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它们成千上万，越来越逼近。黑暗里没有别的，全是鸟儿。他的房间里塞满鸟儿。

——童话《夜鸟》

一

记忆的刀锋所向披靡。在你不知道应该先揭开哪一道伤口的时候，最安全的办法是从自己开始。

十年前，某个工作日中午。开完会，我在外面跟同事一起坐地铁回工作的出版社。有电话打进来，是我初二的女儿的班主任。班主任一向很负责，近来接到这样的电话都是她放弃午休的时间，告诉我女儿的情绪“可能有问题”。她总是努力寻找合适的、科学的措辞，我忍不住跟着她一起努力，于是饿过头的胃隐隐作痛。

但我还是没有耽搁一秒钟，按下电话，凑到耳边，同时用手堵住另一只耳朵，好把地铁里的杂音隔绝在外。

“今天我要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

信号不好，电话断了。再打，不通。再打，又不通。

地铁里的灯光灭了又亮，亮了又灭。手机在手上失去了重力，飞出去又飞回来。后来我的同事告诉我，这些都是我的错觉。那天地铁里的情况很正常——光线、声音、人们的情绪——他甚至还闻到了方便面的味道，但没看清楚是从哪里来的。

我的理智还在。我告诉自己“不幸的消息”与我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不幸”向来只适合用来描述别人。面对真正不幸的人，你很难把这两个字说出口。问题是，在这样的时刻，理智没有任何作用。

我的同事悬空着胳膊，随时准备撑住我。

我们出了地铁才拨通了电话，没人接，于是我挂掉电话，想打给通讯录里的另一个老师，又担心自己的手机占线，班主任找不到我。就这样经过好几个回合，圈子终于兜回了班主任。我还没有吃午饭，胃在空转，酸疼酸疼的。

也许仅仅是因为手机信号恢复了正常，班主任的话听起来稳定了很多，语言的组织能力恢复到往常的六成。抱歉，她说，刚才，电话断了，但我在急着通知别的家长，所以没再给你打，你也没有找到我，是的就是那样——就好像路走岔了，不好意思啊。

到底什么事？我听见自己几乎在吼。我不再是什么理智的、淡定的、懂得“温和地坚持”的知识分子，我只是一个绝望的母亲。

“意外，是意外，”班主任把长句切成了碎片，“那个同学是我们班的，对。昨晚，事情是在家里发生的。我们在妥善处理中。”

事实证明，我刚才的判断没有错。然而，我很清楚，那个被断开的电话击垮的我，被深深的恐惧压倒的我，才是真的我。老师和我，没有人说清楚“意外”到底是什么，但我们自然而然地对上了一串暗号。我知道她在说什么，她也知道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已经紧急启动对全班同学的心理干预。是的有专业人士。正规资质，放心。对，一定要重视。我们都很难过，难过极了……青春期，经历创伤之后的心理危机，可能会长期存在。学校和家长要共同努力，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当然会平安渡过，当然——孩子总会长大的，一定会。”

有手在拍我的肩膀，有男中音在我耳边说没事没事。是那位刚才陪着我一起吓傻的同事。从地铁站走到单位的路上，他一直在批评地铁信号怎么可以这么差，以及，不管你是教什么的老师拿起电话你应该有事儿说事儿啊你起什么范儿呢？这叫什么呢，他说，这叫八股文章害死人。

我想，老师眼前也许有一张纸。跟我念第一遍的时候，她太紧张了，第二遍就好得多了。谁能不紧张呢？我记得她有一个比我更小的孩子，刚念小学。

我麻木地往前走，熟悉的路线变得陌生。同事转弯我就转弯，他过马路我就过马路。我所有的思维、情绪，都还停留在老师的电话里。我想，那些我熟悉的字，像膨胀螺丝那样，被一把看不见的冲击钻，一枚一枚地塞到我的脑子里。我不知道它们连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我机械地在电话这头发出毫无意义的单音节，表示我在听。我记得，我一边听一边擦掉手背上的微温的液体。那是不是来自我的眼睛？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就在那一刻，我替女儿做出了转学的决定。

