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闲置的村庄

我们村，总在大地上懒懒散散地卧着，连炊烟都升得比别处慢些，歪歪扭扭飘到半空，又慢悠悠散进云里。

村里的年轻人早年间就像候鸟似的飞走了，去南方的工厂，去北方的工地，只留下老弱病残在街巷里晃。

清晨天刚亮，偶尔能看见邻居大爷拄着拐杖挪出门，裤脚沾着露水；也有妇女婶子挎着半旧的菜篮子去河边洗菜，步子迈得轻，仿佛怕踩碎了地上的影子。更多时候，是三三两两的中年男女，手里端着搪瓷茶杯，杯沿结着圈茶垢，里面的茶叶泡得发白，沉在杯底没了精神。他们走得慢，一步三摇，像是脚下沾了棉絮，走到老槐树下便停下来，拧开杯盖喝一口，“吸溜”声能传出去老远，惊得墙根下打盹的懒猫竖起耳朵，眯着眼看一会儿，又耷拉着脑袋睡过去。有人漫不经心地抬眼望，眼神里的光也是散的，像被太阳晒化的糖，黏糊糊提不起劲儿。

后来我才懂，这不是懒，是村里的“慢”。

春播完了，地里的庄稼刚冒出嫩芽，不用天天去地里。

到秋收结束，场院里的粮食归了仓，农闲就来了。一到这时节，男人们总爱往村北的小河边凑，那里有片杨树林，树荫密得能挡住大半个太阳。他们搬来小马扎，围着石桌坐下，从兜里摸出纸牌，“哗啦”一声摊开，烟卷儿叼在嘴边，火星明灭。有人出牌慢，手指捏着纸牌半天不放下，惹得对面的人急：“你倒出啊，磨磨蹭蹭的，太阳都要落了！”话虽急，语气里却没火气，像是在逗小孩。

女人们则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手里纳着鞋底，或者择着刚从地里拔的青菜，东家长西家短地拉着呱。谁家的孙子考上了什么大学，谁家的媳妇又买了新衣裳，谁家的鸡丢了两只，谁家的狗下了崽，桩桩件件都能聊上大半天。聊到兴头上，有人嗓门大起来，脸红脖子粗地争：“我看那事儿就是他家不对！”另一个人立马接话：“你凭啥这么说？我瞅着明明是另一个理儿！”眼看就要吵起来，围观的人却不慌，知道过不了两分钟，准有一个人摸出烟，递到对方手里：“算了算了，跟你争这干啥，来，抽根烟。”烟一点着，刚才的剑拔弩张就散了，两人又凑在一起看牌，时不时还搭句腔。

那年初夏，地里的地瓜秧刚插下去，绿油油地趴在垄上，花生苗也冒出了嫩黄的尖儿。我从新疆赶回来时，小院里还热闹了几天。亲戚邻居都来，拎着鸡蛋，揣着自家种的水果，坐在堂屋里说话。有的反复问新疆的天气怎么样，也有人问我吃饭习惯吗；俺四叔蹲在门槛上，跟我讲村里这半年的新鲜事，谁家盖了新房，谁家买了新车。屋里的笑声飘到院子里，惊飞了落在石榴树上的麻雀，可没过几天，人都走了，小院一下子就静了，静得能听见墙角的牵牛花爬藤的声音，静得让人心里发空。

我试着翻开带回来的书，看了没几页，眼神就飘到窗外。院子里的月季开得正艳，红的、粉的，一朵挨着一朵，那是母亲生前种的。母亲爱花，也爱种庄稼，院子里除了花，还种着韭菜、小葱，还有几棵西红柿，青的果子挂在枝头，等着变红。院子后面的地里，按季节轮着种麦子、玉米、地瓜、花生，母亲总说：“自己种的粮食吃着踏实。”

