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八十年前的毕业照
大通文化陈列馆开馆时间定在2026年7月1日上午，地点即在我的童年故地和悦洲三道街的一条僻静的巷子里。这是一个好日子，接连数十日的黄梅雨滴滴答答，那天却毫无征兆地歇止了。雨过天晴，越过那片浮光跃金的江水，不远处即是我的童年故居。我自年少时辞别故乡，为衣食而谋，七十余年，却从未离开过这条多情的江水，或在江之头，或居江之腰，有一年我被省文联借调到合肥，八个月后，又回到长江北岸，我与这条江，真正是掰不开，扯不散了。
座谈会发言依次进行。当话筒递到我的手里，我踌躇片刻，便从准备好的纸袋中摸出一样东西，那是一张民国时期老照片。大家相互传递着这张老照片，现场掀起一阵小小的波澜。
十二年前，拙著《和悦洲，小上海》出版不久，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是熟悉的乡音，带着几分沧桑与后劲。他说读《和悦洲，小上海》，仿佛家乡的三街十三巷从眼前一一掠过，他也就此找到了久违的乡情。他希望能与我见面，并当面索要书的签名本。客人孙姓，八十岁上下，身材颀长，面目清朗，一派旧时知识分子的干净与雅致。其时，我的年近百岁的母亲头脑已是半退休状态，平常寡言、偶发莫名脾气，没人理她，也就偃旗息鼓；每每家里来客，便主动搭讪，热情而又周到。那天当我向她介绍这位客人是来自和悦洲时，母亲兴奋起来，便拉着客人叙起了家常：“我十六岁嫁到和悦洲，我这小儿子就是在二道街出世的。”我站在一旁，听着他们零乱地说着和悦洲往事，一时倒成了局外人。母亲扯着客人说东道西，越说越远。母亲本是讲故事的高手，我小说中很多故事直接来源于她的讲述。当着客人的面，她说起太公的死。那一天太公去和悦洲尾的亲戚家吃酒打牌，牌局散后，已过子时。走在那条通往二道街的小路上，太公总能听到脑后有窸窸窣窣之声，而当他停下脚步，声音便息，再行，又响，如此往复。夜是暗灰色的，天边有些微的光，一激灵间，太公竟发现自己是在一片乱坟岗上。那天直到东方泛白，太公才得以摸到回家的路，不等家人开门，便一头栽倒在门口的台阶上，浑身上下像被水浸泡过一样。家人发现，老人家那条清王朝赏赐的马尾辫被恶作剧者扎了一把干硬的荷叶。几天后，太公死于惊恐。这故事我是第一次听母亲说起，当即被我补写到正要定稿的一本书中，这就是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墙》。
在我杂乱的书屋里，我沏着茶，与客人相谈甚欢。孙老出生在和悦洲三道街，十七岁考取安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铁路局，一别故乡六十余年，最近几年一直参与安庆长江铁路桥的设计，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桥梁工程师。我们的话题漫无边际，不觉日色将晚，我提议老哥俩喝一杯，孙老说他因血压问题早就戒酒。我站起来，准备送客，孙老迟疑着，终于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八寸过塑照片（下图），郑重地递给我，说：“文化是需要传承的，黄先生您就是这张老照片最好的传承人。”
照片拍摄于1947年7月5日：“铜陵县和悦镇中心国民学校第二届毕业纪念”。这张毕业照生动地定格了当时这所国民学校师生的精神风貌。前排男教师或穿挺括西装，系着领带，呈现西式新派风范；或着深色立领中山装，也有穿白色马褂，男教员们或正襟危坐，或跷着二郎腿，随意，却又不失庄重儒雅。女教师多穿剪裁合体的改良旗袍，配以皮鞋，尽显民国时期知识女性的知性美。后排男生则统一穿深色立领学生装，衣领紧扣，整齐划一；女生则着浅色衫裙，朴素简洁又不失烂漫天真。照片虽年代久远，师生们的穿搭却是清晰的，皆衣冠楚楚、搭配得体，既承继了传统风格，又融汇了西式元素，折射出民国时期一所国民学校师生们对教育的庄重感与严谨学风，也是后人研究民国时期服饰穿搭及生活习俗的珍贵资料。
这些年来，我的写作几乎不离故乡的题材。那年为一本书的写作，我曾前往和悦洲寻找民国遗老施泽民先生后人，竟巧遇正在江岸拍《渡口编年》的著名纪录片导演、乡人郭熙志。说起和悦洲当年的历史，我们都不禁感叹，这区区弹丸之地，繁盛时期竟能容纳七八万人口。我们脚下的这条几近废墟的大街，发生过1900年唐才常反抗清王朝的自立军起义；孙中山、黄兴等曾派员潜来商讨即将开始的黄花岗起义；军阀黎宗岳的安徽省临时军政府曾一度设立在这片沙土地上。清晨，开往武汉的怡生号轮船刚驶离西江码头，一辆辆黄包车便响着铜铃，奔跑在和悦洲的三街十三巷；入夜，洄子巷里的灯笼一排排亮起，每一盏灯笼下坐着一位浓妆艳抹的女子。清末民初，时局动荡，而这片广袤的沙洲却一派安澜，似乎这里只适合小家碧玉，只适合南来北往的风流客，只适合民国仕女的风华绝代。然而1938年8月日寇舰船的炮火轰击，瞬间就让这片沃地变为焦土。伫立于满目废墟，和悦洲先贤陷入沉痛思索：洲人的前路竟在何方？是闯关东、走西口，还是奔湖广、下南洋？几番权衡，先贤们沉下心绪：兴办教育，为日后的和悦洲点亮生生不息的希望之火。
