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一部跨越百年的中国视觉史诗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拍摄的十三陵水库修建现场 1958年
赫达·莫里逊拍摄的北平民俗 1933年—1946年
久保田博二拍摄的桂林 1980年
步入中国国家博物馆“看·见——海外中国图像展”的展厅，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张张照片和版画，更是一部由多国摄影师跨越一个多世纪、用镜头书写的中国近现代史。从鸦片战争前后西方画师笔下的中国图景，到1985年改革开放的春潮，从外销瓷器上的东方想象，到彩色胶片里的市井烟火——这场展览以“远观”“凝视”“识见”三个单元、300件（套）展品，构建了一条从苦难与抗争走向传承与复兴的视觉长廊。
远观
外销浪潮里的东方想象
第一单元“远观”聚焦18至19世纪西方通过外销艺术品对中国形成的早期认知。这不是一个充满硝烟的开篇，而是一个关于“想象”的序幕——在摄影术诞生之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外销瓷、银器、刺绣和版画。
广彩瓷器是这一单元的重头戏：“蝠耳抱月瓶”以双蝠谐音“福”字，浓缩中式吉祥文化；“洋人归航图潘趣碗”记录了中欧海上航运的盛况；“仕女婴戏果篮托盘”兼顾西方器型与东方题材。外销银器同样精彩：“花鸟纹饮具套装”将中式錾刻工艺融入西式下午茶场景；“《西厢记》故事浮雕碗”则让海外使用者得以触摸中国文学经典。广绣织物中，“百鸟花卉图挂屏”与“雉鸡花卉图床罩”以精湛针法输出中式吉祥纹样，是开拓海外市场的定制之作。此外，展览还展出了1860年的晚清绢本水彩市井画——《市井冰床人物图》《市井卖鲜花人物图》——由来华外国画师绘制，直观记录了北京街头的民生百态，是外国人对中国市井生活的在场性纪实。
这些器物是贸易的载体，更是文化的使者。它们漂洋过海，将浪漫化的东方植入西方想象。然而，“远观”终究隔着一层纱——在摄影术普及之前，西方对中国的认知长期依赖有限的贸易品与二手叙述，印象往往游移于真实与想象之间。展览的核心使命，正是超越这种偏差，探求一个真实的中国。
凝视
镜头下的苦难与不屈
第二单元“凝视”将镜头拉近，直面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民族危亡的中国。单元以“危局求索”“山河文脉”“烽火岁月”三个板块为主线，分别对应近代中国的苦难与抗争、文明根脉的传承、抗日战争的不屈精神。同时，展览还通过边疆影像、彩色中国、民生百态等丰富的视觉材料，从多维度呈现了近代中国的复杂图景。
“危局求索”板块中，英国画家托马斯·阿罗姆的战争铜版画留下了沉重的证词：1834年《英舰强闯虎门》是鸦片战争的前奏，1857年《世界画报》的海战图以敌方视角记录了列强的军事挑衅。但展览并未止于苦难的陈列——1866年斌椿考察团赴欧、1868年出发的蒲安臣使团、1873年外国使节觐见同治皇帝，勾勒出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
《清军炮兵与克虏伯大炮合影》是“中体西用”最直观的视觉隐喻：三名官员身着传统官服，操作的却是德国后膛炮。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但民间武装黑旗军（1883年—1885年）却在越南战场顽强抗敌。1898年—1899年，湛江人民奋起抵抗法国强租广州湾。1899年，驻英公使罗丰禄在罗马强硬交涉，迫使意大利放弃强租三门湾——这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外交胜利。这些展品共同勾勒出一条“危局中的求索”脉络：中国不是在被动挨打中沉沦，而是在血与火中缓慢而坚定地走向觉醒。
“山河文脉”板块将观众从战场引向文明的根脉。1866年《环球画报》刊载的南京明孝陵石像生版画，创作于太平天国战争刚刚结束之际。南京城十室九空，石像生却依然矗立——它们为守护朱元璋的长眠而设，此后见证过明清易代的沧桑，见过太平天国的战火，也经历过民国的建立。王朝可以更迭，战争可以毁灭，但文化根脉从未断绝。
1875年天坛祈年殿的版画同样震撼——圆形建筑、蓝色琉璃瓦、三层台基，完美诠释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当西方人第一次看到这座建筑时，他们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帝国”，而是一个有着深邃哲学与精湛技艺的伟大文明。
1913年民国初年的北京城门街景版画中，骆驼队依然进城，店铺依然开门，柳树依然发芽。皇帝没有了，老百姓的生活还在继续。这就是“山河文脉”的真意：山河曾经破碎，文脉永不湮灭。
“烽火岁月”板块将展览推向情感的高峰。1938年，匈牙利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来到中国，拍摄了抗日战争中的武汉会战。他的作品登上美国《生活》杂志封面——一名年轻的中国士兵，头戴德式钢盔，眼神坚定地仰望天空。此时日军已占领半个中国，南京大屠杀刚过去五个月，全世界都在问：中国会投降吗？卡帕用这张照片向世界回答：不，中国不会投降。那个士兵的眼神里没有恐惧与绝望，只有坚定和不屈。
