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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科学人”朱熹

提到朱熹，人们会立刻想到“哲学家”“思想家”这些头衔。他自然都够得上，然而等到读过《朱子语类》，你会发现他还是个对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人。

《朱子语类》不算朱熹自己的作品，而是他去世后门人弟子回忆他曾经的言论，拣择重要内容汇编成集，是通过旁人视角，勾勒出一个侧面的朱熹。

朱熹是第一个强调“格物致知”的儒家学者。这个词来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朱熹之前一千来年间，没人关注这段话，是他把“格物致知”拎出来大力阐述。

后世儒家往往把格物致知当成道德修养的功夫，然而朱熹提到的“物”，同样包括自然现象和生产劳动技能。比如“麻麦稻粱”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哪种土地更适合种什么。孔子虽然有生产技能，但不认为儒者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朱熹对此有很大突破。

朱熹经常和弟子们探讨一些终极问题，比如“日月星辰之外有什么”或者“世界上第一个人是怎么生出来的”，这些都体现出朴素的科学兴趣。他还多次为弟子们系统讲解日、地、月三者的关系。

朱熹已经知道大地是个球体。入夜，阳光从地球周围射过去，被月球反射形成月光。月亮之所以有盈亏，是因为地球从不同角度遮蔽阳光，日食则是为月所掩。这些在今天只是基本常识，而在当时则是遥遥领先的知识。

朱熹还声明这些都是沈存中（沈括）的观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月亮外形会自己发生变化，只有沈括做出了接近真实的解释。沈括比朱熹小一岁，同朝为官，不是什么古代圣贤。然而朱熹通过独立研究和思考，接受了沈括的科学见解。

弟子追问天上的星星是否也在反射太阳光时，朱熹回答说：“星恐自有光。”这不算定论，只是推测，但已经有了“恒星”的初步概念。此外，朱熹还关注过雨雪霜露等气象活动，以及陨石坠落等天文现象。

后人解释“格物致知”，常把“知”当成知识。而朱熹是用“知”来指代智慧，希望人们通过“格物”来获得智慧，其格局已经从知识层面上升到认知层面。

朱熹时代，科举已成定制，天下学子必须读“四书五经”。朱熹却教学生们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尤其是《尚书》中的《禹贡》，它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志，在朱熹时代，被学界公认为大禹所作。

朱熹告诉弟子不须费心去学习这篇古代文献。大禹当年管辖的范围很小，其外的很多地方并没亲自去过，只能是收集传说，这并不准确。时代过了这么久，很多河流改了道，很多地名也早就改变了。与其熟读《禹贡》，还不如学学当代地理更有用处。

在有关《禹贡》的论述中，已经能看到朱熹有了一种萌芽状态的进步观念，认为自己生活的时代要比以前更发达。今天，社会不断进步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而在当年，人们还是倾向于厚古薄今。

朱熹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说，不能认为“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从根本上否定了神的存在。不过朱熹相信有鬼，古代的很多学者比如墨子也是这样。在那个乡野生活主导的时代，有关鬼的目击报告四顾皆是，他们无法甄别这些报告的真伪。但是他们倾向于把鬼视为一种自然现象，类似于今人看待“外星人”或者“不明生物”的态度，而不是将其作为崇信和祭拜的对象。

有件事可以反映朱熹对鬼的态度——

他的老家新安民风崇鬼，朱熹很反感，说自己“朝夕如在鬼窟”。一次回老家，他发现当地新修了一个“五通庙”。亲戚们让他一定去拜一下，被朱熹坚拒。很快他发生腹泻，亲戚们讥讽他说这是不去拜谒的结果。朱熹则反驳说这不过是自己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而已。一千多年前的人对待这种事情能有这种态度，是很超前，也很难得的。

朱熹对巫术也有着清楚的认识。他通过观察发现，民间的那些施咒者当面咒别人，“小儿稍灵利者便咒不倒”。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着“受暗示性”的差异。日常生活中容易上当受骗的，总是某些特定群体或者特定的人。

因为没有原创的科学成就，所以朱熹只能算作“科学人”，不能算是科学家。然而他所经历的这些点滴证明，对天地万物的好奇心古已有之，而这正是科学的原动力所在。

02

“上古之书”话科技

相传孔子把前代王室文献编纂成《尚书》，逐渐演化成儒家“五经”之一的《书经》。尚，是“上古”的意思。“尚书”，也就是“上古之书”，它除了记载先王治国理政的事迹之外，也记载了原始科学的诞生。

