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右耳住着一个拉小提琴的小人儿，是个笨拙的初学者，拉出来的声音“嘎啦嘎啦”，难听刺耳。他很偏执，固定在右边拉，从不去对面串门。人被折腾得痛不欲生的时候，总会说些傻话、胡话。如果他换了方向，折磨只是进行了转移，并没有消失。

这个小人白天不拉。可能我忙的时候，他也忙。晚上没事了，或者半夜醒来，他也闲下来，清醒了，“嘎啦嘎啦”拉个不停。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神经性耳鸣。问怎么治。医生说，你这个是心理原因引起的，没有特效药，习惯了就好。我说这没法习惯。医生瞥了我一眼，双手一摊说，那我也没办法，你自己慢慢习惯。他这态度，我想投诉，想了想还是放弃了，我怕以后还会落在他手里。

我白天给一家药房跑腿，夜里兼职当骑手，送急单。药房开在老城巷子深处，门脸很小，招牌上“济世堂”三个字褪了金漆，只剩下笔画的凹痕。老板姓方，五十多岁，秃顶，从前是县医院的药剂师，因为替一个交不起药费的老太太偷偷换了便宜的国产药，被查出来，开除了。他不后悔，他说那老太太后来又活了六年。六年，够她孙子考上大学了。他平时不说，喝了酒才说。他很少喝酒，这是当医生时沿袭下来的习惯。我说，你只是个抓药的，又不做手术，喝不喝酒有什么关系？他生气地说，人命关天，你说有没有关系？他有同事喝酒搞错了药，病人死了，他被家属拿刀子捅了。

深夜的订单什么都有，退烧贴、验孕棒、避孕套、开塞露、痔疮栓……只有想不到，没有他们点不出的物品。有人备注“敲三下门，放门口就走”，有人备注“千万别打电话，家里有人不知道我买这个”。有个女人连续七天同一时间下了同一款安眠药，第八天改成一瓶维生素。我不知道她是好了，还是放弃了。

有一回半夜送药到一个小区。六楼，没电梯。我爬上去敲门，没人应。打电话，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她说你放门口吧。我说好。我转身正要走，门开了一条缝。一根手指头伸出来，把袋子勾了进去。手指头很白，指甲上涂着淡紫色的甲油，有一小块剥落了。拿了东西，门迅速关上。我站在走廊里听了一会儿，什么声音都没有。

还有一回送药的地点是城南的精神病院。值班护士签收的时候，里头传来一个人唱歌的声音，歌是《月亮代表我的心》，跑调跑得离谱，但每个字咬得很准。护士说那是个老太太，八十二了，儿女把她送进来就没再接过。她每天晚上唱，唱到天亮才停。我问她唱给谁听。护士说不知道，也许是唱给月亮。我骑车回去的路上，周围很安静，耳朵里那个拉小提琴的家伙又醒了，大声拉着。但我的耳朵灌满了老太太的歌声，两个声音混在一起之后，没那么刺耳了。

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和这个老太太做邻居，对于我耳朵的问题，可能是个好事。

半夜三点，殡仪馆山脚下的小卖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蹲在门口抽烟。他接过袋子，拆开，当着我的面吞了两片安眠药。他说，小伙子，你跑夜路，眼睛好使吗？我说还行。他说，那你帮我看看，山上那排灯是不是亮着的。我抬头看了看，亮着。他说那是停尸房的灯，二十四小时不灭。他老婆在里面，明天一早烧。他说完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走了。我骑车离开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站在外面，仰着头，看山上那排灯。

在殡仪馆点外卖的人叫老付。我给殡仪馆送过几次夜宵，都是他的单。同事不接他的单，嫌远，嫌晦气。殡仪馆在城北的山上，盘山路弯弯绕绕，沿途有几座没迁走的老坟。别说夜里，白天也没几个人愿意来。

老付当过兽医。在乡下的畜牧站干了十几年，劁猪骟牛，打针灌药，什么都干过。站里就他一个人会接生，别的兽医只会打针。打针简单，往屁股上一戳就行了。接生不一样。接生要伸手进去，摸，判断，用力。手要稳，心要狠。他说心狠不是残忍，是不能犹豫。你一犹豫，母牛就没了力气，小牛就憋死在里面了。有一年冬天，他给一头母牛接生。小牛犊子卡住了，半个身子在外面，腿是反的。他把手伸进去，摸到了小牛的头。他跟母牛说，你忍着点。母牛“哞”了一声。他把小牛的腿掰正了，一点一点拽出来。小牛落地的时候浑身裹着黏液，四条腿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母牛扭过头来舔它。他说那是他这辈子干过的最漂亮的一件事。

