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两次重走长征路——此生最荣耀的经历

红军长征——这个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转眼之间已过去整整 90 年了！

90年的光阴，足以磨平山川的棱角，也足以让青丝熬成白发。当年踏上征途的红军队伍里，曾有过一群稚气未脱的小兵——他们不过10岁出头的年纪，背着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步枪，跟着大部队翻雪山、过草地，啃过难以下咽的草根，喝过冰碴子硌牙的雪水，在枪林弹雨里跌跌撞撞地长大。倘若这些孩子还健在，倘若当时他们恰好是10岁的孩子，如今正好是百岁老人了。

90年，差10年，就是整整一个世纪，那些在草地上挣扎的身影，那些在铁索桥上呐喊的声音，那些饥肠辘辘却不肯割舍战马的坚守，好像真的随着岁月的风，飘得越来越远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在我人生和写作的道路上，最值得回味、珍视和骄傲的，就是曾经两次重走了中国工农红军当年走过的长征路。

1975年，我曾以《人民日报》实习记者和编辑的身份，跟着资深报人、著名作家和诗人袁鹰先生到云贵高原去初探那些散落在大山里红军的遗迹；1986年，我作为当年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的“长征笔会”七人中的一员，作为陆海空各一个诗人的军旅诗人小队的陆军诗人兼领队，沿着中央红军走过的二万五千里长途的全程，去深探长征精神的内核。今天，在我人生的夕照回眸，才真真切切地发现，那段闪闪发光的历史从未走远！

在云南禄劝皎平渡老船工的皱纹里，藏着红军渡江时的桨声与夜空里的星光；在湖南新晃侗乡老红军江文生的口述里，有一匹战马在草地泥沼里的最后挣扎；在四川红原的晚风中，我仿佛真的看见了天边那片马血样鲜淋淋的晚霞，红得那样悲壮，那样刺眼！

我总说，重走长征路，于我而言，从来不是一次怀旧的旅行，而是一场沉重的“打捞”。打捞那些被时光冲淡的细节，打捞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人性光芒，打捞那些能照亮当下、指引未来的殊为宝贵的精神火种。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用各种文体的文字，努力书写长征故事和长征精神。在这段历史经过了90年后的今天，我仍继续奋力撰写我两走长征路的文字，不是为了重复一段早已被人们熟知的历史，而是想告诉每一位当下的和后来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红军前辈的长征，从来不是尘封在博物馆里的档案史料，它是流淌在我们民族血脉里永远不会泯灭、不会消减的力量。那些当年的小兵用脚步丈量过的道路，那些英雄用生命守护过的信仰，像运动场上的接力棒一样，正传递到我们和后辈的手中，去开拓属于崭新时代的崭新征程。

1975年，我跟随袁鹰去寻找红军的脚印

那是1975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人民日报》组织对红军长征路进行采访。当时我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做实习编辑，时任报社领导小组成员的潘非，安排曾任文艺部主任的袁鹰先生带着我奔赴云贵高原采访。袁鹰看我是从部队来的，曾多次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大块文章，两年前即1973年出版了诗集《北国兵歌》，提出让我跟他一起奔赴长征路。这个提议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袁鹰1952年从上海《解放日报》调到《人民日报》的文艺部工作（最初时称文艺组），他不仅是资深编辑，而且是知名作家和诗人。我们俩赴长征路时，他已经创作出版《篝火燃烧的时候》《丁丁游历北京城》《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保卫红领巾》等18部著作了。我念书时就在语文课本里读过他的那篇散文《井冈翠竹》，我当新兵时曾在吉林省东丰县的新华书店里买过他的散文集《风帆》。能和这样一位我崇敬的长者——其实那时他也刚刚年过半百——同赴长征路采访，我内心深感是极大的幸运。

