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曾为学子，必有母校。

回想学生生活，除了故乡小学之外，有三处母校，对自己有着根本的教化作用。

1979年9月，我从故乡村小考入成安县第一中学，在此沐浴6年初中和高中教育；1985年9月，考入邯郸学院英语系；1987年9月，被推荐进入河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期两年。

前后10年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使我从一个简单的农家子，成为一个初步的文学人。就像一只土头土脑的蝉蛹，经过几千个日日夜夜的发育、沉闷和蜕变，终于生出了自己的翅膀，爬上了自己的枝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年过五旬，回想来路，感慨万千。遂将零散旧作，重新打磨，组成系列三题，呈献给母校和所有感恩母校的人们……

——题记

青 核 桃

至今我也不明白，当年的母校为什么长满了核桃树。

我的故乡成安县，位于华北平原腹地。20世纪70—80年代，乡土的景观树只是杨、柳、槐、梧桐等几种。在我的意识里，核桃树是山区人的专属。小时候，每到冬天，父亲就骑着自行车，西行几十里，到接近太行山的集市上，用小麦、棉花换回核桃、黑枣等山货。哦，那一枚枚核桃，坚硬的甲壳、褐色的颜容，恰似一颗颗圆滚滚、光溜溜的小脑瓜儿。

1979年9月，我从农村小学考入县城中学。报到当天，就惊奇地发现，校园里遍布茂密的核桃树。从此，我的6年中学时光，便全部被这些茂密覆盖了。

春光明媚，一片片卵圆形的新叶毛茸茸、翠亮亮，肖似猕猴的耳朵，宛若蜻蜓的翅膀。赤日炎炎，庞大的树冠蓊蓊郁郁、深绿凝碧，犹如一群雄浑且沉默的男子汉。秋风涂金，满树明黄，夕阳中的叶片，蝴蝶般翩翩起舞、飘飘欲仙。一场大雪，天地白白胖胖，树们卸妆了，穿上厚厚的冬衣。那粗皴的皮，似盔甲，像鳄鱼。

母校始建于1950年，位于城南，正门向北。门内一个圆坛，植满冬青。坛中央竖立一根高高的旗杆。圆坛后面，是一条主路，直抵校园南墙。主路两侧，从北向南依次是办公区、教学区、宿舍区。一排排建筑，均是敦敦实实的青砖灰瓦房，仿若一位位端庄儒雅、正襟危坐的先生。

这些，都位于校园核心地带。散布四周直至围墙的零碎建筑，便是教工宿舍、学生食堂、厕所、校办工厂，等等。

这个格局，恰似核桃——围墙是坚硬的壳儿、多元功能区是香软的仁儿，又仿佛故宫、城镇、四合院以及人体。再深思，这地球上，动物、植物、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每件事理、每个细胞，不都是如此结构吗？首先是一个完整、坚韧、漂亮的表皮。表皮之内，包裹着五脏六腑、杂杂碎碎的内容。

哦，宇宙，就是由一颗颗大大小小、精精密密、硬硬实实的核桃组成的，而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各自特定的核桃内。

当然，这一切，都是我现在的胡思乱想。彼时，我只是一个懵懂少年。

入学时，我身高不足1.5米，枯瘦如柴。家境贫寒，周末回家，每每带来十多个馒头、黄窝头和一罐头瓶咸菜，担当一周的主食。学校食堂提供馏饭服务。上课前，我们把自家的干粮装入各自网兜，放进蒸笼。开饭时，匆匆跑过去，分别取回。雾气腾腾中，笼屉上一堆堆干粮，红红白白、黄黄紫紫。

夏天的晚上，我常常坐在教室窗后的核桃树下，读小说、写日记。灯光雪亮，叶丛间忽隐忽现的青核桃，像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球，看着我。而我的眼球，则怔怔地盯着一只在树干上攀爬的蝉蛹，土头土脑、慢慢腾腾。

我的成绩极其糟糕，尤其是数理化和英语。最害怕考试，看着一张张沟壑纵横的考卷，烟雾缭绕、蚂蚁乱爬。

中考时，我原形毕露。几张试卷加起来，总分155.5，其中英语7.5分、数学15分。这个成绩，与高中录取线相差甚远。

我懊丧至极，心底一片黑暗。

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恩师袁克礼先生，正在为我做着最大努力。他以我的写作特长为由，再三恳请校长，我最终破格录取。

