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蔷薇，1979年生，江苏江都人。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文学硕士。2014年开始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作品散见于《作家》《山花》《上海文学》《长江文艺》《作品》《广州文艺》等刊，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6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中年以后回到出生地，是这世上最乏味的事情之一。

意识到这一点时，女人正在田野散步。时值夏末，白天的溽热还没有消退，夕阳如琥珀陷在灼热的霞光中。她走在一条灰白色的田埂上，四周除了森绿的静寂，只有极细小的黑色飞虫在耳边发出恼人的嗡嗡声。

多么可笑，就像你此刻在田埂上跌倒，却要重新回到家里再出发！恍惚中，她好像听见了父亲的声音，浑厚、恼怒，又略带讥讽。时光如滔滔江水，那些从中奔跑而过的人，那些浮沫般的往事，早已不知被冲刷到了哪个时空。回到起点，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与痴人说梦、刻舟求剑何异？

想到这里，她立住脚，朝苍翠的东南方向看了一眼。那里有一座石桥，桥边紧挨着一片零星散落的墓碑，她父亲就葬在那里。

可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她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嘟囔着：难道我不知道这些？不知道这样做没意义？可那又怎么样？一切都太晚了，我又太累了。回到这里，不过是因为这里是熟悉的，我又没有别处可去。

回答她的，只有四合的暮色与渐起的晚风，它们像一簇簇温柔连绵的波浪，涌向她的眼睛、侧脸和后背，轻轻敲击着、拍打着。

依你又怎样呢？烂在那里生沤，将自己和孩子活活耗死？还是像你一样咬紧牙关，永不回头？可最后你不也后悔了，又回到这里……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渐渐地，连她自己也听不见了。不知不觉，她用手掩住耳朵，闭上眼睛，蹲下身去。

一阵幻觉——脚下嗡嗡作响的飞虫，好像闹哄哄的蜜蜂，带着她在四十年的光阴里缓缓穿行。那些逝去的田野、河流，渐渐与眼前的暮色融成一张画卷。她看见那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了，看见她如何牙牙学语，如何在上学路上的竹林里放歌，如何在一个微雨的早晨离开冒着炊烟的红房子走向田野；她还看见了她的家，看见年轻的母亲与暴躁的父亲如何歇斯底里地争吵、摔东西、大打出手，她又如何在激愤中跑出家门，跑到三三两两、孤零如野花的墓碑旁，像只大大的蚂蚱，摊开手脚满不在乎地往地上一躺……

都过去了，那些悠长、恐惧，如同在针尖上涂抹蜂蜜的日子，可竹林、炊烟、菜薹、蜜蜂，以及蜷成线圈的菜花蛇，却像一封封美丽的明信片，在记忆中封存了下来。

她是为了这些“明信片”才回来的。可她忘了它们终究只是明信片，连化石都算不上。随着岁月的沉淀，那些画面背后的记忆，早已风化得面目全非。你怎么能确定哪些是真实发生过的，哪些是臆想出来的？如果是前者，怎么证明，又由谁来证明？

没人能证明。她悲哀地睁开眼睛，看了一眼背后的红房子。此刻在房前站着的，她的两鬓花白、十指龟裂的母亲不能，更不要说此刻躺在床上大睁着眼睛的女儿了。女儿刚满十五岁，在城市丛林中长大，又如何能越过时空，对面目日渐可憎的自己感兴趣？

只有风和田野还认得她，如果它们还是之前的风和田野的话。

夜里，白面筋似的雨从天上倒下来时，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又在田野里走着了，但和白天不一样的是，前面多了一个少年，他正吃力地推着一辆很大的黑色自行车。为什么是黑色的？她不知道，也许因为梦境都是黑白的吧。因为是梦，她能清晰地从旁观察自己。她是七八岁的样子，小圆脸，细长眼睛，大大的脑袋上扎着两只羊角辫，一只已经摇摇欲坠。少年略大一些，约莫十一二岁，眉眼很模糊，但隐约能看出一股刚健的少年气。他们一前一后走着，直到遇见一座破旧的石桥，少年一声不吭地将车身靠在桥头的栏杆上，她默默地走过去，顺着栏杆爬上后座。自始至终，他没有转头看她一眼。她闭上眼睛，不自觉地蜷起两条小短腿。很快，一阵微风扑面，车轮如巨石骨碌着朝桥下滚去，一阵兴奋夹杂着些微的恐惧，让她不自觉地伸手握紧后座与座垫之间的连接条。可是等一等，她不知道——准确一点——她忘了少年的名字！他是谁？她在心里嘀咕着，直至车子载着她冲进田野。可能是刚下过雨，田野十分泥泞，渠沟亮汪汪的，可少年不管不顾，只是埋头蹬着踏板，让车轮在巴掌宽的田埂上不断飞驰。她吓坏了，尤其是经过田埂间一道道缺口时，连人带车还发生了一连串可怕的蹦跳。等等——让我下去——她大喊，但不知为什么，少年根本没有理睬。结果，她只能胆怯地伸出双臂，将他的腰轻轻搂抱住。当她这样做时，他先是后背颤动了一下，然后，突然一下子转过身。这下，她终于看清了他的脸，是彬。

