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超伟：“隐语”之后
编者按
“文海观潮——浙江作家作品观察”将以访谈、视频等形式，陆续推出14位浙江作家创作观察。本期聚焦作家薛超伟。
薛超伟，1988年生，现居浙江瑞安，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曾入选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获春风悦读新人奖、花城文学奖等。出版小说集《隐语》。
虽然没见过薛超伟，但我猜他大概是个很“静”的人。这点也得到了他自己的承认。他甚至一度“消失”于文坛视野，回到温州瑞安老家，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
很多读过他小说的人也许都会这么想——那些躲在人群边缘的内向小孩、寺庙里养病的少年、合租屋里彼此试探的社恐青年，他笔下的很多人物表面上都内敛沉静，内心却始终翻涌着巨大的潮汐。和很多人一样，他的性格很矛盾，很多时候也挺闹腾，但真正看到他闹腾时样子的人不多，“我父母估计都不知道我有疯疯癫癫的一面”。
薛超伟的创作冲动，源自无数生活中琐碎的瞬间。他回忆起小时候，闹哄哄的饭桌上，每当有人开始讲故事，所有人都会凝神静听，“空气里有一些询问和试探的眼神在勾勾连连”。那种通过叙事掌控全场、连接人心的魔力，让他心驰神往。还有那些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妙景”和神奇发现，当他兴冲冲地讲给别人听，却得不到回应时，一个念头便萌生了：“总有人爱听吧，想着他们在哪呢？”写作，成了一场寻找潜在听众的漫长旅程。他笔下的角色基本都从生活中得来，但具体到创作本身，依然要通过想象、变形、推演，让笔下人物做一些决策。有时候，他会突发灵感，让角色做出一些特别的事，虽然有些时候对整篇作品是有益的，但大多数时候会伤害作品，需要删去。
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厦门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MFA创意写作硕士，之后入选第二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获得第九届西湖新锐文学奖、第十二届春风悦读榜“春风新人奖”…… 这位1988年生于浙江温州的青年作家，履历上写着一串漂亮的成绩。谁也不曾想到，他的首部中短篇小说集《隐语》写了八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八年写就十来万字的文本，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慢手”。在追求效率和曝光度的文学生态里，这种“慢”意味着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对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甚至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想不明白才写得不快。当聊起他标志性的“低速写作”时，他坦承自己一直很困扰。但他又补充到：“没有影响的焦虑，只有乏味的焦虑。跌宕起伏的故事让我警惕，同时我自己也不愿意写纯粹的思辨，所以本身想写的东西就不多。”那些我们外人看来是“定力”的东西，在他自己看来，只是因为“之前只能产出那么少的作品，而不是刻意的选择”。他甚至透露，自己已经很久没写出完整的作品了，但他并不真正担心，因为他的电脑里，“积攒了几个自己觉得不乏味的残篇”，等待被完成。他希望角色“体面一些，不想让他们张牙舞爪或者歇斯底里”，因为安静对他而言是理性和深思熟虑。这种“安静中爆发”的力量，也许是他为人和为文一以贯之的底色。