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守着这院子，年纪大了，腰弯了，手脚也不如从前利索，可还是要种庄稼。每年开春，她都要去邻村雇人来帮忙，耕地、播种、插秧，一天要付不少工钱。我劝过她：“娘，别种了，雇人的钱比收的粮食还贵，不值得。”母亲却摇头，手里攥着锄头，眼神很坚定：“奏嘛（怎么）不值得？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啊。”她总爱坐在院子的凉亭里，看着雇来的人干活，手里端着茶杯，泡得浓。有人问她：“大娘，你这盯着干啥，还怕我们偷懒啊？”母亲就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我是看你们干活，心里舒坦。”

她记得每一种庄稼的脾气，麦子啥时候灌浆，玉米啥时候抽穗，地瓜啥时候挖，花生啥时候拔，都一清二楚。到了收获的季节，她会站在地里，看着金黄的麦子被收割，看着饱满的玉米棒子堆成小山，脸上的笑就没停过。收回来的粮食，一部分留着自己吃，一部分分给亲戚邻居，剩下的就存在库房里，一年又一年，库房里的陈年麦子、花生油越积越多，她却从不舍得卖。有一次我问她：“妈，这么多粮食放着，不怕坏了？”她摸着粮囤，像摸着宝贝似的：“坏不了，我经常翻晒，留着，你们回来就能吃上。”

2024年6月19日，那天的太阳特别毒，院子里的月季花晒得打了蔫。我正在屋里收拾东西，母亲躺在床上，眼睛闭着，像睡着了一样，叫她，她却再也没应。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断了秧的苦瓜，秧蔓蔫耷拉着，果实干瘪得没了水分，整个人都空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就在家里蜗居着，不想出门，也不想说话。每天坐在母亲常坐的凉亭里，看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看着库房里的粮食，看着她用过的农具——那把锄头，木柄被她攥得光滑；那只镰刀，刀刃还很锋利；还有那个搪瓷茶杯，杯身上印着的“劳动最光荣”早就褪了色。我总觉得母亲还在，说不定下一秒就会从屋里走出来，喊我的小名：“侠！过来喝茶。”

以前逢年过节，我都会从新疆赶回来。每次快到家时，总能看见母亲站在大门口，手里攥着围裙，踮着脚往路上望。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侠，到哪儿了？还有多久到啊？”我要是说快了，她就会在门口等，不进屋，直到看见我的车开过来，才笑着迎上来，帮我拎东西，嘴里念叨着：“可算回来了，路上累不累？”

离开家的时候，母亲也是站在大门口，扶着门框，看着我的车慢慢走远。我从后视镜里看她，她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一个黑点，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那时候我总觉得，不管走多远，只要母亲在，家就在，心里就有底。可现在，大门口空荡荡的，再也没有人等着我回来，也没有人看着我离开。

昨天我去了村北的小河边，杨树林里还是有人在打牌、聊天，“吸溜”的喝茶声，“哗啦”的纸牌声，还有笑声，跟以前一样。风掠过树叶，还是簌簌地响，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找了个小马扎坐下，看着他们，突然想起母亲，想起她坐在凉亭里看别人干活的样子，想起她站在大门口守望的样子。

回家的时候，路过地里，地瓜秧长得更绿了，花生苗也长高了，绿油油的一片，看着很有生气。我蹲下来，摸了摸地瓜秧的叶子，沾了满手的露水，凉丝丝的。我想，母亲要是还在，肯定会很高兴，她会说：“你看，这庄稼长得多好，秋天肯定有好收成。”

院子里的月季花还在开，一朵比一朵艳，西红柿也红了，挂在枝头，像小灯笼。我摘了一个，咬了一口，酸酸甜甜的，还是母亲种的味道。库房里的粮食还在，陈年的麦子散发着淡淡的麦香，花生油的香气也飘了出来。我打开粮囤，抓了一把麦子，放在手里，暖暖的，像母亲的手。

我知道，母亲走了，但她留下的东西还在，她种的花，她种的庄稼，她守着的这个家，都还在。村里的慢时光还在继续，老槐树下的茶杯还在，小河边的笑声还在，这些都像是母亲留下的余温，温暖着我，让我知道，不管走多远，不管过多久，这个村，这个家，永远都是我的根。