惊醒她的不仅是雨声，而是雨声、说话声和啜泣声交织起来的复杂声响。一开始她以为自己还在梦中，后来才看清是女儿蜷缩在黑暗中打电话。白色的雨透过白色的木窗打湿了床上的被褥，可女儿那样投入，根本没有发现。她想提醒女儿，黑暗中蓝光会伤眼睛，雨天打电话还可能会触电，可发现女儿将话筒握得那样紧，还拼命压抑着令人心碎的哭声，她就强迫自己保持原来的姿势，一动未动。

她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临睡前，她给他发了最后一条微信——如果继续对女儿漠不关心，她将告诉女儿他害怕让女儿知道的一切。然后，她就拉黑了他。

天亮时雨停了。她发现自己睡在了女儿的木床上，她们的脸都朝向窗外迎着阳光的方向。女儿蜷缩在她怀中。因为悲伤，她将眼泪流在了女儿的头发上。

她是在从镇上回家的路上看见彬的。她那时是替她母亲去镇上买尼龙绳、剪刀和治虫的农药。

那张礁石般黄硬的脸在田野中出现时，她以为是稻草人或人形木偶。直至那脸上的眼珠轮了一下，朝她投来漫不经心的一瞥，她才反应过来那是个憔悴的人。一种不忍让她立刻低下头，也许在潜意识里，除了残存的记忆，她不想在此地见到任何新的活物。

但就在这短暂的瞬间，她眼角的余光发现那礁石般的脸竟突然活泛开来，散发出一圈微笑的涟漪。

难道是幼年时走动过的远房亲戚？她离家太久了，不大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她。

“你是——小君？”

陌生的男中音。她迟疑着，在心里默默抚平那张脸，那布满皱褶的、耷拉下来的眼睛，若干年前，应该不是这样的形状。

“你是——”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忽然，一道异彩从她脸上闪过。

“彬。”

他替她说了出来。

她笑了起来，他也笑了。

“呀，一眨眼，都老了。”她说。

“是呀，要是在外面，肯定认不出了。”他说。

那笑意是从心底发出的，这一点她能感觉到。可同时她也能察觉到一阵仓促与尴尬。她想到之前她母亲告诉过她，他一直在东北混，先后结了三次婚，现在因父亲得了重病，回来服侍。她也无法不想到自己在他心中的形象——留在了大城市，做起了大学教授（其实是副教授），不过是个书呆子，有点运气。她母亲就是这样对村里人说的。

“你——父亲怎样了？”

她提起他父亲，是因为一时之间找不到别的话题。她只记得他父亲是个方脸、眼睛像青蛙一样鼓出的男人，个子很高，也很瘦，好像一直在外打工。

他的脸色却突然阴沉下来。

“不好。顶多还有半年，也许是个把月。”

她没想到他会如此坦诚，在一个四十年前的玩伴面前。他甚至眼眶泛红，抬手揉了揉眼睛，似乎那里面进了沙子。她沉默了一会儿，想不出该如何安慰他，只得也说起了自己的父亲。她父亲曾经是镇上的小学老师，教过这里几乎所有的孩子。她父亲还非常喜欢他，说他的字写得漂亮，是自己教过的最聪明的学生。她说她父亲去年这个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每次她回来，他都从早到晚喊疼，还拉着她的手放到自己鼓胀得如同硬球的肚皮上，问她那里面究竟是什么。最后的最后，到了连打两支杜冷丁也无济于事的地步，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活活疼死。那句话怎么说的？油尽灯灭。他默默听着，脸上露出惨然的神情。

“顺其自然吧，不然还有什么办法？”

最后她说。语气冷静又克制，和她的大学教授身份十分相符。

他依旧沉默着，像发黄的瓷釉。

“生命是什么？生命什么也不是。生命只是生命本身。生命没有意义或价值，就像我父亲说的。”

她边说边纳闷自己怎么会说这么多。

“可我只有这一个父亲。对我来说，他的生命具有唯一的价值。”他说。

她愣住了，立刻想起她母亲告诉她的，他是为了他父亲的病才丢的工作，为了给他父亲手术、买进口药，已经耗光了所有的积蓄。他现在的妻子正为此跟他闹离婚。事实上，这件事已经在整个村庄传为奇谈了。

她愧悔交加，恨不得趁他不注意立刻走掉。

“不是所有的父亲都像你父亲。”

他丢下这一句就转过身，走上了眼前一条灰白色的田埂。就是那种比巴掌宽不了多少，前几天还出入过她的梦境的田埂。

她在原地又站了会儿，直到那阵懊恼与刺痛钝化，至少从神色上看不出一星半点，才抬脚往前走。渐渐地，她意识到和前几天的梦比起来，此刻更像一场真正的梦境。就像弗洛伊德在《释梦》里所说的，和现实相比，梦总是更加复杂、真实、缺乏逻辑。

太阳爬到银杏树头顶时，她和母亲去一里外的自留地背芦苇。母亲说天太热，门口菜园子里的蔬菜会晒死，得赶紧搭架子，让那些黄瓜、丝瓜、茄子爬到该爬的地方。她说爬得更高不是更容易晒死？而且怕晒不是该浇水？母亲说不需要浇水，这两天就会有雨。和很多时候一样，她听不懂母亲的逻辑，可她明白，如果不按母亲的要求来，后续发生的事会更加没有逻辑。于是她只得戴上草帽，穿上防晒衣和护袖，跟在她母亲后面。

