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1937年11月，湖北武昌。因抗战全面爆发而流寓在此的作家萧红，写下一篇后来佚失多年的散文。在这篇近年才被发现的《两种感想》中，她写道：“经过黄鹤楼的时候，每每要想到古人某某在黄鹤楼上饮过酒。接着又必想到‘周郎赤壁’”。“读了古时的诗或文章之后，留给我的印象是：长江的波涛汹涌，滚滚东流。比方周瑜和曹操打仗竟有人留下这样的词被我读过了：‘……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那天晚上，在黄鹤楼下，她看见天空半圆的月亮，直流而来的江水。忽然，听到有人说：“壮丁，壮丁。”那是从外省开来的军队。黑压压的一队，赤着脚，“成着喑哑的行列走向市轮渡的入口”。队伍中，也走着孩子兵，“那脸孔，和一张新封起来的小圆鼓那么平滑，”偶然听到他们的喉音，使她想到还没有成熟的雏鸟叫。而长江镇静，没有波浪。

1938年秋，战地记者曹聚仁经过嘉鱼到岳阳长沙。他经过了三国周郎赤壁。无论过东坡赤壁或周郎赤壁，他都没有东坡的闲情逸致来体会自然景物，“都因为军事旁午”。本年夏初，他先后前往鲁豫战场，8月间，转至长江南岸，与武汉会战相始终，战事正紧张。

稍后，郭沫若也经过了这段江流。武汉即将失守，他们西撤，溯流而上。“时节是秋季，正是天高气爽的时候，而又连日快晴。两岸的风物都历历如画。”但他看见赤壁以下、对岸洪湖被日机炸毁的船只，也看见“东北角的天际遥遥地冒起了浓重的烟峰。那一定是大武汉的一部分被焚烧了。”

1939年冬，祖籍湖北蒲圻的诗人邹荻帆，写下长诗《雪与村庄》，描写一支抗战武装的雪地行军：“很长的日子，很长的路，他们不曾得到休息……炊事兵们购不到柴米油盐。兵士则围着难燃的冰枝，青烟薰红了眼睛……”

20世纪30年代，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奋起抗战。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者，是所有中国人永志不忘的一段悲壮历史、英雄史诗。

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抗日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1990年的一天，我跋涉在泥泞的村路上，终于来到湖北蒲圻（后改名赤壁）中伙铺镇烟墩村，寻访到一位抗战老兵田际钿。他用不标准的音调，轻轻哼起这首当年专门为“四行”保卫者写的歌——《歌八百壮士》。1937年夏秋之际，田际钿和鄂南众多乡村青年，从湖北紧急驰赴上海，参加淞沪抗战，坚守在四行仓库，成为“八百壮士”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们被日军流徙至西南太平洋中的新不列颠、腊包尔等群岛做苦工，许多人埋骨那里。

淞沪抗战是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惨烈的第一场大战。大半年后，战事逼近武汉。

2025年，我从网上买到曹聚仁、舒宗侨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前者为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记者，后者为湖北蒲圻人，记者、编辑、摄影家，小曹聚仁13岁。其上下卷，被称为第一部客观公正全面论述中国抗日战争的史书，至今仍深受学界好评。

“1947年编著的这本《中国抗战画史》肯定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了。抗战史上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最著名的照片，均已收入书中。”（杨奎松）“尤为难得的是此书在国共内战已经白热化的1947年问世，他们仍能超越党派之争，数百幅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老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据。”（傅国涌）“在这本《中国抗战画史》面前，很多叙述中国抗战历史的文字都是苍白的。”（谢泳）《中国抗战画史》全书40余万字，有1200余幅图片，60幅地图——这是从作者搜集到的一万余幅图片中选出。

《中国抗战画史》有“抗战第一期”章节，述及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当年，日本的“中国通”认为，中国有四个要地，如果能控制其中三个，就能控制中国的大局。它们是：平津地区、长江三角洲（上海、南京）、珠江三角洲（广东）和武汉三镇。南京陷落，中国政府西迁重庆，武汉成为事实上的军事、政治、经济重心。

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被称为抗战以来战线最长、牺牲最大的战役之一。

日本方面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也述及武汉保卫战：徐州会战之后，下一个战略目标应是汉口作战的呼声盛行一时，而作战当局也抱有这种意图，计划了当年秋季的作战，以图结束对华战争。决定以华中派遣军同海军协同，攻占汉口附近要地，并指示汉口方面以信阳、岳州、南昌附近为作战界限。由此可见武汉保卫战的关键，日本企图以此一役结束对华战争。

