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朋友胡森说，一只蜥蜴的烹饪方法有很多种，煮炒煎炸，诸如此类，但最好的办法是将蜥蜴的皮剥掉，架在火上烤，不难吃，具体而言会近似于鸡肉。对此我抱有怀疑，如果它的味道仅仅是像鸡肉，那我们为什么不烤一只鸡？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在去年九月——失踪了一年多，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我没有心思考虑烤鸡，更不想提及什么蜥蜴，我问他人在哪里，他突然沉默，过了很久，电话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他的声音又响起：听见了吗，是风，这么大的风。电话被挂掉了。我在柜子上找到一枚硬币，那是胡森离家之前交给我的。他说这枚硬币涉及一个命运问题，如果抛上去得到正面多，代表他能回来，反之代表他回不来。他一贯如此，行为滑稽，吊儿郎当，总是讲一些不切实际的话。我仍记得在九月之前他给我打来的最后一个电话：你动那枚硬币了，我他妈的回不去了。

不知所谓，但我还是从柜子里找出那枚硬币。硬币表面蒙着一层灰。我轻轻吹去，那些尘埃转瞬在房间中翻涌，发出腐朽的气味，简直像闻到几百年前的木质建筑。我用两根手指夹住硬币，不断翻转，陡然折射的阳光像镀了一层银膜，恰好嵌合在硬币表面。一个模糊的人影出现了。是刘琪，她是胡森的妻子，在胡森出走后就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三个是大学同学，无论是哪两个住在一起都能为对方提供帮扶。她盯着我看，问怎么了，我告诉她胡森打来的那个电话。那挺好的，她说，他本来就不该回来。亲爱的，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的男人。得了吧，她说，他走的那天只跟你通了气没和我说。我不置可否。她拿起那枚硬币就抛了上去，一条明亮的抛物线闪现在空中，接着沉重降落，声音沉闷。我伸出手遮住了落下来的硬币，对胡森的命运问题我一点都不关心，我只想得到一个结果——让他回来。此后我干脆把这枚硬币放在柜子上，以便在翻阅胡森留下来的笔记时可以看到。那天晚上我又读起他写的笔记，我注意到在离家的一个月前，他曾踏足过荒野：

夏日炎炎，我们往往躺在营地不远处的湿地。没有风，更没有白云，蓝天一览无余，只有炽热的阳光以及蒸腾的水汽所形成的一层淡绿的雾。希腊人说，看不清，但雾层很像一块裹尸布。我同意这个说法，它带有一丝真实且狡黠的意味，让人在走近湿地时，不免会看到滑稽且令人生畏的场景。一些腿细长的鸟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不约而同地扭过螺帽般的头颅，将目光投向我们所在的地方。希腊人觉得，我们此刻很像被秃鹫啄食的普罗米修斯，不同的是，也许这些鸟进食的样子会比较文雅。植物学家笑了，他提醒我们，也许人们从一开始就忘记了食腐只是某些可怜者的特权，而它们实则只是捕鱼的水鸟。希腊人没有回应，一个人走掉了，试图进一步靠近那些水鸟。我猜测他是在打探这些邻居对我们的态度，如果它们性情温驯，或许眼下我们也可以捕鱼为生。他很快走进水里，芦苇丛遮掩住他的下半身，他的脑袋像一颗保龄球在芦苇丛上方晃荡，芦苇丛也随之摇摆。

植物学家让我过去，他已经分好了女人采来的那些蘑菇。我望着蘑菇，心头一阵苦涩，我已经吃了太久的蘑菇。我很清楚它们的味道，更像被腐蚀殆尽的杉木或者白蚁的泥巢穴，这两者其实都不怎么适合烹饪，缺少味道，某些时刻我们更愿意将其看作果腹之物。女人这个时候开口了，她说蘑菇其实并不多了，不知道是被什么动物偷吃了，可能是狮子。她笑了，别惊讶，真的，有头狮子一直蹲在低矮的灌木里盯着我看。那你怎么跑开的？植物学家问她。是斑马把我踢开了。她回应道。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了斑马，他抱着一些果子走了过来。他把那些果子放在地上，注视着植物学家，老头，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吃？不，你得等一会儿，我要仔细看看，不过，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它们的？植物学家说。是猴子指给我的那棵树，斑马说，不过他自己留在了那棵树上，他说住在树上比在地上安全多了。

