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爱不可辜负。美食亦然。寻常烟火中诞生的各色佳肴，都是人们日日夜夜求存奔波、劳作上进的结晶。动人文字来自真实生活的滋养，可口吃食同理。好吃不只是为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1

好（hào），喜爱之意，好客、好奇、好吃等。

有一种好吃叫“望嘴”。我邻居家的女娃子周小芳，从小好吃。有一天，同街同学小菊的老汉儿遭遇车祸死了，家里办丧事时摆了很多桌酒席，答谢前来吊唁和帮忙的乡亲们。周小芳是细娃儿，不会被请去坐席。她站在街边，望着一盘盘大鱼大肉直咽口水，羡慕地对小菊说：“你们家吃得好好哟！”这话恰巧被小菊的妈听到了，“哇”的一声伤心大哭起来。事后被告状到周小芳妈那里。她妈顺手抓过一把高粱秆扫帚，倒过来用把杆狠狠打了她一顿，边打边骂：“不懂事的女娃子，‘死人子席’也去‘望嘴’！”

民国时，我妻子的外公家属“绅粮户”，外公小时候衣食无忧，有个吃皮蛋的喜好。他在县城书院读书时，从没给家里写过信，突然有天来了一封。家里人担心出了什么事，赶紧打开一看，只见信纸上写着一长串“皮蛋皮蛋皮蛋……”，再没其他字。家里人懂得意思，他想吃皮蛋了，快找人给他送去。听了岳母摆的龙门阵，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忘了应对老辈子尊重。

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见到街上一家国营食店卖一种灰面做的鱼，有点好看，感到很稀奇。其实就是把馒头做成了鱼的形状。现在想来，可能白案师傅一时兴起，玩了个花样儿而已。那个时候，一点小小的变化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

馒头鱼下午才卖，我想买一个尝尝。那个时候，普通人家平白无故去食店买东西吃，属于奢侈和浪费行为。没想到几天后，姑妈心疼我，给了三两粮票七分钱，让我自己下街去买。

一个馒头本来只要二两粮票五分钱，馒头鱼比馒头大一些，卖得贵点。我约了两个小伙伴一起去，分享我的稀奇与喜悦。

不知什么原因，那天下午国营食店不卖馒头鱼。我非常失望。没买到馒头鱼的话，钱和粮票要交还姑妈。我不甘心，决定买个馒头吃也行。然而，我又害怕被姑妈责备，便和小伙伴把馒头分吃完了才回家。

姑妈问我，买的“鱼”呢？我回答，在路上吃了。

姑妈不无遗憾地说：“我也没看过这鱼，你该拿回来我们先看看，再吃嘛。”姑妈一直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后来，我心里觉得有愧，又没勇气说出来。现在想给姑妈道歉，可她再也听不到了。

好吃是刻在每个人骨子里的天性，不分年岁与男女老少，也无关身份。

一次旅行途中，我停车在川东乡场的一个小饭馆吃午饭。斜对面桌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在吃面条。他同桌对面一个年轻人吃完饭离去，剩下半盘炒肉片。老头儿把盘子拖过来，放得靠近自己一点儿，拈起就吃。小饭馆里还有两三个吃饭的当地赶场人，可能老头儿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自嘲地说了一句：“我相信他有传染病不成？有，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怕。”

“这么年轻的人，哪会有病？”

“糟蹋了不好！想想往年子没得吃的。”其他人这么搭腔，老头儿心安理得地吃了起来。

去年八月，我在鄂西山区避暑时，有个大清早去镇上赶场、看热闹，到了场上才吃早饭，吃的面条。旁边的摊位在卖烧腊，新鲜出锅的猪头肉，色香味诱得我流口水，便称了二三两。我还没反应过来，同桌一个吃面的老头儿连招呼都不打，伸过筷子拈了一片才说：“我尝一下噻，是么子哟？”看来他也是被色香味诱惑了。我怕他再伸筷子来拈，赶紧给他夹了一大箸，说：“尝吧！尝吧！”我不是怕他吃，怕他拈之前先把筷子拿到嘴里抿一下。