进入高中后，我的学习进入正常轨道。最自豪的是英语成绩，居然跃进全班前列。还有数学，也摇摇晃晃地追至中游水平。

正是迷茫、痛苦、多愁善感、喜怒无常的年龄，总是思考一些莫名其妙、不着边际的问题；总是自卑，对考上大学没有丝毫信心；总是感觉所有理想都是幻想，而我最实际的未来只是故乡的黄土地。

课余时间，我仍是坐在核桃树下苦思。某一天，蓦地想起，几年来惯看核桃青青，却从未品尝过成熟果实。为什么呢？或许，核桃未见秋天就被风雨吹落了，也许被顽皮的同学打掉了。抑或，被一些狡猾的成人偷走了。这些浓浓的怅惘，更助长了我的悲观。

全部自卑和失落，都倾诉在日记里。

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个良好习惯啊。我把每天的所忧所思所感所悟，默默且细细地记录。几年下来，竟然累积数百万字。这些日记，是青春的鲜活记忆，更让我初步找到了文学感觉。

1984年9月，邯郸地区举办一次大型征文竞赛。我忙于高考，无心参与。袁老师却在全班同学尤其是女同学面前，施用激将法，“李春雷，你一定要参加，大家拭目以待啊。”被逼无奈，只有答应。当晚，我写出一篇散文《笑笑饭店》。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篇改变我命运的奇文。可至今仍然不可思议的是，以我当时的年幼浅薄，原本没有如此能力，但那天深夜仿佛如有神助。我思维的小核桃，豁然灵光了。于是，下笔如有神，文思若泉涌。

第二天，呈交作品时，我心底忐忐忑忑。

袁老师看完后，深深盯着我，严肃地问：“是你写的吗？”

我点点头。

他沉默一会儿，眼中忽地放射出灼灼亮光，慢慢地却言之凿凿地说：“如果是这样，我就在此做一个断言：这次竞赛，无论多大规模，无论什么人参加，你是一等奖第一名。”

我大吃一惊。当时，我校的教学质量在全地区处于末流，这次征文又是面向社会，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中学生。这个预言，不啻天方夜谭。

谁知一个多月后，梦想成真。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傍晚，我正在学校门口东侧荡秋千，校团委书记霍文秀老师风风火火地跑过来，向我喊话。他刚在县团委开会，看到了地区颁发的喜报。我仰天大笑，而后手舞足蹈地向袁老师家跑去。

袁老师一家人正在看电视。听到喜讯后，他高兴地仰倒在躺椅上，哈哈大笑。不料，我们笑语正欢，他十多岁的宝贝儿子却“哇”地大哭起来。原来，这次征文，各界重视，袁老师女儿也积极参加。她爱好写作，又深得父亲面授，自然抱有更大希望，却没有得奖。小孩子总是天真无忌，边号哭边埋怨，“你帮着别人得奖，不帮着姐姐，呜呜……”

袁老师没有理会儿子的眼泪，继续在躺椅上一前一后地晃悠着，笑声在四壁间盘旋回响，头上的一缕缕银发，好似一根根充电的钨丝，放散着亮闪闪的辉光。

1985年7月，中学毕业。我的个头，长至1.72米。这个高度，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而人生方向，已经基本确定。

学校，确乎就是一座知识装配工厂。一届届的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化身为国家这个大核桃中的一粒粒微小分子。至于对民族和社会、为文化和文明提供了多少营养，谁也说不清楚。

我呢，更是如此。这些年，怀揣初心，就像母校当年的那只土头土脑的蝉蛹，在社会这棵巨大的核桃树上艰难地攀爬，有失败、有收获，有痛苦、有欣喜。至今，对于现实社会这张考卷上的不少难题，仍是看不透、想不通、解不开，但庆幸的是，我依然坚挺着、梦想着、追寻着。

