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8月27日，台风沙德尔的十级风圈已经覆盖上海，黄浦江畔的风变得激烈起来，天空也积聚着大朵大朵台风外围带来的灰色积雨云。“朵云书店”，这座位于上海中心52层楼的“中国最高书店”，今日就如它的名字一样，云朵聚集，一群来自山南海北的人，因文字在此相逢。

从香港乡村的农田，到澳门的街巷；从美国的华人生活，到法国和西班牙的中国文学翻译；从少年时代偶然读到的一句诗，到人生低谷的阅读和写作……来自中国上海的作家小白、姚鄂梅、木叶，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作家朱志华、史云彦、吴燕青、廖子馨、林慧娴、禤广瑜等，以及在上海驻站写作的美国作家克莱奥·钱，法国作家、诗人、音乐家翻译家菲奥娜·施·洛兰，秘鲁作家、翻译家莫沫相聚黄浦江畔，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港澳台办公室）、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山海不远，文字相逢”主题交流活动，活动由中国作协外联部副主任郑磊主持。

活动现场

“我追求的是不完美的完美”

“我至今都没有特别明白，我怎么会变成一个作家。”小白回忆，自己最初走进文学，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使命感。一次意外受伤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宅在家里，每天在网上与朋友聊天，讨论文化和历史。后来，他将聊天内容整理成文章，发表在论坛上，意外地获得了许多关注。“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十万加阅读量了。”小白说。正是这篇“十万加”让他获得了编辑的注意，此后，从专栏写作到小说创作，他一步步走进文学。“我也没什么感觉，就一步一步滑进了一个‘深渊’里面。” 小白说，自己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成为什么样的作家，但当脑海中出现一种“非写不可”的感觉时，他仍然相信，写作会自然发生。

姚鄂梅有一项神奇的能力——很会认作家。她曾在不同的作家交流活动中，凭借一个人的神情、眼神和气质，认出原本陌生的同行。“大家虽然平时交流不多，甚至都很陌生，然后匆匆而过，但实际上，通过大家的表情、目光，我能认出来：这是一个作家。”她说着和一旁来自秘鲁的莫沫打招呼说，“我们刚才在酒店就是一部电梯下来，我心里就觉得你应该是一位作家！”

林慧娴是在生命中的两段低谷中与文学建立起更深的联系。离婚后，她作为单身母亲带着女儿生活，她们住的那条街上有一些很小的书店，她当时没什么钱，人生过得十分挣扎，于是就在一个旧书店里借书看，读到三毛、张爱玲，“她们的作品就这样进入我的内心”；多年后，母亲因意外去世，成为她真正开始写作的契机。“两个人生的黑暗点，一个让我喜欢文学，另外一个让我开始写作。”从最初的散文，到后来的小说，文学带领她进入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我现在的写作状态，真的跟天上的云是一样的。”史云彦的名字里有一个云字，形容自己也用了“云”，她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迷路，却又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人；她希望有方向感，却又常常随遇而安。“我的心里面有一团火，我在写作上有一团火，可是我性格又有像水的一面。”这种矛盾与挣扎，也成为她不断写作的动力。在她看来，云没有固定的坐标和方向，却又有自己的边界，既沉重又轻盈。“我其实不知道云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但是我一定会找到答案。”她笑言，自己从小学就立志成为作家，却阴差阳错做了30年的副刊编辑。“给人家做嫁衣裳，给人家搭平台，去挖掘作者什么的，到最后也疏离了自己。”长期的编辑工作让她一度远离自己的创作，但那些经历也让她对文学和写作者有了另一种理解。

朱志华离开内地来到香港后，生活环境、语言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但文字始终是她最熟悉的朋友。“你还是要有一个宣泄的渠道。靠什么呢？本能地就是会用文字。”在她看来，文学既可以容纳快乐，也可以安放悲伤。人与人之间是无法做到“百分之百贴合”的，文字是人与自己相处最好的一种方式。

来上海之前菲奥娜从来不用手机，她思路清晰、从不迟到，但用手机以后，却发现了大家不少普遍运用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我们越来越依赖电子产品，如今又出现了AI，我们的思考仿佛越来越“简化”、越来越分散。“引用贝克特，我对所谓‘越挫越好’的创作更感兴趣。”菲奥娜说，“我对写‘完美’的东西不怎么有兴趣，因为我追求的是不完美的完美。”“写作不是奥林匹克，我们不需要最高、最大、最好。”但AI是一个比赛型的东西，文字被AI化以后，我们所依赖的文字沟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是菲奥娜常常思考的问题。

