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远，岁月长
父亲走在2001年7月13日。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宣布中国申奥成功，一生热爱体育的他没能听到这一消息。
转眼二十五年过去。很早以前，便想为父亲写一段文字，琐事缠身，迟迟未能落笔。如今母亲年事已高，再不动笔，当年那些故人旧事可能再无人佐证，终将烟消云散。这于我，于整个家庭，都会是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1940年12月26日，父亲生于河南新野县樊集乡钮寨村，家中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最小。爷爷因地主身份被镇压后，奶奶受了刺激，精神时常恍惚，父亲年少便饱尝困顿。幸而大伯读完书成为教师，他便跟随兄长，得以继续读书。
1960年高中毕业，受限于出身，父亲的大学梦就此落空。满心失意之下，1961年盛夏，他远赴新疆投奔曾经的初中同学，自此扎根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兵团农一师，直至生命尽头。
兵团农一师的各个团场散落在塔里木河两岸，与塔克拉玛干沙漠近在咫尺，当年这里黄沙漫天、干旱少雨，满目戈壁荒滩。历经几代兵团人耕耘，如今已是连片绿洲，只是我始终记得父亲曾反复提起当年的苦寒。
初到边疆，父亲被分配至八团加工厂熬甜菜制糖。仅仅两个月，他便转岗成为语文教师。彼时疆内读书人稀缺，上海知青尚未大批进疆，高中生已是难得的人才。
1963年，经人介绍，父亲结识在七团医院工作的母亲。1967年7月二人成婚，此后两年，父亲与母亲两地分居。
师部至八团八十二公里，去往七团需在六十八公里分岔处另行，单程骑车就要两个多小时。整整两年，每逢周六下班，父亲便蹬车奔赴七团，周日傍晚再匆匆折返。那时姐姐尚且年幼，母亲一人兼顾工作与照料孩子，只有周末父亲归来，她方能稍作喘息。直至1969年暑假，姐姐一岁四个月时，父亲才调去了七团。
初到七团，他先下连队务农两个月，后调任医院食堂做司务长。1971年秋季开学，重回讲台，在七团一中执教高中语文，后升任教务主任、校长。1983年9月，父亲借调阿克苏农一师机关，半年后正式调入教育处；1994年调任地区体委担任副主任，三年后重返师机关政策研究室，任助理调研员。距离退休仅剩三个月时，病魔悄悄找上了他。
母亲后来常说，那段时间他胃部常隐隐作痛，却依旧跟着大伙义务捡棉花，每次带几块小饼干，胃不舒服时就吃两口顶一下，完全没想到这已是重病在报警了。
塔里木河畔遍地胡杨，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它们始终坚韧不拔，傲然挺立。父亲一生耿直，性格要强，认理不认人，像极了那片土地上的胡杨。
1968年6月，学校校长遭批斗，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父亲却挺身站出来替校长辩解，结果被扣上“保皇派”帽子，下放连队劳动。所幸不久平反，才得以重返课堂。
父亲在七团医院食堂当司务长是1970年下半年。那时候家家口粮都很有限，加上外公外婆去世后，年仅10岁的舅舅又来投奔，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食量大，粮食更不够吃了，时常要添加很多糖萝卜（即甜菜，这是当年的叫法）来补充主食。听母亲说，旁人串门见我们家吃糖萝卜，无不诧异：管食堂的人家，怎会缺吃食？
外人难以理解，而这正是父亲一生恪守的底线。
姐姐与舅舅年纪尚小，总盼着能找机会去食堂寻一口热馍，父亲却明令禁止二人靠近后厨。有炊事员心疼孩子，偷偷递来馒头，被他当场严辞回绝，并让两个孩子离开。
当时医院院长的亲属户口早已迁出，按规定不能再申领口粮，却依旧私下领取。父亲核对账目时发现此事，径直扣下超额粮食，令院长心生不悦。母亲私下劝父亲不必这般较真，给上司留几分情面，他却分毫不让，就此得罪领导。
那个年代，地主家庭出身之人，能安稳熬过岁月已是不易。犹记得儿时我们与邻里孩童争执，总会被人拿“你奶奶是地主婆”的话语羞辱；有时兴冲冲去找玩伴，也时常被闭门不见。这份窘迫，父亲从未对外言说，却独自扛了大半辈子。
坚硬傲骨之下，他待学生却藏着一腔温软。