说《尚书》和科学有无关系，要看如何定义科学。

如果人们只是把近代科学当成科学，那就得有现代理论，有实验，以科学家个人研究为主，国家力量到二十世纪才大规模介入科学。这样定义，会让科学成为无源之水，或者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怪物。

而如果把科学定义为所有寻求客观知识的实践，我们就会发现，在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之前，所有古代民族都有其朴素的原始科学。也正因此，从《尚书》的记载中，是能够看到原始科学在华夏的缘起和发展脉络的。

《尚书》按照朝代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最早的《虞书》主要记载尧、舜和禹的事迹。在文字历史中，是他们建立起中华最早的职官制度。虽然考古学没找到这三个传说人物存在的确切证据，但人们大体认为，中原大地在这个时代实现了从部落联合体向原始国家的转化。

尧在《尚书》中出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羲氏”与“和氏”来考察天象，根据观测结果安排农时。原文详细描述了他们如何观测“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这四个关键时点，介绍相应时节会发生哪些自然现象，人们又该从事哪些农作。

考古学家在世界多地都找到过新石器时代留下的巨石阵，它们形式各异，但主要功能都是观测太阳的运行位置。中国山西陶寺东坡沟遗址，以及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巨石阵，都是这种古代观象台。它们需要成百上千的人才能建起来，同时也服务于拥有大量人口的农耕共同体。

“羲氏”与“和氏”的描写，就是先民对这个时代模糊的记忆。而从《虞书》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国家从诞生起就是科学的推手，在物质资源贫乏的远古，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组织人力物力观测自然。

舜即位后又增加了任务：通过观测北斗七星斗柄的位置处理农事。他还要确定历法、音律和度量衡。尤其是最后一项，让人们在观测客观现象时形成了数量概念，进行记录和比较——有了数据，便有了最原始的科学。

接下来大禹出场，即位前他出任“司空”一职，职责是治水，后来也是凭借治水的政绩当上君王。尧舜禹三代都在做今天科学家兼工程师的工作，而不是军事征服或者抵御外敌——其实，四大文明的创立过程显示了人类最初的国家权威都来自生产管理。

《尚书》中的《禹贡》由战国时期匿名人士创作。当时，几百个小国已经兼并成几个大国，精英们知道天下终将归于一统，开始构思华夏全境统一后如何治理，只是为了扩大作品的影响力，才托名大禹所作。

《禹贡》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地理书，从中可以发现原始科学与近代科学的本质分野：当时并没有条件满足纯粹的好奇心，研究地理仅仅是出于发展民生和建立统治所需。

《禹贡》每写到一处，都要注明当地土壤条件、有何特产、物资应该通过哪些河道运输到首都，以及基于这些客观因素，国家应该给当地制定怎样的赋税标准。统观全篇，出发点是自然地理环境，而落脚点在于“贡”，《禹贡》堪称战国时期的《建国方略》。

《盘庚》一篇则体现着科学的终极价值，即为社会发展进行长远规划。盘庚是商汤的十世孙，以“迁都于殷”著称。关于这次迁都，后代学者认为其原因是社会不安定或者外敌入侵，其实就是水害频发。原文借盘庚之口回忆，说先王曾将都城迁到高处避开水害，故而希望大家借鉴旧例。

显然，计划迁都时，当地环境并没有恶化到住不下去。盘庚是通过对自然环境的考察，推衍出继续定居于此的恶果，以及迁都的益处。百姓安土重迁，贵族大臣也不希望离开，暗地鼓动百姓抵制迁都，《盘庚》就是这位国王发出的迁都总动员。为了实现理想，他不惜赌咒发誓：“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国家能够搞好，是大家的功劳；若是没能搞好，那就只是我一个人的过失。）

盘庚最终完成迁都，商代因此又得以延续数百年。今天，面对资源和生态等重重危机，我们也需要盘庚式的人物，把人类赶出舒适区，走向星辰大海。

03

《诗经》：原始科学参考书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很多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都源自于它。孔子为《诗经》的编辑成书做出了主要贡献。我们现在读的《诗经》版本由西汉时期的毛亨和毛苌注释，俗称“毛诗”。再往后，历代文人也对它作了许多注释。

孔子自己并没有大一统的想法，西汉时期儒家逐渐统一思想阵地，其后的学者注释《诗经》，免不了借题发挥，加入自己抱持的思想。其实在《诗经》所收录的那些诗歌诞生的年代，铁器还远远没有普及，人口也很稀少，更没有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如果揭掉后世附会的所谓“隐喻”回到诗文本身，我们会发现，被这些诗歌大量记录的当时的生产生活场面，是研究上古科技的宝贵材料。