她们走的是她小时候上学的路，村巷、田埂、竹林、土地庙，天还是这样蓝，风还是这样闷热，麦浪依然是金色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可一切又似乎早已不复存在。记忆中的明信片，那些蜜蜂、炊烟、菜薹、菜花蛇，早已无影无踪。到处都静悄悄的，自留地里长满了杂草，还有各种塑料、碎玻璃和旧电池。整个村庄就像一个废弃的战壕或集市，所有人都走了，除了她，和彬。她现在不愿想起彬，可没办法，那些儿时的小伙伴，她现在能想起来的只有彬。

她们背着芦苇往回走时，在竹林边的岔道口遇见了一个穿白底红花衬衫的老太太。老太太头上只剩一圈白发，腰背弓得像只虾米。她叫了声赵奶奶，她母亲却说错了，是赵嬢嬢，赵奶奶的女儿，赵奶奶已经作古十多年了。老太太没搭理，只摇头朝她母亲嬉笑着，说：“怎么让姑娘为你做这种粗活，人家可是大先生！”她母亲故意用大嗓门回应：“她不做谁做？以后我老了，还全指望她呢！”她觉得纳闷，难道母亲还没老吗？后来想到她说的老可能是另一个意思，于是也在一旁赔笑。她知道这时该怎样表现才能让母亲长脸。她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在这个村里，人们靠什么活着。

她和她母亲一前一后背着两堆小山似的芦苇，像两只芦花鸡一样走到村口时，她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铃声大作，一阵震耳欲聋的《命运交响曲》旋律在烈日下响起。她犹豫了一会儿，没有停下。她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重要的人或事，值得她放下背上的芦苇，抽出手来接听电话。于是，那亢奋又可怕的“命运”，就由东到西、走街串巷地陪着她一路到家。

她卸下芦苇时，发现她母亲已脱下草帽，站在一株膝盖高的青椒旁，用询问的神色看着她。让她没有料到的是，一朵苍老的红花——那个竹林边的老太太也在，此刻正坐在门廊边的一张塑料椅上，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她低头打开手机，发现有两个未接电话，是他打来的。于是她忍不住抬头看了眼卧室的窗户。女儿依旧悄无声息地躺着，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今天会下床。又是毫无希望的一天。

“银行打来的，广告，”她对母亲说，“想让我存钱。”她现在撒起谎来又真又快。她确实经常收到银行的广告，不过是让她贷款。她很奇怪，他们怎么会觉得她已堕落到了需要借钱的地步？

“孩子爸爸怎么没来？有好几年没看见他啦。”

恍惚中，她似乎看见门廊上的老太太蠕动着干枯的嘴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日头太热，她忽然感觉一阵眩晕。

没人回答。也许，本来那老太太也没问，一切都是她的幻觉。

“呃——”她从喉咙里发出一个模糊的怪音，勉强握了一下老太太坐的椅子背，转身走进家门。

一个闪烁的长方形，黄色的，上面还缀有显眼的标记——未读邮件。打开网页之前，她以为是他（因为她拉黑了他的微信，电话也没接），结果却是个不小的意外。她心里堵得更厉害了，如果之前心里的是泥土，现在则加入了水泥，变成了混凝土。是学院副院长，那个整天将波伏娃与上野千鹤子挂在嘴边的老太婆发来的。“课题的后半部分什么时候完成？”副院长在邮件中开门见山，“不会就这样放弃吧？他是放弃了，可何必管他呢，再说他这样做，难道不是为了你？想想真正需要这个课题的人是谁，何必意气用事？”总共三行字，倒有两行在质问。自以为是的郑重语气，好像锋利的刀刃，在她累累的伤痕上再来上一下。

确实，在权力面前，她习惯了顺从。可让她痛苦的是，这种顺从从来都不是她的本意。她不喜欢这个用真诚包裹虚假的老太婆。老太婆的把戏她一望即知。

她怎么好意思说他的放弃是为了自己？换作谁不会这样做？一边是新婚燕尔的年轻妻子，一边是经年累月的丑恶压榨。这么多年，他们为这个老太婆写了多少万字？不错，那些共同署名的课题——当然，老太婆的名字挂在最前面——将他们从刚刚毕业的毛头博士变成了堂堂副教授（她是这么对他们说的），可问题是，也仅此而已。谁会满足于一个副教授的头衔？当他（她）已耗费整个青春，在破旧的电脑屏幕前，磨平十指的指纹。

她甚至觉得，他之所以毅然决然地要求离婚，也与此不无干系。学术上的不如意，让他误入了情色的迷途。

她早就决定不再想这件事，就像一棵已经死去的树，不愿再回忆倒下的瞬间。很难说不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他才选择了放弃。她需要这个课题，他这样认为，臭老太婆也这样认为，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可在女儿起不来床的瞬间，她却不这样认为了。

她感觉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但不是心。心只是一个外壳，没人知道这壳的内部是什么，在它被摔碎之后，也同样如此。她失去的好像是光或者热之类的东西。她当然还能看、听、说、想，她的脑子和之前一样正常，可不同的是，她和她所在的世界之间突然多出一层屏障。她失去了作用于这个世界的力。