黄昏时分，第一道凉风穿过芦苇丛和波光粼粼的水面。水面荡漾，绛紫色的霞光留在蛛网样的波纹里。希腊人和风一起走过来，拎着两条泛着银光的鱼，斑马接了过去。他随之坐在女人的旁边，歪着头，告诉我们他差不多就要搞懂了，那些鸟比郊狼还好糊弄，只要你抓住它们用嘴捕鱼的机会，大声吼它们，它们就会被吓到，把鱼吐出来。他指着一条少了半个脑袋的鱼说，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抢，但效果并不太好。希腊人说，这事和猴子跟他说的抢酒有点像。植物学家打断了他，听着，猴子留在树上了，他不愿意再跟我们待在一起了。我不愿意再听下去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毫无用处。我知道希腊人很快就会为猴子的事同植物学家争论，像我们把大马哈鱼留在江边的营地那次一样。希腊人觉得是植物学家坑骗了他们，让他们相信远离我们才是获救的办法，但获救的办法从来都不是这个。植物学家觉得希腊人疯掉了，如果希腊人觉得这是他的主意，他完全可以回去找他们证实，而不是在这里大发牢骚。我把蘑菇汤递给女人，转头去拿斑马手中的那两尾鱼。

鱼类烹饪指南：

将所有鱼统一归为鱼类，似乎是一种愚蠢且徒劳的方法。但当你忘掉这些，也即仅仅把鱼当成三个三角形拼接而成的几何图形，鱼的轮廓也就此显现。没有人会忘记，在水草繁茂的江边我们第一次发现鱼时的那种欣喜。如果你首先像对待蘑菇和果子那样，找人对这些水生动物加以鉴别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仅凭味蕾跨过多余的步骤。那么我想提及的是，在下刀之前，我的目光与它的眼球相撞。在那一瞬间，我仿佛受到蛊惑，也或许是感觉到不可名状的神谕。归根到底，那是我们所热爱的一类东西，即死亡及其衍生物，忧郁、痛苦、热爱，诸如此类。具体而言，它们更像是大马哈鱼自己所阐述的：他迫切希望得到一种稳健到足以提供优秀范本的生活，而不是冒险。他更愿意在一个平常的晚上和妻子坐在桌子两端，吃馒头白粥。那不是对生活本身的消解，只是秩序崩溃后的修复，一如那栖身于先民幻想中的巴别塔。我记得，他始终会谈到一个女人。一个优秀的女人等同于一个优秀的样本。这足以说明他数年的北漂生活反而是由果及因的对归乡的一种赞许。不管怎么样，最终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放下刀子，也放弃试图用温度去烹饪这种冷血生物，就像放弃对死亡的阐述。鱼生又叫作“脍”，是一种古老的东亚食艺，我不想对这一烹饪方法加以烦琐的描述，而只愿提醒每一个烹饪鱼的人，请记住，当你决定对一条鱼施以千刀万剐之前，请先将你的眼眸对向它的，然后尽情想象：在水下，在水草交横的地方，另一个你正在那里欢快嬉游。

那几天林培总给我打来电话。他说让我跟他出去走走，其实是想避开刘琪单独说会儿话。刘琪说这是居心叵测，他算什么，关系哪有我们两个这么铁。我不想回应，也或许是出于愧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个爱上了同一个女人。不同的是，我得手了，他没有。但好景不长，那之后又过了一段日子，她要出国了，走之前特地把我和林培两个人都喊过来。就在一间只有我们三个人的房间里，她开了几瓶啤酒，让我们喝，说谁先喝完就先给谁交实话。我说，亲爱的，你这是干吗？她挥挥手，示意我先别说话。林培没管这个，拿起酒瓶一个人灌了起来。我伸出手去拦，说充什么英雄，喝多了又成耗子，你们两个交底吧，我走。她拦着我，看着我们两个人说，知道吗，你们两个都挺能烦人的，我一个都不想搭理。我很疑惑。但她又开口了，那天我跟人玩了一个游戏，先喝酒，再背诗，背完猜诗总字数的单双，对了理你，错了理他。这下你懂了吧，你是命不好。以后别总来烦我。此后她逍遥海外，林培却染上一个背诗猜单双的毛病，但他酒量不好，总是没背完就醉倒，鞋袜不卸，大眠一场。