袁鹰从潘非那里受领任务回来向我传达，说1975年的长征宣传规模较大，《人民日报》要发一个社论，或转发《解放军报》的社论，要发毛主席《长征》诗的手书和长征的照片。要宣传长征的意义，采写长征路新的面貌。政文部发两个版老红军回忆、纪念文章，发两个画刊，历史和现实各一个，发综合通讯。文艺部发话剧《万水千山》剧评，对总政一台长征歌舞晚会发点评论。一个重要和艰巨的任务，是组织记者到长征路上走，情况不熟，时间紧迫，事先无准备。这个大通讯，最迟在10月17日、18日就要发表出来，事在必成，限期完成，重大主题，人手不够。要倒计时，按文章发表日期，我们10月13日、14日就要交稿，还要送审，在外采访工作最迟要在10月12日回到北京，要带回初步素材，要理出个东西。这个通讯是文艺性的，不是虚构的散文，文学色彩要浓一点，要反映长征路上新的面貌和新的气象。要在短时间内搜集到大量材料。长征沿途各省、市、地、县新华社记者站、人民日报记者站及写作组会全力配合。已经下发通知。采访组两人一路。北路是陕甘宁边区，陇东，会宁县；中路是雪山、草地、阿坝藏族自治州、毛儿盖；南路是贵州的遵义、乌江、赤水河、娄山关，云南的金沙江，四川的会理等。遵义会议不仅扭转了长征的航向，也扭转了全党全军的航程，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不是写一般的长征路新貌，而是在继承红军传统、发扬长征精神上下功夫。用今天的眼光看长征这个“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文章不能成段地写一个人，要多用材料，不拒绝任何细小有用的素材。有些能用上一句话也好，面要宽，要概括。一个版能“吃”六七千字。袁鹰负责统筹三个组分工，南路就袁鹰和我两个人。

那个年月，以中央红军南渡于都河离开江西的1934年10月17日算起开始长征，以毛主席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为长征胜利。后来强调红军大团结，以1936年10月22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为长征胜利。

两次重走长征路，我确实有太多值得回忆的故事……

彩云之南交新友

我们第一站就是从北京到昆明，直飞。这是我此生第一次乘坐飞机，乘坐的是CA149航班。出发前，我们就查阅了要去的长征路上新的资讯，包括上海某医疗队沿红军长征路线为群众看病治病；乌江渡口建起了电站；延安有个“丰足”火柴厂；乌江和金沙江边当年给红军撑船的人都健在；思南县有了造船厂；遵义人民印刷厂有一个王师傅，当年印过遵义会议的传单；赤水河畔茅台酒厂，有一位酿酒大师亲见了红军四渡赤水在茅台渡口……我还搜集到一些红军歌谣。

袁鹰是知名作家，又负责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长年编副刊的稿子，所以他人脉广泛。刚到昆明，就有部队和地方相关人员登门看望，如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徐怀中，云南省作家晓雪、张昆华、李鉴尧、张长，云南省新华分社社长于明，曾在人民日报社工作过的记者周倩萍等。

就说徐怀中吧，他那时曾创作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还有我喜欢的印象深刻的短篇小说《四月花泛》，感觉他有一支神笔，写什么都会成功。他在我们到达昆明和离开时都做了礼貌的迎送。他对我们说：红军长征时，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在威信、曲靖、宣威、石鼓多地都留下了过往的记录。我们从昆明去贵阳，在火车站上，我对为我们送行的徐怀中部长说，希望看到他新的力作。他却和我说，他已经“洗手”不干了。他的东山再起，是在社会和文学都有了新的转机之后开始的，他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成了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军事文学的开山之作，他在90岁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牵风记》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他始终关怀我的长征题材写作。我与他的缘分很深、很重，11年后，他在总政文化部任副部长时，组织和筹办了我参加的“长征笔会”。

白族作家、诗人晓雪，原名杨文翰，生于云南大理。早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写的论文《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艾青的专著。毕业后他扎根云南少数民族苍山、洱海这片神奇的土地，出版《祖国的春天》《采花节》多部诗集。他给我们讲述了红二、六军团到达中甸（现香格里拉）后，当地藏族群众因听信国民党谣言而纷纷躲进山里。红军严守纪律，宁可露宿街头也决不扰民，特别是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贺龙还主动与寺中的僧人接触，讲解红军宗旨与民族政策，赢得藏民和僧人的信赖和尊重。寺庙以最高礼节迎接贺龙，欢迎红军的到来，还破例举行“跳神”仪式。贺龙向寺庙赠送了写有“兴盛番族”的红布锦幛，寺庙则帮助红军在短短两天里筹集到20万斤粮食。这个故事成为汉藏团结的一段佳话。因长征之缘，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我与晓雪都有亲密的联系，他曾在《光明日报》发文评论我的长征诗集《沉马》。