而母校，早已乔迁至县城之北，变成了一片现代化高层建筑。

新校区，告别核桃树，代之以一些时尚树种。

去年，我回去探望，满眼陌生，俨然梦境。

前几天，翻看中学毕业合影。照片背景，就是一棵棵茂密的核桃树。恍惚间，冥然置身当年。

写到这里，我拍一拍自己灰白的老脑瓜儿，依然是一颗青核桃呢。

梧 桐 树

1985年9月，我从县城来到邯郸学院英语系读书时，还是一个毛毛糙糙、懵懵懂懂的青涩少年。未来和文学，只是一个缥缈的幻想，就像早春天际里浮游的一抹绿意，羞羞的，淡淡的，若有若无。

学校位于邯郸市区北部。南望800米，便是丛台；西行100步，即为学步桥。门前一条清清浅浅的沁河，汩汩东流，前往大海的方向。

校园坐北面南，占地约200亩，大都是20世纪50—60年代的建筑。北部、西部和东南角散布着教职工住宿区，西南角是学生宿舍楼，西北角是食堂，东部是操场。中间围拢的腹地，便是教学区了。

梧桐树，最多的是梧桐树，比肩联袂地站立在路旁和教室前后。粗皴的枝干，阔大的叶片，浑厚的绿荫，酿造着一团团深沉的静谧。夏季里，一阵微风吹过，丝丝细雨般的凉爽，纷纷飘落到燥热的皮肤上和头发间，或栖息在烦闷的心窝里，窥探着青春的谜底。

校门内是一条主道。前行200米，路东侧有一个露天阅报栏。几份每天更新的报纸，散发着浓浓墨香。副刊是我的最爱，一些美文总要抄下来，反复咀嚼。每天午饭后，我便站在报栏前，或俯在玻璃上，细细誊写。那些密密麻麻的精灵文字，似蜜蜂，若种子，悄悄地在心底筑巢、萌芽。

教室分三排，全是青砖蓝瓦的一层平房，敦敦实实，敞敞亮亮。我们英语系的课堂就在前排最东侧。入学时，小小的课桌上，一下子就堆满了30多本薄薄厚厚的专业书籍。看着这些爬满26个英文字母的天书，心里阵阵战栗。竭力地去听，去看，去思考。单调的思维，艰涩地结网。好黑暗、幽深的隧道啊。摩擦，碰撞，苦恼，有一种焦煳味儿，中药味儿，却又掺杂着莫名的甘醇和诱惑，若美女的顾盼，似暗香的摇曳。

窗后有几棵梧桐。夏夜，树下阅读。半窗灯火，白亮如雪；一轮明月，皎洁似水。土头土脑的蝉蛹，蠢蠢地在树干上蠕动，像笨头笨脑的我。夜深了，我独自向宿舍走去，踩着无边的寂静，楼道里回响着一串串迟缓的、疲倦的脚步声。就这样昏昏沉沉地上床，闭上眼睛，直入黑甜。梦里，漫天的英文字母簌簌飘落，犹如星雨霏霏。

家属楼东北角的最高层，是中文系教授李志义的寓所。课余时间，我常常拜访。先生与诸多作家交好，梦想写出一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式的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冬天的时候，他终日写作，足不出户，自号“不下楼先生”。先生讲述过许多作家的秘闻轶事，那是与书上完全不同的版本。

每天午后，抄完报纸副刊，我会去河边散步，间或沿着河岸，去联纺路邮局投稿。我试着写了多篇散文，偷偷地装进信封，寄往全国各地。但不久之后，沉重的稿子们便像信鸽一样，翩翩飞回，又像铩羽而归的士兵，垂头丧气。我呆呆地坐在学步桥上，心壁落满蝙蝠，冰冰凉凉，似乎自己就是那位愚昧可笑的寿陵少年。小河静默无语，流淌着黑黑白白的日子。

