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匏瓜，葫芦科葫芦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掌状分裂，茎上有卷须；果实比葫芦大，对半剖开可做水瓢。

——《现代汉语词典》

《论语·阳货》中孔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后衍生出成语“匏瓜空悬”‌。

来如风雨，去似微尘

有些人，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学术，可是，今天的学界已将其遗忘。他们的名字及蕴含的旧事，只存于老辈学人的日记或回忆中，至于他们的创作或学术贡献，则极少被人提及，除了学术史或某学科史一类的研究专书。近读顾颉刚、吴宓等现代学人日记，有不少关于孙为霆、朱宝昌、宋汉濯的记载。他们经历传奇，但事迹不彰，对今天的人来说有些陌生。他们既没有显赫的声誉，也没有响亮的头衔，是生前不出名吗？似也不是。

孙为霆是东南大学吴梅的弟子，散曲作品集《巴山樵唱》

获民国政府第二届“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之文学奖。作为散曲作家，他被今天的研究者奉为“二十世纪中国散曲大家”（前期吴梅、卢前、孙为霆，中期赵朴初，后期羊春秋、丁芒、赵品光、萧自熙）之一。抗战胜利前，他担任过多所知名中学的校长，如被誉为“中学界的西南联大”的国立二中，作育英才无数。后又任中央大学、震旦大学、西安师院和陕师大教授。

朱宝昌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是张东荪、顾颉刚、邓之诚等名家的弟子。他钻研西方哲学、历史及佛学，强调唯识学是古印度思想精髓之所在，其价值在于建立一个严密的心理学与逻辑学体系，深得熊十力赏识。中国的思想者一般通过评述西方思想家的方式建立自己的言说，朱宝昌也是如此。他援引康德、笛卡尔、洛克、怀特海等理论讲解唯识学，对熊十力哲学思想和周叔迦佛学思想的批判都是有目共睹的。抗战时任教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无锡国专等，后任教西南师院、北师大、陕师大等高校。

宋汉濯就读北京大学，毕业于西南联大，二十出头就在《文艺月刊》发表评论冰心创作的文章，至今仍被冰心研究者称道。抗战时在重庆，是顾颉刚《文史杂志》作者群中的青年才俊，又在《宇宙风》半月刊发表多篇叙写成都的散文，成为如今探讨“成都公共空间的战时演变与文化塑形”的重要依据。曾任教重庆的南开中学，后任教华西大学、西北师院、西北大学中文系。

吊诡的是，他们有着如此重要的经历和作品，离世也才几十年，却已面目不清，“生平不详”，不被人识了。他们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学人，但因个人及时代因素，其成就和名望与经历和才华极不相称。他们的行事鲜为人知，使后来者对其认识、理解和判断受到影响，成了昨夜星辰、时代夹缝中的学人，不免令人发“零落成泥碾作尘”之喟叹。

旧教育启蒙，新教育肄业

孙为霆、朱宝昌出身书香世家，宋汉濯出身农民，亦耕读传家。他们均为清末民初人，以旧教育启蒙，自新教育肄业。青年时在名牌大学读书，虽未出国留学，但与一批青年才俊同游，受到良好的教育，视野开阔，学术有成。

一

孙为霆出生于1903年，江苏六合人，字雨廷。其父孙锡恩，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热心办学、纂志、赈灾等公益事业。他创办的新学成为六合县第一所小学，接着又办初级师范学堂，先后参与办学十五所。岳父陈作仪，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十六年（1890年）进士。陈作仪与孙锡恩是世交，因仅有一独女，孙为霆婚后入赘陈家，经常一起属对、赋诗。幼承庭训和优越的生活环境使孙为霆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和滋养，饱读经书，酷好诗词。

1922年，孙为霆考入东南大学数学系，选修了诗词曲学课。其文采出众，所作词曲常被教授吴梅拿到国文系点评、朗读。后因兴趣所致，转学国文系，师从曲学大家吴梅及柳诒徴、王伯沆、李审言等教授，遂精研曲学，写作散曲。吴梅与东南大学学生组织“潜社”，常带着学生游览南京名胜古迹，其实是在游玩饮酒中教学，让学生随时随景吟诗、填词、唱曲，使学生更深一步了解诗词曲的写作。

吴梅教授曲学，把唱功与学理相结合。上课时一边讲授，一边演示，长调短吟，词曲相谐；学生坐在老师周围，边听讲边唱曲，成为当年东南大学一景。词曲班的学生有陆维钊、唐圭璋、赵万里、孙为霆、卢前、王起、王玉章、袁鸿寿、张世禄、叶光球、龚慕兰、周惠专、濮舜卿等多人，后皆成为词曲高手、学界名家。据说吴梅众弟子中，能写一手好曲者，为孙为霆与卢前二人。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教学、写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