在这本《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中，我找到了“蒲圻”：“此时，华中派遣军又令第11军……以主力分别向武汉咸宁、蒲圻方面前进。”1938年10月27日，第11军在贺胜桥和咸宁附近切断粤汉线，当日，全部占领武汉三镇。11月上旬，追击占领岳州及通城等地。该军随后被大致配置在岳州、武昌、九江、永修之间地区，与当面的中国军队对峙。

当年，为保卫武汉，中国方面调集了重兵。北伐名将张发奎也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主要负责武汉以南的防务。对这一带，他并不陌生——12年前的1926年，他率部参加过汀泗桥等战役。

1938年8月，他从武汉赴阳新，回任第二兵团总司令。10月下旬，他的司令部转移到鄂南崇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他负责指挥主战场，所辖第二兵团与第三兵团承担了最重要的任务。在崇阳，他奉命构筑从蒲圻到通山的防御工事，以防卫长沙。我在他的回忆录中，见到一份《武汉会战通山岳阳一带我军战斗序列表》。在崇阳，他获悉武汉陷落。11月，日军攻占蒲圻、通山县城，他率部后撤湖南平江。后来，张发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经历中，武汉会战是整个抗日战争中第二重要的会战。”而郭沫若说，保卫大武汉之战，先后支持了四个月以上，比起保卫大上海多了一个月，比起南京的五天、广州的一天，更不可同日而语。

2025年7月，我从汉口乘地铁过江，来到武昌昙华林。在一所中学大门外，挂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旧址”的牌子——正好两个月前，我重读了《洪波曲》。郭沫若的这部抗战回忆录，写了抗战初期洪波涌起的武汉，其中也写到昙华林、第三厅。他在《洪波曲》中写道，敌人的进攻武汉是五路进兵。南北两战场节节败退，长江要塞节节失守，武汉真是岌岌可危，已经在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下了。敌人在北战场占领了信阳、黄冈，先头部队逼近了黄陂；在南战场占领了阳新、大冶，向咸宁挺进。我军却非常英勇，南区多山，每与敌人争夺山头，屡得屡失者达四五次，有轻伤不下火线的风气。战事是艰苦的，“寒病交迫的情形在前方非常严重。”“却多少是我亲眼看见而且亲身经历过的。”

武汉保卫战期间，郭沫若曾参加南战场慰劳团，到阳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慰问。那天，他们先抵咸宁，天已黑，城中晚餐后复就道，深夜十二时半到达目的地。归途则绕道经由修水、平江、长沙，再沿粤汉铁路回到武汉。

《洪波曲》中，郭老还写道，昙华林在武昌城内的西北隅，政治部刚成立的时候，这儿做过本部。三厅的人后来有一个时期把它挤满了。这里，差不多每天都有弦歌浩荡激扬。由各地来的流亡青年，都踊跃参加救亡工作，而以待遇菲薄为荣，愈菲薄才愈荣耀。“这可要算是武汉时代的一种特色。”冼星海、聂耳、黄自、任光、张曙等新音乐的建设者们组织起无数歌咏队，“中国的新音乐，在民族的觉醒上，在抗战的推进上，乃至在敌寇的投降上，的确是有着它的功绩”。

此前一年，我参加咸安红色之旅，我们先到了何功伟故居，故居的主人公，抗战时期牺牲在鄂西恩施，为著名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原型之一。接着又参观了钱氏纪念馆。英才辈出的钱氏家族，不仅有钱亦石、钱瑛，还有一位广东女婿。1939年早春，在延安简陋的窑洞里，他读到一位湖北籍诗人的长诗《黄河颂》，乐思勃发，以短短六天创作出《黄河大合唱》。他就是冼星海，而他的岳父钱亦石，正是当年张发奎部队战地服务队的队长。“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三

保卫家乡，保卫全中国！从手头极为有限的资料中，我查找到若干侵华期间踏进鄂南的日军首领。其所部铁蹄，曾经蹂躏这片大好河山。据《毙命中国的日军将领》记载：人见秀山率部攻占贺胜桥、嘉鱼、岳州；佐藤谦率第33师团在通城一带发起猛攻，次年毙命；仁科馨率部在赤壁山附近渡江，后在湖南被击毙；大桥彦四郎经蒲圻南下参加长衡会战，亦被击毙……《中国抗战画史》则提到，日军进攻武汉时，因顾虑江南炎热，特调遣驻台湾波田团担任前驱。

