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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缘”处的世界文学思想实验

近20余年来，年轻一代中国作者在国际科幻文学界崭露头角，连续获得雨果奖、星云奖等重量级奖项。据此，宋明炜判断中国科幻正处在第三次繁荣期，而这一轮新浪潮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科幻进入了成熟和自觉的新阶段，它更是一个世界文学事件：“选择创作科幻这一自诞生之日就是‘全球’的文类，并在其中注入自己的想象力，这本身就是参与‘世界文学’的行为”（88）。科幻之所以被视为一种全球文类，主要因为其视人类乃至宇宙为一体的囊括性视野。然而历史表明，科幻自诞生即受到了欧洲人文精神与资本全球扩张这两股力量的共同驱策，其人类叙事中始终包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无意识。直至反文化运动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关于“人”和“人类”的观念才发生了从普世性到差异性的根本转变。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等思潮“在阶级、性别、种族、性取向、意识形态取向和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拓展延伸了人类形象”，思想文化界才真正“告别欧洲中心论的单一人文主义观念，开放出后人类色彩纷呈的种种奇观”（91）。正是在这一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各种科幻新变体开始在欧美以外的全球各地涌现。鉴于此，宋明炜提出了他对全球科幻小说新话语的期望：“什么能比将后人类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合二为一的写法更好地表达新浪潮的乌托邦愿景呢？”这种去人类中心及去西方中心的新写法是真正颠覆性的，它所书写的愿景也是全新的，即“后人类时代将有可能建立所有生命平等的希望”（92）。

循着这一思路，宋明炜提出“作为方法的科幻”这一观点，建议搁置文类的争议，将焦点转向“科幻性”（science fictionality）。针对他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如果科幻正在成为世界文学的生成方式，这是否意味着对全球科幻小说的研究，有望超越西方中心视角、重构世界文学的理论框架？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世界文学。倘若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文学现象，乃至于固守精英立场将视野局限于世界级经典的单一向度，那么在这种狭隘的世界文学思考范式之下，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不可能升格为经典，也就无法动摇世界文学的西方中心论调。而如果我们采纳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和王宁的观点，①将世界文学视为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那么这样的世界文学就可以与“作为方法的科幻”有机结合，为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文学史的写作、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等议题开辟出新的致思维度，发挥世界文学超越民族、国别文学的方法效用，甚至实现莫雷蒂所期待的“理论的跨越”（Moretti 55）。②

《狩猎愉快》刘宇昆

如何构想一种去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针对这个问题，科幻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方法意义。第一，较之其他文类，具有全球视野和人类整体意识的科幻与文学与世界主义理念更为契合。尽管科幻和世界主义的“世界性”长期被等同于西欧文化的普世性，但我们同样要清醒地意识到，反本质主义思潮将“世界性”还原为一个历史概念，其意义并不在于彻底消解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的合法性，而是提示人文学者在认清工业社会和全球化发展历程的同时，在当下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坚持普世性与相对性相结合的评价标准，从而规避西方中心和民族主义的双重陷阱。更重要的是，本质主义批判在终结僵化的普世主义理念的同时，也激活了世界文学的创作和理论实践，使不同文化语境的文学研究者可以“根据本国/民族文学创作的具体情况，并且参照世界主义的理念，建构出自己的世界文学理念，并可据此对本国/民族的文学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王宁2014：19）。第二，科幻擅长且专注于处理“我”与他者的关系命题，具有突出的思想实验性。惊异是科幻小说鲜明的审美特征，但不同于玄幻文学，科幻阅读的惊异感是一种兼具深沉性和幽暗性的审美体验，进入作品中异世界的旅程要从可信和认同开始逐步导向未知，而这个引人入胜的过程，也是逐渐拆解读者在现实世界中可以依赖的理性、道德及文化根基的过程，此即达科·苏恩文（Darko Ronald Suvin）所指的“认知间异”（cognitive estrangement）。与苏恩文相似，伊斯塔范·西瑟瑞-罗内（Istvan Csicsery-Ronay）也是从认知的维度，强调一种作为观念模式的“科幻性”，将科幻视为一种可以将现实经验处理成科幻小说的意识状态（a mode of awareness）③。换言之，作为开放性事件（写作过程）而非封闭文本（写作结果）的世界文学，是很可能在科幻的创作、阅读以及接受过程之中生成的，④因为作为科幻文学核心的科幻性在认知层面的作用，开启了审美经验与文学行动双重维度上的创新潜能。