那天早上，我把母亲用过的锄头拿出来，擦干净了木柄上的灰尘，又磨了磨镰刀。我想，等来年开春，我也来种庄稼，就像母亲那样。我要坐在凉亭里，看着庄稼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看着收获的粮食堆成小山，把多余的粮食分给亲戚邻居，把剩下的存进库房里。我要守着这个院子，守着母亲留下的一切，就像她当年守着这个家一样。

风又吹过老槐树，叶子簌簌落下来，落在我的肩上。我抬头看了看天，云很淡，太阳很暖，就像母亲在的时候一样。

父亲的诗行

那是个花开的日子。

月季在院落舒展着层层叠叠的瓣，玫瑰把艳红泼洒在篱笆上，连不起眼的地黄都顶着星星点点的紫，悄悄把香气渗进风里。可种这些花的人，却再也看不见了——我的父亲，那个一辈子把土地当命根的庄稼人，第一次放下了手里的锄头、未浇完的菜地，放下了晒场上待翻的麦子、院里待修的果树，不负责任地走了。

头年秋天播下的麦子，此刻正把穗子沉得弯弯的，风一吹，整片麦地就像海浪似的晃，穗尖上的芒刺闪着金黄的光，再等几天就能开镰了。房后空地里栽的大蒜，蒜薹长得比筷子还粗，顶着青绿色的帽，风里晃悠着，像一群调皮的孩子在甩着小辫子。这些都是父亲亲手种的。他总说，庄稼是有灵性的，你对它上心，它才肯给你长东西。从把种子埋进土里的那天起，他就像守着襁褓里的娃，每天天不亮就去地里转，蹲在田埂上瞅，哪棵麦子缺了水，哪畦大蒜长了草，他一眼就能瞅出来。

拔草的时候，父亲从不用锄头，怕伤着庄稼的根。他就弓着腰，手指顺着秧苗的根须慢慢扒开土，把野草连根揪出来，连带着土粒都轻轻放在一边，仿佛那不是草，是需要小心对待的活物。整理秧蔓时更甚，他会先把缠在一起的藤蔓轻轻分开，再用细竹竿慢慢架起来，动作轻得像给孩子整理衣领。我曾问他，至于这么较真吗？他没说话，只是指着地里绿油油的秧苗，眼里闪着光——那眼神，我后来在母亲看我们兄妹的眼里见过，是不加掩饰的疼惜与期待。

父亲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说不出“弓腰做事，挺起腰杆做人”这样的大道理。可他的一辈子，都在践行这句话。春天播种时，他弓着腰把种子一粒一粒播匀；夏天除草时，他弓着腰在地里走，太阳把他的影子缩成一团，汗珠子砸在土里，能砸出小坑；秋天收割时，他弓着腰挥镰刀，腰杆累得直不起来，晚上回家母亲给他揉腰，他也只是说“没事，明天还能割”。可在村里，谁要是有事找他帮忙，他从不推辞。邻居家盖房子缺人手，他天不亮就去帮忙搬砖；村里老人没人管，他会挑着自家种的菜送去。有人说他傻，他只是笑：“都是乡里乡亲，帮一把咋了？”

我后来读海子的诗，“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总忍不住想起父亲。那个写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最终没能熬过尘世的寒冬，可我的父亲，没读过一句诗，却把诗里的日子过成了现实。他每天关心麦子的长势、蔬菜的肥瘦，把院子打理得像个小花园，把家里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一年麦子快成熟时，父亲指着远处的麦地跟我说：“你看那些晃来晃去的麦穗，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颗粒肯定不饱满；那些低着头的，才是实打实的好麦子。”那时候我不懂，后来才明白，父亲说的不只是麦子，更是做人的道理——真正有分量的人，从不会张扬。