1939年长沙第一次会战期间，日军第33师团由咸宁、蒲圻集结于通城，第6师团在岳阳间移动。中国军队则在贺胜桥、汀泗桥、蒲圻间展开攻袭，日军占领长沙的迷梦破灭。正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2025年一个酷暑之夜，我突然听到《二月里来》，一连听了许多版本。这首中宣部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之一，也是那位咸宁女婿冼星海作曲——“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我们能熬过这最苦的现阶段，反攻的胜利就在眼前。”

四

2025年初夏，我读到一批历史资料。其中有一份20世纪40年代提交给美国政府的秘密报告。“七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牵制了很大一部分日本在中国的军队；七年来，共产党在华北抵御日本人的坚决而组织严密的大规模进攻，成功地保卫了大片地区……”1944年，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延安后，谢伟思在报告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健康而温和的成熟性”，“它是强大的和成功的”。另一份机密报告的作者约翰·戴维斯更预言：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首次受到人民积极拥护的，中国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蒋手中，而是掌握在他们手中。

一个多月后，一支战略奇兵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延安出发向中国南方挺进。这就是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这次南下被称为第二次长征。

1945年5月，南下支队转战至湘鄂赣边区。在《王恩茂日记——南征北战》中，我发现了这支部队在鄂南特别是蒲圻的具体行踪。王恩茂时任支队副政委。日记记载了部队艰苦卓绝的行军：6月20日，部队夜行军通过粤汉铁路，因向导带错路，直到拂晓才过铁路；7月8日，炎天暑热，翻山越岭，“石板高低不平，泥泞溜滑，跌跤的人很多……生病、掉队的很多”；7月9日，上午走的多是森林毛（茅）草隐蔽小道，一方面不暴露目标，一方面不晒太阳；下午天气比较凉爽，掉队的没有昨天严重；9月，部队与日军周旋，因“疲劳过度，烂脚，肿脚，不能行走的很多，显出了过去长征时同样的情况”。他们盘桓在咸宁、崇阳、蒲圻山区，昼伏夜出，饥疲交加。南下支队盘桓鄂南，后北渡长江，到达鄂豫皖边区，与中原军区会师，参与中原突围，回到延安。

《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回忆时任359旅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部队从广东北返中原时，仍是没日没夜急行军，高度近视的他，一天数不清要绊多少筋斗。后来到达浏阳，部队就强让他留在北乡北盛仓王震旅长家。国民党正“清乡”，王震母亲冒险把他藏进谷仓，每天偷偷送饭。他怕连累革命母亲，等形势稍微缓和，就化装离开。走到长沙，无钱买火车票，就扮成工人模样，偷偷扒拖煤火车。坐到羊楼司，被押车者赶了下来。车一开行，他又扒了上去。押车者发觉后，打他的头，他也不肯下来。终于坐到武汉，找到我党参加和谈的代表，回到部队。次年他在中原突围中被俘，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五

1945年立秋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王首道在回忆录《忆南征》中，记述了在蒲圻羊楼司见到投降日军的情形：

1945年9月20日凌晨2时，部队出发，拂晓前顺利通过了顽军设置在通城至桃林的公路封锁线。前面就是粤汉铁路，火车的轰鸣声阵阵传来。部队静悄悄地在夜色掩护下向蒲圻行动。侦察员报告：前方羊楼司西北的小村庄都住满了投降的日军，今晚路过此地前往汉口集中遣返回国。日军发现我们是八路军，非常害怕，以为我们是来缴械受降的，一再解释说他们是被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正准备回国去，请求我们优待。王震同志为了顺利通过铁路，命令参谋和翻译前往日本兵驻地宣传我军对投降日军的政策，并交涉过路。当我们通过日本兵住的村子时，日本兵向我们立正敬礼。指战员们英姿飒爽地从日本官兵面前走过，深感中国人民作为胜利者的光荣和骄傲。

王恩茂日记中，这一天也有记载：

9月20日，午后7时，接着又走。今天是中秋节，月圆光明，很好夜行军，经东林桥到五斗岭。侦察羊楼司西北一带的村庄，都住满了日本军，系从桂林撤退北上的。因部队停留休息，派人交涉要他让路经过，我们即从日本军驻地通过铁路，到黄石堰的一个小村子宿营。