刘琪总拦着我，她说这人一开口我就知道放不出好屁，大学的时候人家跟你都谈着了他还眼珠盯人不放。我说那涉及一个命运问题，和胡森能不能回来一样，只是偶然。这个时候，她走上前扒开我的眼皮，盯着我的眼球，说，让你别翻他那些东西，你别跟他一样魔怔了。你说说看，他写的都是些什么？我试探性地问。她总是会沉默，迅速抽身接着走向卧室或者厨房。为了编一个好点儿的剧本，我总是想弄懂胡森和他所写的那些东西，借由刘琪，我很清楚在离家前的那几个月，他只待在家里。我来他家，他去找我，或者我们约定好在侏罗广场见面。侏罗广场是个好选择，它离我们两个的住所都近，空旷无人，来往的只有喜欢拉屎的瘦鸽子。那天起了点风，鸽屎的味道极大，在空气里盘旋。我们掩着鼻子。他突然问我还记不记得鸽子。我说这么多鸽子，你说的是哪个？他不说话了，只是看着我，直至过了很久，一只鸽子降落在石砖地面。他没来由地说，鸽子留在了侏罗广场，记得吗？很多年前，这里出过人命。一个小女孩不小心掉进了人工湖，可是没有人去救她。我摇了摇头，说那是个女孩，和鸽子有什么关系。他说鸽子就是鸽子，只会乱拉屎。

鸽子热爱拉屎并不是一个涉及命运的命题，恰恰相反，这一命题即命运本身，在胡森的笔记本中，我曾翻到过这样的文字。我询问刘琪，他是什么时候写下这东西的。不知道，她说，关于那个笔记本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随后，我一个人漫步到侏罗广场。广场依旧不见什么人，我在角落的棕色长椅坐了下来，看着鸽子一只只在天空盘旋，投放导弹般，落下排泄物。我开始琢磨这么一件事，我将之称为议题：一、胡森所指的鸽子是鸽子本身，鸽子喜欢拉屎，犹如我一直编不出来自己的剧本，这不言而喻；二、胡森所指的鸽子是那个小女孩，小女孩失足溺水，看似偶然，实际上和鸽子拉屎一样是个必然事件。这两种解释看起来都很合理。我挺失望的，不是因为我没解释出个所以然来，而是因为这不像辩论。林培这个时候又给我打来电话，他还是想见我。我同意了，一来是因为刘琪不在我身边，二来是因为林培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个辩论好手，能帮我。

林培一见我就没好气地说，咋啦，自己抱得美人归，就不管兄弟。我说，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刘琪，她不让我见你。林培说，你别找借口，解释就是掩饰，说多了也是个怕媳妇的。我刚想反驳，他连珠炮似的又开了口，急着找你，主要是因为米兰回国了。然后呢？我问。他的语气转为急促，你他妈问我，我问谁，当初可不是我跟人家谈的。这有什么，我说，那纯属运气问题，她当初背完诗猜的不是单是双，兴许找的就是你。你他妈这都信，他说，人家当时气你呢，就为了激你一块出国去，你当时说几句软话，指不定不走了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林培说了，但我在心里复现了当时的场景。米兰举着酒瓶不撒手，一个劲儿地喝。林培拉着她的手，让她别喝了。酒瓶都散乱倒在地上，我坐在沙发上，喝了四瓶，没多，微醉，但头垂了下去，双手掩着脸。米兰拿着酒瓶指着我，说什么话我忘了，只记得有两个字，丫的。林培开始长篇大论起来，他说，你和人家有这么段关系，不算夫妻算兄弟，兄弟比媳妇亲；人家来找我，点名要找的就是你，你是我兄弟，你不给她面也得看我面。我说，见面也行，主要是你得给我解决另一个事。我把胡森写的东西跟他提了，我着重告诉他，我以前不怎么当回事，但一个月以前上面非找我，让我写剧本。所以这事实际上是关乎我个人前途的，你小子注意。