有次我去参加一个雅集，朋友们高谈阔论，说等老了要去农村买个院子，种点菜、养养花，过上诗一样的田园生活。我当时真想站起来说：“我父亲一辈子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他的院子，足足有半亩地，四周种满了树：核桃树春天开着穗状的花，夏天就结满了青绿色的核桃；石榴树夏天开着火红的花，秋天就挂着红灯笼似的果子；银杏树秋天叶子黄了，像给院子铺了一层金毯；还有杏树、枣树、花椒树、皂角树……父亲爱栽树，母亲爱养花，院子里的花也有几十种：月季能从春天开到秋天，凌霄花顺着墙爬满了屋檐，七点半花

总在傍晚准时开放，蟹爪兰冬天能开得红艳艳的。

从春天开始，院子里就热闹起来了。早上，父亲会和母亲一起在院子里喝茶，茶香混着花香，飘得满院都是。邻居们路过，有的会进来坐一会儿，端起茶杯喝一口，聊聊谁家的菜长得好，谁家的孩子回来了；有的只是在门口打个招呼，“他叔，喝茶呢！”“哎，进来坐坐？”“不了，还得去地里看看。”简单的对话，却透着说不出的亲切。我在外工作时，总想起那个画面：父亲和母亲坐在院子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花香绕着他们，邻居们的笑声飘过来，日子慢得像流不动的水。

父亲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他先打开房门透透气，然后去小房子里烧开水，和母亲一起泡茶。喝完茶，他去地里干活，母亲去做饭。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他不待在屋里，反而拉着母亲去西跨院的后走廊坐着——那里对着庄稼地，能看见麦子在太阳底下拔节，能看见玉米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他们会聊几句家常，有时候因为一点小事拌嘴，比如母亲说他浇水浇多了，父亲说“不多，庄稼渴了”，可没等母亲再说第二句，父亲就不吭声了。他知道母亲好强，从不跟她争。

傍晚的时候，父亲总会坐在前大门口的台阶上抽烟。门口就是307路公交车站，通往市里，父亲能准确说出每趟车的发车时间、到站时间。等车的乡亲们来了，他会主动打招呼：“老王，去市里啊？下趟车还有十分钟。”“××，刚从城里回来？家里的菜我给你留了点，一会儿去拿。”他的笑容很温和，像秋天的太阳，不刺眼，却暖人。那些等车的人，也愿意跟他聊天，聊聊城里的新鲜事，说说村里的家常，原本枯燥的等车时间，也变得有意思起来。

秋天是父亲最忙也最开心的时候。麦子收割了，花生米、豆子也收了，他会把这些粮食分类放进一楼的储藏室——那间储藏室有60平方米，堆满了他的收成。他会把麦子摊在晒场上晒，晒得干干的，然后用袋子装起来，码得整整齐齐。母亲会找村里的妇女来帮忙烙煎饼，把麦子、豆子、红薯干混合在一起磨成粉，烙上百十来斤。这些煎饼，一部分自己吃，大部分分给左邻右舍和回家的亲戚。母亲还会腌老咸菜，装在坛子里，谁来串门就给装上一瓶。父亲总说：“好东西要跟大家一起吃，才香。”

因为父亲和母亲的和善，他们在村里的人缘特别好。我常年在外，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可每次打电话，母亲都说：“你李婶今天来给我送了饺子，你王叔帮着把院子里的柴劈了。”那些亲戚和邻居，就像家人一样，帮着照顾他们。有次父亲生病，村里的医生每天都来家里看病，邻居们轮流来送饭，直到他好起来。我知道，这都是父亲和母亲用真心换来的。

冬天地里没活了，父亲也闲不下来。他会把修理果树时剪下的树枝、家里的废弃木头，用锯子锯成一截一截的，再用斧头劈开，码在墙脚，一摞一摞的，像小山似的。这些柴火，是冬天取暖做饭用的。父亲和母亲总说，用柴火做的饭香。每次母亲炒菜，父亲就坐在灶门口烧火，一边烧火一边捡个燃烧的木棍点烟，母亲总会唠叨他：“小心烫着，烟少抽点。”父亲就会岔开话题：“你说咱闺女这几天会不会打电话？”母亲听了，也就不唠叨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慢得像院子里的流水，却满是烟火气。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以为父亲会一直守着他的土地、他的院子、他的家人，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放下了所有的事情，走了。