遇上调皮好动的学生，他自有一套育人方法：委任调皮孩子担任班干部。当时七团一中有个叫刘涛的男孩，生性顽皮，总是打碎教室玻璃。父亲未曾厉声斥责，只唤他到跟前，托付他看管全校窗户。自此少年收了顽劣心性，教室玻璃再无破损。被老师交付责任与信任之后，少年们便慢慢改掉劣习，班风也日渐清朗。
不少住校学生离家较远，偶有发烧生病，父亲总会叮嘱母亲煮几个鸡蛋、做些热食送去。当年物资匮乏，食堂饭菜寡淡，生病的孩子格外需要补养。多年后，这批学生各自立业，但凡途经阿克苏，总会专程登门探望我父亲。
就任校长后，他格外护着全校学生。
每到入冬，各单位需抽调人力清理水渠淤泥，保障来年融化的天山雪水流动畅通，不影响田地灌溉。有一年，上面给学校分配的任务很重，参加会议的学校书记不敢辩驳，领了任务回来抱怨。父亲深知，若抽调高三学生劳作，必然耽误高考备考，当即骑着自行车直奔团部，与领导争辩。后来他离开校长岗位、调往农一师教育处工作，此事亦是缘由之一。
旁人的看法他从不在意，心中唯一牵挂，只有讲台下的学生。他任教时，班级成绩常年稳居第一，升学率遥遥领先；执掌七团一中后，更是实现学校高考录取零的突破。
年少时，我总觉得父亲严苛到近乎不近人情。
印象中我们三姐妹，很少能像其他孩子那样随心所欲地玩耍。即使在假期，也得跟着父亲去学校学习或锻炼身体。他亲自教授数学语文，布置诗词散文背诵，还要抽背检查。有时他不在，我们偷偷溜出去玩耍，背诵时自然磕磕绊绊，看着他沉下来的脸色，满心惶恐。
团场偶尔放映露天电影，全家同去是难得的消遣。可出门之前，我们必先搬了小凳坐在他面前完成二十道加减乘除心算题。每晚睡前，一道数学难题也是必修课，做出来才能上床睡觉。姐姐数学好，总能早早解出休息，而我想破脑袋也做不出，家人倦了就先去睡，只剩我一个人在灯下呆坐着，发着愁，又不敢偷偷去睡。每每这时，母亲总会起身悄悄摇醒姐姐，让她帮我解题，我抄完答案才敢上床。如今回想，父亲大抵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戳破，悄悄留了余地。
他性子急躁，我们稍有偷懒、撒谎或是懈怠学业，便免不了受责罚，我真的没少挨揍。上学那阵，我的作业错了什么，考试成绩多少，他都会比我先知道，那时他是校长，老师们都会主动告诉他。很长一段时间我放学回家，都会先观察一下父亲的脸色。
父亲写得一手遒劲漂亮的毛笔字。常把唐诗抄在白纸上贴满墙面，我们背熟一张，他撤下一张，再换新的，就这样，我们陆续背了一百多首。在书籍匮乏的七十年代，这样的童年倒蛮有诗意，也是周边人家不曾见过的情形。后来背的诗多了，父亲用复写纸誊写了三本诗集，让我们三姐妹抓阄。姐姐的原稿，字迹最清晰，我居中，妹妹那本字迹偏淡。妹妹天性好动不喜读书，究竟读过多少，我已是印象模糊了。
自小学一年级起，他便要求我每日写日记，他也会抽空审阅，有时帮我纠正错字错句。又让我为《三毛流浪记》漫画书配写文字，当作看图写话练习。有时写得令他满意了，逢亲友登门，他会拿出来展示，眼底藏不住骄傲。一年级结束时，我参加了二年级考试，语文八十八分、数学九十八分，平均分超过九十分，学校破例让我跳级，这在七团一时传为佳话。
父亲也格外看重我们的体魄锻炼，曾经每日清晨带我与姐姐长跑。我身形瘦弱，年纪又小，总跟不上他们，远远落在后面，他和姐姐也不停下等我，我又累又委屈，就边跑边哭。恰好沿途有一片坟地，他打趣说，我的样子像去上坟。但此后没过多久，他便不再强迫我一同晨跑。
妹妹和我不一样，虽是家中老小，却天生好动，精力旺盛，跑起来风风火火，活脱脱一个假小子，被父亲意外发掘出了体育天赋。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妹妹就穿着运动服开跑了。父亲骑着自行车，紧跟其后，一跑就是十几甚至二十公里，寒来暑往，风雨无阻。
为了支持妹妹的体育梦想，父亲下了一番“血本”：在我们家附近空地挖了一个沙坑，铺了一条简易跑道，做成了妹妹的训练场地。沙坑是父亲一锹一锹挖出来的，跑道是用旧煤渣一点一点铺就的。虽然简陋，却藏着父女二人无数晨昏的汗水。妹妹一遍遍练习助跑、起跳，父亲守在一旁计时、纠正动作。
苦心终有回响，妹妹一出道就技惊四座，拿下了新疆少年组女子四项全能冠军。后来，她又顺利考入北京体育大学。在我们那个地区，父亲又一次成就了佳话。
父亲一生勤谨，里外操劳，从无闲时。
小时候，每到周日，父亲就会搬出家里那只铁皮大澡盆，坐在门口，搓洗全家人的衣服。老式搓板，摩擦着衣物，唰唰唰唰。投洗，拧干，抖开，晾晒，一气呵成。衣服飘荡着，南疆干燥，晾晒两小时便能干透，裹着满满的阳光香味；若是冬天，洗出来的衣服则会被冻得硬邦邦的，像一块块浆好的布板，凝固在寒风中。
后来父亲升任教务主任、校长，校务繁忙，日日早起督查早操，深夜巡查晚自习，家务便少有插手了。唯有一件事，他数十年从未间断——大年初一包饺子。