后来老付跟站长闹翻了。站长让他给一头已经死了的牛开假的检疫证明。他不肯，死牛就是死牛。站长说你算个屁。他脾气大，转头就走了。出来找不到活干，殡仪馆发了招聘广告。不限学历，不限年龄，不限性别，只要胆子大，不怕脏。

老付一点都没觉得委屈，他说我这辈子净跟不会说话的东西打交道。猪不会说话，牛不会说话，死人也不会，我跟它们处得来。他说唯一让他受不了的不是死人，而是死人的家属。家属来了，哭的哭，喊的喊，有的跪在地上磕头，有的站在角落里打电话谈遗产。他说有一次一个老太太死了，儿子来了，看了一眼遗体，转身就走。他追出去问，不留下来办手续吗？儿子说，有什么好办的，她活了八十七岁，够本了。他说那一刻他想起了自己在站里养过的一头老黄牛。牛老了，干不动了，站长说拉去杀了。他拦不住。牛被牵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跟老太太的儿子转身走的时候一模一样，没什么好留恋的。

我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送完他的外卖，没别的单了，也不想再接，和他坐在殡仪馆的天台上聊天。他正在修着一根排烟管。他说这不是排烟管，这是烟囱。烟囱通天，活人的烟往上走，死人的烟也往上走。走着走着就混在一起了，分不清谁是谁。我说你是哲学家。他笑了，见惯生死，你也会是哲学家。

月亮很圆，琉璃瓦发出蓝荧荧的光。他三口两口扒完了饭。我说你怎么夜里修？他说，白天没时间，总有老人撑不住，撑不住了就得烧，烧的时候没烟囱可不行。有时候觉得这人是没日没夜地死。山上忙得脚不沾地，山下空得能跑马。他放下筷子，往山下看了一眼。

城里的灯一片一片。他说你看那些灯，每一盏灯底下都有人。有的人正吃着饭，有的人正看着电视，有的人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睡不着的人里头，有几个是明天要死的呢？不知道，谁都不知道。我说你有点消极。他说，你错了，我这是积极，看透了生死，才有可能积极面对生活。没等我说话，他接着说，他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起来先看看停尸房的登记表。就看一眼，看看昨天夜里来了几个，看看他们多大年纪，看看是男是女，看完了就去干活。我问，你不怕？怕啥？我得心里有数。

走之前我留了电话，以后夜里想吃热乎的就打给我。他问我怎么夜里不睡觉。我说我白天也睡不着。他说你有病。我说我知道。

他边念我的号码，边存在手机里。他的手指头很粗，指甲剪得齐齐整整。那是一双干过粗活的手，给牛接过生，给猪骟过蛋，给死人穿过寿衣的手。这双手存号码的时候很轻，指尖轻轻地往屏幕戳，蜻蜓点水一样，生怕把屏幕戳碎了。

我见过那个哑巴姑娘两次。

第一次在城郊。夜里十一点多，渣土车轰隆隆地开过，她一个人在路上走。我按喇叭。她停下来扭头看我，眼睛一点都不躲车灯。她不但不怕，反倒向我走来，递过手机。上面有两句话：我不会说话，刚才坐公交睡着了，坐到了终点站。你能捎我一程吗？

她不好看，这让我更想载她。好看的人让我紧张。我从小就对好看的东西有戒心，好看的衣服不舍得穿，怕放坏了。好看的花不舍得摘，怕谢了。好看的人也一样，他们迟早会走，不如从一开始就别靠近。很多人说我很怪，我从不觉得，为什么跟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不一样，就要被认为是怪呢？这难道不是正常的另一种状态？

姑娘穿着一双白色帆布鞋，鞋帮上全是泥。鞋带散了一根，拖在地上。手机壳裂了道缝，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圈。她跟我很像，都是那种舍不得扔东西的人。她说她认识城里的路，只要我把她带进城就好办了。我说行，要往左拍我左肩，要往右拍我右肩。一路上，她拍了很多次。路口多，她有些手忙脚乱，有几次拍错了，我拐过去才发现不对，她就拍另一侧。