那天，院子里的花开得正艳，月季、玫瑰、芍药都开得热热闹闹的，可父亲再也看不见了。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他亲手种的树、他亲手栽的花、他亲手打理的菜地，突然明白，父亲没有走，他只是变成了院子里的一棵树、一朵花、一抔土，永远守着他热爱的这片土地，守着他牵挂的家人。

那是个花开的日子，父亲留在了大地的诗行里，再也没有离开。

根性的村庄

2006年腊月的乌鲁木齐总裹着化不开的寒雾，我站在书桌前望着窗外飘落的雪粒，玻璃上凝着一层薄霜，指尖划过便留下一道模糊的水痕，像极了这些年心里反复描摹的故乡轮廓。十年了，每年春节前这念头总会准时冒出来，像老树枝头的芽苞，明知开不了花，却还是执拗地鼓胀着。

书桌上摊着两本厚厚的手稿，是刚给出版社交稿的《新疆故事》和《新疆探险记》。墨香还没散尽，纸页边缘被我翻得发卷，每页都留着修改的痕迹——有些是凌晨三点台灯下画的圈，有些是咖啡渍晕开的批注。出版社的王编辑上周还在电话里催，说“年后就要下厂，您可得抓紧”，那时我看着日历上越来越近的除夕，心里早把“回家过年”这四个字压到了最底。

南京《金陵晚报》的陈编辑倒是体谅，前几天发微信说“连载不急，您先忙过年的事”，可我看着对话框里他去年发来的“期待您的家乡故事”，还是觉得愧疚。去年答应给他们写《鲁地年味》系列，结果只断断续续发了十几篇零碎的短文，有一篇写故乡的糖瓜粘，才刚开头就被其他约稿打断，至今还存在电脑的“待写”文件夹里。

直到2007年2月10日即农历2006年腊月廿八那天，我把最后一个约稿压缩到一半篇幅发出去，关掉文档的瞬间，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书房里静得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窗外的雪还在下，落在楼下的杨树枝上，像给枝条裹了层棉絮。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在腊月里做的棉鞋，针脚细密，鞋底垫着厚厚的芦花，穿上走在雪地里，连脚步声都是暖的。

“要不，今年回家过年吧？”妻子端着一杯热茶走进来，杯沿冒着白气。她知道我这十年的心思，每年春节都陪着我在乌鲁木齐的出租屋里煮速冻饺子，却从不说破我眼底的失落。女儿趴在沙发上画年画，听到“回家”两个字，立刻抬起头：“爸爸，是回奶奶家吗？可以放鞭炮吗？”她只在三岁时回去过一次，对故乡的印象只剩下照片里的红砖墙和奶奶怀里的糖葫芦。

我看着妻女的眼睛，突然下定了决心。关掉电脑时，屏幕上还停留在未写完的散文结尾，可那一刻，所有的“待办”都比不上“回家”两个字重要。抓起外套往楼下跑，小区门口的火车票代售点还亮着灯，玻璃窗上贴着“春节车票已售罄”的红色告示。我敲了敲门，里面的大姐探出头：“到山东的票早就没了，最早也得年后。”

“那半路的呢？随便到哪个站，上车补票也行。”我急得声音都有些发颤。大姐翻了翻电脑，过了会儿说：“还有一张到郑州的卧铺，凌晨三点的1086次，到郑州再补到济南的票，就是得站十几个小时。”我想都没想就点头：“要了，多少钱都行。”拿到车票时，指尖摸着纸质票面上的“乌鲁木齐—郑州”，心里像揣了个暖炉，连代售点里的寒气都好像散了些。