我和袁鹰曾到晓雪家拜访，还在晓雪的陪同下，到李鉴尧家看望。李鉴尧当时是云南省创作办公室负责人之一。那首由他作词、由生茂作曲、马玉涛首唱的歌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遍了大江南北。李鉴尧还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曲郑律成合作过《体育进行曲》和《红色祖国奋勇前进》等歌曲，他与人合作过较有影响的电影《景颇姑娘》，他写过景颇族、傣族、彝族题材的多部作品。他跟我们说，红军过云南时，特别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这在云南人民群众中产生了特别好的影响。

我们在李鉴尧家还见到两位作家刘绮和杨苏。杨苏是李鉴尧《景颇姑娘》的合作者，刘绮曾整理出版两部重要作品，一是撒尼族叙事长诗《阿诗玛》，一是傣族长诗《召树屯》，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深痕。刘绮和杨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长征的民间传说和民谣。几十年后，刘绮这位年长我13岁的才女大姐曾到东北我家访问，她老公是著名军旅画家梅肖青，1983年曾以我的诗《椰子树像什么》的诗意画了一幅中国画赠我。

另两位云南的作家张长和张昆华也都十分知名。张长是白族作家，他擅长散文，如影响较大的《紫色的山谷》。他的小说《空谷兰》和诗歌《凤尾竹的梦》，都是我喜欢的。我和张长谈到长征路在今天的时代应该怎么写的话题。张昆华在云南日报社当副刊编辑，他有22年从军的经历，所以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说。他的长征题材散文作品，还原了红军在云南境内行军相关的历史场景。

长征路上的红军标语

我们在云南省博物馆里看到红军过云南时留下的痕迹，特别是红军当年写下的标语，让我对“长征是宣传队”这句名言记忆深刻。

1934年11月25日，《红星》报转载《战士》报《太行连队写标语竞赛》的报道：“为着把我们一切标语口号更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因此我们号召各连队写标语竞赛。”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的命令》要求：“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各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檐上，在门板上，编写下列材料十二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1935年3月10日，《红星》报再次发表《写标语》的文章：“在所有的墙上、窗、房内、屋外，到处写满。写的时候，不当仅用粉笔，要用各种颜料，写得清楚醒目，不易抹去。”看，“不易抹去”都特别强调了。要求号召“大家学习写标语的模范连队，赤直属队3天内写了对白军士兵标语600余条，其中团司令部写了200余条，保卫局也写了100多条”。在各部队开展的写标语竞赛的积极鼓动下，红军战士写标语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个战士都是写标语的能手。当时还有宣传班，他们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油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都有他们留下的标语。

当时还出现过一些石刻的红军标语。石刻标语大都是由军、师政治部拟出来，先在石碑、石坊、石坎、石桥上写出来，再请当地的石匠镌刻，经检查验收，符合要求的付给工钱。在行军途中或驻地，用墨、油漆把标语写在大户人家的墙壁上、院墙上，或写在路旁、沟边。我在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工作时，我的老部长张云晓就是一个12岁参军的老红军。他讲他们用标语宣传群众，也教育自己，请木工刨平小小木板，行军时放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面，木板上写着红军的主张和简短的标语，一边走，一边默念，一边在心里记下，等于边行军边学政治、学文化了。有时还砍些竹子，划成竹片，在上面写些标语口号，然后把它们放到河里，让河水把它们冲到国民党辖区去，被人拾起，一传十，十传百。

那时的标语都很实用，令人一目了然，比如：“红军一到，百姓欢笑！”