她的手劲很小，拍在肩上，像一片叶子落下。每到一个路口我就放慢速度等她拍。越往城里走，路灯越密，灯也越亮。她的手从肩膀上拿开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肩膀上缺了点什么。

第二次在一片烂尾楼的工地上。我尿急，拐到旁边，对着一堵墙撒尿。工地烂尾好些年了。据说打桩那天雷劈了塔吊，把操控塔吊的小伙子给劈死了，还有一个男的，受了惊吓，一脚踩空，掉下去，也死了。没过几天，开发商也跑了。大家说，这开发商遭雷劈，跑了很正常。里面的钢筋锈成了棕色的骨头，却没人敢来偷。偶尔有拾荒的老头翻进去捡废铁，第二天就病了，说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从此再没人敢进去。

我尿完往回走，路黑，被一根钢筋绊了一下。一只鸟从旁边的灌木丛飞起来，灰背白腹，从我眼前掠过。我认出了它，夜鹭。小时候在老家水库边见过的。有一天晚上，姐姐抓着一把野花在前面走，夜鹭惊起来，她就摇着花束说，别怕，是夜鹭子。

姐姐说什么都喜欢带个“子”字。茶叶叫茶叶子，石子叫石子子，杯子叫杯子子。可现在，我听不到她叫了。

工地里响起一声喷嚏。我转身冲着黑暗喊，谁？没人应。手机的手电照过去，绿色防护网在风里飘。再往里走，一个白衣长发的女人从暗处出来，吓得我一激灵。是她，那个哑巴姑娘。

姑娘朝水泥管道招手，管道里挤牙膏一样，挤出一个一个矮人。为首的是一个走江湖耍猴戏的班头。他说你认识我闺女啊？我说顺路载过一回。他说那就是认识了。

我蹲下身看他们的住处，管道里垫着棉絮和旧被子。一股股热气从洞口往外冒。没出来的那几个直挺挺地竖躺着，一个接一个，只有一颗脑袋对着外面。姑娘领我到工地的另一边，一个大坑，预备做蓄水池的。她往里头塞了干草，铺了毡布，一小袋沙子当枕头，睡前把旁边的大木板拖过来盖住一边，挡住光亮，整个过程像是在封墓。班头跟过来时，我问他，怎么住这种地方？他说，没钱，这样省钱，现在跑江湖，很多看完就走了，钱也不给，一天没几个钱。

一个小男孩走过来问我是谁。班头说你觉得呢？小男孩说，是我姐夫。大家笑成一团，姑娘低头掐了弟弟一把。

我的车上还有两个要送的夜宵，加上自己买了一份，准备回去吃的，我都给了他们。班头只让他们分吃两盒，留一盒给队伍里年纪最大的一个。那人感冒了，正睡着。交流中得知，他们大概明天就走。我有些遗憾。他说待了好几天了，没赚头。我问他下一站去哪儿。他说顺着路走，走到哪儿算哪儿。

孩子们在吃饭，我在平台赔付了外卖的钱，坐下来和他聊天。他们这种跑江湖的，肚子里见闻多，我喜欢听。班主说有人找过他，出大价钱请他办件事，他不会。我问什么事。他说招魂，一个死了儿子的父亲，在出事的地方守了半年，想请人把儿子的魂带回家。看他们耍猴喷火，以为他们也会通灵。我说你认识那个父亲吗。他说不认识，但见过。我问是谁。他说就是那个每天傍晚在广场上烧纸钱的老头。老头我见过，外地人，跟儿子来到这里，结果儿子在广场附近出事走了，被人直接拉到老付那里烧了，连老头都没通知。老头没收到儿子的骨灰，就每天在广场一张一张地烧纸，纸钱的灰被风吹起来，在路灯底下转圈圈。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没疯。有人劝他离开，他不肯走，说走了儿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些。班头说我们在广场搞了一个星期演出。每天傍晚他都来，不跟任何人说话，烧完了就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沿着广场走一圈，走完就走了。每天都走同一条路线。听他讲完，我觉得他不是在烧纸钱，是在烧自己。一天烧一点，总有一天会烧完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大伙睡了，姑娘坐在路边等我。我买了卤味和饼干来，她拍拍石板让我坐下。石板上还留着白天太阳的余温，坐上去暖烘烘地。虫子在草丛里叫，远处的城市亮着。