诚然，世界各地以种种新浪潮变体形式涌现的科幻小说，无论在文学地理还是文类等级意义上，都仍处于边缘地位。而以科幻重写世界文学的思想实验也是困难重重：第一，我们如何在去中心后的破碎现实之中重建某种整体性的想象？第二，差异性话语对主体和人类中心的拆解，是否动摇了科幻之惊异感的存在论前提？可见，如果试图以科幻研究重构世界文学的理论框架，我们就必须着重考察当代科幻写作对这两个难题的回应，分析文学对理论反思提供了哪些启示。下文将以刘宇昆的短篇小说“狩猎愉快”（Good Hunting）为例，通过文本细读和理论诠释，尝试解析这些问题。

二、差异中的混杂性书写策略

刘宇昆不仅很早就斩获了科幻界各项重量级奖项，还因为翻译《三体》和《北京折叠》等作品并推动其海外发行，成为中国科幻新浪潮的重要推手。他的创作以短篇为主，下文要讨论的“狩猎愉快”讲述了一个机器狐狸精与机械师联手复仇，化身殖民地暗夜执法者，惩治压迫者的故事。⑤“变形”是理解人物、情节及其寓意的关键：两个主要人物燕（Yan）和梁（Liang）分别经历了“狐狸精—娼妓—机器狐狸精”以及“捉妖师—劳工—机械师”的形态及身份转换。作者以香港为蓝本，建构了一个架空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框架、以技术为比喻，探讨人心人情并反思社会议题的写法是典型的刘宇昆式科幻风格。

（一）世界建构：乡土与都市内在结构的复杂性

故事开始，梁的父亲斩杀了燕的母亲，一只狐狸精。不久，西方殖民者带来了科学技术，旧世界的祛魅使妖术与法术一并衰竭，老梁在困惑和失落中选择了自杀。小梁为了生存来到香港，历经5年艰辛，从苦力成长为了一名底层机械师；燕则因为旧魔法的衰减被困在人形中，无法变形狩猎，也只能进入城市，以出卖自己谋生。梁和燕从乡土世界到都市世界的迁徙，对应了旧魔法与新魔法的秩序更迭。但正如燕对梁并没有怀恨一样，猎物和猎手之间的关系，以及乡土世界（旧秩序）与都市世界（新秩序）之间的关系也远比二元对立复杂。梁和燕实质是一组镜像：乡土世界的猎人和猎物，都处于边缘和暗处，妖术与法术既对峙又相生。狐狸精对年轻捉妖师的诱惑，既是肉欲的，也是指向传统社会结构的越轨冲动。父亲的自杀暗示着小梁信仰支柱的坍塌。父亲强大的法力来自他的念力，当信念动摇时—因为人们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他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老梁的死使小梁突然醒悟，看到了被斩妖除魔的道义所遮蔽的那个镜像关系：自诩正义的父亲与他所狩猎的妖魔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旧世界的秩序土崩瓦解时，法师与妖魔都会随之消亡。