1935年4月，中央红军到寻甸柯渡镇时，有战士不慎违背回族习俗，朱德总司令当即带着战士道歉，并安排宣传员用紫土在清真寺墙壁上写下“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的标语。“回家”就是“回族”。这条标语历经多年仍保存完好，成为红军尊重民族习俗、维护群众利益的有力证明。红军在元谋龙街村留下标语：“不当挨饿挨打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组织抗捐军，反对苛捐杂税！”“官兵平等，反对白军官长打骂士兵！”“不替卖国贼军阀打仗，当红军打日本去！”这些标语动员了群众，也揭露了敌人的弊端。红军在嵩明东村龙王庙厢房墙壁上写下“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的标语。在威信苗族聚居区，写下“一切民族平等，都是骨肉兄弟”“苗民是受压迫的弱小民族，要拥护苏维埃加入红军”等标语。好多标语，后来都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许多红军部队还规定：每人每天要写三条标语。

在那严酷的战争年月，红军标语尽管比较简单、粗糙，但它来源于生活，反映着当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党和红军把群众的诉求转变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革命行动，通过写标语这种形式，传播到沿途的群众中，启发群众觉悟，引导群众斗争，同时也影响着广大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认识和态度。

这就是毛主席比喻得特别精彩的，说红军长征是“宣传队”“宣言书”“播种机”。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延安曾采访过毛主席的美国进步作家斯诺说：“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成套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决不会再那样有效了。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对此，农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

我跟随袁鹰先生第一次到达云南，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接触到当时在全云南省甚至在国内都很知名的作家、诗人、文艺界领导人物，就红军长征的主题进行卓有成效的交谈，让我们此次长征路上的采访和写作，开了一个好头。长征路上，红军写标语这件事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长征中我们党和红军政治自信、文化自信的鲜明表达。

正是这些鲜活的见闻，化作了我的《红军标语》一诗，发表在1975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上。这是我此生歌颂红军长征的第一首诗，也是我此后数十年红色题材创作的起点。

金沙江上的老船工：当年渡红军今天渡我们

奔赴金沙江畔，寻访当年摆渡红军过江的老船工。那片承载着红军生死突围记忆的江水，连同老船工们布满沧桑的脸庞与铿锵有力的号子声，成为我心中永远鲜活的印记。

此次寻访由云南省禄劝县人民武装部的彝族科长杨开喜和干事彭瑞池担任向导。汽车一路颠簸，最终停在了名为“杉乐”的地方。远远望去，一棵古老高大的杉乐树枝繁叶茂，像一位沧桑的老者矗立在路旁。杨开喜科长指着大树轻声说道：“长征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在这棵树下拴过马。”指尖抚过粗糙的树干，仿佛能触摸到那段峥嵘岁月的余温。

从杉乐村往江边走的路，远比想象中难行。所谓路，实则是布满大小碎石的山道，下山路段尤为险峻。起初还有落日的余晖洒在石阶上，为我们照亮前行的方向，可没过多久，夜色便像墨汁般晕染开来，很快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四周是苍苍茫茫的崇山峻岭，只听得见脚下碎石滚动的声响、山间淙淙的流水声，偶尔还夹杂着几声田鸡的鸣唱，在寂静的夜色中格外清晰。杨开喜科长见状，顺手从路边砍了一根粗壮的竹子，用刀简单削去枝丫，再劈成两截，下半截递给袁鹰，上半截塞到我手里，“这山路滑，用它当拐杖稳当些。”我们便借着手电微弱的光柱，一步一挪地在山路上摸索前行。

沿途尽是立陡的悬崖和深不见底的沟壑，有些路段狭窄得仅能容一只脚站稳，这确确实实就是当年红军战士们用双脚踩出来的求生之路。

我清楚地记得金沙江之行，我们下山走了6个小时，上山走了9个小时。那时还没通车啊！

我们顶着烈日穿过了一处名为“鹦鹉嘴”的山崖——单听名字便可知其形态，那山崖果真像鹦鹉的嘴一般尖利陡峭。刚拐过鹦鹉嘴，一阵雄浑壮阔的喧嚣便从远处传来，顺着声音望去，向往已久的金沙江终于出现在眼前！江水奔腾不息，像万马奔腾般冲击着礁石，激起漫天水雾，气势磅礴得令人心潮澎湃！