二

这当然不是一时冲动。在此之前，这个念头至少已经盘桓了好几个月。

站在我彼时的视角，女儿的态度并不算很消极。她不排斥补习班，有时候甚至主动要求去——因为所有的同学都去。她会根据眼前的排名悄悄计算直升考过线的几率。随着形势逐渐严峻，我越来越少听到她在房间里唱歌。

班主任担忧的“情绪问题”，常常用一种曲折的甚至逆向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那个会敲响她办公室的门，给她看新写的诗的女孩子，也许是在努力补偿自己在数学上失落的尊严。老师看出她很不快乐，我也看得出来。只不过，我时时涌起的内疚与不安常常会被另一个声音压下去：

“再坚持一下，我的孩子。过了这一关，以后你会感谢我。”

直到在地铁口打完那个漫长的电话，我才意识到那个总在我内心作祟的声音有多么自私。我是在给自己的虚荣找借口吗？在一所过于优秀的学校里，承认自己的失落与挫败——难以接受这一点的，究竟是女儿，还是我？憧憬自己站在未来的街口，等待孩子的感谢——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优越感？

也是在那一刻，刚才被失联的手机放大并且延宕的惊恐与焦虑，使得“他者之痛”无比真切地裹住我全身。有好多平时淹没在日常生活里的记忆碎片一起涌过来，就像是那种诡谲的、电影里才会出现的高速画面的交叠。有点像《瞬息全宇宙》。

女儿以前就说起过那个男孩。总是坐在教室后排，所以其实不太清楚他每天在做什么。好像一直在睡觉。不知道家长为什么要送他到学校来睡觉。好像他也喜欢打游戏，可是教室里不能打游戏——所以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好像妈妈是本校教工。好像有借读名额。好像他一直都考最后一名。好像他的成绩不用算到班级的平均分里。

“我们都以为他习惯了。”这几个字她说得越来越轻，如果不用力听，你根本听不见。

他显然并没有习惯。在那么多模糊的“好像”之后，我们付出了人世间最惨痛的代价，才确认了这一点。

高速交叠的画面里也有一件听来的往事，时间还得再往前翻几年。

有个在研究机构里工作的好朋友，在某次聚会上给我讲过他单位里发生的故事。他的同事，夫妻俩都在那家机构上班。他们的孩子，一个在半夜里高空坠落的男孩，生命定格在寒冷的冬夜。人们讳莫如深，没有人忍心探究原因和细节。只有一个无从证实的版本：孩子的父母说，孩子是偷偷地在自己的房间里，守在窗口，想看那一晚即将爆发的狮子座流星雨。

那次聚会，我就像缠住刘姥姥一定要把抽柴草的女孩的故事讲完的贾宝玉（《红楼梦》第三十九回）。我明明知道那是典型的不可靠叙事，脑补的画面却越来越真实。它的冲击力，远比我听过的很多可靠叙事更大。

“后来呢？”我问我的朋友。

没有后来。我的朋友离开了那家机构，去了高校。也许他们也辞职了，他说。

“在经过那样的事情之后，换一个环境是不是会对他们更好？”他似乎在用反问句安抚我的好奇心。

“是两个都辞职了，还是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太添堵了。”

这画面在地铁口再度袭来。两个从高空坠落的男孩，一个比另一个更遥远，在那一刻合二为一。我很难想象——更别说描述他们的痛苦，以及站在他们身后的两个家庭的痛苦。“感同身受”这四个字，在那一刻还是显得太轻了。

贾宝玉怎么解决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故事？他给了茗烟几百钱，去刘姥姥“顺口胡诌”的地名去寻访，找到一座破庙，里面“哪有什么女孩儿，竟是一位青脸红发的瘟神爷”。我没有可以差使的茗烟，我连一座破庙都找不到。我只能把这些故事——或者说这些残缺的故事折叠起来，当作一个隐藏的未了的心愿。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女儿渐渐长大。在经历过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都经历过的如履薄冰之后，那个心愿常常会从暗处浮现出来。我相信，有些事情，是一定要写下来，才能过了心里的那一关。小说，就是我能找到的茗烟，或者破庙。

