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何止住上苍发笑

AI时代的优越之处非常显著，无须多言，今天只讲AI时代的忧虑。由此讲到文学，它在AI时代的不可或缺。如果缺失了文学，直接影响到人类的未来。这里不是指某些写作者的缺失，虽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思维与创造。人是语言动物，需要寻找个人的语言方式。人类通过语言表达思想，想法再多但不会使用语言，别人就无从知晓。实际上，即便不说话，思考和判断也在使用语言。通过词汇、语句把意义连缀起来，分析组合。也就是说，不仅说出的部分需要语言，整个思考的过程也需要语言。

人是语言动物，自从拥有了语言，就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不同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特别依赖语言。而文学就是让人顽强保持个人语言方式的途径。AI时代，强调文学的这个特质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或许没有比现在更需要文学的时期了。如果数字时代没有来临，这种危机感还不是那么显著。伴随AI进入生活，危机临近，一切变得迫切。我们需要时间探究那些极其严密复杂的逻辑关系，当我们一时还不能完全把握的时候，作为一个生命，感受会直接而自然地把握它。它与那种生硬机械、枯燥呆板的计算关系形成对冲。人之所以为人，如果缺少了为草木枯荣而悲喜，缺少了为山川大地而感动，缺少了《诗经》

中比兴的那种生命激越，特别是兴的能力，人类就会变得全无想象力和创造力，变为已有知识的复读机。

人的想象力和幻想力，难以用计算来表述，哪怕是再强大精密的运算都无法表达纤毫。那种对情感的神秘把握能力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能力，缺少了这种能力，将是多么可悲。我们在AI时代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这种无所不在的计算，一切都是智能、计算，唯有生命的感性和情感可以与其抗衡，这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怒哀乐的神秘来源。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一句话：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个上帝不是确指某个具体的造物主，可能是高于人类的一种无所不能的支配力、控制力，暂且如此命名。

当人类在地上进行思索、分析、推导、判断，陷入一场严密的逻辑计算或者形而上的思考，上苍在高处发笑：人类如何逻辑缜密，都逃不出其掌控。

只有一件东西可以让笑声戛然而止，那就是人类忘情的歌唱，是他们的诗。诗的玄妙灵思与感悟、想象与幻觉，在某个瞬间达成的妙悟，其灵性飞扬突破了上帝的计算逻辑。

诗人自己都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空间无限广阔。苏东坡就经常梦中得诗：“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梦人以雪水烹小团茶，使美人歌以饮余，梦中为作回文诗，觉而记其一句，云‘乱点馀花唾碧衫’，意用飞燕唾花故事也。”当他被流放海南，途中坐在肩舆上迷迷糊糊睡着了，“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

诗在哪里？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诗的方向和可能性。可以把诗的产生比喻为开门与关门之间的某个瞬间。诗不好比喻，有人一说到诗，会联想起诗情画意，想到那些合辙押韵、花拳绣腿的句子。然而这些可能离诗十分遥远。

“纯诗”，要用听交响乐的方式去捕捉，调动个人的通感、联想、了悟和瞬间洞悉。在这种通感、联想里感觉表达的弹性和力量。“纯诗”表达辐射的能量，能够止住上苍的笑声，因为上苍掌控的，仅仅是人类的逻辑思维和计算能力。

张载的“用”与“知”

许多人知道张载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学说，却未曾深究，因为这未免有些深奥和晦涩。实际上，它是一种极质朴的思想。质朴，求真，“诚则明”“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他说的“因诚致明”，前面还有“因明致诚”，可见诚实和洞明、通明之间的关系。

人只有诚挚朴素地对待天道自然，才能获得真正深邃的、不曾被歪曲的真理。如果一味地抱着实用主义目的，那么他得到的所有结论、见识，都有可能是变形和扭曲的。这里就说到了张载的“用”和“知”，这两个向度，皆不能使“天”和“人”的关系发生背离：为了“用”而求“知”，这种“知”是不可靠的。

张载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天”，是指原本超越的宇宙本体，它不可以简单地表象化，不可以经验化，也不可以简单地把日月星辰视为“天”。在这里，它更多地被理解为支配自然万物的某种最高的“规定力”或“至理”。

一般人心目中的“天”，或者是苍茫混沌的表象，或者是出于某种“用”的目的，以及与这种目的密不可分的经验化的见识。这就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和遮蔽了存在于自然万物苍莽之处的那种规律，而回到了个人的实用主义和经验化的低俗境界。

实用主义就是在“用”和“知”这两个向度上发生了背离，而不能够做到“天人合一”。由此理解这四个字，就不能不涉及“知”和“用”之间应有的关系。只要有了实用主义的念头，二者之间的关系便会发生问题，不仅是对于天道自然的理解，而且在所有的求知领域，都会发生偏移。