其实这事挺好解释，林培说，鸽子不见得是鸽子，只是个代号。记得大学的时候我们弄的那文学社吧，廖哥当社长，就非让我们一人起一个动物代号。我说这个简单，我叫座山雕。廖哥说不行，他叫大马哈鱼，代号得跟着他那个来。你的代号是个什么来着，我问林培。记不清了，可能是猫头鹰，林培说，你这人也是真有毛病，好好的广告文案不写，非得鼓捣剧本，我教书育人这么多年，教孩子写作文，就得了这么一个心得：凡是写东西，越假的东西越不好弄。我点点头。林培又说，有这么一个事我想起来了，是廖哥以前写的小说。廖哥是北方农村人，写的东西有乡土气又透着鬼气。那篇小说好像是《乌伊老人》，写了个老头，无儿无女，一个人住在学校边的门房里。死的时候因为棺材太小放不进去，把身体折了才放进去。这事我有印象，主要是当时在追米兰，每天都学折纸。我想人和纸折起来应该也差不多。我望着林培，突然想起廖哥，廖哥是浑人，也是酒人，当社长的时候没少请我们喝酒，多是牛栏山，也有雪花。临毕业时，廖哥出了点血，买了几瓶黄汾，对我们说，知道吧，哥们折腾了几年又折腾回去了，考了高中母校的教师编，什么叫命，真是王八入瓮。

我总是疑心林培身上是不是有种独特的气味，每当我们分别，我回到家，刘琪总是能猜出我们见了面。我不想骗她，在胡森失踪之后，我已经将她视为自己的女人。但米兰的事我不想交代，她是我第一个女人，我视她为生命。我会愿意和刘琪并头躺在床上，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她的侧脸极似米兰，特别是高隆的鼻梁，侧面看去，像被人用刀斧削成的山岭。但现在，米兰回来了。我仿佛陷入一种咖啡色的困境，犹如我夜复一夜在睡前用热水送服的佐匹克隆。一如猛然撤掉鸟巢的鸟蛋，我的记忆和精神都被镇静类的药物不可挽回地毁掉了。我想说点什么，可是开不了口，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共同躺在床上时，她突然翻身背对我，没有留一点余地，那模糊的背影本身就是一个语气坚决的反问。我根本就不能回应，我起了身，走向书房，又一次翻起胡森留下的东西。但不知道我的记忆是否出现了偏差，我在本子上找到了没看过的文字。犹如嵌刻，这些字迹已经陈旧，但仍能看出它们出自胡森本人：

雨都下尽了，植物学家站在香蕉树上，用手遮住阳光，望向天空说，所有的雨都下完了，那代表天空已经枯涸。天空中没有阳光，没有风，几片晦暗的云停滞着，像几面宽大的旗帜，但不再游弋。我想说话，但希腊人率先开口了，如果你说的都是些废话，我更愿意告诉你，雨还是会下的，我保证。没有人能为雨季有没有过去给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尽管我本人更喜欢希腊人，但植物学家的发言往往正确。植物学家却不回应，一个人顺着树枝走回了我们栖息的巢穴。眼下我们必须下树，植物学家说，否则水汽会腐蚀尽我们的骨头。这简直自相矛盾，如果植物学家确定雨已经下尽，那我们为何要下树，难道香蕉树的上方停留了一块阴云？植物学家没有解释，爬下了树。希腊人望着他，对我说，别听他瞎说，我们干脆留在树上，像猴子那样。

女人站在树下喊我。坦白说，我想下树，在树上居住最大的坏处是无法生火，而非希腊人所说的这样很像离群索居，其实我不太在乎自己看起来会像禽兽还是神明。更何况我们已经吃了太久的香蕉叶，那种苦涩的味道在我的舌尖停留不去。就这样，我下了树。连日不断的大雨冲掉了树叶，也让土地变得潮湿。许多沉埋在地下的树根和石头露了出来，一些蠕虫和甲虫在树根和石头上爬行，它们扭动身体，头颅摇摇晃晃地穿行过水洼。我喜欢它们的味道，尤其是甲虫，当你把一只甲虫放在嘴里时就会明白，它们的外壳是一种奇特的、类似油炸过的面糊样的东西，而咬开外壳后，才会尝到鲜甜如蟹肉般多汁的虫肉。但在雨中，捕捉到它们不是一件易事，你不仅要避开巨大的雨滴，还要学会适应在蒙蒙雾气中去建立新的视线。希腊人将之称为一种狭小的捕猎运动，但我更喜欢女人的说法：捉虫。