来自中国台湾的作家则从记忆、家族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创作等话题展开讨论。有作家谈到，写作某种意义上是在“对抗遗忘”。无论是个人记忆、家族记忆，还是时代记忆，都可能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来源。个人在重新回望自身经历的同时，也在不断理解自己与时代之间的关联。面对人工智能不断进入写作领域，他们谈到，那些属于个人、家庭和成长过程的记忆，是技术无法真正体验和复制的。对写作者而言，重新回到自身，重新书写那些只有自己真正经历过的人与事，也成为面对新的技术环境时的一种回应。

活动现场

文学像万有引力

如果说个人经验构成了写作的起点，那么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则让文学拥有了更辽阔的空间。

克莱奥是一名美籍华人，她在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和政治学，那个时候，美国文学界并没有太多美籍华人的作品，她一度不知道该如何学习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成为作家对我来说是很辛苦的。”后来，克莱奥开始阅读更多来自日本、拉美等不同地区的文学作品，才逐渐感受到另一种写作的自由。“所以现在我的写作包括西方和非西方的写作手法。”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阅读与吸收，让她重新寻找到了自己的写作位置。

莫沫在中国工作了十多年，最初，汉语只是工作需要，但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她逐渐接触中国文学，并开始到中国不同的地方生活、旅行、认识作家。“我变得不务正业，作为社会新闻记者，看文学书籍比看新闻多。”后来，她发现，许多自己在中国读到的作家和作品，在海外却很难找到。“我们要怎么谈世界文学？这些作品都没有翻译出来。”于是，她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也开始用汉语进行写作。如今，她依然将翻译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进入不同语言的阅读世界。

来自香港的吴燕青，则将目光投向常常被人忽略的另一种香港。长期生活在香港乡村、从事农耕的经历，让她接触到大量仍然生活在村庄中的居民。她以种菜为切口，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访谈，并将目光集中在仍然坚守乡村的年长女性身上。她们中有人已经八九十岁，却仍然种菜、耕作；许多人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在香港乡村度过了一生。吴燕青希望通过自己的书写，让更多人认识到香港高楼与金融中心之外的另一种面貌，也让那些容易被城市叙事遮蔽的生活重新被看见。

对于文学来说，跨越地域并不只是地理上的位移，也意味着对不同生活经验的理解。廖子馨出生于柬埔寨，在老挝长大，少年时期来到湖南读书，后来又在澳门生活、工作。然而，不断迁徙的经历并没有给她带来强烈的“身份焦虑”，反而让她愿意以更开放的方式理解不同文化和不同人生。她曾创作过一篇小说《奥戈的幻觉世界》，书写澳门回归前后土生葡人面临的身份选择和内心焦虑。对她而言，自己未曾经历的焦虑，同样可以通过理解和书写进入文学。

“文学它其实就像一种万有引力一样，能够把所有的隔阂全部消除。”木叶出生于北京，如今长期生活在上海，两座城市都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口音、不同的生活经验，但文字能够将这些差异重新联系起来。在木叶的成长过程中，父亲随口说出的幽默话语，一句“少年心事当拏云”，旧书中偶然读到的诗句，都曾让他感受到文字的魅力。那些看似细微的瞬间，也最终构成了人与文学之间最早的联系。如今，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同时，他也不断关注着青年写作者，希望看到更多新的声音通过文字进入文学现场。

写作并不总是从一个宏大的目标开始。它可能源于一次偶然的受伤，一段孤独的时光，一家旧书店，一句诗，或者一片仍然有人耕作的土地。而当这些具体而不同的生命经验通过文字被写下来，它们便开始跨越地域、语言与时间，与更多的人相遇。

在交流的最后，廖子馨拿出两个写满名字的空酒瓶，酒瓶是从台湾带来的，上面布满参加这次交流的作家签名，“我们要把这个酒瓶送给上海作协。” 作为港澳台作家送给上海的礼物，这两个酒瓶或许也像一个小小的约定——山海并不遥远，文字会让人相聚。

廖子馨请小白在酒瓶上签名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