她不知该怎样回复邮件。不回复也是一种回复吧，她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拖到最后，老太婆肯定会失去耐心，找到新的枪手（现在可能没那么容易了），事情也就自然而然解决了，不劳她操心费心。

她无法确定彬是不是专门在那里等她。

那天下午，她带着女儿刚靠近那个村子，就看见一个穿着看不出颜色的外套的男人站在一栋灰色的楼房前。她已经忘了那是他的家，至少当时忘了。是他喊住她的。她愣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从电瓶车上下来。她本来很讨厌骑这种车，她宁愿走路，但那天女儿竟破天荒地起来了，说要去镇上买零食。她已经知道，她和彬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想着不过是脚点地说句话的工夫，不料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她女儿突然从电瓶车的后座上跳下来，追着一只漂亮的小橘猫进了他身后的院子。

“进去坐坐？”他说。

看见院子里那两株一抱粗的水杉时，她想起之前来过这里。那时，那两株水杉刚栽下去没多久，她和一群孩子在水杉旁玩扑克，彬总是输，他的母亲在楼上喊，“彬，别玩了啊，你玩不过他们的，他们都是整天玩牌的坏孩子。”——她记得曾经听人说过，彬上面有两个哥哥，都是不出五岁就病死了，就埋在这两棵水杉下面。

“要不要——去看看你父亲？”

当他将她引入院子西侧的一间耳房时，她有点疑心他请她进来的目的。她知道，这里有许多人还保留着古老的虚荣心，希望有头有脸的客人上门看望病人，当然，最好是带着礼物。她发现一楼几个黑洞洞的窗口依稀有人影飘过，她疑心有人正在窗内窥视他们。

“不用了，他刚睡着了。”他说。

她走进那间确实像耳朵般狭小的耳房。那房间十分简陋，一张木床，一桌一椅，剩下的就是谷仓和农具。她有点纳闷，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但脑中随即闪过一道记忆，小孩子都喜欢找个阁楼或者角落待着，好像越小的角落越让他们觉得安全。她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

“随便坐！”

他说着从椅背上取下脏兮兮的外套，又忙着收拾桌子，是她小时候见过的那种桌子，乌黑、笨拙，榫卯结构的。她注意到桌上散乱地叠着几本书，一张临帖，还有几张写满字的宣纸。

“你每天都练字？还读书？”

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随意。她打量那几本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齐奥朗的《苦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还有一本印度的《吠陀经》。都是旧译本，看上去又脏又破，像是从二手书市场淘来的。

她是学哲学的，但在这里，她从未和人说过，因为她觉得说了也没人会懂。

“谈不上。打发时间吧。”他说。

但她知道他说的不是真的。一种特别拘谨的气氛，让她明白他就是每天在这里认真地读书、写字。她甚至怀疑他在那些书上做了笔记。那几张他匆忙收起的宣纸，让她注意到他的字圆润敦厚，笔锋飘逸清健。看得出来，没有一番苦功夫是做不到的。

“你读维特根斯坦？你喜欢他的书？”

“也谈不上，随便看看。”他说。

这时她忽然有种感觉，让她感到不适的不是他的坏脸色和旧外套，而是他身上散发出的某种气息，有点像当下年轻人说的“丧”，但显然又比它更厚重。她不知该怎么形容。

她想告诉他自己就是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她依靠反复阅读维特根斯坦的几本早期著作，不断发表看似新颖其实没有多大价值的观点，在僵硬的体制中存活了下来。像一个病毒或细菌，她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寄生者。

“毛姆有本书叫《刀锋》，据说讲的就是他的故事。”她说，心想他估计不知道这个。

“是的。你小时候讲过的。一个经历过二战的飞行员，不肯和富家女结婚，只愿意晃膀子。”

她有点吃惊。她没想到他不但知道，还记得那么清楚。这是她幼年时最着迷的一本书，不仅自己看，还总给别的孩子讲。当然是一知半解，那么小的年纪，不可能了解其中的深意，但她已经本能地被吸引了。事实上，她一直隐隐觉得，是这本书让她开始对哲学感兴趣，从而走上了现在的道路。

“你觉得他的哲学有意思？”她问。

“没啥意思。”他说，“就是有，意思也不大。”

“其他哲学家的书你看过吗？比如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

“看过一些，也就那样。至少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她稍稍愣了一下，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不是什么新题目了，经常有人这样说。以前，她听到人家这样说时会觉得好笑：你以为你有多特殊么？你的问题会超出哲学范畴？无非是灵性不够读不通罢了。但奇怪的是，今天她没有想起这些。不知为什么，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这个原本没意义的观点好像突然有了某种质朴的生命力。

无论如何，他曾经是个特别的男孩，至少在她的记忆里。

有那么一瞬间，她差点要开口问他的问题是什么？但很快她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有什么可问的？借用一下哲学思维，无非是一棵树上的不同树叶，或者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

“还记得吗？那时候放学回家，你骑那种很大的自行车，我坐在后面的书包架上。”

他勉强笑了笑，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她想起他那时也很害羞，很少和女孩子说话，除了她。在那些围着她听故事的孩子中，他是最痴迷的一个。不上课的时候，他们总是待在一起，讨论某件事或某本书。他是那种很有灵性的男孩，学习好，体育好，就连下象棋、拉手风琴，也是那帮孩子中最出色的。