如果说乡土世界的内在结构表现为身份边界的暧昧性，那么都市世界的内在结构则直观地呈现为呼应阶层区分的空间区隔：通向太平山顶的火车轨道仿佛直指天堂—作为新主人的殖民者才能涉足的领域。火车是“狩猎愉快”的一个核心意象，当燕和梁还是乡土世界的懵懂少年时，火车就已经在满大人和殖民者的对话中出现了。满大人向殖民者汤普森报告民众关于铁轨破坏风水的抱怨，而汤普森的斥责，道出了殖民主义为自己的辩护：迷信导致中国输掉了战争，精神上的蒙昧是殖民地应当臣服于殖民者的理由。通过汤普森打烂神像的情节，刘宇昆描绘了殖民者信奉的强者逻辑：泥塑的偶像被坚硬的钢铁所取代是理所当然的。在暗处目睹这一切的燕和梁也由此确认了内心关于魔法正在消失的怀疑。聪慧的燕告诉梁：世界在改变，一种强大的新魔法已经到来。

火车联结着异质的物理和历史时空。梁的见闻告诉读者，当科技真正到来时，它是如何被迅速接受又从新奇变得寻常的：铁路很快变成了地方风景的一部分，机车在水稻田中穿行，蒸汽的吞吐就仿佛传说中的龙行一般；然而当靠近铁轨的儿童意外被撞身亡之后，火车便不再令人着迷了。如何理解民众对科技认知的变化？我们可以参考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对德语火车儿歌的阐释。通过分析火车的拟人化形象，鲍辛格揭示了技术世界与民间信仰的交织。他对“巫术与技术”关系的剖析提示我们：首先，巫术和技术都是人类把握外在世界的工具，所谓“祛魅”的现代化进程，实质是寻求巫术与技术之间“功能性相似”的过渡过程；第二，技术和巫术是互嵌的，“技术的征服”这一现代性叙事，是通过策略性的技术解释话语的传播而完成的，其间发生的是技术世界被转译为生活世界的“自然化”过程：“人们已经习惯了技术。如今，技术展示的恰恰正是单纯民众平常的、习以为常的周围世界”（鲍辛格50）。

从上述分析可知，“狩猎愉快”前半段的情节隐喻了乡土世界在面对现代科技入侵时，从震惊到接受的解释过程，而梁从捉妖师到机械师的身份转换—对技术的内化和策略性应用，则构成了该过程的重要一环。

（二）人物设定：都市人的身份转换与模拟

梁的成长，是解读“狩猎愉快”文本之多重混杂性的一条重要线索。在梁的每一次身份转换中，燕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父亲死后，是燕告诉他“学会生存”，因此他来到香港，成为底层劳工。在与机器打交道中，梁逐渐委身于新的机械秩序，似乎忘却了父亲的死和自己的迷茫。5年后，他与燕意外重逢。燕虽堕落为娼妓，仍执着追寻着自己真正的形态，而她的质问：“像飞转的齿轮一样活着，你快乐吗？你的梦想是什么？”再次点醒了梁。故事从失落向反抗的转调在此埋下伏笔。此后一年即梁30岁生日时，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吸收关于新蒸汽机的知识，终于凭着自己的发明进一步“跃升”，被殖民者接纳进入更高阶的服务层次。掌握机器的魔力使他感到满足和骄傲，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从顺奴变成帮凶。此时燕的介入—以她被粗暴改造的机械身躯，向梁展示了他所服务的殖民权力以及他正在参与的自动化工程所造成的恶果。燕又一次影响了梁的生命走向，她的求助阻止了梁的沉沦，也将他的成长轨迹带回到最初的分岔口：被压抑的创伤以及初次狩猎时就埋下的越轨冲动。在帮助燕找到她真正形态的过程中，梁也克服了自身成长的核心矛盾，完成了最后的身份转换。