朱宝昌，字进之，号希曼，1909年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江苏泰兴。父亲朱励深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浙江遂昌县知事，一年后辞官返归故里。朱宝昌幼年在家塾开蒙，父亲给了他良好的童蒙教育。塾师吴铁山是清末秀才，诗文绘画俱佳。十岁又从王佩丹读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很早就开始用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人生和世界。1922年，朱宝昌随周济生学英文，受其影响，开始阅读《新青年》等报刊，开阔了眼界，获得了民主、科学等新知。

1929年，朱宝昌入之江大学国文系，两年后转入东吴大学，博览经史子集、历代笔记及佛经等。他与同窗吴于廑交好，成为一生莫逆。时章炳麟在苏州十全街讲学，二人同往谒见，就教于门下。1933年朱宝昌转入燕京大学哲学系，经张东荪介绍，前往求教时在北大讲学的熊十力，听讲小乘经典《俱舍论》等。他在笔记中写道：“我追求哲学的一个强大的内在动力是希望能用西方哲学的先进的精密方法来解决佛法提出的‘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的说法是否真实可靠。”

1935年，朱宝昌与国文系陈梦家、李素英、李文郁，历史系周一良、邝平樟、张家驹、刘选民等同获哈佛燕京奖学金。秋季，历史学部录取了朱宝昌、周一良、蒙思明、刘选民、张家驹、朱文长、王希翰、关斌、张玮瑛九名研究生。在燕京时期，他负责燕大历史学会演讲股，担任顾颉刚主持的北平研究院史学会名誉编辑。燕京的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朱宝昌还由哈佛燕京学社总干事博晨光推荐，随钢和泰男爵学习梵文。1937年夏，他以《谈宇宙之秩序》的论文研究生毕业。

三

宋汉濯1914年出生于山东郓城一个“十雨五风能卜岁，寸田尺宅可治生”的中农家庭，1934年毕业于菏泽六中。在校时，与逯钦立、刘禹昌、何兹全、陈熙昌等人前后同学，曾参与主办校刊《六中月刊》。1934年，他考取清华国文系和北大中文系，择校上了北大。二年级时，身患肺病，卧床休养。宋汉濯大量阅读冰心作品，撰写并发表了评论冰心作品的文章，产生了一定影响。冰心时在燕京大学任教，据说曾欲请他吃饭答谢。

七七事变后，战火中转赴长沙临时大学，在南岳衡山的圣经学院分校继续求学。1938年初，前往云南，8月，他从躲避空袭中的西南联大毕业。在蒙自，他与郑天挺、闻一多等先生同住哥胪士洋行。学生住楼下，先生住楼上。闻一多勤奋用功，郑天挺劝其出门散步，“何妨一下楼主人”便成了彼时闻一多的雅号。那学期，朱自清开宋诗、陶渊明，浦江清开中国文学史、词曲，闻一多开诗经、楚辞，罗庸开杜诗、先秦文，魏建功开汉字形体变迁史，罗常培开古音研究，刘文典开文选、庄子，陈寅恪开佛教翻译文学，皆一时大家名课。

有一张照片在蒙自“西南联大旧址”展览，据说被载入联大史册，即郑天挺、罗常培、魏建功、罗庸四位教授与北大中文系部分学生在南湖菘岛水榭的合影。其中有毕业班的宋汉濯、詹锳、马学良、马彭騵、张盛祥、徐松龄；三年级的逯钦立、阴法鲁、傅懋勣、周定一、陈士林；二年级的何善周、向长清、刘泮溪、陈登亿。战乱之际，联大文学院远在边陲小城，依然弦歌常诵，师生同游。学生眉宇间是挥之不去的少年英气，老师脸上写满了“刚毅坚卓”，确有“千秋不朽”之意。

术业有成，艺文高手

老辈学人各有专业，也是诗文高手，文字好，更有知识、思想与胸襟情怀。因为有自己的专业，那些偶然写就的诗文小品，乃兴之所致，自然而清纯。他们极有才华，又非常自信，可以说是“文不让人应有我”。有趣的是，他们特点鲜明，别具一格。

一

孙为霆从小“文章最爱归熙甫，诗句多吟李谪仙”。东南大学时随吴梅等师友同游，常与同窗、好友、同事相酬唱。集中多有《寄淮上友人》《克斋嘱题吟窗惜别图》《题彭玉麐墨梅》《读友人赵德昌拟我套曲》《题乔大壮遗墨》等诗词。早年所作词曲常被吴梅表扬，还在《国学季刊》发表诗词作品。孙为霆既填词，又作曲。老话儿讲：作词容易度曲难。传统文人稍用力即可填词，但能度曲者很少，由此亦见其曲学才情。