“不记得了。”他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那放学回家呢？每当夕阳西下，总是一大帮孩子蹦着跳着，沿着那条由北向南的田埂，像一群快乐的蚂蚱，串在一条看不见的绳子上——”

他的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在学校是教文学的吗？”

“什么？”

“感觉你在写小说。”他笑着说。

她花了好几秒钟才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也勉强笑着。从这一刻开始，她打定主意，不再轻易开口。

“你一定过得不错。只有现状好的人，才有力气回顾过去。”他说。

现在轮到她苦笑了，不过她什么也没说。

“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混吃等死。”他说。

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邀请她进来到底是为什么？坐了半天，他甚至连杯水都没有倒给她。

“我父亲快死了——而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他说，声音苦涩，几乎是哽咽了。

她真的想走了。她意识到谈话应该终止，因为它正进入一个闭环。她刚准备开口说点什么，忽然听见一声猫叫，还有脚步踩在青草上的“嚓嚓”声。

“你女儿在外面。”他说着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没想到窗外另有一番天地，是一片明亮的河景，河水弯弯，两岸长满茂盛的青草。

她这才想起来有一阵子没看见女儿了。一阵羞愧涌上心头，她竟然忘了女儿的存在，这是少有的。

“我该走了，回去还得做饭。”她站了起来。

他依旧看着窗外，好像没听见。

“她好像很喜欢这只猫。”就在她准备转身时，他冷不丁地说。

女儿跨上电瓶车的后座时，手里还抱着那只柔软的橘猫。那只猫似乎也很留恋，偎在她的手心里一动不动。为了让女儿尽快丢手，她拧动钥匙让电瓶车冲了出去。就在感受到凉风的瞬间，两个人影出现在后视镜中。两个女人，一个又胖又老，她认出来是彬的母亲；另一个纤瘦细长，看上去十分年轻，她从没见过。

她不知道她母亲什么时候知道了她的秘密，但她知道母亲已经知道了。

先是吃早饭时，她母亲突然盯着她，说她的门牙越来越像她父亲了，龇得真难看。她只得无奈地笑笑。可她母亲又说，连笑起来也像，皮笑肉不笑的。于是她只得收敛笑容，低下头。不错，她父亲去年死了，现在成了相片挂在旁边的墙上，可她知道，她母亲对他的恨并没有死，而且也看不出任何将死的迹象。后来吃完早饭，她母亲又开始持续不断地命令她——挑水、浇菜、劈柴、用柴火烧水。她一一照做了。但正如她母亲预料的，没有一样能做好。近一半的水被泼在了路上，柴火劈得大小不均，水烧开了才发现忘了洗锅。于是她母亲丢下菜园，围着她开始疯狂地举证：“从小到大，你能做什么？真不知道你每天都在忙什么，像你这样的人，能把什么事做好？老都老了，做事没有魂，你这副样子，谁受得了？任何人都受不了！”她默默听着，一句也没有反驳。她心里特别悲哀，这些话全是他之前说过的。她不知她母亲从哪里知道的这些，难道是给他打过电话了？他已经有好几年没和她母亲说过话了，她没法想象她母亲给他打电话会遭遇什么，对她母亲来说，那一定是一场不小的灾难。

她不敢看她母亲，只是频频观察窗内的木床。女儿又躺在床上了，本来这几天刚好了一点。

“还有你的宝贝女儿，真是天晓得，怎么会把孩子教成这样？不上学，不做作业，每天就躺在床上。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怎么工作，怎么养活自己？就是嫁人，又哪里有人肯要？”

因为没得到回应——而她母亲这样的人不允许没有回应——她母亲越来越激动，最后竟叉着腰，指着窗内的木床大喊起来。

她的脸瞬间变成了一张抖动的白纸。她想跳起来捂她母亲的嘴，又想跪下求她母亲别说了，但最终却只是呆立着、哆嗦着。

等她反应过来往门外冲去，已经太晚了。在门口，她和满脸通红、浑身颤抖的女儿撞了个满怀。她伸出手去，想将比她高一头的女儿搂进怀里，却被对方激动地躲开了。

“我爸一周前结婚了。”女儿将她挤到一边，隔着半个人的距离，用一种悲伤又空洞的声音——简直像从可怕的隧道深处传来的——对她大声说，“和他的一个女研究生，今年才二十五岁。”

她被悲伤的潮水魇住了。黑暗中，悲伤像无边的潮水，缓缓吞没了她所有残存的理智。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醒来的，那些挣扎的困苦，让她在劫后余生的庆幸中，感到一阵巨大的空虚与悲凉。为了填补它们，她不得不走到墙角，爬上窗边的木床，再次试图将女儿搂进怀里，可朦胧中女儿却扭头挣脱了。“我知道你很难受，可我也帮不了你。我自己还要人帮呢！”女儿说着，将头更深地埋进被褥。她下意识地去摸那被褥，那褥角早已被泪水濡湿了。她怔了半天，终于又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到自己的床上。

就在这一刻，她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真正的失败是无法挽回的，就像伤口，一旦溃烂，就会越陷越深。她不该回到这里的。就像她父亲说的，与时间一样，生命是单向线，从来就没有重新出发这回事。