“狩猎愉快”以机械狐狸精开启新的狩猎作为完结，这意味着旧世界里的敌对双方只有联手，才能蜕变为“新魔法”的反抗者。这其中蕴含了作者关于各阶层的被殖民者如何联合的思考：一方面，燕和梁之所以从人妖殊途走向并肩作战，恰恰是因为殖民侵略造成的旧秩序的崩解；另一方面，燕的清醒、坚持和她对梁的引领，又隐晦地表达了作者对知识精英软弱性的批判。梁的身份转换一方面印证了巫术与技术之间的“功能性相似”，另一方面也以接受和转译“新魔法”的方式，参与到技术解释话语的编织和播撒之中。“捉妖师/机械师”人设的寓意，揭示了机械改造狐狸精这一核心情节所具有的模拟（mimicry）涵义：

模拟显示出的是一种差异的再现，这种差异本身就是一种拒绝全盘接受的过程。这样看来，模拟实际上是一种双重表述的符号；一种复杂的改良、规约和律令的策略，它在将权力具像化的同时“挪用了”（appropriates）他者。［……］然而，模拟同样也是不可挪用的符号，是一种差异或桀骜不驯，它与殖民权力的主导性策略的功能相一致，强化了监督机制（surveillance），并且对已经被规范化的”（normalized）知识和学科权力构成了内在的威胁。（Bhabha 86）

根据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观点，模拟的目的在与产生一种‘他体’既带有‘被殖民’的痕迹，同时又与本土文化话语糅为一体，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被殖民的一方对殖民地宗主国的文化和理论话语的有意识的、并且带有创造性的误读之上”（王宁2002：54）。结合鲍辛格和巴巴的理论来看，后殖民语境下的民间科技叙事，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应用”或“创造性误读”，具有从内部颠覆殖民权力的功能。由此看来，文本中的机械狐狸精不仅是东方法术对西方科技的模拟，这个意象本身也是作者对源出西方理论的“赛博格”概念的模拟。

（三）文体实验：科幻、传奇与志怪的杂糅

2019年，电子期刊Strange Horizons刊登了一篇评论：“比狐狸精更怪异”（stranger than Fox Spirits）。作者Lucia Tang形容“狩猎愉快”“就像是蒸汽朋克的志怪！”⑥这种文体的实验并非孤例，在“狩猎愉快”发表4年之后，刘宇昆出版了第一部长篇《蒲公英王朝》（the dandelion dynasty），该书被认为是他开创丝绸朋克风格（silk punk）的奠基之作。从长篇小说的准备和写作周期推测，“狩猎愉快”糅合奇幻、传奇和志怪的尝试，很可能是丝绸朋克文体探索阶段的小试牛刀。

对于刘宇昆，文体实验有着形式之外的意义，例如丝绸朋克这样的实验结果彰显了他的技术美学。在阐述丝绸朋克的意义时，他坦陈自己受到复杂系统思想家布莱恩·阿瑟（W.Brian Arther）的影响，视技术为一种语言，而科幻小说作者则是诗人兼工程师（poet-engineer），科幻书写的目的是转变现有的语言而使之向着更美的形式演化。⑦这番剖白说明，刘宇昆在不同阶段、不同主题的作品中并置、混合各种文体的实验，实质上是一种有意识的反类型化书写，目的是围绕技术和语言这两个科幻的核心元素，重写这一类型文学。在科幻文学的历史上，“类型的焦虑”构成了写作创新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尽管历次的科幻新浪潮在不断挑战文学阅读、教育和研究的成见，但科幻的合法性和纯粹性始终备受质疑。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像刘宇昆这样的“异类”，采取特洛伊木马式的战术，混合不同的体裁惯例，利用它们同时颠覆它们，以完成自己的去类型化书写。当然，刘宇昆的文体实验并没有停留在形式上的“拼贴游戏”，它一方面追求达到技术美学的高度，另一方面也倾注了他的政治意图，即对朋克精神内核—反叛和抵抗权威的认同。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狩猎愉快”故事的反殖民主题：作为一个科幻文本，刘宇昆在书写殖民地上的狐仙故事时，寄托了他对科幻世界性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无意识的嘲讽，这也使得他这一次反类型化的书写构成了对全球科幻小说在后殖民语境下的重写。

