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协办的“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览即将在京启幕。我们特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同道写下馆藏研究手记，重温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记忆，讲述他们眼中波澜壮阔的文学字迹背后的故事。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李一氓《多丽 在十二大中感赋》《读陈毅诗选》《李一氓书赠陈白尘》等手稿和书法作品。除此之外，还有一份看似朴素却承载着时代重量的打印稿将在“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览中展出。稿件的纸张已泛黄，内里留有修改的痕迹，这份文稿便是李一氓关于长征回忆的打印底稿，内容已收入他历时八年亲笔写就的《李一氓回忆录》，是展览中颇具记忆温度的一件展品。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州市人，原名李国治。他是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自学生时代就积极投身进步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投笔从戎，1928年曾加入创造社，历经北伐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阶段，曾长期从事外事工作与古籍整理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殊多。在李一氓65年的革命人生中，其文学和书法艺术方面亦造诣颇深。他的长征书写以亲历者之眼、史家之笔和文人之心，讲述了那条血与火交织的长路，展现了许多历史细节，也传递了革命者始终如一的豪情和信心，为长征留下了一份兼具温度与深度的个人档案，对于了解长征历程具有重要价值，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赤诚与勇毅。

《李一氓回忆录》长征部分打印稿

从饮食中看长征

在李一氓的长征回忆中，“饮食”绝非仅为果腹之需的记录，而是一面棱镜，折射出政治路线、地域风貌、文化碰撞与生存极限。食物是流动的政治“罗盘”。在长征初期，食物有严格的阶级路线，“主要吃地主的粮仓、牲畜等”，余下的粮食散发至当地的贫苦农民，这一路线的口号就叫作“打土豪”，在行军路上执行严格。但也有例外情况，在川西北地区，面对藏族民众和寺庙，红军只能“强制购买”，留下银元仓皇离去，李一氓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征途路上的供给困难在此显现。

“饮食”与身份认同相关，亦是地域文化的边界，构成了一种“地理味觉学”。在硝烟的缝隙里，李一氓总不忘进行一番“风物考据”：湖南村子里鲜美的鱼、来往于贵州赤水河时分得的茅台酒、在遵义用洗脸盆装的银耳鸡面、云南宣威的火腿、马帮的糖饼……这些食物如同一串“味觉路标”，清晰地勾勒出队伍行军的路线轨迹。即便在枪炮声中，他也不忘对食物进行联想，把美国橙子溯源至湖南辰州，推断“SUNKIST”或许与“辰”字有关，在道县吃到橙子时比较起四川红橘、金山橙的味道，让行军过程变得具体而鲜活。

战火中的饮食也是一场文化碰撞的生动寓言。李一氓记下了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瞬间：有的人拿茅台酒来洗脚，而邵式平用灌水壶装茅台酒，行军路上偶尔喝一口，悠然自得；连队的炊事员不谙火腿烹饪之法，竟将宣威火腿当作五花肉红烧，最终化为一锅油，火腿也毫无味道。而萧劲光将火腿生蒸切片、码入食盒，在正午行军休息时打开来细品。同一食物的不同处理方式，折射出不同地域出身与个人性情在战地日常中的印记。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青稞的轮回”。 进入川西北和雪山、草地后，食物极度匮乏，红军只能就地寻觅食物，找到了酥油、萝卜干、豌豆苗，乃至到地里寻找野葱、野蒜。尤其是过草地时粮食储备不足，后来分到手的青稞大多是未脱壳的颗粒。青稞粒煮不烂，人体无法消化，“排泄出来的还都是一粒粒的青稞”，饥肠辘辘的战士将之“淘洗过后，再煮再吃”。这种生存纪实让人感知长征途中那种超越极限的坚韧，也令历史在粗粝的吞咽中拥有了令人久久无法释怀的体温。饮食这一线索由制度而风物，由风物而人情，由人情而生命，层层深入，最终将宏大叙事还原为可感的身体记忆。

历史与文体的双重互文

李一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诗人，被陈毅称为“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他的诗词多与革命生涯紧密相连，是其戎马一生的真实写照。长征过程中创作的《安顺场怀古》《得讯我军已过泸定桥》后来被收录于诗集《击楫集》中，将长征记忆凝于古典诗体形式之中。而回忆录中的《安顺场怀古》与《大渡河边》两节，恰好与两首诗构成意味深长的“互文”关系，历史事件与当下所历，以诗与散文两种文体进行书写，在差异中形成对话，在对话中彼此补充，呈现了那段历史的丰富面向。