以《生民》为例，这首诗歌记载了周始祖后稷的功业，说他会种谷、豆和瓜，会选种和锄草，在他带领下，人们舂米扬糠，蒸饭烤肉。

这首诗让我们知晓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却没有夸赞后稷的任何战功，他更像是一个老村长，带领族人农作劳动。这是中华上古文化与其他民族上古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除了黄帝，中华的远古英雄都是因为建设成就而非战功，得到纪念。

考古学发现显示，黄河流域约七千年前就开始刀耕火种，到了后稷的时代，先民们已经在此从事定居农业长达几千年。《诗经》的诗歌产生于农耕文化早期、部落时代晚期，社会结构比封建时代简单得多。不少诗歌里的“国”字，指的不过是大型部落而已。

复杂的等级制度以及封建意识形态在当时也还没有形成，先民唱诵这些歌谣，更多的是歌颂生产生活。很多诗的原作者或许并不识字，只是在劳动中随口成章。个别诗篇明显有劳动号子的特征，在生产中起到指挥调度或者缓解疲劳的作用，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到当时社会生产的原貌。

《公刘》的主人公是后稷的重孙。诗歌讲述公刘带领部落离开灾区，另择佳址，采石料，挖地基，建新房。上古地广人稀，大片土地都是无人区，公刘并不需要带领部落去侵略谁征服谁，只需选取宜农荒地另建新城即可。

这首诗还特别为公刘加上一个形容词——“笃”，意思是老实厚道、行为专注。诗中的细节描述加上这个形容词，让他更像是远古时代的一位地质学家兼土木工程师了。

《绵》记载了周人另一位先祖古公亶父。同样描写他组织人们选址、分田、测线、夯土，俨然一副村长或者工头模样。鉴于当时人口显著增长，古公亶父已经不像后稷、公刘那样从容。除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之外，他还要面对“昆夷”这些外部落敌人。然而诗歌仍旧没有提起战争，而是说到，由于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无须出征，敌人已经自行远远避开。

当然，同样是歌颂周人先祖，无论是《生民》《公刘》还是《绵》，都远不如那句“牧野洋洋，檀车煌煌”流传得广——这一句出自讲武王伐纣的《大明》，同样收录于《诗经》——毕竟，比起挖地基、吊墨线，人还是更喜欢看刺激的打仗故事。

关于《诗经》的作用，孔子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学习这部书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把《诗经》当成了原始的百科全书。此语信然，比如《七月》一诗，通篇在讲什么季节该做哪样农活。当时农耕产能低下，先民要辅以野菜野果才能充饥，野生植物同时也提供给他们大量的重要生活材料——《诗经》之中，仅是提到可以“采”的野生植物，就多达几十种。

对灾难的认识，也是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就专门记录了大地震的场面：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这首诗被后来的文人理解为隐喻世事无常，其实，它更像是直接描写地震的惨烈场面，而最后两句只是简单的引申和感慨，就像今天一部灾难电影的尾声出自主人公之口的几句感慨或议论。

回到文本本身，我们不难发现，这部礼赞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珍贵文献，就像是考古发现中的珍贵遗迹。从科技史的角度阅读《诗经》，你会收获很多的惊喜。

04

未来文艺

2023年，《瞬息全宇宙》获得奥斯卡七项大奖。这部作品标志着科幻已经彻底分化：其中一部分发展为文艺，被主流文艺圈接受，而另一部分探讨科技进步如何影响社会发展和人性变化，如今业已成为支流，恐怕要另谋出路。看来，不是整个科幻，而是只有其后一部分，才能被视作科学文艺。

设置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场景，以便更深入展示人性，这种表现形式在古代由神话和寓言来承担，《西游记》和《聊斋》就是其典型。近代社会随着“祛魅”的诉求深入人心，新读者很难再接受鬼狐仙怪，有些创作者便开始把科幻当成现代神话，设置新奇场景，实质上继续探讨传统话题。

于是，既往的“灵魂附体”变成“阿凡达”或者脑控技术，“长生不老”变成数字永生，神明造人变成人类发明机器人，末日审判变成灭世灾难，至于历史题材则可以替换成时间旅行或者平行世界。

系统梳理之后，我们能从科幻中找出几十个传统文艺主题。它们包裹上了一层科技外壳，但几乎没有一样与科技进步本身有关。甚至，这类科幻还能容纳不少反科学主题。

在另一个谱系上，从凡尔纳开始，一代代的科幻作家在认真探讨前沿科技如何影响人类的未来。他们在创作之前做足了功课，全面了解同时代有哪些前沿科技正在研发，再设想它们的应用场景，探讨其中的善恶是非。