如上所述，“狩猎愉快”在短篇的体量内呈现出了多重的混杂性。在“手中纸，心中爱”（The Paper Menagerie）、《蒲公英王朝》等作品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特质。但混杂性并不仅仅是刘宇昆个人的风格标记，它还是当代作者们在面对上文所揭示的科幻书写的两大疑难时，所选择的一种书写策略。

三、同时代的理论想象与科幻想象

（一）后现代的想象力：理论与文学的相互激荡

根据杰西卡·兰格（Jessica Langer）的观点，科幻书写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一种文化实践，产生了解构旧秩序的社会和政治影响。⑧这种解构的效力，即霍米·巴巴所建立的元批评策略的运作效果。该策略以一种介于游戏性和模拟性之间的独特方式来削弱西方主流话语，“实则通过这种戏拟削弱并破坏了西方的思维和写作方式的整体性和一贯性”（王宁2002：54）。但在此之外，巴巴并没有提供一种肯定性的替代方案，这不仅是后殖民理论的弊端，更是所有后现代理论的通病。

在经历了彻底的去中心和解二元之后，当代西方思想界陷入了差异性的意识形态，对于共识、团结或者任何形式的整体性不仅失去了信心，甚至丧失了想象的能力。对此，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目光转向了科幻文学，他们的科幻乌托邦研究提示我们：眼下的失败或不可能性是结构上的必要，因为在后现代的情境下，恰恰需要“通过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思想实验的方式，使我们得以折回和正视当下的情境”（王峰、陈丹78）。难道我们不就活在当下吗，为什么要折回？理解这一点，需要援引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对“当代性/同时代性”（contemporariness）的界定。在阿甘本看来，我们并未进入当下，因为我们早已被时代的意识形态遮蔽了所有的感官，故而无法审视我们的时代，尤其无法看到那些“未被经历之物”；而只有与自己的时代建立一种“歧异联系”，即通过断裂和错位，才能回归到当下——真正感知和把握我们的时代。⑨詹姆逊和阿甘本都通过审视“当代”而重申了文学写作的本质：写作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对于读者而言，文学的想象就是能够带领我们通向这种存在方式的路径。今天，科幻文学的想象力正在变得日益重要和主要，这正是它吸引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裸体》吉奥乔·阿甘本 著，黄晓武 译

如果说，要在日常生活与文学文本中破译乌托邦精神必须同时借助理论和科幻的想象力，那么当代科幻书写如何建构一种超越“中心-边缘“模式的整体性想象，同时又能保持其惊异的文学品质？

（二）有情的惊异：历史与未来之间的科幻

在本文的案例中，燕的机械狐狸精设定将后殖民主义与后人类主义合二为一，这似乎意味着该文本正是宋明炜构想的全球科幻小说新话语的典型样本。然而，通过上节的文本细读可以看出，读者对燕的生命历程或内心世界所知甚少，她更像是一个工具性人物，甚至是梁的第二自我（alter ego）。虽然“狩猎愉快”的机械狐狸精在形式上借用了后人类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元素，但小说对赛博格概念的套用是稍显生硬的。机械狐狸精作为一个复仇者，是以模拟的语法制造出的殖民体系内部的“他体”，其思想主旨与唐娜·哈拉维（Donna J.Haraway）的理念相去甚远。哈拉维在最初发表于1985年的“赛博格宣言”中构想的，是一种无性别的、没有遗传的、彻底平面化的乌托邦世界，它拆解了所有二元对立的政治经济基础，将自身的可能性托付于某种语言—在通信科技和现代生物学中找到的一种共同的语言，通过这一语言，世界被转化为编码问题，而女性主义者也可以编码赛博格式的自我。⑩显然，在这样一个被编码所转化的乌托邦世界中，对抗或拯救的关系都不复存在，因为“赛博格这种化身是外在于拯救的历史的”，所以也就不会有“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悖论，“所有对作为手段的控制的抵抗都消失了，所有异质因素都可以分解、重组、投资和交换”（赵柔柔89）。