她母亲拒绝和她说话，哪怕她问剪刀在哪、午饭吃什么、门锁怎么锁，也听不到回答。她不敢猜测自己对她母亲的打击到底有多大。她不敢看她母亲灰色的长脸。她母亲的脸本来就长，现在看样子似乎要垂到膝盖了，还有抿得紧紧的嘴唇，好像在竭力模仿一道狭长的伤疤。当她母亲戴着草帽，穿着看不出颜色与款式的破旧衬衫，不胜凄苦地蹲在菜园低矮的阴影里，会让人想到被踩中尾巴的兔子、被折断翅膀的麻雀，或者被日头晒蔫了的茄子。她不敢轻举妄动，除了每天很谨慎地洗衣、做饭、清扫一切肉眼可见的灰尘。她不敢收拾东西，尤其是电脑、眼镜、钥匙、充电线之类，她怕她母亲误以为她想走，那样她母亲就会跳起来，指着她的鼻子骂她贱货、白眼狼、没用的东西。这其中的逻辑其实她很理解。“贱货”是说她当年不听话，非要嫁给前夫那个和她一样的书呆子。“你们很快就得喝西北风。”她母亲当时是这样说的。“白眼狼”是说她对她母亲的态度，她不能体恤她母亲对她骨子里的疼爱，不能理解她母亲为她好的心。“没用的东西”是最后的评价，针对的是她在失婚这件让她母亲在人前抬不起头的事情上的无能。她没能守住自己的男人。作为女人，在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上，她和她母亲一样，是个失败者。

她没法和她母亲争论，连谈论也不可能。她太了解她母亲了。而且诡异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她母亲的认同竟也如蚕食桑叶悄然扩张。

没别的办法，只有等。等她母亲用更激烈残忍的方式将恐惧与怨愤倾泻出来，而不是像她和她女儿一样，将它们深深地埋在心底，然后整个人为之破碎、摇晃。

之前从后视镜里看见的两个女人出现时，她正打开电脑给她的前夫写邮件。她尽可能理性地告诉他，你女儿的问题不是环球旅行可以解决的，女儿也不可能跟着你和你的新婚妻子去旅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她是十五岁不是五岁。但为什么是旅行呢？你为什么不选个地方直接留下？你不是一直看不上这个鬼学院吗？是，被别人从背后指指点点你不在乎，可你又一次忘了你女儿的年龄，她只有十五岁不是二十五岁——她正在琢磨这样写是否会再次将他逼进墙角（他总是这么说），突然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与说话声。她正在疑惑，忽然听见有人说到彬的名字。然后，她听见她母亲在喊她。

她想不明白彬的母亲和妻子为什么会来。那天在彬的家里，她们为什么不露面？如果她们真有什么事要找她的话。彬的母亲又老又胖，V字形的鼻子、宽阔的嘴让她看起来像童话里的巫婆。“除非我这双老眼闭上，不然我决不会同意。”她走近她们的时候，听见彬的母亲正对她母亲说。“你不同意有什么用？人老了，现在是他们的天下。”她母亲这样回答。让她诧异的是彬的妻子，也就是后视镜里那个年轻女人。非常窄的瓜子脸，发亮的长眼睛，如果不是脸颊上几点扎眼的雀斑，甚至说得上漂亮。但这些印象都在彬的妻子开口之前，当她开口说话，老鼠般尖细的嗓音让人想起被震碎的窗玻璃。彬的妻子很客气，说冒昧打扰，有点事想请她帮忙。

她几乎是被推进了房间，彬的妻子贴着她的脚后跟走着，有一次差点踩中了她的鞋跟。

因为实在想不出这女人找自己做什么，加上内心的阴郁，进房间后，她根本没有招呼女人，就默然在电脑前坐下了。

“能不能请你劝劝彬，让他别急着离婚。我是无所谓，只怕他自己将来要后悔。”

女人仰着头，抱起手臂，对着眼前的某处虚空说。

她更加诧异地抬头，上下打量女人。她开始疑惑，彬那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妻子？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只是小时候的同学，快四十年没见面了——”

“我没搞错。他让你进他住的厢房，那地方，除了那只猫，他不允许任何活着的东西进去。”

“这说明不了什么，我们只是闲谈了几句。”

“他讨厌女人，从骨子里看不起女人，除了你。他以前和我说过。”

她默默看着这个女人，心里十分震惊。她从没想过自己在他心里有这样特别的位置。不过这不一定是真的，女人的话一向不能全信，包括她自己。

“我为什么要劝他？如果他打定主意要离婚，我又怎么劝得动？”过了一会儿，她说。

“因为是他的错。他不知道错的人是他，不是我。”

可能是担心这句话不够有说服力，女人开始喋喋不休地讲述。大意是他现在有多混蛋——不愿意挣钱，不愿意出去工作，甚至连话都懒得说。事实上，除了他父亲的病，什么都不能动他的心。能想象吗？他把所有的钱都拿去给他父亲买进口药，连买菜的钱都不给家里留，连他自己的母亲都看不下去了。

那是你们的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她本可以这样说，可女人语气里一种理直气壮的东西让她不舒服，于是临出口变成了——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这么糟，什么好处都没有。”