这样创作当然很困难，能在这个赛道上成功的科幻作家凤毛麟角。但由于切中科技发展的要害，特别是呼应了公众“科技改变生活”的关注趋势，这类作品曾长期被视为科幻主流，以致很多非科幻迷甚至不知道还有另一类科幻存在。

这种科幻经历了美国的黄金时代、苏联的“宇宙主义”时代——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科幻也以此类为主——其间涌现出根斯巴克、坎贝尔、海因莱因、克拉克、别利亚耶夫、叶菲列莫夫、郑文光和叶永烈等代表作家。它还间接催生了未来学研究，后者也一直把有未来倾向的科幻当成典型案例或者教材。

当年中国科协提出“科学文艺”的概念，主要面对的就是这一类科幻。然而可惜的是，这种科幻如今已经变成支流。现在通行的做法，是仍把两种科幻归作一类，然而它们从作者、题材到写法都有着鲜明的区别，几乎很难并处。无论是放进同一本科幻杂志里，还是纳入一套科幻丛书中，喜欢前者的读者通常不喜欢后者，反之亦然。

在中国，很多机构和有识之士正在投入资源积极推动科幻。他们想要的恐怕并不是文艺类科幻，但他们也并不善于从混沌一片的科幻中挑选出后者，甚至根本不知道科幻的内部泾渭分野。

从2022年开始，东北师范大学孟庆枢提倡的“未来文学”概念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它基本包括了科幻中主要致力于探讨科技与未来的作品，加上有这种倾向的影视剧，可以统称“未来文艺”。

05

再造文艺史

十九世纪末，日本作家小泉八云写了一本《虫的文学》。他收集日本经典文学中对虫的描写，再与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对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生物学家贾祖璋借鉴这本书，写出《鸟与文学》，从生物学视角解读中国文学经典中鸟的形象。

这些作品从科学角度重新解读文学作品，属于一个新文类——科学文艺评论。没有评论的文艺是不全面的。当年科学文艺作品少，评论也就少。几十年下来，随着科学文艺实践本身在丰富，评论也多了起来。

由于科幻在科学文艺中率先成熟，科幻评论也成为科学文艺评论中最早被人关注的一部分。2020年我参加中国科普研究所有关科幻产业的课题组，负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科幻评论的梳理。当时我带着几个学生，检索到三千多篇论文和几十部专著，其中还有我写的《世界科幻文学简史》和《世界科幻影视简史》。

接下来当然是发展对科学文艺其他门类作品的评论，大致有三方面工作要做：

第一类工作是分析评论散落在各媒体上的科学文艺作品。其实前面提到的很多科学文艺代表作，都已经有人做过评论，但是从科学文艺角度出发的并不多。

有一项工作也属于这个部分，就是提炼经典科学著作的文艺成分。类似《梦溪笔谈》《本草纲目》这些早期科学著作，在文体上并未像现在这样与文艺作品截然分开。《梦溪笔谈》有不少虚构故事，《本草纲目》的文字更像科普而非专著。

罗马诗人维吉尔用《农事诗》讲解当时的农业技术，为罗马政府招抚流民开荒做宣传，也类似今天的科普。但由于其文学价值极高，成为后世田园诗的源头之一。这些作品，代表着文明早期科学和艺术没分家时的情况。

第二类工作是收集著名文艺家以科技为题材的作品。比如，李白曾经写过描写冶金的《秋浦歌》，康有为写过描绘北极风景的诗。这些作品虽非他们的代表作，却体现着作者对科学技术的关注。

第三类工作是从一切文艺作品中寻找与科技有关的成分，而不管它以什么为主题。《虫的文学》和《鸟与文学》所做的，就是这种梳理工作。

这类评论丰富起来，最终会让我们重新解读文艺史。主流文学写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而每个人的命运也都架构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上。祥林嫂的命运受制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以及人兽冲突。骆驼祥子如果是今天的出租车司机或者快递员，虽然谋生模式和拉洋车本质上相同，但不会经历小说中的悲剧。

已经有人零星地做起了这种工作。比如推测杜牧《过华清宫》中唐明皇给杨贵妃送的荔枝到底产自哪里，“千里江陵一日还”在当时的水运技术上究竟能否实现，等等，现在都有人研究。这类解读不仅是出于趣味，又或者变相科普，它们还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力在历史上如何决定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又是怎样决定了上层建筑。

【郑军，未来学家、科幻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未来研究会科幻艺术分会会长，曾获华语科幻星云奖年度中篇科幻小说银奖、年度最佳长篇科幻小说银奖等。出版长篇科幻小说《灾难群岛》《生命之网》《决战同温层》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