她在手机上打字——你看起来不高兴。

我说没有。其实，听班主讲老人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连城，想起了我姐。

连城是外省人，家里有个患精神病的母亲，还有行动不便的奶奶，父亲开一个没多少人光顾的小店。平时没单，他就会找我聊天，送单过程中，他也会偶尔打来电话。他这么勤奋，是想让家人日子过得好一点，村里，还有一个姑娘在等他，他得多赚点。他知道我耳朵里小人的事，打电话过来，怕我在僻静的路上，小人出来闹事。他出事那天，平台推给我一个单，我正在送药，本来快送完了，可以接，但是我突然不想接了。连城替我接了。

监控里，在火车站前，他骑车穿过斑马线，被一辆银灰色的越野车撞飞。驾驶座下来一个戴棒球帽的年轻人。紧接着后排也下来一个人，头发花白，跟年轻人说了几句话。年轻人跑出去钻进了旁边的商场。

连城的父亲从乡下赶来。他先开三轮车到镇上，坐头班车到县城，再转七个小时的火车。我去火车站接他。我们没见过面，但他出站后站在灰蒙蒙的天光里四下张望的样子，让我一眼认出了他。他的眼睛跟连城的一模一样，不大，但很亮。连城活着的时候我没注意过他眼睛的颜色，他死了我才想起来。活着的人谁会去注意眼睛是什么颜色呢，你每天看着一个人，但你从来没有真正看过他的眼睛，你只是看着他的脸。

我带他住店，吃饭，跑手续。他不怎么说话，我也话少。我们坐在一起时，那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就全冒出来了：空调外机的嗡嗡声、走廊里服务员推车的轱辘声、楼下不知谁在用指甲敲桌面。

他吃饭有个习惯，筷子夹菜的时候夹起来看一看，又放回去。反复几次才吃一口，好像在确认什么，好像每一道菜都藏着一个他不敢面对的答案。

有一天晚上我去找他，他不在房间里。我在旅馆楼下的马路边找到了他。他蹲在路灯底下，面前摆着一排烟头。我问他怎么了。他说睡不着，一闭眼就看见连城小时候的样子。连城五岁的时候从树上摔下来过一次，磕掉了半颗门牙。他说他当时心疼得不行。现在想起来，觉得那半颗门牙算什么呢。人活着，掉半颗牙，哭一哭就好了。人没了，什么都不好了。

他住在镇上一家小旅馆里，房间很小，窗户对着一面墙，墙上爬满了爬山虎。他说连城小时候也喜欢爬山虎。有一年夏天连城从学校跑回来，说爸我看见一面墙上全是绿色的手。连城说它们抓着墙不放。他说为什么不放。连城说放了就掉下来了。

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爬山虎的手抓着墙，没放。

正式谈赔偿那天，对方道了半天歉。连城的父亲没说接不接受，他让工作人员先出去。那两个女的对视一眼，其中一个站起来说，好，有事叫我们。

人走了，我们两对两面对面坐着。花白头发的中年人，和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像个律师。金丝眼镜拆了纸巾，抽出一张擦了擦眼镜片。擦得很仔细，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连城的父亲说，后来出来的那个小伙子不是你儿子。你儿子手腕上没有纹身，他有。

金丝眼镜说，你看错了。连城的父亲说，没看错。他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监控，我陪他看的。看第一遍的时候，连城弹起来的瞬间，他的身子跟着晃了一下。后来晃的幅度一遍比一遍小，慢慢不挣扎了。

金丝眼镜说监控那么远哪看得清。连城的父亲说看得清，不信咱一块去看。金丝眼镜的语气软了下来。他说今天是来谈赔偿的，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早点谈完早点回去。

连城的父亲没接话。花白头发端起纸杯去续了热水，对他说，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孩子考公了，笔试刚过。这儿的公务员比别的地方难考，摊上这事，全泡汤了。你也是孩子父亲，你帮帮忙，给我们爷儿俩留点体面。