为个人的实践所用、为一时的社会需要所用，甚至更狭隘，为个人的私欲所用。这时候的“知”，无论多么努力，多么深邃、体系化，都是一种虚妄。它除了混淆是非，除了遮蔽真相，很少起到实际的、良性的推动作用。它与那种决定万物的超验存在的规律性，即真正的天道自然的原理，是背道而驰的。这样讲，看起来深奥晦涩，但实际上是非常质朴的。

放空自己，回到自然，回到利害之外，不依赖个人的现实得失，不迁就自己的偏好和趣味，诚恳朴实地探求原理。这样的“知”，有时会与现实的“用”有一定距离，但唯有如此，才有大“用”。阶段性的“用”、一个时期的“用”、某一部分的“用”，都不能看成“大用”。“大用”是一条大道的实践，而不是一条偏僻的小径。

事实上，张载在谈到“理”的时候，比“二程”更有超越性。他更强调超验的客观存在。他认为将“理”仅仅局限于生活经验，即所谓的实验、实践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在本质上也是对“理”的不求甚解。这就近似于信仰，它与西方信仰的人格化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人格化是对于一种信仰的媒介式的设置，旨在使世俗与信仰得以沟通与接近，并没有迁就或改变信仰的性质。

求真与转化

关于“儒学现代性转化”的倡议越来越多，海内外有关著述多有类似表达，其出发点和目的性、手段与抵达，这里倒也大可追问。实际上，这种因时代变化而不断转化的“儒学”，只为当下所用，并不是一种新学术和新事物，放眼看来，几千年来莫不如是。

“独尊儒术”是汉代的一种“转化”，北宋“二程”的儒学理论，以及后来南宋朱熹的儒家学说，也是“转化”。我们会发现倡导“转化”最有力者，除了为皇权所用的学术人物之外，更多的还是公权力。何为“转化”？“转化”必然是一种借用、一种服务，仍旧是某种学术投机，强调和夸大他们所需要的儒学中的某些部分，淹没、割裂，甚至歪曲儒学的其他部分。可见，“儒学”作为一个生命的整体，一旦被破坏、割伤，就不再是原典了。

《论语》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是相同，要求观点思想的一致性；“和”是以纯粹性为前提的包容态度。“不同”是君子的前提，“同”是小人的前提。实质上，这些随时代而不断发生转化的儒家学说，其目的就是强拉古人与时代需求相“同”。

在孔子那里，“不同”才是君子所为，而“同”只是强行的一致性，是对个性与坚持的取消。让儒学发生“转化”，服务于当下、与当下一致，只会背离真正的儒学。

有人认为这种“转化”是为了社会进步，为了文明延续，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让原典迁就时势，无论如何都不算是好的行为。让学术归学术，让个人归个人，只有这样，才会形成声音的多元、求真的立场。这种多元性才属于现代文明。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偏颇和盲区，而这一切的纠正，就源于、依赖于对“不同”的尊重。如果说只有将一部原典“转化”成“现代性”，那么这样的“现代性”一定是大可怀疑的。思想的价值、学术的价值，一定源于自身，即其自身所具有的永远不会过时的“现代性”。这本来就不需要“转化”。

如果不寻找原理，不寻求根本，只抓末梢，择取、强化那些自以为聪明的部分，不仅是一种偏颇，而且是一种学术苟且。“现代性”本身就是包容和自由，就是求真的朴素。消除一切不相容的，甚至不惜歪曲、覆盖、遮掩一切，这与现代学术立场是背道而驰的。

千百年来为皇权所用的学术，无论操持者用意如何，对儒学的改造、隔离、伸展和扩大，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有目共睹：他们生生制造出一个“伪儒”。现代人应该从他们的行为、从他们与皇权统治的关系中，总结出许多经验和教训，而变得更聪明。

面对原典，无论多么聪明、圆融、智慧的诠释，都属于诠释者个人。这是我们必须恪守、秉持的原则，是我们处理个人与时代、经典与时代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

我们会发现，除了“转化”，还有其他许多更好的路径，而那些路径一律围绕这两个字——“求真”。

保持古代哲人的完整性、真实性、个人性，这是我们当代人的任务。当年孔子强调的“和而不同”，正是儒学“现代性”之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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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芙蓉》2026年第4期

【作者简介：张炜，1956年生，山东省栖霞市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75年发表作品。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河湾》《去老万玉家》等23部，诗学专著《楚辞笔记》《读〈诗经〉》《苏东坡七讲》《唐代五诗人》等多部，诗集《皈依之路》《夜宿湾园》等10部，长诗《不践约书》《铁与绸》等。作品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被译为英、日、法、韩、德等四十余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