天还没亮，厨房里就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父亲在一下一下地剁着白菜、猪肉，声音清脆，像是在敲打着新年的鼓点。他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剁馅、调味、和面，动作麻利娴熟。一切准备就绪，他才叫醒我们。他拿着擀面杖擀出又薄又圆的面皮，三姐妹围坐桌边笨拙地捏着饺子，母亲则守在灶旁煮水，锅里沸水翻滚，饺子浮起，热气漫满全屋。饺子吃进嘴里，这个新年，就算是红红火火地开张了。
多年之后，我已定居南方，依然怀念这个场景。过年了，丈夫吃粽子，我则坚持包饺子，带着儿子一同操作，只为复刻当年厨房里的温暖光景。
成长岁月里，父亲于我而言，几乎无所不能。
当年住团场土坯平房时，入冬前，他总要亲手修整火墙。所谓火墙，就是在墙中间砌一条通道，和屋外的烟囱相连，火在墙里转一圈，整个墙就热了。
选个晴天，他便卷起裤管赤着脚，切碎晒干的稻草，混合黄泥反复搅拌，调至黏稠；再挑选黏性黄土，捣碎、加水、反复踩踏，待到泥土软硬适中不粘手，便填入土坯模具压实，倒扣在开阔平地上摊开晾晒，往往半日便能制好一批土坯，再风干三四日即可砌墙。一层土坯，一层泥草，土块压着草，草裹着泥，层层叠叠垒起，缝隙填实，烟火一烧，暖意便缓缓浸透整间屋子，足以抵挡边疆刺骨的寒冬了。
年岁渐长，从前严厉的父亲，棱角慢慢柔和，藏在苛刻之下的温情，愈发厚重绵长。
我远赴外地读大学，他每月必有一封家书，开篇永远是三字：逊女好。信中闲话家中近况、母亲身体、自身工作，亦细细叮嘱我未来择业与人生方向。四年校园时光，唯有他每月准时寄来的书信，一字一句，成为我异乡求学最安稳的慰藉。
留校工作一年，南方改革开放浪潮涌动，我心生奔赴远方的念头。父亲看穿我的心思，纵然满心不舍，依旧尊重我的选择，只反复叮嘱我三思而后行，莫留遗憾。
1994年盛夏，我辞别父母前往广西北海，离开原单位的调动手续都是父亲来回奔波代办。此后几年，只有寒暑假，才能返乡相见。后来我在北海成家，那时未曾料到，相隔数载，与父亲便是永别。
2000年是父亲的本命年，命运却未曾善待他。距离退休仅数月，确诊胃癌晚期。
噩耗传来，他回望半生坎坷，心情难以平复：幼年失怙、求学受阻、半生在岗位上委屈自持，临到退休，又遭重病缠身。我时常暗自揣测，长年郁结于心，大抵也是致病缘由。
2001年1月10日，春节将近，父亲住进了石河子大学附属医院。我与爱人从北海万里飞赴，一进病房，只见昔日健壮的他身形瘦削，鬓发花白。望见我的那一刻，父亲伸出双臂拥抱我，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与他相拥，彼时我们已近四年未见。
手术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我们三姐妹在走廊静静等候。那年石河子真冷啊，气温逼近零下三十摄氏度，寒风如冰刃割面，街道覆满厚雪，每一步落脚都咯吱作响。楼宇披着厚厚的白雪，窗玻璃凝满厚冰，天地一片沉寂萧瑟。
每日天未亮，我就要步行三里多路去打鲜牛奶，为他调养身体。我裹紧了身上的厚衣服依旧抵挡不住刺骨寒风，走一段便要进一处建筑暂避寒气，挨着暖气片暖和一下，缓口气再接着走。
生命最后一年，父亲求生的意志格外强烈。每一次治疗他都积极配合，我们都清楚，他心底藏着未竟的念想：等身体好转，想去北海涠洲岛小住，把自己的跌宕一生写成回忆录。只可惜我总忙于生活，未曾静下心与他深谈。时至今日，我仍无从知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往事，他原本打算写下怎样的字句。
后来父亲返回阿克苏休养，医生开出的药，他一日不曾间断。可病痛终究没有放过他，素来刚强不肯服软的父亲，被折磨得枯瘦憔悴，脏器日渐衰竭。
7月13日，是他生命落幕之日。我乘飞机跨越万里赶到病房，医护人员正在撤除监护仪器，我只来得及握住他尚存余温的手，一声声唤他。一滴清泪从他眼角滑落。母亲说，那日清晨，他清醒时还反复询问：逊女什么时候到。每每忆起这一幕，我的眼泪总会不受控制地涌上来。
二十五年来，我成家育儿、奔波工作，从未有一日忘记父亲。事业上每一步前行，都似有他的影子相伴。我的性子承袭于他，凡事力求周全，不肯敷衍，这份执念，皆源于他多年言传身教。
如今我定居上海，家庭安稳，事业顺遂，活成了当年他期许的模样。
父亲，愿您在另一个世界，无风沙疾苦，无世事烦忧，岁岁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