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公园
有些词语一出现，就会出现“城乡”差别，比如“公园”。我这里若说公园是城市人造的山水，大概没有人会反对。乡土自然的山水，相信断不会被人称之为公园。一旦称为公园，尽管那里有自然之趣，人们心里还是会大打一个折扣——自然的折扣。但人类偏偏无比喜欢自然，喜欢自然山水。如此说，公园算是城市居民或知识分子与自然“妥协”的产物。
中国素有园林传统，历代文人都喜欢园林雅集。不消说皇家园林，单说苏州留下的拙政园、留园、狮子林、沧浪亭、耦园、退思园等这些或私或公的园林，园内营造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接近自然之景，就让人产生心远尘嚣、回归自然的澄澈之感。随着公园在近现代出现，公园就成了当年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文人们的流连之所，连梁启超先生也曾惊呼：“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昏浊，理想污下。”（《新大陆游记》）
当时北京许多作家对公园都充满钟爱之情，都写过公园，有的甚至将北京视为一个大公园。如作家谢冰莹在《北平之恋》里说：“故都的风景太美了！不但颐和园、景山、太庙、中南海、北海、中山公园、故宫博物院、天坛、地坛……这些历史上的古迹名胜又伟大又壮观，使每个游客心胸开朗，流连忘返；而且整个的北平市，就像一所大公园，遍地有树，处处有花；每一家院子里，不论贫的富的，总栽得有几棵树，几盆花。”
与谢冰莹一样，沈从文这位从湘西跑到北京的文学青年，先是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后来又搬到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因银闸胡同离北海公园近，他与公园就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他在此创作的小说《到北海去》和《老实人》都说到了北海。比如，他的自传体小说《老实人》里的主人公自宽君的爱好就是“每日到北海去溜”。小说里这样写北海公园：“人少一点则公园中所有的佳处全现出。在一些地方，譬如塔下头白石栏杆，独自靠着望望天边的云，可以看不厌……全是诗！”
不仅仅喜欢公园，沈从文对公园还有一些研究兴趣。他有篇题为“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的文章说：“西人游故都者，多以北平实如一大花园……故余意此大城市市政管理技术亦宜从管理有条理之小花园借镜，如西郊外之颐和园管理方式，即大足取法。”他提出，北京这个大花园建设要从管理有序的小花园吸取经验——这是书生的诚实建议了。
1925年8月1日正式开放的北海公园由皇家御苑改造而成，有着皇家园林“一池三山”的布局。据记载，“三山”就是三岛，即琼华岛（今北海琼岛）、圆坻（今团城）和犀山台（位于今中海），三岛分别象征了太液池中的蓬莱、瀛洲和方丈三座仙山。整个公园不但汲取了南方园林的精华，还有着北方园林宏大的格局和诗意。沈从文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就在此主办茶座，定期邀请在该报副刊发表作品的一些作家，到公园漪澜堂和五龙亭聚会。茶座几乎承担了《大公报》副刊聚会的功能……杨振声、林徽因、萧乾等一大批作家都是茶座常客。
北京公园的茶座，最典型的当数1914年向社会开放的中央公园——这是当时北京城内第一座公共园林。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园中的来今雨轩茶座，便是沈从文等作家当年聚会的场所。史学家、藏书家谢兴尧说：“凡是来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座呢？……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最舒适的是茶座。”由此看，北京的公园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消闲场所，而是早早就变成了京派作家们的俱乐部，寄托了文人们很多现代性的想象以及文学理想。
晚年的沈从文写过一篇名为“春游颐和园”的散文，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颐和园的建筑之美。看到湖中一种颜色金黄的小花一朵朵地从水面“探头”，他就来了兴致，以至走近花旁，发现这些柔弱的花朵上，飞飞又停停，栖着一种“细腰窄翅黑蜻蜓”。黑蜻蜓像新认识的朋友，“有些腼腆害羞”，这就是一个“乡下人”的心得了……他还说，湖里的金丝莲小小的，一年秋季只开花三四天，小蜻蜓从湖旁丛草间孵化，生命也极短暂。可见其观察细致入微。
看民俗学家邓云乡的《稷园旧梦》，我发觉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还是我的老乡张恨水先生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是那里的老主顾。邓云乡举的例子是张恨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一到来今雨轩的走廊，老远就被一位熟识的老茶房热情地迎了上去。这让坐在一旁的邓云乡也深受感染。
张恨水先生的小说有很多是在公园里萌生创意的。如《啼笑因缘》，就是他在中山公园四宜轩水榭边构思而成，彼时丁香、牡丹、芍药花期已过，枝头缀着点点猩红石榴，水面浮起碗口大小的荷叶。有趣的是，他将这部小说的三个女主角，对应了北京的三个公园——男主人公樊家树与天桥鼓书艺人沈凤喜约会就去城南的先农坛，与习武的关秀姑父女是去逛普通百姓喜欢的什刹海，而与官宦千金的何丽娜见面却是在北海公园……在小说的自序里，他深情地说：“到了明年石榴花开的时候，我一定拿着《啼笑因缘》全书，坐在中山公园茅亭上，去举行二周年纪念。那个时候，杨柳、荷钱、池塘、水榭，大概一切依然；但是当年的女郎，当年的喜鹊，万万不可遇了。”一语道出了他与公园的情感联结。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晚年在上海几乎不涉足公园，却给公园下过一个定义，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儿有个水池子。”
我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何这样说，但早年在北京，他与弟弟周作人曾一起到公园里品茗聊天。在来今雨轩，他还曾邀请青年作家许钦文喝茶。许钦文回忆，鲁迅先生点了一盘热气腾腾的包子，自己拿了一个然后让他吃，说：这里的包子可以吃，我一个就够了，钦文，这些都由你包办吃完罢！
一百多年过去，现在一些公园很少有这样的茶座和热气腾腾的包子，但会有冷饮热狗之类。北京很多公园尽管保留了原名，但毕竟与当年有很大不同，或者说特色更加鲜明。比如，北海公园完好地保留着皇家园林，天坛公园依然保留着以祈年殿为主的明清建筑，香山公园以红叶取胜……一些新建公园，则更加凸显自然生态的特质。譬如我时常去散步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便是一座融生态涵养、奥运主题、自然风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城市公园。园内广植乔灌木，森林植被繁茂，被北京市民亲切地称作“城市绿肺”。公园早已是寻常的城市公共空间，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却依旧是许多文人钟爱的精神栖居地。有人将公园视作鲜活的生命载体与精神图腾，也正因如此，才孕育出史铁生《我与地坛》这样的文学经典。
近年来，人工智能开始刷屏——刷屏也是一个新词。很快我就知道，这些人工智能应用出手不凡，几秒钟竟然就能写篇结构完整、语言流畅的文章。面对它的横空出世，人们大惊失色，惊叹一些写作者将会消失。但也有人认为它毕竟是机器，无法拥有人的情感，无法代替人的表达，众说纷纭——这样子很像当年出现公园时的情形。一些人数说公园的种种妙处，另一些人却说，林木可以拉进公园，水禽可以拉进公园，但自然的灵魂与野趣，公园不会生长。公园是一个准旷野，虽然有整齐匀称的花坛，以及常开不败的花朵，但它缺乏大自然的野性和灵气，还是无法替代自然。英国作家乔治·吉辛在他的《四季随笔》里甚至说：“公园也不过是用草地伪装起来的人行道而已。”如此套用这句话，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人工智能不过是用数据伪装起来的人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