2

差不多四十年了。有一天晚上，薛亮悄悄拿了他父亲的电热杯，和周北平一起到我寝室煮猪蹄花儿吃。当时的市面上刚有这种插电的锑质水杯卖，很稀罕，我记得干部们都喜欢看的《参考消息》还登过它的销售广告哩。我们一边美滋滋等着，一边兴奋地摆着龙门阵，不时轮番揭开盖子看看。看着看着，汤面浮起了油泡子，快开了。可过了一会儿，仍不见冒气，再次揭开盖子看，咋没动静了？大概是电热杯坏了。这么经受不起烧？薛亮担心被父亲骂，心里不安起来。我也不安，看着好东西吃不进嘴，丢下他与电热杯，和周北平马上出去找熟人借煤油炉子，下决心，当晚非吃到猪蹄花儿不可。最终如了愿。忘了说，这些猪蹄花儿是我从单位食堂“拿”出来的。第二天开站、组工作会，要办十多桌，食堂准备了很多菜品。

我那时在县食品公司工作，不缺吃。过年时，职工一起在食堂吃团年饭，除了近水楼台拥有猪、牛、羊等肉食外，还买了海参、鱿鱼之类当时算高档的食材。我们旁边是县财政局，现在人人羡慕的政府部门，他们团年的餐桌摆到了院坝里。我们食品公司有几位中年女职工过路，看见餐桌上的盘碗后，回来不以为然地议论，带着一点儿自豪感：“他们连香肠都吃完了哟。”我们公司生产的川味香肠获过优质产品奖，受人喜爱。我们平时常吃，可团年时不再吃，要换口味，吃更好的东西。

1982年初夏时，我还不到十八岁，被抽去县里的人口普查工作组，派到偏远的山区驻点。还好，没再分到老山上，留在区公所所在地的公社，交通要方便些，吃住在区公所里。那时四川粮食供应不足，从东北调来小麦和苞谷救济。我不喜欢面食，至今如此。区公所食堂早饭虽吃馒头，但有稀饭可下。中午苞谷面面饭里掺有一半大米，说不上喜欢，起码不讨厌，再说还有下饭菜。晚餐面条当主食，我很不习惯。为节约粮食，少出麦麸，山区的面条加工都粗糙，口感十分不好，吃时又少油水、少调料。看到炊事员准备晚餐，我便常去帮忙剥大蒜、理葱花、摆面碗。炊事员大姐夸我勤快，每次给我多放一勺油。我的勤快就为了这勺油。

工作组成员聚在区公所开会时，我们轮流做东下馆子喝酒，改善一下生活。场上小餐馆没得荤菜卖，最好的菜是煎豆腐和炒鸡蛋。那时候猪肉本来不凭券供应了，但这地方不仅偏远，还贫穷，食品站每天杀一头猪的肉都卖不完，只好在每个星期赶大场的日子杀一次猪，每次杀两三头，完全可以保障供应了。当年无冰箱冰柜，区公所食堂也在这天才买肉吃。食堂采买工作由财粮干部兼任，他平时忙，买菜买肉的事一般叫二女儿春雪帮忙。春雪穿一件翠绿色衬衣，留一条齐腰的独辫子，又粗又黑，总爱搭在胸前。食品站杀猪的日子一到，我就催她快去买肉，担心卖完了。每次春雪要叫上我，以为我是县食品公司的，会得到关照。她在前边走，我跟在后面，保持着一定距离。有一次买肉回来的路上，忽然下雨，她找一户熟人借伞，只借到一把。夏天雨大，我们挤在一起，加快脚步往回赶。黑长的辫子在胸前晃来晃去的，她觉得有点碍事，一甩头，抛到背后去了。然而，就在她扭头的刹那间，身上飘散出一股淡淡的幽香直扑我鼻孔，后来知道这叫“体香”。那时我脸上一下子火辣辣的，顿时全身热血涌动，好想给她表白点什么。终于还是忍住了。春雪的母亲是农村人，子女的户籍都跟随妈。那时的户籍限制多，我们公司有位副经理，佑客（妻子）的户籍在农村，儿女都在乡下，他在单位只能住单间，分配不到成套的住房。有一次，乡下的儿子儿媳来县城看他，单间房让给儿子儿媳住，自己花五角钱住了一晚单位招待室。