天麻麻亮，房檐上、树梢上缠绕着浓稠的夜色。我又回到树下，晨读。猛然看见蝉儿昨夜蜕变后遗留在树干上的一具具甲壳，孤孤零零、虚虚空空。一股莫名的失落和怅惘，弥漫心胸。忽而想到金蝉脱壳、凤凰涅槃、鸽哨翔天，便又生发出无边的信心和幻梦。于是，我大声朗诵，径直走进了哈代和欧·亨利的世界，直读得口干舌燥，浑然忘我。渐渐地，周围的人影多了起来，中文系的男生在摇头晃脑地读古文，政教系的女生正铿铿锵锵地练讲演，音乐系的男男女女开始咿咿呀呀地唱歌剧。偌大的校园，似一朵神秘而萌动的花蕊，在朝阳的呵护下，已经挣脱了夜的纠缠，绽放开纷纷繁繁的姹紫嫣红。蓦然四顾，我惊喜地发现，寰宇之内，暖意氤氲，清灵灵的树叶上，明晃晃的窗户上，每一滴露珠里，每个人的瞳仁里，都蕴含着一个圆圆满满、红红彤彤的小太阳。

下午的时候，我每每去打篮球。疯狂地奔跑，在球场上碰来撞去，浑身大汗淋漓。不知不觉中，我的身体强壮了，嘴角长出毛毛茸茸的胡须，心底总是忍不住滋生一些花花绿绿而又怪怪诞诞的想法。椭圆形的操场，像一张巨大的焦焦黄黄的油饼，香喷喷，勾引着我的食欲。肚子咕咕地嚎叫，开饭时间到了。

食堂其实就是一个大礼堂，全校师生开会的地方。两侧一字排开售饭的窗口，飘散着五彩斑斓的葱香和肉香。我们这些读师范的学生，饭费由国家补助，每月40多元，基本可以满足。那些粗糙的却是纯正的绿色食品，浩浩荡荡地进入了肠胃，昼夜不停地分泌着蓬蓬勃勃的荷尔蒙。我的身体日渐成熟，充满了力量和冲动，攥住拳头，跳跃起来，似乎能把老天戳破一个大窟窿。

1986年春末夏初，我再次精心创作了一篇散文，满怀憧憬地寄了出去。不想几天后，信鸽再次返巢。我情有不甘，便手拿稿子，毕恭毕敬地找到本市的一家编辑部，当面请教。或许当时的编辑老师另有口味，稿子再一次被枪毙了。我失望至极，回来的路上，赌气地把退稿直接寄给了国内一家权威的散文刊物。

出乎意料的是，仅仅一周之后，编辑回信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小小的信封，捏在手里，轻飘飘。开始，我的心底本能地涌起一股浓烟迷雾般的懊丧。少顷，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团红烈烈的火光骤然升腾。我小心翼翼地拆开来，果然，只有一页巴掌大小的便笺，手写着几行字，大意是文笔不错，下期刊用，特此通知。

那原本是一个黄昏，浅月如盘，若隐若现，但对于我却是另一番天地。恍然间，我感觉黑乎乎的校园内顿时日月同辉、天地澄明、芬芳四溢。所有的梧桐树，都变成了一个个笑靥如花、裙裾飘飘的靓女，而万万千千的树叶们，更像一双双灵动的、白皙的玉掌，在琴键上欢快地弹奏着莫扎特的浪漫小夜曲，或在铺满月光的地面上一撇一捺地书写着梦幻般的情诗。

这，就是我的处女作！

不久，一张19元的汇款单飞了过来。

这，就是我的第一笔稿费。

我的写作热情，在那个夏花烂漫的季节，火一般燃烧起来。紧接着，一发而不可收，又连续发表了十几篇作品。

那一段光阴，是我人生中最美丽的青春。虽然仍是心事繁稠，满腹狐疑，但我的信心已如阳春三月，明朗且热烈起来。文学的宫殿，纵然烟云缭绕，高高在上，可我已经听到了她神秘的钟声，看到了她神圣的影像。

秋风涂黄，梧桐凋零。两年之后，我不得不毕业离校。

3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努力地攀爬着，有失败，也有收获。同学们有的升官，有的发财，大多数在各自的角色里，默默地奉献着，静静地生活着，当了名师，当了校长，当了家长。而我的恩师李志义先生，最终并没有如愿，已经抱憾谢世了。