这才有了中篇小说《手可摘星辰》。

三

我没想到的是，这部小说并不是一个终结。跨过这道门槛，通往的是一个更纷乱芜杂的世界，那里又开出好几扇窗来。有个高三学生给我发信，说感觉这小说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冲击力”，说也许有很多意思他（她）并没有看明白，却被一种“不可思议的透感”触摸到了。我觉得他（她）想表达的主要是最后一句：

“谢谢您，在文学的世界中点亮了一个独特璀璨的云星。”

我不太清楚“云星”是什么。我只是本能地察觉到，对于一个高三学生而言，通过某种方式确认自己的“独特璀璨”，有多么重要。

曹文韬是第一个在读完这篇小说之后，愿意跟我讲真实故事的人。在讲述的过程中，他的思路有时会突然从他的人生里拔出来，不需要任何过渡，便把话题拐到了小说，然后再跳回来。他是那么熟悉小说中的马超一家人，就像在谈论他的隔壁邻居。

“现在的邻居才不会那么亲近——还是小说有意思。你觉得小马会好吗？”

“会吧……就好像，小曹也会好。”

“小曹跟小马不太一样——当然也有一样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好。”

说“不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一头看起来很时髦、其实每一根都没有染过的灰白的头发，在黄灯下闪着淡金色的光。

二〇二二年，原本是小曹的人生曲线出现第二个波峰的时候。

第一个波峰是三年前的小升初。小曹依靠奥数成绩，拉出了一条从“菜小”到“牛校”的小阳线。所有跳进校门的小兔子，眼前都挂满了胡萝卜——你以为跳一跳就能够到与其“联名”的那所顶尖公办高中，其实经过一番厮杀之后，更大的概率还是与胡萝卜渐行渐远。我女儿就属于这一类。

但小曹逃过了这一轮魔咒。中考前全家设定的目标都是低了整整一个台阶的“胡萝卜”，但放榜时小曹的总分超过了整座城市所有的高中门槛。七百二十二点五分，数理化总共只扣了两分。第一志愿的胡萝卜稳稳地抱在怀里。

一切恍如隔世。那个暑假，曹家担心学校会安排入学前的活动，没敢订制旅游计划，就花了四万，给小曹添置了最新的电脑和照相机。第二次波峰显然比第一次更高，爸爸问小曹，进新学校有什么样的期待。小曹说他想交到新朋友——就跟初中里一样，要那样的好朋友。

从后验主义的角度看，这也许是一个微弱的预警甚至求救信号，只是没有人听见。在曹文韬的记忆中，“交朋友”从来都不是小曹的强项。上幼儿园的那几年，小曹会像其他乖巧而正常的小孩那样，在大人的聚会上表演唱歌和背诗，也会和第一次见面的孩子搭话。一到小学里，主动“和陌生人说话”的情况就完全绝迹，只是在他的舒适区——数学兴趣班上，他会故意带上iPad，在课间玩游戏。

那是一种刻意的、表演性十足的玩。他的微小的乐趣，也许不仅仅在于游戏本身，而在于引来一圈孩子围观的瞬间。

整个小学阶段，成绩出色的小曹，看着天花板背完了一份爸爸写的竞选演讲稿，顺利当上了班干部，但那只是完成了一个符号，“其实并没有干什么”。家长把寄予在他身上的厚望，简化成最容易记忆的目标——奥数好就能考上好学校，考上了以后就能住别墅。如今回忆起来，当时只有一个同学可以“算是朋友”，小学一毕业便自然而然地失联。

小曹在初中里的两个朋友，成绩都不好。用家长的视角看，那是三个差生的抱团取暖——与其他同学的差距越大，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就越长。当然，由于这一届初中的三年时光，几乎完全嵌在疫情里，线上线下的课程犬牙交错，所谓的“抱团”也很有限。在准备中考的那段最苦闷乏味的时间里，小曹的情绪曾一度失控到要“冲晒台”。在那样的时候，并没有朋友可以帮到他。