文学对概念的具象化似乎难免落入某种现存秩序的窠臼，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幻书写应该对理论亦步亦趋，以观念的绝对性和激进性为唯一标准。相反，我们要在理论最擅长之处看到理论最致命的缺陷：

经过各种后学流派洗礼的学者们太精通辩证法的力量［……］批评者可以掠过一切历史经验素材，用辩证法直接攻击对手认识论的漏洞，而这样貌似深刻的辩论既无助于创新理论也无助于理解现实，辩证法仿佛成了一架空转的机器。［……］在辩证法的尽头，我们需要真正另类的经验和话语。（张春晓51）

真正另类的经验，即根本的他异性（alternity）很可能以片段的、扭曲的形式，隐含在科幻的惊异之中，等待着我们去破译和阐扬。文学正因为其思辨上的不纯粹—与现实世界和历史经验的牵连，而始终指向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倘若简单地奉“后学”为圭臬，科幻反而会丧失其“惊异”的根基，因为主客关系的消解就意味着书写他者既不可能也不“正确”。而科幻阅读的惊异感只有在个体以具体的立场涉身其中才会产生，惊异的伦理意义是“我”勇敢且平等地面对他者，同时重新认识自身。科幻想象就是以这样有情的思想实验，将世界性、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这些问题带到我们的眼前，唤醒我们对不可见和不可能之物的欲求，激活对根本他异性的想象。就像阿甘本所形容的同时代人的“不合时宜”，科幻想象这种“有情的思想实验”也是以错位和居间的方式发挥作用的：“科幻想象的魅力就在于它给予我们一个超越日常经验的认知，一种差异性的理解。［……］对抗日常经验的束缚，使我们进入到差异性的认知或者颠覆性的认知中，从而产生创造力”（江玉琴6）。因此，在后人类的境况下，与其追问“科幻想象如何可能”，不如思考“科幻想象如何被书写出来”（王峰、陈丹81）。

科幻文学比理论研究更早关注后人类境况，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延续脉络，并且在影视改编和大众传播的助力下，产生了更普遍的文化影响。科幻文学包括其衍生的动漫、游戏等大众文化产品，以开放的视野和自由的想象力，描绘了人类从身体到观念、伦理和文化，全方位地与科技纠缠共生的生存现状。正是因此，科幻文学吸引了海内外多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关注，激发了“后人类境况”之下种种新锐的思考。总之，当代的全球科幻书写必须找到与理论平等对话的有效方式，观照人类整体、关切“支配世界的‘总体性’事实”，进而在总体性的视野中“对世界进行批判呈现，甚至对世界的未来开展创造性的探索”，才能生产出一种新的世界性、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李广益69）。

《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詹玲

结语

在后现代和后人类的境况下，科幻作者可以选择混杂性书写策略以对抗差异性意识形态对总体性和惊异感的损耗。然而在更宏观的维度上，混杂性则反映了当代科幻文学的政治无意识和历史无意识。“狩猎快乐”对赛博格女性主义的形式化征引揭示了此类混杂性文本的政治无意识，其中隐含的建构性的乌托邦力量有待于科幻批评者和研究者去解析和阐扬。

认为合二为一的写法能更好地表达乌托邦愿景的观点，实质上是期望以一种去中心的、平面化和差异化的书写方式重新描绘人类的未来。但后殖民主义、后人类主义、女性主义等诸多立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混杂性书写不容回避的问题。除了诸种“后学”之间的差异，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排斥也是值得警醒之处。我们迫切地需要将针对这些新旧问题的讨论拉回到政治的论域和行动的范筹之中，通过重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突破文化批判的困境。这就要求我们在多重危机的当代语境下，重新审视科幻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居间性，通过诠释科幻书写的同时代意义，穿透当代科幻文学的历史无意识，并且经由这一迂回的路径突破“非乌托邦的现在”（詹姆逊380-381）,重建历史性和将来性，进而推动乌托邦的希望能量向着变革世界的物质性能动力量转化。