几年后，我几乎已忘记了春雪时，在县城里突然听到一个十分震惊的消息，春雪在一场交通意外中香消玉殒。我感到非常惋惜，曾想，如果当时我向她表白了什么，会不会就破了这个灾？

这都是好吃引出来的故事。

3

20世纪90年代初，我调到市里的一家大型国企机关当新闻干事。每个月初发了工资，雷打不动的第一件事，去食堂买好当月的饭菜票。要不然图快乐，几下子把钱花光了，没得了饭吃。

食堂用长方形白铁皮大盘子蒸饭，一盘盘摆在案板上。炊事员手握小铲子，像划豆腐一样，熟练均匀地划成一块块的，每块为三两。三两是大多数人的饭量。炊事员接过打饭的碗，铲一坨在里面，然后扣上一小盘荤菜。吃饭的人多，荤菜小盘子事先分好，也摆在案板上。素菜直接用勺舀，多一点少一点没关系。快轮到我时，往往瞄准菜多一点儿的那盘，指着要。其实菜分得均匀，很难比较出多少来。

有天中午又去打饭，我顺便喊了一声隔壁办公室的方大哥。他却叫住我，说这会儿莫忙去，人多、拥挤。待我坐定后，方大哥悄悄告诉我：“前面打饭的人倒小盘子里的菜，后面去倒完了，直接用瓢瓢儿舀，要多些。”听从他的建议，我后来都等打饭高峰过了再去，果真如此。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这事都好笑，方大哥是单位的领导，吃食堂竟然吃出了这点“小聪明”。

有这种“小聪明”的人不少。有一次，我跟一位副总经理去县里的基层单位蹲点。这是常规工作，没有接待，自己到招待所住，开票回去报销。在职工食堂买票，排队就餐。在这个县里，我们有汽车站和汽车队两个基层单位。先在车站食堂吃了几天饭后，副总经理说：“走，我们去车队食堂吃，那里荤菜的分量要多一些，上次我吃过。”于是，我跟着副总换到了车队食堂吃饭。结果看不出区别来，并不比车站食堂的荤菜多，走的路还远。吃了几顿后，我们重回了车站食堂。我笑着打趣道：“您上次去，别人晓得您是领导，打菜的瓢瓢儿没抖噻。现在可能认不得了。”我们这位副总人虽高，背却有点弓，脸又瘦黑，留着络腮胡，跟跑货车的司机并无二样。

吃食堂的“小聪明”让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机关行政处长打饭从不排队，直接去工作间，也不管门口挂的“非工作人员莫入”的牌子。不过饭菜仍由炊事员给他打。我们打饭都用碗，饭菜在一起，垒起满塞塞的。行政处长拿菜盘子装，菜散开了，一点看不出分量来。后来我一想，职工食堂归行政处管，行政处长当然属“工作人员”，也就想通了。

4

在艰苦环境里，人不仅不会改变好吃的本性，反而会想方设法。在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体验生活时，我听退休多年的老先生况常桦讲了早年好吃的龙门阵。

过去年月，川江治滩队在巴东县火焰石滩

炸礁，石渣全靠工人肩挑背扛清运。为赶在来年春汛前完工，队上的干部不时也要加班搬石头。大家的劳动强度非常大，但吃上一顿大米饭都难。

巴东山高平地少，主产苞谷、洋芋、红苕，俗称“三大坨”，全国通用粮票在这里也只能买到百分之十的大米，其余全部供应苞谷面面。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贫穷而艰辛。二十多岁的况常桦在队里当测量员，起爆前去村子里动员老百姓躲避。无论怎么劝说，总有两三户村民不吵不闹，紧闭大门，人不肯离开房子。陪同的生产队干部“打圆场”：“况同志，您先走，过一会儿他们各人要走的。”况常桦只好带着疑惑离开。他担心走后交不了差，隔远一点儿后回头观望。只见那些关着门的人户儿，被人拍开了门后，钻出一些大大小小的女娃儿，都用围腰围住身子。队干部难为情地说：“况同志，‘脏死人’了！她们没得裤子穿，你在那里不敢出来呀。”“脏死人”是方言，羞愧的意思。这些女娃儿冬天偎在柴火灶前取暖，有外人来了，便躲进里屋遮羞。