我说，你们可真够体面的。

花白头发不搭理我。他说，大哥，我再加一百万。你点头，我现在就转。

我看了看连城父亲，他沉默了半晌，噙着泪水点了头。我理解，他这个岁数，没了独生子，钱就是最牢靠的。

他回去料理完后事又回来了，说他也要跑外卖。我问他为什么还要挣钱。他说那钱是连城的命换来的，他不能拿连城的命给自己养老。但家里还有人要养，听说送外卖收入还行，他身体不错，想干。

他骑上了连城的车，跑上了连城的路。他没日没夜地跑，把这座陌生的城市跑得滚瓜烂熟。在经过火车站时，他都会停下来，神情瞬间恍惚，四顾茫然。

姐姐是鸟类标本师。

鸬鹚、苍鹭、白鹭等等，偶尔她也接猛禽的活。她的工作室在城西一栋老厂房的顶层，窗户很大，朝北，光线均匀。满屋子平时就她一个活人，其余都是鸟。它们站在栖架上，翅膀半张，喙部微启，像是还会叫。但它们不会叫了。它们的身体被掏空，填进棉花和防腐剂，钉在铁丝骨架上，成了静默的标本。

她做得最好的一只是夜鹭，翅尖的飞羽一根一根地排列，眼窝里嵌着两颗玻璃珠，是她从一个做假眼的老头那儿定制的。老头姓孟，住在城东的一条窄巷子里，门口挂着两块一大一小的木牌，大的那块写着“孟记糕点”，小的那块挂在角落，写的是“孟记义眼”。老孟的手艺是祖传的，本来是给人做假眼，但生意萧条，不再经营点别的，全家只能喝西北风。姐姐找到他，问能不能做鸟的假眼。老孟问，量大不？姐姐说还可以。老孟说，那行。就做起了鸟的假眼。

老孟的假眼做得好，他说活的东西假眼好做，死的东西反而难。活的东西有表情，假眼配上去，跟着表情走。死的东西没有表情，假眼就成了唯一的表情。你得替它选一种，悲伤的、安详的、愤怒的……什么都可以，但不能选“没有”。没有表情的假眼是塑料，有表情的才是眼睛。

姐姐说鸟的眼睛最难做，活的鸟眼里有水，死的鸟眼里什么都没有。你得往那两颗玻璃珠里灌进一种情绪，让它看起来像在看你，又像在看很远的地方。

我问她灌的是什么。她说，恐惧。她说所有的鸟都怕死。不是活的时候怕，是被做成标本之后的那种怕。你把它钉在那里，让它永远保持一个姿势，它就永远在怕。永远怕着，反而不怕了。

姐姐的丈夫叫薛方平，是个眼科医生，在城东的私立医院坐诊。姐姐还在的时候，我去过薛方平的家，只去过一次。

那是秋天，山上的银杏刚黄了一半。他的房子在半山腰，门口的草坪修剪得很短，墙壁被爬山虎和凌霄花包得只剩窗户。我按了门铃，姐姐来开门，围裙上沾着锯末。她正在给一只白琵鹭填棉花。白琵鹭搁在餐桌上，脖子弯成一个问号。

姐姐不止一次叫我搬来住，我不愿意，这个房子不是她的，就算是她的，我也会觉得寄人篱下。我对自己没什么要求。我不像其他跑腿的那么拼命。连城他们在城里疲于奔命的时候，我会把车停在路边，蹲下来拍一截锈穿的排水管，或者一堵长满苔藓的断墙。

嫁给薛方平的姐姐一直省吃俭用。她的衣柜空荡荡的，三十岁生日收到的包原封不动搁在柜顶。薛方平有一次跟我抱怨，说她连超市的塑料袋都要攒起来当垃圾袋用。他说你劝劝她，我又不是养不起她。我没劝。我知道姐姐不是舍不得花钱。她是觉得东西够用就行，多出来的东西是负担。她一辈子都在减少负担，最后把自己减去了。

姐姐病了八个月。八个月里她做了十七只鸟。末几只做得越来越粗糙。有一只白鹭的腿弯错了方向，有一只苍鹭的翅膀一边大一边小。她不管。她说歪就歪了，反正鸟也会歪。活的鸟也歪，风吹的，雨打的，撞到树上撞歪的，歪的才是活过的。我说你说的是歪理。她笑了，脸色苍白。