那女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激动起来，开始大声争辩说自己没理由答应，自己认识他时才二十三岁，为了他都和父母闹翻了，现在又远离家乡，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是，他当时手里是有点钱，但也没有多到让她嫁给钱的地步。现在一句不想拖累她就要把她甩了，他把她看成什么了——

“对不起，我开玩笑的——”她做了个拦截的手势说，“你要是觉得不恰当，就当我没说。”

“怎么是不恰当呢？大教授说的话，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每一条都有理有据。是不是彬和你说过什么？他是怎么说的？希望你不要瞒我——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他打算去哪儿，是不是某个南方城市？我有好几次听见他和那女人打电话。那女人是不是已经替他找好了工作，就等着我签字同意？如果是这样，请你转告他，我不会让他如愿。”

她朝这女人笑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彬为什么要离婚。这女人看上去年轻，其实内心早已衰腐，用不了几年，无论是外观还是内在，都会和他的母亲、她的母亲，或村里任何一个衰老的女人毫无二致。

“你们有孩子吗？”她说。

“没有。”女人说，“他一直不肯要，我后悔听了他的。”

“幸好没有。”她说，“没人告诉你吗？你不适合做母亲。”

邮箱里有封信。不是他发来的。关于她对他对女儿漠不关心的指责，他再次选择了逃避。她虽失望但一点也不诧异，这是他的一贯策略，用他的话说，是保持沉默。有点出乎意料，信还是副院长老太婆发来的。打开之前她以为是恼怒的最后通牒，结果却不是。老太婆在信中说，今年境外访学的名额下来了，考虑到她和她女儿的父亲（信中是这样称呼的）在同一个院系，院里决定至少给他们一个名额。因为男方还在外休假，出于一种对同性别的体谅，她破例先跟她通个气，希望她早作准备，争取这个名额。最后老太婆还嘱咐她保密，暂时不要让第三人知晓。她看完信，觉得又是凄凉又是好笑。现在，轮到这老太婆来施舍她了，还是钓鱼式的——不过是想让她完成手里的烂尾课题。难道老太婆以为她不知道，这访学是按照资历与年龄排序的？本来也该轮到她了。

一个可怕的尝试，为了将自己从失控的深渊边缘拉回。她将他从微信黑名单中放出，拨打语音。无人接听。这时她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正踏入另一个深渊，可是失控已经开始了。她拨打他的电话，持久而疯狂的铃声，重复地响下去，直至传来“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提示音。

她站在窗前眺望屋后的河水。天色阴郁得可怕，快下大雨了，而雨后会涨潮。她想起幼年时的夏天，如何独自浮在木盆上，像只绝望的旱鸭子在水面扑腾。她那时很想学会游泳，可没有人愿意教她。

她人生中的很多至暗时刻，都是因为她在激进中一意孤行——没有困难创造困难。她的前夫就是这么说的。

黑天鹅之所以是黑色，是因为天色与湖水么？如果换一个纯净、洁白的天地，黑天鹅会变成白天鹅么？或者索性换一个思路：如果任由黑天鹅起飞，世界会为之毁灭吗？毁灭之后又如何，下地狱吗？可她现在不是已经身在地狱了吗？

她问女儿是想继续待在这里还是回家，女儿的回答每次都一样——两个都不想。她又问女儿想不想去一个新的地方，女儿说无所谓。她强行按捺内心的失望，问女儿想做什么，女儿说还想去看那只橘猫。

快一周过去了，她母亲依然没有恢复到常态的迹象。傍晚时分，她不知道晚饭做什么好，想起小时候吃过的南瓜疙瘩汤，就跑到河岸半人高的南瓜藤里找南瓜。她刚猫下腰，就听见她母亲和女邻居在岸上说话。女邻居说：“暑假早就过完了，离国庆放假还远，你女儿和外孙女怎么还一直在家？”她母亲回答：“捧自己的碗吃自己的饭！多管闲事多吃屎！”女邻居被呛得不吱声了。她以为谈话已经结束，刚想起身，却听见她母亲一声佯咳，接着说：“好日子过多了想作死。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比一个自私，遇到事情只想自己……省吃俭用，供了她那么多年的书，半个身子快入土了，还要倒过来服侍她老小。早知这样还不如养条狗，狗还会对你摇尾巴……”

她从南瓜藤里出来时，心里并没有多少感觉。她母亲也不是第一次了。她坐月子时因为怎么给孩子洗头和她母亲发生争执，她母亲对她前夫的父母也说过类似的——原话她记不清了——大意是控诉她忘恩负义，“不是个东西”；后来她母亲还向她请来的保姆诉苦，说要不是自己，会有她现在的好日子？折算一下，供她上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是她自己半工半读——她至少得还自己一百万。

她想她母亲也不是成心的，只是老了，受不了自身源源不断的破坏力，需要什么人来分担。

但她母亲既这样说了，她是免不了要走的了。因为从过往的经验看，每次发生这样的事，她们母女肯定是要分开一阵子的（要么是她母亲愤然离开，要么是她自己崩溃赶她母亲走）——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一年半载。最长的一次，是从她女儿周岁到上幼儿园。在此期间，就像她母亲说的，她们都当对方已经死了。