2月12日凌晨两点，我们背着大包小包往火车站赶。女儿趴在妻子怀里睡着了，小脸蛋冻得通红，手里还攥着我昨天给她买的小老虎玩偶。火车站里挤满了人，大多是背着蛇皮袋的民工，他们的行李上捆着鼓鼓囊囊的被褥，有的还装着给孩子买的新衣服，包装袋上印着鲜艳的卡通图案。嘈杂的人声里，有说山东话的，有说河南话的，还有带着西北口音的叮嘱，这些乡音混在一起，竟让我觉得格外亲切——原来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踩着年根儿往家赶。

1086次列车是绿皮车，车身漆着深绿色的漆，车窗边框有些掉漆，露出里面的银白色金属。上车时，列车员拿着扩音器喊：“大家慢点，别挤，都有座。”可车厢里早就没了空位，过道上挤满了人，连座位底下都躺着人，盖着厚厚的棉袄。我们的卧铺在硬卧车厢，下铺的大爷是山东菏泽的，在乌鲁木齐工地上打工，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里面泡着茶叶，见我们过来，主动往里面挪了挪：“你们坐，我这还有点地方。”

女儿醒了，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人。对面下铺的阿姨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她：“妮儿，吃个苹果，甜着呢。”阿姨是河南商丘的，跟着丈夫在新疆摘棉花，包里装着给儿子买的篮球。“孩子今年中考，说想要个篮球，我跑了好几个市场才买到。”她说话时，眼睛里闪着光，手里摩挲着篮球的表皮，像是在摸一件珍宝。

列车开动时，窗外的路灯快速向后退，像一串流动的萤火。我靠在窗边，看着夜色里的乌鲁木齐渐渐远去，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有期待，有忐忑，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这十年，我在乌鲁木齐换了三个地方，从最初的十平米小单间，到现在的两居室，书桌换了四张，电脑换了两台，写了上百万字的文章，可每次提起“家”，最先想到的还是故乡的那栋老房子，房檐下挂着的玉米串，还有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

半夜里，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只有火车行驶的“哐当”声，还有偶尔响起的鼾声。我起来去洗手间，过道上的人大多睡着了，有的靠在别人的肩膀上，有的蜷缩在行李旁，脸上却带着安稳的神情。走到车厢连接处，看见一个年轻小伙靠着门站着，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是和家人的视频通话界面，他小声说：“妈，我快到了，别担心，车上挺好的。”说着，他揉了揉眼睛，把手机往耳边凑了凑，像是想离电话那头的人更近一些。

天亮时，列车到了甘肃境内，窗外的景色渐渐变了——从新疆的戈壁滩，变成了连绵的黄土坡，坡上有零星的麦子地，地里覆盖着薄雪，像给土地盖了层白毯子。下铺的大爷醒了，指着窗外说：“再往前就是陕西了，过了陕西，就快到河南了，到了河南，离山东就不远了。”他说着，从包里掏出一个馒头，就着咸菜吃起来，“这馒头是临走时老婆子蒸的，说让我路上吃，比火车上的好吃。”

女儿趴在窗边看风景，突然指着远处的一棵大树喊：“爸爸，你看，那棵树好高！”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棵老槐树，树枝光秃秃的，却透着一股韧劲。我想起故乡村口的那棵老槐树，每年春天都会开满白色的槐花，我和小伙伴们会爬到树上摘槐花，母亲会把槐花洗干净，拌上面粉蒸着吃，那香味，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中午的时候，车厢里热闹起来。有人拿出自带的方便面，用开水泡上，香味很快弥漫开来；有人从包里掏出酱牛肉、卤鸡蛋，分给周围的人；还有人拿出扑克牌，几个人围在一起打牌，输了的人就表演个节目，唱首歌或者说个笑话。下铺的大爷拿出一瓶白酒，倒了两小杯，递给我一杯：“小伙子，喝点酒暖暖身子。”我接过杯子，白酒下肚，一股热流从喉咙滑到胃里，暖得人心里发颤。大爷说：“我每年都坐这趟车回家，这车上的人虽然不认识，可都是往家赶的，心里都揣着一样的念想，比亲人还亲。”

