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之光
合肥，于我是温暖的。那年九月，我从成都出发，去往漠河的北极村。成都当日气温34摄氏度，我心想到后也不久待，很快就一路向南，就全带了夏装。谁想到了漠河，却见雪压枝头，夜间抵达北极村，已是零下9摄氏度，偏偏又全村停电，四野漆黑，未能购衣，更是身心荒寒，十分狼狈。于是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向南来到合肥，在南站下车，晕晕沉沉去附近一家小店购物，顺便买了盒方便面。守店的是个长发女子，瞄我两眼，说：“你好像病了。”我说是的，我病了20天了。她没言声，把面盒接过去，小心撕开封皮，冲上开水，把佐料搅拌均匀，再递给我。我向她道谢，她说不用。因为帮助了一个困顿的旅客，她显出羞涩的快乐。
说起来，这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情，但我于病中孤独奔波了20天，任何一双伸过来的手，都能直抵最柔软的内心。所以在我这里，那不是小事，是大事。我至今记得，并经常向人说起。
而合肥对我的意义，何止于此。这片江淮间的广袤之地，出了许多杰出的、顶天立地的人物。作为四川人，对其中一人别有怀想。那是文翁，那个姓文名党字仲翁的安徽人。文翁便生于今天的舒城县，处合肥近郊。汉景帝末年，文翁被派往蜀地做郡守，在任期间，大幅扩大了都江堰的灌溉面积，又兴学荐贤，为蜀地的文风教化，立下了不朽功勋。作为“公学始祖”，他在成都开设的“文翁石室”，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学堂，延续至今，成为现在的石室中学。石室中学的师生都很骄傲地表示：“我们学校是文翁创办的，有两千多年历史！”在文翁的时代，没有特别的教育经费，办学是通过减省郡守府开支筹措而来，其视野，远远超越时代，其行政能力和担当精神，成为后人的楷模。《汉书·循吏传》将文翁排在“循吏传”首位，足见对他的高度评价。
因为文翁，我与合肥，便有了源远流长的、精神上的亲缘关系。当我走在成都街头，走在青羊区的文翁路上，感觉有一根脐带，连着遥远的时空。我看见，那个安徽人风尘仆仆奔走于官家田舍，规劝和鼓励子弟入学，让入学者免除徭役，并将他们派往京师，寄望他们学成归来、建设家乡。我看见，我那些赤膊葛裙的蛮夷祖先，是怎样一步步成为史书盛赞的“雅风”之士，又怎样从中走出了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东坡……
更何况，合肥还有“八百里巢湖”，还有包公祠。就城市而言，有两种存在令我震撼，一是完全没有江河湖海，二是怀抱浩大水域。前一种情况有吗？我想，即便无大江大河，也定有小流小溪，如果小流小溪也没有呢？那样的城市生命，更像骨头；风吹来，也不是风，而是风的骨头——苍凉、嶙峋而强悍。这是我崇敬的生命形态，却又深知，那是自己不能承受之重，所以还是喜欢水。特别是大水，比如杭州的西湖、武汉的东湖，还有合肥的巢湖。
我们去巢湖的那个上午，湖面笼着淡蓝色雾幔，因而只望见烟，望不见烟波。这是无所谓的，日光自天垂落，与湖相接，粼粼波光，直上九天。且作为一面大湖，并不以景致立世，它有自己的使命：为万千生灵提供居所。巢湖尤其如此。在我的想象里，说到西湖，就浮动着人影，说到巢湖，就弥漫着水香。所谓水香，是水孕育的香，有湖里的鱼虾，也有岸上的五谷。那是低处的香，类同根系。因这缘故，巢湖广阔，却不张扬，它只是在那里，千年万载。人类的活动，让它不得不退缩，但绝不交付自己的核心。这是需要硬度的。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不是在孤烟大漠，而是在巢湖之畔，出了一个包公？包公祠里有静静的包河，有成片的竹林，头顶凤尾森森，地上嫩笋迭出。春阳照耀的亭子间，一对又一对新人，摆出各种姿势，拍婚纱照。我想，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也是怀揣着忠贞的信念吧。
文翁和包公，从不同侧面，讲述着合肥的历史，呈现着一方水土的精神。同时，他们有着同一个名字。这同一个名字，叫正气。正气是锋利，也是端方，是非常，也是日常。日常里的正气，最能体现基本面貌和内在品格。我们经常把这种植入细节和时光里的品格，称为传统。合肥流淌着那样的传统，才有体察别人难处的细腻和扶危济困的仁爱。我又想到为我泡了一碗方便面的女子了。之前两次到合肥，我都去找过那女子，可非但没找到她，连那店也不复存在。这其实无关紧要，我知道，正如巢湖里的一滴水，融入湖泊，便能成就满湖的盛大和光芒。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