关于城市与故乡，薛超伟的人生轨迹颇为辗转：温州、厦门、上海、杭州，最终又和妻子回到温州瑞安生活。他在不同的城市待过一些年月，长居的都是东部沿海地区。他喜欢温暖湿润甚至炎热的地方，因为“炎热让我轻快，可以光着膀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种毫不矫饰的身体感受，或许构成了他空间感知的基础。他在厦门读本科的时候，一出校门便是海。厦门本岛很小，但他觉得很辽阔。而上海到处的遮蔽与诸多奇境，让他感到很复杂。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又与上海有所不同。他在余杭生活的经历让他看到了杭州爆炸式发展的一面；而老城区又让他看到生活中缓慢惬意的一面。
不同的城市经验影响了薛超伟的某些感知，也让他逐渐养成一个习惯：在小说里先给人物设定一个空间，让其在相应的空间里发生相应的故事，或呈现相应的状态。他举例，在构思上海故事的时候，氛围通常是疏离的、脆弱的，同时也是坚韧的，人物的内心，期待和焦虑并存；闽南故事则比较散漫，无论人物境遇如何，都带着一些幽默感和轻快。他在杭州上过人生中最长的班——虽然只有不到一年。目前，他尚且没有机会写杭州，但已经积累了很多素材。未来，他打算写几个关于杭州职场的小说和漫游类小说。此前这种漫长且居无定所的状态，或许可以解释小说集《隐语》中那些“既眷恋乡土又渴望悬浮”的情感。他喜欢去很多地方看看，但本质上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所以经常换一个地方深居，但“去他乡都不是为了冒险，而是为了观察和沉思”。
以下是访谈对话。
中国作家网：小说中的人物，如《隐语》中的阿婆与简秋榕，仿佛都背负着属于南方的湿润、黏稠与古旧记忆。对你而言，南方生活经验是创作的直接素材，还是一种更根本的情感底色与认知框架？
薛超伟：我每一两年回一趟厦门，到处走一走，去鼓浪屿，也去漳州。我不会闽南语，但熟悉那种腔调。我唯一会的一句闽南语是：林北（老子）打得你满脸找豆花。我喜欢闽南，跟我求学经历有关，可能跟所谓的生命底色也有关。事实上温州有很多人祖上都是从福建迁来的，我家也是，虽然不是闽南而是闽东。我们的传统糕点寸金枣在福建也有同款，估计就是那边带来的。
因此在这个问题底下谈故乡，好像也妥当。于我而言，故乡经验更偏向塑造了我的情感底色与认知框架，我带着这些印记，无论创作老家的故事还是他乡的故事，都会掺有故土的气息。比如我喜欢童年的雨水还有河流，我小说里水的意象用得比较多，我到他乡也是要找一找租房附近哪里有河，散步跑步最好也要沿着河。可能这些会影响到小说的气质。
中国作家网：《隐语》中的人物似乎都有一种从宏大叙事和公共生活中“逃遁”的倾向，退守到自己的情感与回忆中。这能否视为你对文学介入现实方式的一种个人化理解？这种向内转的书写，如何避免沦为一种精致的自我呓语，从而具备更普遍的时代共情？
薛超伟：“逃遁”是为了更好地介入，现在的人都倾向于“逃遁”，从酒桌逃遁，从内卷逃遁。书写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逃遁”，甚至可以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提炼出“逃遁”主题。所以我小说里的“逃遁”不是什么新鲜事。我觉得没有所谓“精致的自我呓语”，只有写得好坏之分。写得不好，就是呓语，甚至不精致，是“粗糙的呓语”。时代共情又是另一回事，现在大家每天都在“时代共情”，比如每天都在谈论一些特定的主题，在短视频和短剧上也同频共振，这主要是传播学的范畴。文学不对共情负责，写出自己独特的表达，然后究竟是引起广泛的共情，还是狭窄的共情，就由不得作者了。
中国作家网：《隐语》被评论家称为“从日常的泥淖中提取微末的戏剧性”。你如何在平淡的情节中制造张力，让“无事”本身变得惊心动魄？
薛超伟：我虽然也在小说里制造了少量奇观，但我本身不太推崇奇观，觉得那是下乘，所以更想在平淡里制造惊奇。“无事”本身就是惊心动魄的，日常里有很多稍纵即逝的美丽、不小心制造的伤痕，日常需要小心对待，但如果每一天都提心吊胆，又是对日常的辜负，所以得修炼自己，变成一个在日常中游刃有余的人。写小说也是这样，把小说里的日常裁剪出来，写那些不可挽回的时刻、不甘、屈辱、坚韧，这个书写的过程，既是为了抓取一些独特的表达，也是为了自我锤炼吧。
中国作家网：你笔下的人物，如《水鬼》中的杨照，大多是懦弱的、内向的，甚至有点“病态”。是什么让你持续地将目光投注在这些“时代的掉队者”或“低速人群”身上？他们的精神内耗与情感暗流，对你有何种特殊的吸引力？
