵深邃而又苍老的嘶嘶声，如同通电的电炉丝。他哽咽着说鸡蛋也吃不下去了。他的表哥张自明，也就是我姑爷的大儿子，一位长期用煤炭烧热水的锅炉工，三年前得了肺癌死掉了。当时，王延生和我爸爸一块去他家里看过他，不料一模一样的疾病在历史重演了。

初八下午，古会场上的戏散场后，风铃发现坐在她身边的田赖货不见了，便赶紧夹着凳子回到了家。门锁着，钥匙在她口袋里。她打开门，家里没有人。她回想起来在看戏的途中，他吵着要去尿，她烦他影响她看戏，随口说了一句，你自己去没人的油菜地里尿去。她再次返回会场，稀稀疏疏的人群和车流仿佛潮汐退去，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她一连问了好几个人，有人看到他向南边的麦地走去，她追了过去。在夕阳的斜照下，她看到了他的身影。他正站在前妻的坟前，像是一个稻草人，他的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丢了，右脚的脚板上满是鲜血，一块碎玻璃扎透了他的脚心。她走过去，质问他来这里干啥？是不是又想那个小狐狸精了？他看了她一眼，眼神迷茫又陌生。她拽着他回了家，在半路上捡到了他丢掉的鞋子。

一路上，她脸色铁青，看戏时的好心情全被搞坏了。

她的儿子四十一岁，至今未婚。她的女儿四年前离异，独自带着女儿在外面打工。她想不明白自己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才落得个这样悲惨的下场。

风铃，这个曾经风风火火的妇女队长，因爱上了第三者，如今难掩幽怨。

六

吃完午饭，三姨和三姨夫先走了，他们两口子要去县城听健康专家讲座，听完课一个人可以免费领一盘鸡蛋，他们得赶回去，不能耽误了占便宜。两个月后，他们被骗走了五万块钱，三姨和三姨夫两人一病不起，一块住了半年院。大姨领着孙子和外孙女去看戏。四舅爷骑上电动车，摇摇晃晃地走了，他说没喝醉，真怕他摔了。

我站在路上，碰见了三个女人从南边走来，打头的女人比较年轻，圆脸，高个子，涂脂抹粉，牛仔短裤搭配肉色丝袜，看着很喜庆。她给我打招呼，说，奇高回来了？我说是。她问我还知道她是谁吗？我们家南边只有一个邻居就是老刘家。我说，你是四姑。她说，你竟然认出来了。她又问我，后面一位年纪大的女人是谁？我说，是军斌婶。她说，不对，是大姑。

我上次见到大姑也就是慧萍姑，还是十九年前的暑假，当时她怀孕了，大着肚子，住在娘家。那时，我刚初中毕业，听到她和娟婶说她在看一些待产的书籍。如今，她的儿子去浙江打工两年多了。

四姑问，那边刚走过去的是你老婆和孩子？我说，是的。她说，没见过面，都不认识。

四姑是老刘家的四女儿，当时老刘为了传宗接代，只好去他大姐家抱养了个继子军斌。老刘老婆结扎十年后，意外怀孕，生下来的还是个女儿，老四比老三小了整整十二岁。

刘军斌连生了两个男孩，初中没毕业的四姑去浙江给哥哥当了几年保姆照看孩子。她二十岁嫁人，二十一岁生下第一个男孩，二十三岁又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随后就是她和老公宋志远在浙江漫长的打工生涯。我回家告诉我爸爸，看见四姑和她大姐二姐了，没见三姑。我爸爸说，三姑两口子在二十多年前把邻居打伤了，警察年年来抓人，据说两口子跑到了内蒙古，东躲西藏，不敢露面。

院子外面的桃树刚刚开出了粉红色的桃花，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少年纪红，他是我邻居老太爷丁铁成的外孙子。那年的三月初八古会他来串亲戚，非得把一棵开了满树桃花的桃树给挖走。他把桃树的根斩断，又把桃树的枝杈锯断，桃树干被他绑在了自行车后座上带走了。我蹲在桃树坑里，看着零落的残红断枝，难过得稀里哗啦。我爸爸说纪红坐轮椅好多年了，他在郑州打工被车撞了，坐在轮椅上，话也不会说了，这两年没见过，不知道他死了没有。

狗娃老婆右手拄着拐杖，在路上走走停停，戏快演完了，她还没走到会场。她是丁国营和丁老根的妈妈。

早年间，她大儿子丁国营依靠他舅舅的关系当了煤矿工人，她老两口的地给了二儿子丁老根种，条件是丁老根来养活她老两口。后来狗娃死了，只剩下了狗娃老婆，地也是她一个人的了。丁老根的老婆徐骄妮想让两家轮流赡养她，丁国营的老婆朱任妮不愿意，说轮流赡养也行，把地给还回来。地丁老根种了几十年，自然不愿意，先是骄妮和任妮吵，后来变成国营和老根两兄弟吵，一直闹到村委会，让村干部来调解，最终的结果是地谁也不种，租出去，一年收五百块钱的租金，两家平分。

兄弟两人自此伤了和气，两家人见面谁也不搭理谁。九十岁的狗娃老婆一个人住在土坯房里，两家人轮流过去送饭，一轮一天。

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一个晚上，停电了，狗娃老婆去村委会门口的代销点里买煤油。她拿了一张五十的，买了一壶煤油，花了十块钱，人家找她四十块钱。第二天天亮了，她发现自己家里的那张一百的不见了。她怀疑自己昨天晚上去买油拿的是一百的，便去代销点吵闹。代销点的女人一口否认，说没有收到过一百的。于是，狗娃老婆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诅咒，以至于女人不得已关掉了代销点，把家搬到了偏远的北地。

我走过去喊狗娃老婆，祖奶奶，你也去看戏？她抬起满是皱纹的眼皮，看了我一眼，嘴角带笑，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摆摆手，意思是她耳朵聋了，听不见。她又往前走了几步，再次停下来，反反复复，单薄的背影在小路上渐行渐远。

 【作者简介：丁奇高，本名丁气高，1990年生于河南禹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青年文学人才研修班学员，作品见于《西湖》《草原》《西部》《作品》《大家》《牡丹》《散文选刊》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