下雨天，我去看她。她气色还行，半靠在床头，手里捏着一只还没做完的翠鸟。翠鸟的翅膀摊开着，像一本翻到一半的书。床头柜上放着她的工具盒，盖子开着，里面的东西凌乱地堆着。她以前不这样的。以前她的工具每一件都有固定的位置，用完了必须放回去。她说乱了就乱了，反正也没人接手。

她说你帮我把那个盒子递一下。我递过去。她从里面挑出一颗比绿豆还小的玻璃珠，对着光看了看，摇了摇头说这颗颜色不对。死鸟的眼睛不能太亮，太亮了大家的焦点就在它眼睛这里，不会去看整体。也不能太暗，太暗了鸟就没有神采，没有一点神采的鸟，最没有意思，得是那种不亮不暗的，鸟虽然死了，还保留一点活气。她放回去，换了三颗，才挑出一颗满意的。

姐姐让我帮着递工具，我就坐在旁边看她干活。她的手已经不太稳了，捏着镊子的时候会抖。但她不让我帮，她说手抖有手抖的纹路，做出来的东西反而有一种别人做不出的毛糙感。她管这叫手气。她做完了翠鸟，把它立在栖架上。鸟歪歪斜斜的，姿态难看。她看了看，说这只好，这只不怕死。她的话很奇怪，但我没有细究。

那是她做的最后一只鸟。

她死后我把它带回了出租屋，搁在窗台上。夜里开着灯的时候，它的影子投在对面墙上，身子凭空大了很多倍。关了灯，它就消失了，只剩下黑暗里一对玻璃珠的反光。

姐姐死前的第三天夜里，我接到她的电话。她夜里从来不给我打电话。一开口，那头是薛方平。我就截住了他要说的话。别说了，我马上到。去的路上，春雨停了又下，一颗一颗砸在头盔上。

姐姐说她做标本做了十几年，最怕的不是死鸟，是活鸟的眼睛。活鸟的眼睛太亮了。你盯着看，会觉得自己很暗。她说她后来学会了不去看活鸟的眼睛。做标本的时候闭着眼摸，凭手感，凭一只鸟的身体在手指下的重量和温度。她说闭着眼反而看得更清楚。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也许是真的，小时候她告诉我夜鹭不怕黑，姐姐说不怕，所以我也就不怕了。

她还教过我一件事。她说你要是害怕，就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我说闭上眼睛更黑，不是更怕吗？她说不怕。黑是安全的。你看不见东西，东西也看不见你。我后来真的试过。害怕的时候闭上眼睛，有用。但只在她活着的时候有用。她死了以后，闭上眼睛反而更怕了。因为闭上眼睛就会看见她。

她继承了母亲的所有品性，朴素，隐忍，跟再亲的人也不诉苦。母亲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生了病不说，疼了不说，快死了也不说。她说说了也没用。说了别人也替不了你。姐姐学到了这套。她把所有的话都咽进肚子里。咽到肚子装不下了，人就没了。

姐姐病重之后，薛方平以“医院有规定，角膜捐献需要直系亲属现场签字确认”为由，要她把协议原件交给他保管。姐姐没给。她说协议是她自己签的，自己收着，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拿出来。薛方平为此跟她吵了几次。姐姐跟我说过一回，她说他太积极了，一个不怎么做角膜移植的医生，对捐献的事这么上心，她觉得不对。她没往下说，我也没追问。有些话不好往深处想。

比这些叮嘱更清楚的，是电话没挂掉的那几秒。我不小心听到了她和薛方平的对话。

薛方平说，你不要发疯。

姐姐说，你才不要发疯。

薛方平说，你要我怎么证明，把眼睛挖出来给你看看吗？

姐姐说，你敢吗？说啊，你敢吗？你不敢我敢。

电话到这里就断了。也许是她发现没挂，也许是薛方平替她挂的。我不知道。姐姐过了一会儿打给我一个电话，叫我不要过去。我问她，你们是不是在吵架？她说没有，说自己很累，要睡了。这是她最后跟我说的话，她后来不怎么说话了，把力气省下来做鸟。