唯有母校，依然青春，永恒青春。

启 明 星

东南方向，是食堂；西北方向，也是食堂。

食堂窗口里，摆满花花绿绿的青菜、白白胖胖的馒头、红红紫紫的炒肉，鲜嫩嫩、香喷喷、热腾腾。同学们摩肩接踵，将饭盆举过头顶，犹如一群饥饿的小鸟，肚子“咕咕”地嘶叫着，眼睛“呼呼”地冒馋火。

南侧，是篮球场。球场西面，则是开水房。冬天的午后或晚上，同学们手提圆桶状的暖瓶，在缥缥缈缈的白雾中翩然穿行，让人想起古代深山里读书人晨昏汲水的画面。

东北面，是图书馆。馆体虽不够高大，却扁平敦实，仿佛一只镇静且安详的龟。门口，端坐着一位世界上头脑最聪明的老先生，那是一尊祖冲之雕像。祖氏深邃的目光，深情地打量着晚辈后学们，安谧、肃穆而慈祥。果然，走进图书馆的后学们，即使性情顽皮，也会霎时安静下来。于是，所有的男生女生，都屏息敛声地坐在长桌前，低下头，把目光和思考深深地钻进书页间。

我的教室，就在西南方向教学楼的三层，或北院大门内东侧第一栋楼的顶层。

我这样描写方位的坐标点，是我的宿舍。

我的宿舍，位于南院男生宿舍楼二楼东头北面。这栋楼里栖居着2000多个青春男性的躯壳和跳跃的灵魂。男生宿舍楼的北侧，便是女生宿舍楼。秀发飘飘、裙裾翩翩的女生们进进出出、颦颦笑笑，那是不少男生灼热的眺望和亢奋的呼吼。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河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读书。

全班30人，大多是省内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且已在各行各业历练多年，只有我是一名没有社会经验的大学生，年龄最小、成绩最差。

那一年，我19岁，一脸青涩，满心懵懂。虽然怀揣狂热的文学梦，虽然发表过几篇作品，但置身于一个全新集体和更高舞台，成为其中的丑小鸭，心底本能地产生一种浓重的迷茫和自卑。

我每天读书、思考、写作，却又不得路径。情绪低迷、闷闷不乐，笔下的文字便如同一团热锅上的蚂蚁，乱窜乱爬、云山雾罩。又感觉头顶上有一群灰黑的乌鸦，在飞旋、哀鸣。抑或，自己永远就是一颗深埋在泥土中的种子，见不到阳光，得不到养分，借不到力量，冲不出包围。

班里有一位大姐，来自张家口，30多岁，是两个孩童的母亲。她格外用功，常常在教室里读书到深夜。大姐慈爱又善良，显然是一位贤妻良母，却总是面色憔悴、叹息连连。原来，她痴情文学，却又基础薄弱、灵性不足，更兼夫妻感情失和，又挂念孩子，比较别人便总是悲观。同样心情郁闷的我，便时时与这位大姐相伴相随。

北院有教室，也有老乡，还有篮球场，我也屡屡在那里用餐、打球。

北院以理工科为主。但无论南院北院、文科理科，同学们总是自豪地炫耀着各自专业的先生们。他们都是本校的著名教授，也是国内同行业的翘楚，比如历史系漆侠先生、数学系杨从仁先生、化学系傅承光先生、生物系卢开运先生、教育系滕大春先生，等等。

这些人，如神像，似星座，高悬在学校上空，熠熠闪光。同学们虽然没有见过或很少见到，却也映照着自己的渺小、激励着自我的奋勇、昭示着前行的方向。

我所在的中文系，星座似乎更多一些，顾随先生、詹锳先生、裴学海先生、张弓先生、雷石榆先生、魏际昌先生，等等。这些先生早已退休，有的已经仙逝，有的定居天津。

偶然一次机会，我听说魏际昌先生是胡适的关门弟子，且住在附近的教工楼里。惊诧之余，我血气冲顶，贸然敲门拜访。

彼时，魏先生已经年过八旬，中等体态、步履蹒跚，白白瘦瘦的脸上，布满慈祥的笑容，只是嗓音喑哑。他的书房里堆满线装书，虽然有些凌乱，却更彰显出鸿儒气象。先生目若暖阳，柔柔地看着我，鼓励我要先做好学问，研究古典文学的文本和意蕴。