爸爸并不觉得冲晒台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那段时间，大人小孩都不太能出门，把谁关久了都想到晒台上喘口气——家里有晒台总还是件好事。总之熬一熬就好了，考完试就好了。

没人注意到，熬到了梦幻结局的小曹，对高中的最大的期许，不是清北，更不是未来的别墅，而是交到“跟初中一样的好朋友”。

在那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多想呢——爸爸说——有什么理由多想呢？

“就好比，那一年，小曹上幼儿园小班的第一周，班主任突然跟我们说，最好带孩子去看心理门诊，因为他看起来反应比较怪。叫他画画，他好像什么都听不见，自说自话一个人跑到教室后排。老师说这孩子可能有心理问题。这算什么问题？这也算问题？我们没有去看病。那种情况下，我们没投诉老师，就挺好了。”

四

历史是一台粗制滥造的复读机，总在漫不经心地循环播放。

高中开学，小曹经历了即将从波峰急坠入谷底之前的最为激烈的振荡。此前的所有迹象，好的，坏的，几乎同时涌现。

起初是亢奋。从军训到开学之后第一周的集体住宿，他的精神状态高昂得让人隐隐不安。新生联欢会上他上台舞过红旗，周末从宿舍回家时家里人发现他过于频繁地表白自己对这所学校的热烈的喜爱：

“不够，真的不够。我还可以再住五天。”

亢奋持续了最多一个月。到十月份，小曹的妈妈就已经被儿子打来的电话折磨得神经衰弱了。一天十几个，每次接通了就放不下来，算一算这些电话几乎占掉了他所有的课余时间。

抱怨层出不穷。身体不舒服，东西不好吃，上课没意思，同学不理他。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在跟他刻意作对，把他急于融入集体的热忱碾得粉碎。班上人才济济，功课与体育都很出色的学生在小曹寝室里就有两个。与他们相比，小曹敏感地觉察到社交磁场的差距。他找不到迅速缩小差距的办法，只能朝着相反的方向使劲。

在小曹的叙述中，宿舍里的典型场景是这样的：两个同学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一旁的小曹觉得那个话题他也可以发言，于是就插了一句嘴。可他的视线并没有与任何一个人交织，也没有叫他们的名字。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参与，四周的空气将他的自言自语吸得干干净净。

对于这一群在网课与电子游戏中开始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突然被扔进六人一间的群居生活，是新奇的，也是残酷的。如何面对面交流，甚至如何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都是需要学习的一件事。小曹甚至在课业上都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就已经在社交问题上败下阵来。当班上所有的男生都在玩狼人杀或者打扑克的时候，小曹仿佛被众人流放到了寝室王国的荒漠里。

“我不会，我也不想学，”他说，“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为什么要学呢？他们为什么对我视而不见呢？为什么要对我冷暴力呢？

冷暴力。小曹对这样具有冲击力的字眼似懂非懂，但用得很溜。这也是从出生就浸淫于二手信息的新一代的普遍倾向。他们在接触真正的“冷暴力”或者“校园霸凌”之前，这些词已经成了他们的口头禅。甚至，在跟父母讲述自己的遭遇时，他的逻辑虽然有点自相矛盾，态度却不无自省。他在困惑同学为什么针对他的同时，又会强调他们其实都是好人。

“既然整个班除了我看起来都挺正常，那问题应该就在我自己身上。同学们很优秀，但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父母对于这个问题的复盘，永远能增加新的值得后悔的项目。比如，夫妻俩本身都属于喜欢宅的人，工作上或许不够进取，社交上或许不够成功，所以小曹会不会从小就受到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再比如，对于小曹不尽人意的体育成绩，家里也是想过不少办法的，也花钱给他报过班——

“可是我们把项目报错了，”曹文韬懊恼地说，“跆拳道和游泳。这两个项目是完全用不着跟别人交流的。如果——比方说，报个球类运动，那情况会不会好一点？”

曹文韬在说这句的时候，也许想到的是睡在小曹上铺的那个会打篮球的男孩。有一回，上下铺因为一点小事情争吵，那孩子突然用篮球朝小曹身边的墙砸过去。球砸得很准，小曹毫发无伤，但他事后一直在念叨，说我没想到啊我一点也没想到球就这样砸过来了。显然，他心里有一块什么地方，也被这球砸碎了。