姐姐去世后，我再次去了薛方平家。薛方平打开卧室，说姐姐的东西都在这儿，让我随便拿，婚戒留给他。我说挑一样东西做个念想就行。

我拿了一把银柄的裁纸刀。刀刃很窄，是用来剥鸟皮的。柄上刻着一枝桂花，是姐姐自己刻的。她说这是她十六岁学徒时师傅送的，跟了她十几年。刀刃上有几道细小的豁口，是她割过太多鸟皮留下的痕迹。我把它揣进口袋里，刀刃贴着大腿，凉丝丝的。

走的时候薛方平送我到山道上。山风凉飕飕的，带着松脂和泥土的气味。我听到远处有什么东西在叫，叫声凄惨。不知是什么鸟，也许是夜鹭。我没细听。

老付检查姐姐遗体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姐姐的遗体是夜里送到殡仪馆的。薛方平签了字，办了手续，走得很快。老付接手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姐姐的眼睛被人动过。不是闭合的方式不对，是眼睑边缘有一道很细的划痕，像是用手术刀片沿着睫毛根部走了一圈。他以前给动物做眼球摘除的时候见过这种手法。他没声张，等薛方平走了才仔细检查。

他说你姐的眼角膜不见了。他用了一个很轻的词，不见。

我说，你确定那是我姐吗？他确定。名字、遗体、骨灰，在他手上不可能对不上号。我说你确定她眼角膜不见了吗？他也确定。他说你知道我以前干什么的，只有我挑别人的毛病，没有别人挑我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个事实。但事实有轻有重，有些事实像一片叶子，有些事实像一块石头。他说的这个事实是石头。他把它递给我，我接住了，沉甸甸的，不知道该往哪放。

他还说了一件事。他说他检查姐姐遗体的时候，发现她的手很干净。指甲缝里没有锯末，没有颜料，没有防腐剂的痕迹。姐姐做标本做了十几年，手上从来没干净过，但死的时候手是干净的。他说这不对，做标本的人手上不可能没有痕迹。除非她死之前洗过手，仔仔细细地洗过，像是要去做一件干净的事。

薛方平的眼科医院有个规矩，所有角膜捐献必须经他签字。他不签，角膜就躺在冷库的保存液里，哪儿也去不了。

姐姐生前签过角膜捐献协议，薛方平不可能不知道。我去找他，他说他不会做眼角膜移植。

他说话的时候手里捏着一支笔。笔帽开了又合，合了又开。咔嗒，咔嗒。我盯着那支笔看了半天。他说，你别看我，我又没做错什么。我说，我没说你做错了。他说，那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问。我说，姐姐的眼角膜到底去了哪儿？他说不知道。他把笔往桌上一扔，笔滚了两圈，掉到地上去了，他没捡。

我问他，你真的不会做眼角膜移植？他说不会。不会就是不会，没什么丢人的。他只是一个没什么天赋的眼科医生，被他当院长的父亲硬推到这个位置上。

薛方平把我送到马路口，我骑车下山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路灯底下，白衬衫在灯光里显得很干净。他看上去是个好人，他是好人吗？就算是，好人也会做坏事。有些坏事不是故意做的，是不小心，是大意，是以为不会被发现。发现不了的坏事就不算坏事了吗？肯定算的，只是没人追究罢了。

我决定住到薛方平家里，我跟他说房东卖了房子，暂时没地方住，想在他这里借住几天。薛方平让我住客房。我说我能住姐姐那间吗？他说可以，床品要不要换？我说不用。

房间里有一股很淡的气味。不是霉味，是一种干燥的、带点苦味的气息。应该是她以前做标本用的硼酸粉气味。这气味在生前一直跟着她，现在还留在这间屋子里，比她本人还固执。

窗台上搁着一盆枯死的文竹。土早就干透了，裂成了几块。我浇了点水。水从裂缝里渗下去，很快就没了。

窗外响起摩托车的喇叭声，我拉开窗帘。薛方平从一个骑手手里接过外卖去了厨房，我赶紧出门跟了过去。见我进去，他让开，案板上放着一颗猪心，他喜欢下了夜班回家就煮一碗猪心面。

他说等下一起吃，我说我不吃内脏。

他没勉强，自己煮了一碗面。他吃得很慢，面汤的热气往上冒，模糊了他的脸。我就坐在对面看着他。他吃东西的样子跟姐姐完全不同，姐姐吃饭快，三两口扒完，放下碗就去干活。他吃饭慢，每一口都要嚼很久。他这个人做什么都慢，说话慢，走路慢，看病也慢。病人投诉，他说眼睛的事急不得，看错了就回不来了。