薛超伟：我希望写出人物的区分度，即使可能会被统一归类为“内向”，也要有区别。在写《水鬼》的人物时，确实有“掉队者”的自觉，但到了《隐语》里，简秋榕是主动选择那样生活的，是怡然自得的状态。这两者有巨大差别。杨照，包括《同屋》里的角色，他们有懦弱、卑琐的一面，但内心又有对美好的企盼，以及一些本能的善良，所以安排他们做出一些卑劣的行为，然后又让他们感到痛苦。到《隐语》《化鹤》这一系列的小说，“低速”是主动的选择，是建构美学理想的一环，静物伫立，人与景相融，互相欣赏，这样一种状态。
至于他们身上的特质对我有什么吸引力，最初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内向的性格，所以从这个角度方便切入，然后刚开始写作，喜欢制造一些奇观，就会把人物塑造得尽量阴暗一些，然后让他们自省、成长。但现在我不太喜欢这样写了，太缠绕太曲折，先不写“暗流”吧，暗流以后放在书写时代真正的伤痛上。先写一阵子水鸟掠过、微风吹拂的“明流”，也符合我现在的心境。
中国作家网：你在叙事中刻意留下了许多空白与裂隙，让故事像冰山一样只露出一角。在创作中如何处理“藏”与“露”的关系？
薛超伟：把一些东西遮蔽起来，就会使得画面干净许多。就好像我们装修房子，也是“藏”和“露”的艺术，多做隐形柜，把大部分东西收纳起来，露出一些好看的部分。在创作中，我喜欢把显而易见的东西，或者类似数学上“易证”、“易得”的东西删减掉，然后把一些真正想表达的也藏起来。所以可以说，藏就是为了露。以前喜欢在小说中埋谜题，今后的创作中，可能不会执着于谜题了，“藏”这个技巧，应该更多地还是用在叙述的省略上。
中国作家网：你的文字里有一种“古气”和“静气”，能否分享一些对你影响深远的作家或文本？这种影响是技术层面的，还是精神气质上的相互吸引？
薛超伟：对我有深刻影响的作家是卡夫卡，年少时读他的作品，觉得他把那种对世界施加自身的恐惧描绘得太入骨了，现在还经常回味。还有藤子·F·不二雄，哆啦A梦的作者，他教会了我想象，以及意识到世间的开阔。此外我喜欢周邦彦，喜欢蒲松龄，可能有熏陶到一些古气。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吸引。技术层面的吸收是广泛的，无法聚焦到某一位创作者，所有我读过的文字都给予我养分，包括一些论文和科普读物。
中国作家网：除了文学，还有哪些艺术形式（如电影、音乐、绘画等）或生活细节，构成了你创作的重要养分？
薛超伟：音乐是重要养分，甚至参与我的创作，我经常会选一些轻音乐作为我写作某些片段时的背景音乐，那些音乐的情感色调势必会影响我小说的色调，我不介意被音乐影响到创作时的情绪，而且对我来说是可控的。我也听歌，主要听非母语的歌，那些人声就混合在乐器声里面，我听过很多叫不出名字也不能跟唱的歌，从冰岛到非洲，五湖四海的。听到一些奇特的人声或者旋律，我会停下来查一查创作者的家乡面貌，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滋养了那样的音乐。
闲逛也是养分。闲逛时，自己的事情变得不再重要，外界的事物纷至沓来。我的观察能力很差，经常注意不到一些显化的东西，但会看到自己觉得特别的东西，比如巷子里地上无缘无故出现一块木头，想着它可能是做什么用的呢。我尤其喜欢夜晚那些人家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代表了许多生活的可能性，我会看着那些灯光，与我年少时期或明或暗的灯光形成衔接。看到花和猫也很开心。我叫不出大部分花草的名字，曾经因为无知震惊到朋友，但我确实是喜欢它们的。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现在我想，可能我就是把它们当作一种“非母语的人声” 吧。
中国作家网：《隐语》确立了一种鲜明的个人风格。接下来，你是有意巩固和深化这一风格，还是会尝试某种程度上的自我颠覆与突破？可否透露一些未来的写作计划？
薛超伟：我一方面会加深这些风格，另一方面也想尝试别的方向。我很早就想出一本志怪小说集，但目前还没有完成多少，素材越积越多。打算写一篇志怪后，再写一篇现实，这样交叉起来写，换换脑子，然后出一本志怪集和一本现实小说集。我今年在思考和阅读上“东看西看”花费了太多时间，接下来希望加快写作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