穿过一道山谷，再拐一个山弯，便抵达了上平子小村庄。在杨开喜科长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张朝满大爹的家。屋子陈设极为简陋，除了铺盖和墙上挂着的几件旧衣服，还有一张小方桌、几袋米和堆放的柴草外，几乎再无他物。我们在张大爹住的阁楼里稍作歇息，推开狭小的木窗，江对岸四川境内雄伟的大山与壮阔的金沙江尽收眼底。

张大爹坐在一旁，指着对岸向我们介绍：“对面山顶上那三块直立的巨石，叫作‘将军石’；我们这边的山叫‘元宝山’，你看这轮廓，像不像一个倒扣的元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真如其所言。他还一一指出了四川境内的马腾子山和大甸子山，言语间满是对这片山水的熟悉与喜爱。目光收回，我注意到云南这侧的山坡上，有明显的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想来这里的自然环境向来险峻。

必须郑重地提及，这位看似普通的张朝满大爹，正是当年摆渡毛泽东主席过江的老船工！这份荣耀与传奇，让我们对老人更添几分敬重。后来我才知道，11年后，解放军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卷首的重要图片里，除了作者本人，唯一的一张单独的被采访者大照片，便是手拄拐杖的张朝满大爹。能在国际知名的长征著作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足见这位老人的经历何等不凡。

我们在张朝满大爹家足足采访了两个半小时。老人思路清晰，谈起当年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采访结束后，张朝满大爹又约来了李正芳、陈月清两位大爹，三位老人领着我们一同走向江边。

江风阵阵，带着江水的湿气扑面而来，岸边缆桩上拴着一只大木船，随着江水的起伏上下颠簸，像一匹不肯驯服的野马。当我们驻足眺望金沙江宽阔的江面时，才明白三位老人的盛情——他们竟决定像当年摆渡红军战士那样，用这只老木船把我们摆渡到对岸，重现当年与金沙江激流搏战、瞬息万变的渡江情景。三位老人都已年过花甲，再不是当年的青壮，我们实在不忍心让他们再冒此风险、受此劳累，再三劝阻，却始终拦不住。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木船。

坐稳之后，只见三位老人合力将大船逆流沿岸推了一段路，这段路约有300米，直到绕过一块巨大的龙头石——杨开喜科长轻声告知我，这块龙头石，正是当年红军过江前，刘伯承总参谋长站着作动员讲话的地方。随后，三位老人迅速掉转船头，张朝满大爹和李正芳大爹在船头奋力撑篙，竹篙插入江底的礁石，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陈月清大爹则在船尾稳稳摇橹，身体随着橹的摆动有节奏地晃动。三人配合默契，重现当年之勇，木船顺着水流斜向对岸冲去。金沙江的水流湍急如箭，江面看似平静如绸，实则暗流涌动，船身在浪涛中剧烈颠簸，眨眼间，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便已抵达对岸。那种与激流搏击的惊心动魄，亲身经历后方知其艰险，也更能体会当年红军将士渡江的不易。

在返程途中，杨开喜科长为我们补充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1935年4月27日，军委纵队前梯队的侦察人员在云南曲靖关下村，截获了云南军阀龙云准备送给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的大批军用物资。其中最为宝贵的，是20份万分之一的云南军用地图，此外还有1000包云南白药。经审讯俘虏得知，这批物资原打算用飞机送往贵阳，后因飞机机械师生病，改用汽车运送，却不料机缘巧合“送”到了红军手中。正是这份及时的军用地图，为红军精准赶往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5年4月，红军佯攻昆明，成功调动国民党军回防，为北上川西北撕开了一道缺口。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金沙江进发，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展开。5月2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中央纵队干部团，以一昼夜急行军百余公里的惊人速度，率先抵达皎平渡。我顺着杨科长手指的方向望去，洞外的金沙江奔腾不息，江水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奔涌而下，水流湍急如奔马。即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能感受到它的磅礴气势，也难怪当年红军想架浮桥的尝试最终落空。