治滩队食堂的苞谷面面饭里没有一颗米，口感坚硬，吃得牙缝里塞满了细粒，况常桦和队友们喊“满口钻”。顿顿吃，吃得让人生厌。只有生病了的职工，凭医务室的证明可以吃上几顿大米饭。有一次，一个职工重感冒，队医给他开了一天的“病假条”。为多混几顿米饭吃，这位职工把条子上的“一”改成“三”。食堂炊事员没起疑心，谁知打饭时碰上了队医，当医生的人心细，又是女同志，更认真，她奇怪地问：“你怎么还在吃米饭？”这位职工改病假条的事才被发觉。当年“不光彩”的事，现在变成了有趣的记忆。就如我年轻时翻墙“拿”单位食堂的猪蹄花儿一样。

如果遇到工地加班，食堂改善伙食，要做一顿“蓑衣饭”吃。苞谷面面发湿蒸熟后，与沥起来的半生大米饭拌和在一起，再用木甑子蒸熟。蓑衣饭，是当地人的叫法。苞谷面面里加了一些大米，口感柔和细腻多了。蓑衣是做农活儿时披在背上的“雨衣”，用棕丝缝扎而成。过去“靠天吃饭”，犁田、耙田、栽秧这种活路要趁落雨天做，放工回来，脱下蓑衣挂在屋外土墙上，进屋便吃苞谷面面与大米混合的甑子饭。平时难得吃上一顿，做重活时才有这种待遇。蓑衣露出深褐色的棕丝边，又极像苞谷的苞衣须子。所以，乡村人形象地称“蓑衣饭”。

有一天，况常桦找到平时耍得好的两个队友，一起凑了些全国通用粮票，托人从县城粮站买回几斤大米。然后，他找到一个铁匠说：“你帮我们煮一鼎罐大米干饭，滗出来的米汤给你。”铁匠在工地上负责接电风钻钻头，是当地民工，自带锅碗煮饭吃。贫困年月，米汤称为“米油”，铁匠非常乐意。一鼎罐大米干饭很快煮好了，三个人没要一点儿下饭菜，一口气吃完，边吃，边不停地念叨：“太香了！太香了！”

食堂的苞谷面面饭吃久了，况常桦终于吃出了花样儿——把肉拌在里面吃。饱含油脂的苞谷面面口感非常不错，况常桦自诩“况式粉蒸肉”。粉蒸肉本是川渝老百姓喜爱的一道家常菜，用米粉加鲊海椒拌肉后蒸食。苞谷面面加盐与剁椒拌匀后，入瓦坛腌贮而成鲊海椒。

当年肉食凭票供应，况式粉蒸肉不是天天可以吃到。但凡食堂卖肉，况常桦必吃，一个月下来把工资吃得精光。几个月后，江水上涨，治滩队收工、放假，况常桦的工资只剩下十多块了。他年轻，没结婚，不养家，可回去怎么向父母交代呢？他脑子灵活，一下子就想出了办法：买两床棉絮带回家。巴东的棉花很有名气。

买好棉絮，况常桦包儿里没钱了。好在他是长江航运系统的职工，坐船免票，要不然连家都回不了。

5

小时候，我听姑爷说：“桡胡子（船工）是出了名的‘好吃佬儿’。船拢码头，一靠岸，搬几个大鹅卵石，架起鼎罐就开始弄吃的。”姑爷还摆，桡胡子最喜欢喝酒，没得下酒菜时，从河里捡一碗拇指大小的鹅卵石子，和着盐巴、干辣子炒了下酒，吮那个盐辣味儿。

姑爷摆的是云安汤溪河桡胡子的事。几十年后，我在《云阳县航运志》里找到了依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云阳县政府发出一份布告，主送

云安盐场公署，里面涉及汤溪河桡胡子吃喝的事。说是每只运炭木船有三名船工，每趟往返要三天时间，每船每趟按“米四升、菜钱和‘打牙祭’钱一元八角五分”的标准，由盐灶商帮付给。