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作家叶圣陶携全家从重庆买舟，即从巴峡穿巫峡，沿江东下，返回故地。《东归江行日记》中，他记录了此行见闻：

一月十四日：宜昌市屋十去七八。系为（日）寇兵拆去充作燃料，故皆留屋顶墙壁。碎瓦颓垣之处亦颇不少。二十七日到汉口。三十日晨与诸人共游旧日租界，美飞机炸汉口，颓屋断垣触处皆是。二月六日，下午三时半，泊南京下关。帆樯如林，码头建筑宛在，偶有一二高大厂房，破坏余空壳。

然而，胜利的代价惨重。盗贼们“转去”的那年秋天，南下支队指挥员之一的王恩茂在蒲圻和咸宁见到这样的情景：“烟墩到七家桥，都是因处粤汉铁路侧，受敌摧残，变成了凄凉满目的荒区，田地荒芜，人民逃亡。现因敌人投降，一部分人民刚刚回家，收拾残破的家屋。我们找粮食困难，有的部队没有饭吃。”之前，在咸宁郭家祠堂，他也看到，“这一带房子大部分被日本军烧掉了”。从蒲圻烟墩到咸宁七家桥，好几十公里，几乎成了无人地带。王首道也提到蒲圻所见：这一带正处于粤汉铁路两侧，由于遭受日伪军摧残，田地荒芜，人民逃亡，变成了凄凉悲惨的灾区。

这样的情形，8个月前，王恩茂在中原也看到过：从甘园起，走到子路岭东南，全是荒区，大好田地荒芜，野草丛生，高者没人头顶，低者也齐腰腿，许多村落毁灭，毫无人烟，如不是大部队通过，实是心寒胆栗。甘园，属于河南信阳。

淞沪抗战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之一田际钿，后来经历了战俘营的囚禁以及遥远的流放。战争结束，身为少数幸存者之一的他，辗转回到家乡烟墩，面对的正是南下支队经过时所见的景象。

正如《中国抗战画史》编著者所说，我们中国八年长期抗战的途程是崎岖艰苦的。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受敌人摧残、破毁的程度，远过于这次世界大战中任何国家。日本侵华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罄东海之水、伐南山之竹而难书！

六

曹聚仁、舒宗侨在《中国抗战画史》中说，日本溃败的结局是悲惨的，这都是日本军阀自食其果。但在书中，我们也读到一些鲜为人知的记载。日本战败遣返时，有人刊诗：“我们断不能屏息，再燃起红色的‘日之本’的国旗吧，插在这块大地上……”他们仍然蔑视中国，还想卷土重来。

1985年，我曾读到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尔的《日本人》。书中专门谈道：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是个小国，但大小是相对的。日本当时人口近1.15亿，远超主要西欧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它人口众多又属统一民族，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该书对我的重要启示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自大，不要轻视对手；同时，我们要建立巩固的国防——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七

202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看到天安门前，数十个军事方队庄严受阅，洲际战略武器压轴登场。我想起50年前，在湖北南部小城的教室里，我们正在上语文课《小英雄雨来》——“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条还乡河，河里长着许多芦苇……”那时，我们还学习了纪念白求恩的课文。他们是战斗者和抵抗者。

也想起30年前，我前去面见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先生。他在国外访学期间发现了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资料，带回国，据此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为历史记忆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做这样工作的，还有张纯如以及更多人。这就是国家记忆的代际传承。1931至1945年的14年抗战，没有也不能走远。有些东西必须代代相传。它让我们“活着，可要记住”！纪念胜利，不是延续仇恨，而是唤起对和平的向往与坚守。正如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中国人民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秋风又是，换了人间。舒宗侨先生的女儿舒似茵回忆，父亲晚年心境平和愉悦，他看见了一代代生生不息的新闻人在成长，他看见了新世纪的曙光，他始终微笑着。是的，硝烟散尽，山河重振。从近代以来的深重危机中走出来的民族和人民，正在走向伟大复兴——我们，理应拥有这样的和平与安宁。

【姜洪，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咸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赤壁市文联兼职副主席、赤壁市作家协会主席。曾在《读书》《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外国文学》《山西文学》等数十家刊物发表散文、随笔、杂文、文论、报告文学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