最初，红军仅依靠渡口南岸的两只木船渡江，刘伯承亲自指挥，战士们秩序井然地登船。大船上乘坐60人，小船乘坐40人。随行的骡马被卸下铁鞍，战士们在船里紧紧拉住缰绳，让骡马顺着船身两侧游向对岸，马蹄击水的声音与江水的咆哮声交织在一起。当时敌机时常前来侦察，渡江部队特意安排了警戒哨，一旦发现敌机踪影，便立刻吹响军号，船工们闻声迅速将船划到岸边的隐蔽处，用芦苇和树枝遮盖，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1935年5月3日晚，毛泽东主席率领的军委纵队抵达皎平渡，顺利登上了摆渡的木船。每条船都配有几位船工，毛主席乘坐的船也不例外。当大船稳稳靠上金沙江对岸时，船上一位负责干部紧紧握住船工张朝满的手，兴奋地说道：“领路人过来了！谢谢你！”杨科长说，过了很久，船工们才知道“领路人”就是毛主席的代称。毛主席上岸后，立刻与等候在岸边的周恩来、刘伯承等首长一一握手，随后便在北岸的岩洞里成立了渡江指挥部。当时全军的渡江任务仅靠7只木船承担，形势万分紧迫。

刘伯承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渡江面临的困境：船只稀少、渡江速度缓慢，难以在敌人赶来前完成全军渡江。毛主席当即指示，一方面派兵攻占通安州和会理县城，确保渡口安全；另一方面妥善对待俘虏，通过教育改造吸纳他们加入红军。更为令人动容的是，毛主席格外关心协助渡江的船工，特意叮嘱后勤人员杀猪宰羊慰劳，给船工多发工钱。当时红军战士一天只吃两顿饭，船工们却能一天吃6顿；战士们难得见一次肉，船工们每顿饭都有肉；每天还给每位船工发5块大洋工钱。渡江结束后，考虑到销毁船只会影响船工生计，又额外给每位船工补发了30块大洋。这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船工们深受感动，也让他们全力协助红军。每只船上都配有一名红军战士，帮忙整理船具、传递物资，确保船只全天候运转，极大地提升了摆渡效率。

在金沙江的急流中，木船往返一次需要40分钟，按照这个速度，全军过江至少需要一个月，而敌人的追兵随时可能赶到，情况危急到了极点。为了加快渡江速度，船工们自发实行“歇人不歇船”的轮班制，日夜不停地摆渡。夜里，红军战士在渡口两岸点燃火把，熊熊火光将江面映照得通红，江面上的船只往来穿梭，虽忙碌却井然有序。杨科长告诉我们，当年毛主席就住在江北渡口岸边的这个岩洞里，他把两只文件箱拼在一起当作办公桌，就在这简陋的环境中，对着地图彻夜分析军情，指挥后续部队渡江，直到大部分红军顺利过江，才带领指挥部继续前进。

正是在这样高效的指挥与深厚的军民协作下，中央红军主力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敌人的先头部队两天后才赶到江边，敌人大部队更是晚了整整7天。杨科长还跟我们讲了一个有趣又解气的细节：红军当年还编了一出活报剧，剧中敌人追到江边时，连红军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在沙滩上捡到一只草鞋，最后只能拿着这只草鞋回去向上司报功请赏。这看似诙谐的情节背后，是红军机动作战的伟大胜利。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彻底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追兵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转移的关键转折。

……

全文见《中国作家》（文学版）2026年第9期

【作者简介：胡世宗，军旅作家、诗人。1943年出生在辽宁沈阳。1962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处长、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65年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顾问。创作出版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评论集《北国兵歌》《鸟儿们的歌》《沉马》《铁血洪流·漫谈长征精神》《最后十九小时》《洪流放歌·我写雷锋60年》《永不止步——我的成长之路》《胡世宗日记》等各类文学艺术专著81部，主编和编选文学作品集《新诗绝句》《致敬雷锋·诗选100首》等46部。有作品收入中小学课本。作词的歌曲《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获2001年中宣部颁发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