我的宿舍，是一个成人世界。师兄们都参加过工作，也大都结婚。晚上，他们每每大谈一些少年不宜的话题，让我惊异又羞赧。有一位史姓同学，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左腿萎缩，只能拄双拐行走，但他乐观且自信，又极有天赋，颇让我尊崇。

年底，学校组织歌咏比赛，我们班计划排演一段京剧折子戏《智斗》。我自小喜欢京戏，经常偷偷模仿裘派铜锤花脸唱腔，其实可以报名饰演胡传魁，但由于自惭形秽，就退缩了。

1988年暑假结束了，大家俱已返校，唯独不见那位大姐。原来她因为压力过大，情绪郁结，引发心脏病，猝然去世。几天后，她的丈夫和儿子来到学校，注销手续，取走行李。我看着大姐遗像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撕心裂肺，几欲昏厥。

这一年寒假，为了磨砺意志，我决定不回家，在学校过年。

除夕晚上，我独自坐在冰凉的宿舍里，嚼着同样冰凉的馒头和咸菜，听着满城鞭炮，看着满天礼花，想起千里之外的父母，不禁泪流满面，进而泣至号啕。

春雨润青，夏日泼墨，秋草摇黄，冬雪飞白。虽然自卑，虽然失望，虽然痛苦，虽然沉重，但在不知不觉中，竟有许多收获呢。

每天研读、终日咀嚼，居然对古典文学产生了依恋，似乎揣摩到了古文的妙境。那种文质交融、珠圆玉润的精妙语言和熟美架构，才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啊。

我每天写日记，把随时随地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全部细腻地记载下来。每天作文数千字，每月写满一厚本。这种笨功夫，正是真功夫，意外地使我找到了文学的感觉。思维仿佛春蚕食桑，默默而肥，又宛若海水变盐，渐渐凝稠，而笔下的文字，确乎轻灵起来、柔软起来、芳香起来。

除了阅读写作，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篮球。

过去认为，篮球只是一项简单的出汗运动。此时才知道，这也是一个深奥、丰盈的科学和艺术世界呢。双方只有几个人，战术和技术却变幻无穷，而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节奏，都包藏着太多玄机，隐匿着无尽变数。比如投篮，尽管对方防守密不透风、几近窒息，但你若使用一个逼真的假动作，虚晃一枪，便会骗取对方猛然跃起，重心偏离，从而在你面前呈现一方宽敞的空间、一段漫长的时间。于是，你可以从容地投篮，“唰”地一下，轻松入网。此中快感，妙不可言！

球场上，不仅体会快乐，更可以触动创作灵感。特别是赢球之后，头脑极度兴奋欢活，万里晴空，满目碧蓝，思维的火花，像闪电，噼噼啪啪，频频引爆。

这时候，我便赶紧掏出本子，记下来、记下来。

不知不觉中，我的胡须茂密了、四肢粗壮了。照照镜子，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成人相貌。

又一次，我去拜访魏先生。先生刚刚出版一本书《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正好是我最喜爱的古代散文流派的研究专著。他馈赠一本，又工工整整地在扉页上写下一行字“春雷学弟存览”，并郑重地签名钤印。我的心底，蓦然有了一种特殊的轰鸣和撼动。

星移斗转，日月沉浮。春天来了，万物苏醒，吐出芽尖，爆出翠绿。姹紫嫣红，俱是诗的模样。

的确，正是1989年的春天，我的作品开始陆陆续续发表，并受到专家肯定。

也是此时，我接到相关部门通知，被推荐到北京大学作家班就读。

日子黑黑白白，季节青青黄黄，梦想阴阴晴晴，痛苦浓浓淡淡。伴随着身体健健壮壮地成长，信心也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

黑暗、寂寞的泥土中，一枚坚壳、郁闷的种子，终于萌芽了。

不言而喻，为我和我们带来空气、水分和营养的，是社会，是时代，更是母校。

当然，还有母校里诸位尊师的热光——那些神秘的光、神圣的光、文明的光啊！

【李春雷，1968年2月生，河北成安人，文学创作一级。曾获鲁迅文学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中宣部）、徐迟报告文学奖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