同一时期，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中英双语出版新闻通讯，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抗战真相。赫达·莫里逊和贝尔塔·加德纳则在七七事变前夕的北平，记录下暴风雨前的宁静——商贩叫卖，小吃摊冒着热气，捏泥人的师傅在街头摆摊，还有溜冰的人。照片里的笑容如此灿烂，他们不知道几个月后卢沟桥的枪声将改变这一切。正因如此，这些影像愈发珍贵——它们定格了和平的模样，也让我们懂得何谓来之不易。
在三个核心板块之外，展览还穿插了大量珍贵的视觉材料。边疆影像中，德国生物学家卫格德和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庄学本记录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1934年的《阿坝少女》——一位藏族少女头戴珠饰头冠，对着镜头露出天真的微笑——穿越92年的时光，依然散发着纯粹的生命力。美国怀特兄弟于1920年代拍摄的手工上色影像，定格了雁荡山的僧人、颐和园的玉兰、蜿蜒的长城——即便身处动荡，中国之美从未凋零。民生百态中，威廉·桑德斯和山本赞七郎留下的晚清市井影像提醒我们：历史的底色，从来都是由普通人的一针一线、一餐一饭构成的。
识见
新中国的沸腾岁月
第三单元“识见”将视角从“他者凝视”转向“共同见证”，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摄影师镜头下的建设热潮与改革开放的奔腾景象。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创立者，于1948年年底至1949年深入中国，用镜头捕捉了历史交替的瞬间。1948年的北平，故宫太和殿笼罩在薄雾中，几个普通人在殿前除草劳作。宏伟的宫殿依然矗立，却不再属于帝王，历史，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1958年，布列松再度来华，拍摄了钢铁厂、机床厂、十三陵水库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以及扫盲墙前好奇的孩子们。旧中国文盲率超过80%，新中国的扫盲运动让亿万人民学会读书写字——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
德国摄影师希尔玛·帕贝尔1956年来华，用十周时间自广州游历至满洲里。他写道：“我看到他们目标坚定、不屈不挠，在共同意志的驱动下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中。”他镜头下的十三陵水库工地，40万军民以最原始的肩挑手扛，仅用160天便建成了一座大型水库。没有大型机械，却有万众一心的人民——他们用双手改天换地。
改革开放后，更多外国摄影师将镜头投向中国。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于1978年至1985年间累计访华40余次，足迹遍及所有省区，底片超过20万张。1980年，他获准航拍桂林，成为首位在中国进行航拍的外国摄影师——他镜头中的漓江峰林如水墨画般浓淡渲染。
新西兰摄影师杰弗里·史蒂文1979年来华拍摄纪录片，镜头下，景山上一个小男孩背对镜头俯瞰故宫——条纹T恤、短裤、拖鞋，面前是宏伟的紫禁城。这是一个关于“历史与未来相遇”的隐喻。意大利摄影师安德烈·卡瓦祖缇（老安）1982年作为首批外国留学生进入复旦大学，此后长期在中国生活，拍摄了大量百姓日常，2021年结集为《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出版。
贯穿展览始终的是一条关于“看见”的叙事。我们看见了一个古老文明的苦难与不屈，看见了文明的韧性，看见了普通人的力量，也看见了希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那个中国士兵的眼神里依然有光。这场展览汇聚了来自8个国家的20余位摄影师，时间跨度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共同构成了一部跨国界的视觉中国史。看见的意义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的苦难中，而是为了明白我们从哪里来，理解我们经历了什么，珍惜今天的一切，然后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从鸦片战争前后到改革开放，从国门洞开到走向世界——这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诗，更是一份关于文明韧性的永恒见证。看见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
（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