还有一件小事发生在国庆联欢晚会之前。上铺的兄弟借了小曹的手机，跟另一个同学一起坐在他的床上练歌。小曹没法把他们赶走。好容易等到熄灯，小曹总算要回了手机，委委屈屈地收拾床铺，没想到上铺的那位嘟囔了一句：“都要睡觉了，你倒是窸窸窣窣的，磨叽个没完了。”或许言者无心，但在小曹听来，这一句的威力不亚于那只砸在墙上的篮球。

夜越来越深，他躲到厕所里拨通了妈妈的电话，说现在就恨不得从五楼跳下去。

五

就这样，小曹在二〇二二年秋天开始的“焦虑状态”（这是留在小曹档案上的话）一直在持续发展。夫妻俩束手无策，只能分工协作，被动应对。

母亲叶欣然负责接电话，每天等着楼上的靴子掉下来。小曹只会给妈妈打电话，打不通妈妈的电话也不会打给爸爸。爸爸负责的都是那些次要的事情，比如替小曹做他拒绝完成的作业，替“作业帮”续会员费，或者干脆就是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替我查查这台游戏机要多少钱？”

有一次，小曹跑去晚自习，发现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测验，他根本没复习。小曹跑到教室外面的小树林里，给妈妈打电话，说我不知道今天要考试。妈妈根本顾不上追问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只能忙不迭地说，那你就待在树林里，我们去接你，明天早上再把你送回来。还有一次，好容易把他送到学校参加晚自习，到学校门口，他说我不想下车。爸爸只能默默地转动方向盘，掉头回家。

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曹文韬干脆每天开车载着老婆到校门口，守到孩子晚自习结束。崩溃的电话一打来，他们就告诉小曹马上会来把他接走。若是在熄灯前都没有电话，他们才会如释重负，开车回家。在如此无微不至的守候中，住读渐渐变成了走读，而走读则从双程变成了单程。直到二〇二三年的四月，小曹的成绩和心理状态，终于让家长、老师和他自己都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五一”小长假之后，当小曹再也不愿意返校时，老曹的反应是麻木远远大于焦虑。

接下来的整整两年里，曹家经历的是循环往复的复学拉锯战。在曹文韬看来，学校也是尽了力的，不仅小心翼翼地调停过小曹和同学之间的矛盾，也始终对长期缺席的小曹网开一面，在政策允许的框架里尝试过用各种方式延续小曹的学籍。长病假，留级，休学，甚至不止一次地暗示过他可以转学，可以出国，可以不必吊在一棵树上——总之，学校的意思是，人没事就好。每个学校里都出过“那样的事”，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

然而小曹的回答总是那么简短有力：

“我不转学，我凭本事考上的，我为什么要离开？”

“回原来的班级读高二？我没法跟他们相处，回去还是老样子，我为什么要回去？”

“我愿意留一级，我想像高一新生那样从军训开始，这样我就可以像打游戏那样彻底重启了。”

不可能有第二次军训——老师说——这是教委定好的规矩，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事情。

“那我不去，坚决不去。同学们在军训里早就混得很熟了，我后来出现就是插班生，他们不会把我当自己人的。”

选项越划越少。最后只剩下休学。画上休止符的不仅是小曹的学业，还有他对身外世界的几乎所有的好奇心。他可以连着几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身边是很多台很多代的游戏机、光盘、手柄。

通常，小曹只玩单机游戏，对网游不感兴趣——因为这样他就不需要在游戏里碰上人，真实的人。

偶尔，某个他熟悉的游戏出到第十几代，只有网游版。他迫不得已，特意选择在凌晨四点进入。对面有玩家跟他说一句hello，他便吓得立马退出来。爸爸告诉他，互联网上有的是世界各地的活人，咱们这里是凌晨，人家那里可以是黄昏，打个招呼有什么问题呢？

然而，这个游戏他终究也没能继续玩下去。跟活人打交道太累了，他说。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