红军占领了安顺场后，因水急滩险，渡河极为缓慢。面对对岸敌军的封锁，十七个勇士率先乘着在渡口找到的一只船，强渡成功，击溃守敌一个营。由于渡河速度太慢，中央决定兵分两路，主力沿右岸北上夺取泸定桥。当得知红军已成功夺桥的消息后，李一氓赋诗记录下这一历史性时刻：“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浪滔滔。输他大渡称天堑，又见红军过铁桥。”寥寥数语便勾勒出红军将士的英勇。他以诗来感叹“太平天国事”与“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历史反差，诗中“岂有渡来重渡去，翼王遗恨入西川”之句，正是追思石达开七十多年前在安顺场的覆灭，而红军不仅成功强渡，更拿下了泸定桥。在文中他插入了考据，通过逻辑推演，质疑了《庸庵文续编》记载的渡回已过河一万人的合理性。这种吊古思今的写法，极富文人风骨。《大渡河边》一节中，他记录了红军沿大渡河左岸北上泸定桥期间的艰难行军。他描述了沿途恶劣的自然条件：峭壁上的羊肠小路、持续的雨水、泥泞塌方的路面，以及极度疲劳的身体状态，引用陆游的诗句“恰似嘉陵江上路，冷云微雨湿黄昏”来形容行军心境，在行进中不失审美自觉，也是其文人身份在革命叙事中的自我确认。

仔细阅读李一氓的古体诗，气势磅礴，有一种沉雄之力，与其回忆散文在主题、意象和情感上彼此映照，形成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复调叙事，在文体层面形成呼应与补充关系。回忆散文部分翔实、冷静，但无法承载全部的情感重量，诗歌补充了散文的留白，感情充沛。如果说散文是长征回忆的“地形图”，详细标注事件的经纬，那么古体诗就是这幅地图上的“等高线”，显示情感的幅度。诗与散文互读，一如大渡河两岸的铁索与桥板，构成完整的历史图景。

记忆书写的方法论自觉

李一氓的回忆录，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料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兼具史学家的考据精神和文学家的敏感笔触。而长征部分打印稿则是连接历史事件、亲历者、文本生产之间的物质性“关节”。这一带有编辑及家属修改痕迹的版本，保留了文本被修改、被“塑造”的动态过程，是关于长征历史叙事“生成”的见证，保留了从个人记忆到公共历史文本的转化痕迹。

长征回忆书写不同于一般性的战斗记录，提供了一种中观视角。李一氓坚持“尊重史实，纪史以实”的原则，例如保留他当年在金沙江段的记录，其记录中的“绞车渡”与现名“皎平渡”的差异，是对其记忆原貌的忠实存留。他对遵义会议决议的形成过程有独立的思考与推断，对“内部路线斗争”的直击与坦诚尤为珍贵。关于红军大学的分裂，一般官方记载多语焉不详，而李一氓作为亲历者，详细记录了所经历的事件与细节，不回避、不掩饰。尤为难得的是，他对“狼狈”情况的保留。他不避讳描写红军到达陕北时沙蓬当帽、烂毡裹脚、浑身虱子的“叫花子”形象。这种“去神圣化”的写作，反而让后人感知到革命者在绝境中的生命力：崇高不在华服，坚毅才是撑起人格高度的脊梁。

此外，他对西南地区鸦片种植、云南“马帮”商业组织、贵州“干人”生存状态、甘肃“报条”文化现象的观察，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南、西北社会生态的一手人类学素材，提供的细节与个人观察有效补充了官方档案记录，使历史叙述呈现出地方肌理与经验质地。

作为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李一氓的回忆录文气沛然，将文人笔触与革命叙事相融，形成一种极具辨识度的叙述风格。他擅长捕捉细节，在动态中截取瞬间，用“蒙太奇”镜头笔法赋予文本以张力，凸显“现场感”。例如写会理攻城，他描写“连遮满全会理城的瓦鳞都照红了”的烟火、“城垣上雉蝶间奔跑的黑影”和“真像汪洋大海中一只沉没的轮船”般的呐喊声，运用通感和比喻，将战场的焦灼转化为极具压迫感的画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冷峻、克制的笔调。对于途中的苦难，他以冷静的笔锋讲述事实，不诉哀情。他写草地上死亡场景：“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你帐篷的左右前后，总有那么一两个到三四个同志从此长眠不醒……生者仍需赶路，对死者也无能为力，就用铁铲把他附近的泥土，铲上十几铲。”平静的叙述，反而比情感的外放更具力量。他以一种近乎幽默的坦然，把自己浑身生满虱子的狼狈状态比作“王猛扪虱而谈”，这种反差感让战士形象更加立体。行文洗练，言之有物，于平实中见真切，正是其文风的最大特色。

李一氓的长征书写，是亲历者的回望，也是个人记忆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共振。正如他在诗中所写“又见红军过铁桥”，一个“过”字，涵盖了征途的惊险、革命的豪情，也透露着一个书写者以文字叩击历史的坚守。他的文字如铁索，连接着见证者的心迹与后来者的审视，连接着时间的两岸，牵引着历史深处与此刻之间依然跳动的脉搏。

作者简介：王玥，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文献史料研究以及文学评论，文章见《百家评论》《文学自由谈》《人民日报》《文艺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