列车晚点是意料之中的事。原本应该下午五点到郑州，结果快七点了才到站。补票的列车员说：“到济南的卧铺早就没了，只有站票，你们能行吗？”我看了看妻子和女儿，妻子说：“没事，站十几个小时而已，能回家就行。”补完票，我们挤在硬座车厢的过道里，女儿累了，就趴在妻子的肩膀上睡觉，妻子的胳膊被压得发麻，却不敢动，怕吵醒女儿。

旁边座位上的大叔见我们辛苦，主动站起来：“你们轮流坐会儿吧，我站着就行。”大叔是济南章丘的，在新疆做水果生意，包里装着给家人买的葡萄干和巴旦木，“我女儿最爱吃这个，每次回家都得给她带一大包。”他说着，从包里抓了一把葡萄干递给女儿，“妮儿，尝尝，甜着呢。”

夜幕再次降临，列车在黑暗中行驶，窗外偶尔能看到远处村庄的灯光，星星点点，像撒在黑夜里的珍珠。我靠在过道的栏杆上，看着女儿熟睡的脸庞，心里突然觉得踏实——这一路虽然辛苦，可只要能回家，一切都值得。想起十年前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我爱吃的花生和红枣，她反复叮嘱：“在外照顾好自己，过年要是忙，就别回来了。”可我知道，她心里比谁都盼着我回家。

凌晨一点多，列车终于到了兖州站。下火车时，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比乌鲁木齐的冷更刺骨，却带着熟悉的味道——是故乡的味道，有泥土的清香，还有煤炉里冒出的烟火气。走出火车站，就看见老友孙继泉兄站在路灯下，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见我们过来，立刻迎上来：“可算等着你们了，路上累坏了吧？”他接过我手里的行李，沉甸甸的，里面装着给家人买的礼物。

“让你这么晚还来接我们，太不好意思了。”我说。孙继泉兄摆摆手：“咱哥们儿还说这个？我早就来了，在这等了一个多小时。”他说着，指了指不远处的一辆车：“文彬还在宾馆等着呢，说要跟你好好聊聊。”

坐上车，孙继泉兄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聊这些年的事。他说这几年散文创作越来越顺，去年出版了新书还得了奖，“都是写咱家乡的事，写着写着就停不下来。”他还说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去年村里还给它围了个栏杆，怕小孩爬上去摔着；村头的小卖部改成了超市，里面啥都有，“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大大泡泡糖，现在还有卖的。”

车窗外的夜景渐渐展开，马路两旁的路灯亮着暖黄色的光，路边的店铺挂着红灯笼，上面写着“新年快乐”。偶尔能看到有人在放鞭炮，烟花在夜空中炸开，五颜六色的，好看极了。女儿趴在车窗上，兴奋地喊：“妈妈，你看，烟花！”

到宾馆时，已经快凌晨两点了。李文彬兄站在宾馆门口等我们，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有些花白，却比视频里看着精神。他走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透着真诚。进了房间，他从包里拿出一瓶白酒，是家乡的钢山酒，“知道你爱喝这个，特意给你带的。”

我们坐在房间里，倒上酒，边喝边聊。文彬兄说他去年写了一个关于故乡的剧本，今年要在省里公演，“里面有个角色，我总觉得像你，都是在外漂泊的人，心里装着故乡。”继泉兄说他最近在写一篇关于绿皮车的散文，“这次接你，又有了不少灵感，等写好了，先给你看看。”

我听着他们的话，喝着酒，心里暖烘烘的。这酒还是小时候的味道，辛辣中带着甘甜，像极了故乡的生活——有苦，有甜，却让人忘不了。想起这一路的辛苦，想起这十年的等待，突然觉得都值了。原来，回家过年不仅仅是为了吃一顿团圆饭，更是为了寻找这份久违的亲情和友情，为了让那颗漂泊的心有个归宿。