和乌托邦精神一样，混杂性书写的缺陷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必要。“狩猎快乐”的拼贴写法是不完美的，甚至是略显轻浮的，但科幻文学研究恰恰可以通过考察这样的姿态，破译作者、读者和传播群体与他们所属时代的纠缠及斡旋关系。从共时的角度而言，科幻书写的同时代性向着乌托邦开放，从而为世界文学开启了生成的可能；从历时的角度而言，不论具体文本的主题、风格或量级差异如何，它们都构成了作为事件的世界文学在生成过程中的痕迹，使文学史的研究得以涵盖时空的跨度，绘制出世界文学的拓扑结构。

当然，我们也可以进入拓扑结构的内部，聚焦某个历史阶段或某些文本、作者展开具体研究。例如，在晚清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叙事中，有一条以科幻带动文体改革、进而启蒙民众的线索，其中的分支头绪亦颇为丰富。不管针对当时的小说文本，还是社会文化场域中科幻问题的提出，敏锐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解读出旧秩序崩解的历史信息。推而广之，在更长的历史时段里不断积累、演变的科幻文学文本，或许就能以草蛇灰线的方式，为我们连缀成一幅观念的图景，反映出中国科幻书写中蕴含的历史意识及其变迁。⑪文学的历史意识既为历史之洪流所形塑，又通过文学性的书写参与到历史本身的叙述性型构之中，历史、文学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科幻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就具有了伦理责任和政治意义：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当下的我们有关。

作者系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准聘副教授（ 特聘研究员）

注释：

① 参见Moretti 54-68；王宁：“作为问题导向的世界文学概念”，《外国文学研究》5（2018）：39-47。

② 本文未标译者的译文系作者自译。

③ 参见Istvan Csicsery-Ronay. The Seven Beauties of Science Fiction.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④ 参见He Chengzhou. “World Literature as Event: Ibsen and Modern Chinese Fi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7): 141-160。

⑤ “Good Hunting”于2012年在线上电子期刊Strange Horizons上发表，后来编入《折纸和其他故事》（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中文版“狩猎愉快”发表在《科幻世界》（译文版）2017年第12期。改编的同名动画短片收录在《爱，死亡和机器人》（Love, Death & Robots）第一季中。

⑥ 原文为： “[.] one that remixed tropes from Western science fiction and premodern Chinese supernatural fiction. [.] It is like a steampunk zhiguai!” Lucia Tang. “Stranger than Fox Spirits.” Strange Horizons 22 Aug. 2022. http://strangehorizons.com/non-fiction/stranger-than-fox-spirits/.

⑦ Ken Liu. “What is ‘Silkpunk’ ?”23 Aug. 2022. https://kenliu.name/books/what-is-silkpunk/.

⑧ 参见Jessica Langer. Postcolonialism and Science Fic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关于科幻文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还可参考John Rieder. Coloni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Science Fiction.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08。这部书主要探讨英美科幻与殖民主义的关系，批判性不如Langer的著作那么鲜明。

⑨参见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⑩Donna J.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Manifestly Haraway. Eds. Donna J. Haraway & Cary Wolf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5-9.

⑪ 在这方面，国内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参见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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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晓：“从反人文主义到一种狭义的后人类：跨越拟人辩证法”，《文艺理论研究》3（2018）：4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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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柔柔：“斯芬克斯的觉醒：何为‘后人类主义’”，《读书》10（2015）：82- 90。

[Zhao, Rourou. “Awakening of the Sphinx: What’s ‘Posthumanism”” (si fen ke si de jue xing: he wei hou ren lei zhu yi). Dushu 10 (2015): 82- 90.]

原文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