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2026年第9期｜潘采夫：请问诸葛亮先生
和朋友聊天，说起家乡的食物时提到馒头，我搜出一盘山东高馍馍的图片，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馒头，差点潸然泪下。
我不吃馒头已经很久了。
近年身材发福，找朋友鞭策我减肥，朋友的办法是控糖，胳膊上扎个血糖仪，手机同步数据。也邪了门，吃青菜吃肉吃坚果都没事，一沾大米饭面条驴肉火烧，曲线就扶摇直上。大米白面这些主食，成了减肥大业的大敌，找谁说理去。
家里老人祖祖辈辈在河南，来大城市生活了二十年，不管跟我们去哪里旅游，新会江门潮州梅州，人家那地方大米管够，他们偏偏不给面子，念叨着说没吃饱，小心翼翼地问老板：“有没有馒头？饼也行。”搞得老板难为情，大米饭输给了白馒头。上下求索，老人吃下半块馒头，北方之胃接到某种信号，终于稳当下来，在脑海里解除某种警报。
这其实是关于饥饿的记忆，与家乡的小麦有关。
我的老家在河南濮阳，离山东河北都只有几十里，以前叫冀鲁豫边区，也叫过黄河滩区。黄河在不远处悬着，打我记事起倒也没泛滥过，但脚下松软的黄土，属于被河水铺垫出来的华北平原，这无边无际的温带大平地适合种小麦。按说离大河那么近，可以种产量更高的水稻，然而我们那里却是缺水，春秋天雨水太少，沙土也难以存水，这种气候和土壤不适合水稻。况且北方水稻还是一年一季，不如小麦玉米轮种产量高。
现在播种机、收割机解放了农村人。在我离开农村之前，农民一年的工作是由小麦来支配的。
深秋时节，秋收已过，天气开始变冷，大人带我们扛着铁锹去剜地，就是把耕地翻一遍。沙地好翻，产量更高的淤地难翻，铁锹插进去拔不出来。有牛的用牛犁地，后来拖拉机上挂个犁头。犁完以后，再换个耙子拖一遍，把大块坷垃筛碎，土地平整，就可以播种小麦了。以前播种用麦耧子，由一个漏斗和三条腿组成。先给麦种掺些农药，防止在土里被害虫吃掉，然后倒进漏斗，人或牲口前面拉，三条尖锐的腿深入土中，麦耧呱嗒呱嗒地晃动，麦种从漏斗经由三条空心腿，哗啦啦进入大地肚子里。
严寒到来之前，麦苗先从土里钻出来，软软地趴在地面，不怕人踩，羊吃也无所谓。冬天来一场大雪，那就更惬意，既当棉被避寒，也是慢条斯理的浇灌，意味着来年的丰收。
开春三月，小麦开始长麦秆，拔节水浇透，穗大粒不愁。浇地是件大事。水泵抽水不停，白天黑夜不分，夜里轮到谁家，谁家就出动劳力守上一夜，浇不透不行，浇过了也不行，这活让人精疲力竭。那时节，夜里去麦地边散步，能听见咯咯吱吱拔节的声音。
到了五月，麦子黄了，人们连说话都轻声慢语，生怕话说快了，在空气中擦出火星，落在焦熟的麦穗上燃烧起来。再熊的孩子，也不敢这个时候去麦地肆意妄为。镰刀磨得锃亮，天不亮下到地里割麦，麦芒扎着胳膊腿，被汗水一浸全身刺挠。家里女人也忙，大锅煮白面条，大臼子捣蒜，用盐和香油一拌，再打桶冰凉的井水，把面条冰得炸凉，一大桶凉面条就成了。提到地头，收麦人顾不上回家，满头大汗走过来盛上一碗，筷子一抄一大口，赞叹一声“真凉快”，汗水全消，疲劳也解了大半，匆匆吃完继续收麦。
割完装车，拉到打麦场，压麦子，扬场，麦粒拉到马路上晒干。那时候万万不能下雨，我小时候亲眼看见暴雨突如其来，麦子来不及收拾，随着雨水流淌到路边沟渠，两口子坐路上抱头痛哭。
麦子晒干，装进麻包，二百斤一袋，编织袋一百斤一袋。我十几岁，只能扛编织袋，大我几岁的年轻人，一声低嗯把麻包抱到地排车上，拉到家装进麦囤，心里才踏实下来。麦收正式结束，劲儿一松，全身瘫软，几顿新麦打的白面蒸的馒头、擀的面条，才能把疲惫的身体养回来。
农村有两个词至高无上：一个是“大”，一个是“好”。猪肉不叫猪肉，叫“大肉”，白面不叫白面，叫“好面”。就像见了领导不知道咋叫了，就叫“大领导”，称赞人不知道咋形容了，就叫“好人”。“好面馒头”这四个字，包含着对食物的感激，也包含了对生活最高级的梦想。
本想用百度百科查一下好面馒头的做法，结果出来后拍案大恼，百科这么写：