我对植物学家说，希腊人留在了树上，现在他变成了一只新的猴子，像斑马留在草地。植物学家说，希腊人永远都变不成猴子，他只是留在了树上。眼下是九月，我们继续穿行在南美大地，但队员已经骤减为三个：我，女人，植物学家。三角形是一种稳定的几何形状，植物学家安慰我说，那意味着我们再也不会少人了。我相信了，也或者是替植物学家相信了。我们结伴而行，不停歇地行走在这片潮湿的土地上。但如植物学家所言，我逐渐感觉空气变得干燥，我们下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下过雨。有些时候，我很想念雨水，主要是由于土地干燥过了头。龟甲样的裂纹在大地延展，然后就是无边无际的沙子，味道有些涩的仙人掌。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汽车旅馆，植物学家并不愿意进去，他说汽车旅馆是人住的地方，但我们只能和动物一起栖息。女人并不怎么同意，如果人不是动物的话，那就不能解释在大洪水过后我们竟然活了过来。我保持中立。但植物学家坚持说，女人也可以走。

最后我们又上路了。我和植物学家。

猫头鹰烹饪指南：

猫头鹰最宜煮汤，佐以山茱萸及生姜……

笔记至此戛然而止。很难说清胡森到底是什么时候写下这一切的，如果是之前，那为什么我没有任何印象，但笔迹如此陈旧。不管怎么说，我都该认真读这些东西，它们至少能代表两个事实：一即胡森涉足荒野已久，失踪也不过是一次没有告诉过其他人的预料之内的计划；而另一个则是我完全可以靠这些东西写我的剧本，如果以胡森本人为主角，植物学家、女人以及希腊人不正是很好的配角？我很快就开始动笔。一个晴朗得有些过头的日子，我用键盘敲下了第一段——

地点：湿地（最好能做几只水鸟的道具模型，搭几个帐篷，用蓝色布料铺到地上充当水面，矗立几根高大的芦苇，最好做成芦苇丛）。

我盯着屏幕，有些愣神，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写，而是想起大学的时候胡森才是社里写剧本的那个人。我偶尔写诗，大多数时候，是跟林培和廖哥写小说。米兰是唯一说过其实我的天赋是在剧本上的人，她后来出国就是为了搞电影。我不知道这和我有没有关系，但我一点都不喜欢写剧本，我宁愿坐在公司的电脑前写广告文案。

林培给我打来电话，你人在哪？人家米兰可是来南城书店啦。在家，我说，现在不能急。不是，林培说，要不是她在我旁边，我现在就骂上你了。我在写剧本你知不知道？我说，一走开思绪就乱了，我好不容易开了个头。那我们直接去您老人家的家里找您，他说。别呀，亲哥，刘琪在家呢，你等我缓缓就过去行不行？我说。他说，亲弟弟你小子尽快。我关上电脑，确保刘琪不会看到我写的东西，一个人悄悄出了门。南城书店其实不在市南，是在市西。在住进胡森家之前，我差不多每周末都会去那里看书，我习惯性地在书里找几个好句子，然后稍作改动，这样就变成了我的创意。但后来我抄起了胡森的笔记，他是个作家，在杂志上发表过不少东西，光是废稿就有几十万字，足够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必去书店翻书。

之后我来到了南城书店。故地重游，可以预料到的是书架上的书一本都没有换过。那些畅销书像是旧世纪满是虫洞的发黄了的彩票，摆在那里只是为了让人确认自己确实身处书店。米兰向我招手。我挺意外，不是因为她对我的态度，而是她的脸竟然一点都没有变过。那样洁白，模糊在一层被灯光笼罩着的冷色调光雾里。怎么，不愿意见我？她率先开了口。倒也不是，我支支吾吾地回了话，看着她的脸，不免愣神。林培说，这个好解释，我亲弟弟他是被亲弟妹管住了。丫的，你结婚倒挺早，米兰笑了，姐们到现在还是一个人。我说，你条件好，肯定是看不上别人，像我这种结了婚的家庭主夫更是望尘莫及。林培说，你小子倒挺会瞎想。我看着林培，有点没太弄懂，说，我没瞎想，就是咱们三个人的事，我不怎么想提了，我现在也算家庭美满。瞅你那㞞样，跟以前一样，米兰笑着说，我来找你又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别的事。米兰说她回来其实是为了电影，她在那边把技术和钱都备好了，就是差个好本子。我推托说这事我弄不了。她说，你前一阵子写的那个不就挺好，你还没到的时候，老林跟我提了。这个时候我明白了，她指的剧本是我刚开始写的那个。我说，那是个舞台剧，是领导给的任务，还得交差。她又笑了，说我在广告公司一个月才能弄多少钱，不如给她写本子，有了成绩，让我做她的御用编剧。我挺犹豫。如果我跟了她，一起干，有没有钱和名气先不提，刘琪准和我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沉默了很久。她说可以让我考虑几天。