祭拜神、祖后的酒和肉最后被人吃了，戏称“祭牙齿”。而把“祭牙”说成“牙祭”，是因川江方言习惯说反语：公鸡、母鸡说成“鸡公”“鸡母”,晴天为“天晴”,力气又叫“气力”,兄弟称“弟兄”……过去年月，川江老百姓吃肉少，只要有肉吃，都喊“打牙祭”。

桡胡子走船期间的伙食，以前的规矩都是由船主或货主包供。云阳县政府出面管船工吃喝，并非小题大做。因为运价纠纷，汤溪河桡业公会把盐灶商帮告到了县政府。云安为三峡盐业重镇，煤炭是熬盐必需的燃料，安抚船工当然重要。于是，县建设科长到场调查解决问题，然后由县政府作出决定并公告执行。

据多份涪陵航运资料记载，川江支流乌江的厚板船帮有四十只船，由乌江水运总队管理，主要承运涪陵至龚滩的湘、黔专销食盐。1948年8月，“扯船子”（亦指船工，不同地域叫法不同）们没按时领到工资，两个月后才发到他们手上。这正是通货膨胀、货币严重贬值时期，原来可买六十斤大米的钱，这时只能买到十五六斤了。扯船子们不认账，纷纷要求按原值补足。管事们不理不睬。扯船子们推举几个代表去驻涪陵的水运一大队队部要说法，并提出六个要求，否则不开船。六个要求的内容除补足工资原值外，最后两条涉及吃：过羊角滩时增加一个“神福”；过陈家嘴时恢复每个扯船子一块豆腐干的规矩。

神福也就是打牙祭。船开头、过大滩、拢岸时，要敬奉各路神灵的护佑，这对船工来说是“福喜”——仪式完了，撤下来的酒、肉进了他们嘴巴。福喜因敬神而得之，便称“神福”。一个神福的大概标准是：每个船工半斤肥肉或猪老壳肉、两块豆腐或二两粉条、二两白酒（各地略有不同）。肥肉油腻，才解馋瘾。

水运一大队态度强硬，不仅不答应扯船子们的要求，大队长还下令把两个领头的关起来了。大家闻讯后，涌进大队部要求放人。水运一大队迅速将两名被扣扯船子转移到县监狱关押。这下惹怒了所有讨说法的人，决定停航罢工，而陆续回到涪陵的扯船子也加入其中，最后达到八百多人。双方僵持四十多天后，水运一大队最终答应了扯船子们的六个要求。

清末，射洪县太和镇涪江上的桡胡子从合川拉船回去，全程二百八十多公里，要走十来天，船主途中只安排打一次牙祭。这么远的上水路非常劳累，桡胡子们要求增加两次，船主就是不同意。官司打了几年，官府认为桡胡子无理取闹，抓了几个领头的关起来。结果全涪江的桡胡子都声援他们，凡拉船经过太和镇时，都提着饭篮给被关的桡胡子送饭去。太和镇的桡胡子后来终于取得胜利，途中增加了两次打牙祭。

船工吃神福或打牙祭的规矩是：船开头前要敬神，这个神福叫吃“菩萨肉”，也叫“开头肉”“水八块”，是很重要的一个牙祭；去、回途中停靠沿岸大站时，要吃多个“过站肉”，一般是三天一次，或者固定在某几个站点吃；拢了目的地，卸载完吃“空舱肉”；回到出发的码头，把船里外清洗干净，吃本趟“水”（航次）的最后一个神福——“洗船肉”。船上无桌凳，饭菜摆放在船板上，船工跍起吃。八个人围成一圈叫“吃大营”，三个人一起吃称“丁丁营”（三人抬轿为丁拐），两个人对着吃喊“土地营”（土地菩萨是公婆两人），一个人吃是“单营”。吃剩下的肉，自己下顿可接着吃，为“打二锣”（上次没做好，重来一遍）。

在拉船、划桡的号子词句里，桡胡子们也讲吃喝：

锣一响，鼓一叫，保靖神福定不饶。

肉四两，酒半斤，两件豆腐不用称。

——这是重庆秀山酉水河桡胡子喊唱的号子，意思是拉船拢了湖南保靖，有神福等着的，肉与酒定量，每人分别四两肉、半斤酒，另外全部桡胡子还有两件豆腐。过去豆腐不用秤称，按块卖，一件为一板，一板二十块。两件豆腐，量比较多。桡胡子高兴，在号子里喊唱起来。