白馒头。颜色雪白、手感松软、口感细腻的馒头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但从健康角度讲，这样的馒头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不利影响，是北方主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啥叫“从健康角度”？啥叫“有不利影响”？这个世界怎么了！
好面馒头是圆形，我小时候吃的形状不同，叫好面卷子，是方形的，圆形的用手揉，方形的用刀切。我姥姥家离山东更近，他们那里吃馍馍燎，也就是山东高桩馍，也叫高馍馍，模样真是漂亮！一掀开锅盖，白色水蒸气缭绕，又瘦又高的馍馍像《西游记》里面的仙子，在白云间含情脉脉。高馍馍的身材不胖，小孩子手拿着正好，完全符合当下“白瘦幼”的审美。咬上一嘴，筋道有弹性，不需要任何咸菜辣椒就自成美食。
《黄河东流去》是我们河南人的《出埃及记》，是关于逃难的《圣经》。书里写过一个场景，让我至今难忘——“老清找了一个卖豆腐汤的摊子，要了一碗豆腐汤，拿出两个蒸馍来，泡在汤里吃了。”哎呀，这一碗热汤，这两个馍馍，可就救活了一个人哪！
我们那儿祖祖辈辈，就是这样供奉馒头、伺候庄稼的。小麦的种植如此脆弱，一年的辛劳，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导致颗粒无收，在古代，就得出门拾荒要饭，饿出人命。
一亩地能打多少小麦？现在我们村亩产一千斤左右，看一则报道，说今年一块田亩产最高到了一千五百斤。我两三岁时，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那年雨水真是好，村西的一块淤地亩产达到了七八百斤，全村奔走相告，家家吃上了好面馒头。在那之前二三十年实行生产队集体劳作，老辈人说亩产一百多斤，一年到头吃不饱肚子。查了一下资料，这个一两百斤亩产，从汉朝一直到1978年以前，持续了两千年，没有本质的变化。少数精耕细作的良田达到两三百斤，但一百五十斤左右是普遍现象。
这个产量的结果是：如果那一年风调雨顺，勉强可以果腹，再配点杂粮，能生活下去；一旦旱涝不均，老百姓就陷入了饥荒，旱情涝灾持续一两年，大饥荒就开始了，“人相食”的记载有时就会在地方志里出现。
农民就这样被困在土地上，含辛茹苦，战战兢兢。
历史学家都看不下去了，《人类简史》提出了一个新奇的观点：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小麦，实际上是小麦驯化了人类。小麦本是生长在西亚的野草，被人类发现以后开始培育种植，为了种麦子，人类放弃渔猎放牧的迁徙生活，开始在平原上定居，但这种农业文明替代采集文明的所谓“飞跃”，实际上是一个“物种的骗局”。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描述了骗局的后果：小麦从野草成为地球的物种统治者，人类却一年四季弯腰劳作导致关节疾病、营养不良，还要时时受到气候的桎梏。更惨的是，人类为了小麦放弃了自由，本来想靠小麦获得安逸，却被变相绑架，成为它的终身奴仆。
这一切，我觉得其实是跟产量太低有关，只够活着。
在黑泽明老师的经典电影《七武士》里，一个山村的水稻即将成熟，大批山贼来到村外扬言到时要来收割。村民哭天抢地，却没一人提出搬迁到别处。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被捆绑在这块土地上，唯一能够活命的方式就是种稻子。所以要么送稻米给山贼，要么请武士来保护，没有第三条路可言。
小时候读《青春之歌》，其他的情节都忘了，就记得有一章“割麦斗争”。地主待佃户们苛刻，麦子成熟的时候，穷人割走了地主的麦子。地主的反应很真实——
老头子浑身筛糠一样哆嗦起来了，他那在黑夜中像熊掌一样的大黑手，指着西面的田野，声音里充满了仇恨……“那，那，推走啦！挑走啦！那，那，把我的麦子——我的麦子呀！狗日的把我的麦子推走了！拉走啦！……”
我这个少年读者并不明白，麦子被割走，怎么会让骡马成群谷仓满囤的地主心疼成这样？