那之后的日子里，我经常望着胡森留下的那枚硬币愣神。那枚硬币让我想起很多东西，也有想象。我的眼前总会猛然飞出一只硕大的白鸟，双腿细长，在空中犹如丝带，随风飘荡，又骤然降落在一片水面。许多芦苇蹿出来，一根一根挺拔在水上，仿佛密林，将方才落下的白鸟遮掩。我越来越觉得那只白鸟才是我。我在天上乱飞。我落在水上。我的脚掌踩着细碎的沙石和软绵绵的淤泥。一些鱼在水下的更深处用头撞击着我的长腿。我伸嘴探入水中，希冀寻觅到水下那些狡黠的生物。我将这些想象写进剧本。也或许是我真的读懂了胡森写下的那些东西，我写起来异常顺利。一天晚上，我还故意和刘琪开玩笑说，我很快就会变成一只白鸟飞走了。但她说，我的样子根本就不像白鸟，我不够高，更不够瘦，每天都待在电脑前，反而像一只圆滚滚的喜欢织网的蜘蛛。我喜欢这个说法，也渐渐觉得蜘蛛才是每天都攀伏在硬币上的东西。

日复一日，它把身体蜷曲于那枚狭小的硬币上。并不是出于自愿，更像是有种类似于孙猴子画圈的魔力将它围堵。我观察着它，看到了它那小小的身躯上长出的长腿，腿上长着黑色刚毛，简直让人联想到黑夜里的荆棘。我想触摸，但它总会在我的手指靠近的那一刻，吐出蛛网。这时我透过那些白色的湿黏黏的线看清了它腹部用来吐丝的圆孔，像幽深的洞穴，没有人能想象到圆孔中真正的构造以及被隐匿的蛛丝。它的眼眸更加神秘，像黑色的车轮，被硬实的皮肉所包裹。我很清楚，在我写完整个剧本的时候，它就会选择与我对视，让我看清那颗深色宝石下的境况。我动了笔，写下了整个故事：我、植物学家、斑马、女人和希腊人计划结伴而行，去环游世界。但我们的计划有点不一样，我们只是为了和动物栖息在一起。剧本一开始，希腊人和植物学家起了争执，希腊人觉得我们受困在水边是植物学家一手造成的。我们再度启程，来到南美洲。多雨的烦闷日子把我们都困住了，一如猴子，我们住在了树上。就像胡森所写，结尾，只剩下了我和植物学家两个人。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剧本发给了米兰。

那天晚上，米兰给我回了电话，说这个本子写得挺好，我当年的才气还没被广告公司磨掉。我坐在沙发上，还在凝神注视着那只蜘蛛。它又在吐丝，白色的蛛网很快就将硬币覆盖。我希望米兰可以快点说完，我已经等不及要进一步——和它对视，如同手指触摸蝎子的尾针，我们的眼眸会恰好碰撞到一起。米兰又说，另一个事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说，什么？她说，长期合作呀，你给我当御用编剧，你知道不知道，大导演就得配名编剧。我笑了笑，说敢情您老人家处女作还没动手拍，就做上了大导梦。她说，那怎么了，你丫的，跟上大学的时候一样贫，姐们就是大导。我说，好好好，您老人家就是大导，可我当不了名编剧，我就是一家庭主夫，跟您合作，我们家那位大小姐能撕了我。她说，这个简单，你在背后干，起个别的名，到时候出了名又不露你本人。我说，也行，那您老人家送我个名字吧，好听就行。她说，你上大学的时候不是有什么笔名吗，胡森，就挺好。我很惊讶，你说什么笔名。她说，胡森，古月胡，三木森。

【冯曜，2001年生，山东德州人，有小说见于《莽原》《作品》《滇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