川江号子喊唱苦难，也不离开吃：

一出南津关，两眼泪不干，

要想回四川，背个广砂罐。

——川江木船出川后，往回走是上水路，非常艰辛，船主为了“撇脱”（轻松），有时会把船卖掉，自己坐滑竿回去。桡胡子如果找不到有活路的回川船，就得“打旱”（走路）回家，少则一两月，多者达半年，有的甚至在外漂泊了许多年才回到家。这算是幸运的。桡胡子们开始结伴一块儿走，途中往往因各种变故走散了，一个人在路上被劫杀，或遇险、患病，死在荒郊野外也无人知道。一路上，他们背着一只广砂罐（敞口砂罐），当碗又当锅，饭与菜装在一起，一顿吃不完，留着下一顿。凉了，架起几块石头，捡一点柴草，热煮起来方便。过去讨饭吃的“叫花子”都用广砂罐。

6

许多年前，我第一次和川江老桡胡子冉白毛摆龙门阵时，他抽着叶子烟，毫不隐讳地说：“我们这些‘水爬虫’是些‘死了还没埋的人’，‘炭狗子埋了还没死’。”——桡胡子像水爬虫一样在险象环生的川江里讨生活，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只差还没入土。挖煤工称“炭狗子”。以前煤窑老板为省钱，煤窑洞挖得矮小、狭窄，如葬身的墓穴，但他们还活着，像狗子一样爬进爬出，头帕上插着照亮的桐油灯。

也许“吃”对于川江桡胡子来说，最实际，也是最实惠的事。因此，一顿牙祭，一两次神福，或者仅仅只是一块豆腐干，他们都要据理力争。

冉白毛又说：“桡胡子吃得，一天要吃好多顿饭。走下水一般还是吃三顿。走上水，拉船要累得多，如果是空载的话吃四顿，拉重载就要吃五顿了。夏天白天长得很，做活路时间长，走上下水都要加一顿。有时拉上水活路狠，太阳一直不落土，要吃七顿才行。吃饱了，才有力气做活路嘛。每顿也不能吃得过饱，肚子吃撑起了，马上做活路，要把肠子崩断的。所以吃的顿数多。”

冉白毛有些沾沾自喜地说：“桡胡子好吃，是吃出了名堂的。”

走船途中天黑尽了，找一片开阔的卵石滩，歇好船，开始弄吃喝。柴火去河滩捡，石缝里卡着上河冲来的树枝，很多早已被风干、晒干，叫水湿柴，易燃又禁烧，随便走一转儿，就能捡回一大捆。顺手又搬几坨大卵石垒起，架上一只吊子（铁鼎罐）。食物可能是自己带来的，也可能是上顿的剩菜，不管生的、熟的，合汤合水倒进去，再放些花椒、泡椒、老盐菜，熬一锅麻辣、鲜香的“连锅闹”。

黑夜火光闪烁，桡胡子们围着吊子或蹲或跍或坐，一只装满高度“老白干”的大土碗在手中轮番传递。转到自己了，接过碗，吮一口，龇牙咧嘴地咽下，同时传给下一位。然后，用筷子在吊子里捞一箸菜，喂进嘴巴。夏天时，喝得大汗淋漓，舒畅、痛快；冬天吃得全身暖和，除湿、袪寒。这样心里才爽，躺下才睡得着。

旧时，“戏子”在台上亲亲热热扮成一家子，下场后各回各家，衣食是“打伙找来五裂吃”。而桡胡子恰恰相反，“五裂找来打伙吃”：围在一块儿，熬一锅“连锅闹”，打伙吃得开开心心。

卵石滩上的“连锅闹”被江边苦力、脚夫学去，尝到了味，后来又传入普通百姓人家。久而久之，“闹”成了“重庆火锅”。

【作者简介：陶灵，1964年生人，重庆云阳人，建筑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散文》《广州文艺》《延安文学》等发表散文数十篇。出版散文集《川江博物》《川江广记》等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