早在1914年，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曾在和悦洲考察地方教育，在其3月29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述：“午后一时，坐肩舆回大通，五时至大通市，渡至和悦洲上，小学林立，风气早开……”黄炎培考察结束，在向北洋教育部提交的建议书中说：“查大通和悦洲，为长江中游巨埠，人口十万，商业鼎盛，新式学堂十余所，私塾遍地，民智远胜皖南。”又说：“其地悬于江心，可避陆战兵燹，水运四通，吸纳四方学子，可覆盖池州、太平、庐州、赣北九江诸地。恳请教育部择定和悦洲，设立省立高等学校，定为皖江教育总枢。”根据黄炎培日记，当时的和悦洲有新式小学、教会学堂、私立学校十多所，私塾二十余处。我的外祖母育有两子两女，外祖父早年离世，大舅在十岁时即因病双目失明，外祖母高瞻远瞩，便将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小舅身上。我至今收藏了小舅张廷禄特殊时期的一纸手稿，其中记有“八岁时，在铜陵大通和悦洲西江一包姓私塾启蒙”。
抗战胜利后，国立十六中从四川迁来和悦洲万字会。1955年，因长江大水，十六中迁至铜陵县城，这座西式砖石建构的两层楼房便成了我破蒙求学之地。每天上学或是放学，穿过一片碧绿的菜地，顺手摘一颗成熟的西红柿或是一根鲜嫩的黄瓜，是诱使我每天不惧风雨必去上学的动力。几年前在深圳的一所小学校门口，我看到一个被沉重的书包压弯了腰的男孩，我接过那孩子的书包掂了掂，足足有十来斤重，我便庆幸自己的童年时代学业的宽松。在那条放学的路上，我与张三友曾撮土为香，演绎着桃园三结义的旧戏，也曾为一件不相干的事而结下冤仇。从童年到晚年，张三友一直是我的偶像。童年的他能在作文中写出超出他年龄的认知，二道街几乎每户人家的灶头都曾留下他画的张牙舞爪的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张三友是二道街孩子们的王，如果有哪位小弟惹恼了他，很快便会尝到末日降临的滋味。有一次，我们似乎是彻底闹翻了，没过三天，彼此又都有重归于好的念想，却谁都不肯开口，结果是双方家长从中调解，我母亲从菜园里摘了一颗南瓜送到张家，张家回赠的则是十颗煮熟的咸鸭蛋。我们举家迁往鹊江对岸时，张三友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我，我一狠心，泪水却止不住地滚出眼眶。此后多少年，人间沧桑，不堪回首。再后来，我下放农村，招工进厂，他则顺风顺水，以退役军官的身份被安排在铜陵市检察院，由此一别，三十余年。
那一年母校校庆，我在人海中一眼就认出三十年不见的张三友，其时他新晋一个更重要的职位，他的四周自然是不缺各色人等。我很想挤进人群，但终究未能迈过那道世俗的鸿沟。我当然知道，真正的鸿沟是我内心不甘平庸的自己。那天的午餐会即将结束，我所在的包间大门轰然打开，满脸通红的张三友神一般出现在门口，他不顾其他人的招呼，径直向我走来，一把就抱住了我，说：“兄弟，你知道我今天中午喝了多少酒吗？”声音里带着哽咽。为了寻找我，他不得不推开一个个包间的大门，每进一个包间，便有人要敬他三杯，他不能不喝，心思却全不在酒。那一刻，我们似乎都觉得，几十年间山南水北，如今归来，我们就一直是二道街的孩子。
十七年前，张三友从一个市级重要岗位退下，然而他一天也没有闲着。张三友是执着的，他要站在历史的潮头，用文化的视角，将和悦洲打造为“民国第一镇”。我不能说这是他的“狂妄”，哪一位脱下战袍的老者又是肯善罢甘休的？怀着对故乡的执念，张三友那天上午的主题发言激情满溢，元气饱满，让我想起站在林肯纪念堂门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看着八十一岁仍壮心不已的发小，我忽然觉得，脱下冠冕的张三友仍是我们这一群人的“王”——人的命运，早在少年时期就已定格。
那天上午，当我将这张八十年前的老照片庄重地交到张三友手上时，不禁想起十二年前那位离开故乡几十年后回来的桥梁工程师，当然也想起他说的话：文化是需要传承的，眼前的您，就是这张老照片最好的传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