后来重读《三国演义》，找到了一组数字，东汉末年全国人口六千来万，经过自然灾害、黄巾大起义、军阀割据混战、曹操刘备孙权争霸战，近百年时间，人口断崖式降到一千万左右，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消亡。再读回书里关于战争的描述，懂了老地主的心情：那些麦子就是他的命。
我想给《三国演义》改个名字，叫《一群饿鬼的战争》。
曹操到我们濮阳打吕布，三个月没打下来，濮阳饥荒，曹操大军接近崩溃。《三国志·魏志·程昱传》引《魏晋世语》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人脯就是人肉。
曹操去讨伐袁术，袁术采用坚守战术，曹操粮草殆尽，士兵哗变，不得不栽赃军需官王垕，借人头一用，熬过一劫。
曹操官渡打袁绍，更是饿鬼的战争。曹操派人劫袁绍的粮草，袁绍也派人劫曹操的粮草，双方拼的是谁先饿死。曹操已经揭不开锅了，袁绍还有一批粮草在路上，这时许攸叛逃过来，带来袁绍粮草的位置。曹操带兵烧了乌巢，袁绍大军崩溃，曹操赢了。
曹操是知道挨饿的滋味的。他爱惜麦子不下于那位老地主，出台了“践踏麦田者杀”的命令，结果自己的马受惊踩踏了麦苗，曹操搞危机公关：“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
诸葛亮这样的大才，六出祁山伐魏，最大的短板也是粮草。大概第四回出祁山，魏国在陇西的麦子即将成熟，诸葛亮亲自带人把新麦给割了，当作军粮。这事在《晋书》里有记载：“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
请问诸葛先生：您的大军有粮吃，上邽百姓的命是不是命？北伐军到底是川之义师，还是邽之山贼呢？
诸葛亮说这好办，《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里写：“亮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这是给《七武士》里的农民指出了第三条道路。
战争是糟蹋粮食的天才，是盘剥索命的阎王。一场战争要毁坏多少粮食？汉武帝讨伐匈奴，《汉书·主父偃传》写：“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一钟等于十石，绝大部分粮食，都在路上消耗掉了。大量民夫被迫运粮，导致无人耕种，田地荒芜。隋炀帝杨广亡国，不在于征高丽没打赢，而在于粮食的惊人损耗，以及残酷的徭役让农民没法种地，无粮可吃，最终引发了隋末大起义。
苦日子那是在古代，现在我老家的耕地平均亩产千斤小麦，老百姓搓麻的时间远超种地，这是好日子。我问村支书小麦产量咋这么高，支书是我叔，大手一挥给了个答案：“咱村有上千年历史，反正地还是那块地，提升产量，一靠种子，二靠化肥。”
前两年夏天回村，赶上一件大事，我们村南边有个村庄，熟透的麦子着火了，几米高的烈焰随南风北上，向我们村的麦地进发。支书跑到广播站吆喝起来，南街全体老百姓带着家伙，马上到两村麦地之间的乡村小路集合，几百人排成人墙，对大火严防死守。熟麦着火没浓烟，只有明亮的火焰。等离我们村麦地只剩五米时，忽然南风转西风，火焰拐了个弯，奔东边的村庄去了。
调查结果出来，是有人在家里炸油条，灶膛里的火星飞过墙头，落在墙外麦田里引起了大火。支书讲的时候还惊魂未定。我说现在麦子不值钱，烧掉也饿不着人了。支书生气地狠狠扫我一眼：“那不中，这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敢在麦地边上吸根烟，看我弄不死他！”
【潘采夫，河南濮阳人，作家，资深媒体人。曾在《新京报》文化副刊部、评论部任编辑、体育部主编，后任《南都周刊》主笔。曾担任《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评论嘉宾。创办有谈话类音频节目《跑题大会》 《两杆老烟枪My Ars》等。著有文化评论集《贰时代》，文化随笔集《十字街骑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