姐姐生前身体瘦弱，病恹恹地，但她留下的气味非常饱满，枕头上还有她洗发水的味道。廉价的薄荷味，凉飕飕地钻进鼻腔。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床单都抻得没有一丝褶皱。她一向这样，连生病都会把床铺得一丝不苟。

床头柜上有半杯水，我拿起来晃了晃，剩了浅浅一层。这口水是她临走前喝剩的。我没倒，放回了原处。

我住进姐姐的房间后就开始找。

先翻了衣柜。每件衣服的口袋都摸了一遍。有几颗纽扣、一张过期的电影票、一截断了的铅笔。抽屉拉开，里头整齐地码着她的工具——镊子、解剖针、手术刀片、棉线，还有一盒没拆封的义眼。

我翻遍了袋子，盒子、箱子、柜子，将所有物品认为能藏下一对眼角膜的地方都翻了。书架上的书我一本一本抽出来抖。有一本《鸟类图鉴》里夹着一片干枯的银杏叶，叶脉清晰得像一张地图。还有一本《人体解剖学》，这本书不是姐姐的，是薛方平的。扉页上写着他的名字，钢笔字，瘦长，像他本人。我翻了几页，看到了角膜那一章，有人用红笔在旁边画了一道杠。是谁画的？姐姐还是薛方平？我不知道。

连洗衣机的滚筒都手动转了一圈，怕它吸在顶上。我去冰箱找水。我才想起来漏了冷冻层。

冷冻层结了厚厚一层霜。我用手掰了几块，碎冰碴子掉了一地。里头塞着几袋冻肉，一包速冻饺子，还有一盒用保鲜膜裹着的东西。保鲜膜上结了雾，看不清里面是什么。我把它拿出来，撕开保鲜膜。

拉开的那一瞬，薛方平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你找什么？

我攥着那个东西问他，这是什么？

他说猪心啊。肉铺多送了一颗，吃不完，冻起来了。

他问我，你是在怀疑什么？

我眼神凌厉地盯着他说，我姐的眼角膜在哪里？

他说，她的眼角膜当然在她的眼睛上，火化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他伸手过来，准备拍我的肩膀，我一扭身躲开了，他叹了口气说，你现在精神不太正常。

哑巴姑娘过了一个多月又回来了，我把事情讲给哑巴姑娘听。

她打字很快：那不一定是你姐姐的角膜，丢失角膜的人也不一定是你姐姐。殡仪馆的人也不一定说过那句话。你只是太想她了。

我说，那你呢，跟我说的是真的吗？

她笑了，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又写道：你不要再上夜班了，你要好好睡一觉。

我说，好，我会的。

她打了很长一段文字，说起了几年前的事。她和弟弟排队买东西。一个小孩跑来冲弟弟喊：她根本不是你姐姐，我妈说你们全家都是矮子，就她不一样，她是捡来的。弟弟生气，要跟他打架，被她拽住了。

吃晚饭的时候弟弟不理她，之后几天也不理。她找了一桶油漆，在那家人的院门上泼了下去。

每个姐姐都有弟弟看不到的那一面。那一面也许是凶的，也许是脏的，但那是真的。

我们互相搀扶着转过身，面朝着城市。脚下是悬崖，踩空了就会一起掉下去。她写道：这座城市很好，我还想再来。

我说，是啊，大家都想来。有人来送药，有人来耍猴，有人来找眼睛。

我问她，这样远远地看，这座城市像什么？

她写，像一只眼睛。

我看了看，确实像，但不是人眼，是夜鹭的眼睛，血红色的眼睛。

她和我挨着。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我们的靠近与爱情无关。但我想，此刻她或许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也跟着我们转了个身。这一边灯火通明，那一边磷火微茫。

远处传来一声鸟叫，粗哑，单调。是夜鹭，也许不是。也许是什么别的鸟。夜鹭不怕黑，姐姐说的。所以我也就不怕了。

城市在我们脚下亮着，是一块块碎裂的光。光影不停流转组合，又拼成了新的。拼不回去的是那些灭掉的。灭掉的就不亮了。

什么都会不见，什么又都会在。

夜鹭飞走了。月亮还在，拉小提琴的人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