第二天早上，我们坐车回故乡的村子。车开在乡间的小路上，路边的麦子地覆盖着薄雪，远处的村庄冒着炊烟，像一幅水墨画。快到村口时，就看见母亲站在老槐树下，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手里拿着一个布包，见我们过来，立刻快步走过来，拉着女儿的手：“我的乖孙女，可算回来了。”她的眼睛里闪着泪光，脸上却笑着，皱纹都挤在了一起。

走进老房子，屋里的煤炉烧得正旺，热气腾腾的。母亲从布包里拿出花生和红枣，放在桌上：“快吃，这是我特意给你们留的。”父亲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见我们回来，放下报纸，嘴角微微上扬：“回来就好，路上顺利吗？”

中午的时候，母亲做了一桌子菜，有红烧肉、糖醋鱼、炒青菜，还有我最爱吃的白菜炖粉条。饭桌上，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多吃点，看你在外瘦的。”女儿坐在奶奶旁边，一边吃着排骨，一边跟奶奶说在火车上的事，“奶奶，火车上有好多叔叔阿姨，他们都给我好吃的。”

下午，我带着女儿去村口的老槐树下。老槐树比我离开的时候更粗了，树枝上挂着几个红灯笼，是村里过年挂的。女儿围着老槐树跑，手里拿着一个小风车，风吹过来，风车转得飞快。我靠在槐树上，看着女儿的身影，心里突然觉得平静——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有老槐树，有亲人，有熟悉的乡音，还有这份永远都忘不了的温暖。

晚上，村里的邻居都来串门。一个大爷拿着一瓶酒过来，说要跟我喝两杯；二婶带着她孙女过来，给女儿送了一个布娃娃；四叔跟我聊起小时候的事，说我小时候总爱跟在他后面，要他带我去河里摸鱼。屋里热闹极了，笑声、说话声混在一起，像一首温暖的歌。

夜深了，邻居们都走了。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星星比在乌鲁木齐看到的更亮，更密。母亲走出来，给我披了件外套：“外面冷，别冻着了。”我拉着母亲的手，她的手粗糙却温暖，上面布满了老茧，是这些年为家里操劳的痕迹。“妈，对不起，这十年都没回来陪你们过年。”我说。母亲摇摇头：“没事，你在外好好工作就行，我们都挺好的。”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回家过年不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而是为了找回那份失落的情感，为了让亲情和友情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像一坛经年的老酒，越品越香。这一路的辛苦，这十年的等待，都在回到故乡的那一刻有了意义——原来，最温暖的港湾，永远是故乡；最珍贵的情感，永远是亲情和友情。

大年初一那天，我带着妻女去给村里的长辈拜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遇见熟人就停下来打招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说着“新年快乐”。

傍晚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村口的老槐树下放鞭炮。鞭炮声在村里回荡，烟花在夜空中炸开，五颜六色的，照亮了整个村庄。女儿拉着我的手，兴奋地跳着：“爸爸，真好看！”我看着女儿的笑脸，看着身边的朋友，看着远处家里的灯光，心里突然觉得无比幸福——这就是我想要的春节，有亲人，有朋友，有故乡的味道，还有这份永远都忘不了的温暖。

归乡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间就要回乌鲁木齐了。离开那天，母亲早早地起来给我们做了早饭，饭桌上摆满了我们爱吃的菜。父亲默默地帮我们收拾行李，把母亲做的馒头、咸菜都装进去：“路上吃，比外面的好吃。”

走出家门时，母亲拉着我的手，反复叮嘱：“在外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明年要是有空，还是回来过年。”她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却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我点点头：“妈，您放心，明年我一定回来。”

车开了，我从车窗里往外看，母亲和父亲还站在门口，挥着手，直到他们的身影渐渐变小，消失在视线里。继泉和文彬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也挥着手，老槐树上的红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