抗战初期，民国政府逐步建立国家学术奖励制度，奖励著作发明及美术作品。1941年至1948年间，评出281件奖励作品和54件奖助作品，其中文学类34件作品获奖，7件获奖助，包括论著、小说、剧本及诗词曲。没有一等奖，二等奖的6部作品也全为研究性论著。孙为霆的《巴山樵唱》获得第二届文学类的最高奖（三等），在重庆创作的《太平爨三杂剧》获得第三届“奖助”作品。“著作发明及美术奖”是当时最高级别的奖励，也是对学人造诣的肯定，然而，孙为霆的获奖则为其后半生的命运留下了隐患。

《巴山樵唱》记录日寇侵华暴行，叙写百姓惨痛牺牲和艰辛困苦及流离失所，表达了杀敌驱寇的决心和愿望，意在唤醒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同时也抒发了作者的别离滋味与缱绻相思及不愿做亡国奴的坚定意志和对抗战的必胜信心。其作品能破旧立新，古为今用，独创新风，名著于时。《太平爨三杂剧》所写虽与日寇侵华和抗战无直接关联，但从作者选取的战争题材和对战乱中种种人物事件的表现方式来看，依然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浓郁的战争氛围对作者的生活状态和创作心态有着极大的影响。

二

朱宝昌早年即在文艺上显露才华，常写些新诗和旧体诗，如《乡愁》一诗就受到同窗好友朱生豪的激赏，后发表于《燕京文学》，《湖上偶咏》发表于1929年的《大夏月刊》。朱宝昌是五四新文化沐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其诗歌表现出对民族命运和人们生活的焦虑与思考，洋溢着深沉的爱国之情，清新聪睿、灵动通脱。

朱宝昌一边读书，一边写作，还发表了大量散文，同时也继续写新诗和旧体诗。燕大期间与顾颉刚、吴世昌等师友一同加入北平作家协会。他关注哲学、历史，发表过《唯识新解》和评论周叔迦《唯识研究》的文章。朱宝昌的批评“为学术界提供了学术规范与理论深度这两个方向上的需求应验，他既警告通俗化大概造成的学术失误，也促使唯识研究向着更深的层次发展”。他还关注现实，在《乡村建设》刊发《从对中国过去教育之批判说到今后乡村师范教育之使命及前途》等文章。抗战胜利后，朱宝昌以笔名白旭发表了大量杂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腐化和专制独裁。

1956 年“双百”方针提出，被学人认为是文学艺术的“春天”到来，《延河》连续发表了许多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朱宝昌受到鼓舞，接受《延河》约稿，在1957年7月号发表了《杂文、讽刺和风趣》一文。他强调：“我们需要尖刻辛辣的讽刺！……大胆揭露黑暗的人和热情歌颂光明的人一样，同样是共和国忠心耿耿的公民。”锋芒毕露，犀利尖刻。很快，他就在“反右”风暴中变为“毒草”，遭到猛烈批判，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成了《延河》及西安文艺界最先遭到批判的作品和作家。

三

宋汉濯热爱文学，喜欢写作。1936年在北平时，他就发表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及其批判》的文学评论。抗战期间辗转于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写作了《蓉城小记》《成都四记》等散文作品，刊发于民国时期著名的散文半月刊《宇宙风》上；还在顾颉刚主持的《文史杂志》上刊发书信体散文《新生》及杂文《曾国藩的修养工夫》；在《大公报》发表反映抗战的《世间谈》；在《读书通讯》上发表过《我爱文学》等文章。

宋汉濯写作文学评论和散文，未见其有诗词作品。《冰心女士的作品及其批判》对冰心作品“文字的美”和“清新隽丽，清淡窈远”作了高度评价，又不乏剖析“批判”。“虽然峻激严苛，却因为能够一分为二，故而深刻精辟，其间既有时代风云和思潮的影响，也是基于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对作家的希望。”“十年动乱”期间，西北大学派人去外调宋汉濯，一提名字，对方立刻反应：“是那个多才多艺之人？”由此可发一噱，亦见其当年风采之一斑。

宋汉濯叙写成都印象的散文，以还原生活本真的态度，记录了成都市民的日常。笔下有街道、茶馆、公园，以旁观者的清醒和记录者的温情，为读者展示战时的成都生活。他拿同为古都且曾生活过的北平来对比，定义成都“确乎是在高度文化里浸润很久的文化城”，与重庆“绝不相侔”，引发读者的诗意和联想。宋汉濯的文笔清丽流畅，语句文雅洗练，颇得乃师朱自清文风。据费秉勋回忆，宋汉濯“早呈文才，每有散文佳作刊于报端，曾任重庆文联委员，著有《南行心影》一书，当时曾引起过同乡、同学任继愈、阴法鲁对他的羡慕”。

……

（详见《美文》2026年9月上半月）

【陆三强，生于乌鲁木齐，长在西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在《文汇报》《南方周末》《延河》等报刊发表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