之所以迟迟没有离开，是在等给女儿看病的脑科医院出专家号，还有，得让钟点工先把家里清洁一新。她不愿承认自己是在逃避。她担心自己应付不来——就像坐在地上坐久了无法突然站立。或者，她是在等待一个意外，让自己可以自然而然打破眼前的困境。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过了午夜还在田野游荡，也许是空气过于闷热，虽然已过了中秋。天空是宝蓝色的，可能是黑色太多了，蓝色被压得很低。月亮倒是很亮，可能是她眼睛的散光度数升高了，她看到它被裹在一圈凄清的银光中，像一枚模糊又硕大的仿古银币。她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好好看过月亮了。她之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圆月代表团圆，也从没觉得有什么人让她渴望或思念。她对月亮唯一的印象，是幼年时疑惑月亮为什么总跟在自己后面。

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她并不吃惊。她知道是谁，而且心里一直在等着这一刻的来临。

“我父亲不行了，我在家里待不住，出来透透气。”他弓着腰，站在一株蔷薇的阴影里，看上去像只疲惫的大虾。

几天不见，他的眼睛空洞得像两只窟窿，头顶似乎笼罩着一层凄恻的光晕。

“听说小叶找过你，她太唐突了。”

她立刻明白了小叶就是他那个年轻老婆。

“没什么。”她说，“没关系。”

“她没给你出难题吧？她这人有时是这样的。”

“没有要打探的意思，也谈不上受人之托——我其实根本不认识她——你——为什么要离婚？”

他笑了笑，往前走了两步，头顶的月亮更加眩目迷离起来，那古币离他们更近了，似乎一伸手就能够着似的。

“我为什么不能离婚？允许解体本来就是婚姻的特质之一，对吧？不然离婚这个词就不存在了。”

她只是笑笑，心想那你也没必要离三次吧？三次，确实有点儿多，对于一个乡下男人而言。

“也许离婚只是表象，本质是厌恶，无聊加厌恶，迫使你非得做出点什么。”

他在一块麦田的尽头停下脚步，眼前是一条半人宽的水沟，因为干涸，在缥缈的月光下呈现出骇人的黑色。

又来了，她想。接下来必定是一长段庸俗的人生经历，丢失的尊严、充满屈辱却无法避免的失败。只要知道了她是搞哲学的，人人都是这一套。

“你有没有怀疑过，你的生活是赝品？”他说。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她觉得这个观点有点耸人听闻。

“你眼中的世界不是真实的，它只存在于你的意念之中。如果突然有那么一刻，你对世界的意念消失或崩塌了，你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存在，或者说自身的主体性。”

她点头，这是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或佛家所说的妄念或幻相。

“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你一觉醒来，发现所谓前程不过是尽可能长久地活着，事业是为了活着不停地重复劳作，婚姻是基于安全的一种扮演，而爱情呢，就更可笑了，有时是模仿，有时是空想。”

她微微皱眉，心想作为一个边缘的理想主义者，有这样的观点倒也正常。

“确实，世俗的这一套本就经不起推敲。那换一套所谓的哲学语言，认识论的基本词汇：理性、感性、信仰。你觉得真的有理性存在吗？理性的本质是什么？柏拉图的百科全书是理性的产物对吧？可为什么连他自己也承认充斥着感性的偏见？还有信仰，世界上那么多不同的信仰，是用什么规律创造的？是随机的吗？那信仰的专一性又如何体现？”

她露出姑妄听之、未置可否的表情。

“再者，从总体上说——你对世界的意念从何而来？这套或那套意念是谁建构的？谁给了你这些要素，你又如何知道现实中哪些算是名实相符？你不觉得这是一场语言的游戏？”

“可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只能表达它能表达的，一旦超出界限就会失去意义。而游戏，不过是一刻不停地重复，重复查找、修改、置换，在巨大的无聊中，浪费掉整个生命。”

她不得不再次点头，这段融合得还不错。游戏论是近年来的一种观点：人生是场游戏，而且是这世上唯一的游戏。所谓时空，不过是无穷尽的游戏迭代。

“我知道，因为我是失败者——是的，几乎每一个游戏，我都失败了——别人会觉得，我的怀疑都源于我的失败。我自己也曾怀疑过这一点，但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觉得不是这样。失败只是结果，而感受却是无时无刻的过程，不能从结果导出原因。当然了，就算我的怀疑是对的，也不能抵消‘我’的局限性。但别忘了，局部是整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局部是自己的全部。就像一片树叶也是树叶，而且对于这片树叶来说，它就是所有的树叶。”

她想了想，再次点头。整体再宏大正确，也挽救不了局部，哪怕这局部是最渺小的。这是事实。

“但有时我也在想，是不是只有我的生活是赝品？总有人真正拥有过这些东西吧？不然这些理念从哪里来的？总不能全是空想。

“是不是我和别人不在同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世界，正如量子学家说的平行世界，只有我的世界是赝品，别人的都是真品。”

她沉默着，似乎陷入了思考。

“我知道这很傻，我算什么呢？不过是看了几本哲学书——”

“我的也是赝品，”她突然说，“可能绝大多数人的都是赝品。”

轮到他沉默了。他局促地看了她一眼，又看往别处。

她脸上空无一物。她假装没有察觉到那缓缓逼近的悲哀，起初是浓雾，后来变成巨大的冰山。她竭力控制自己，不去凝视那一闪而逝的心影——一个天资平庸但拼命努力的小女孩，从田野出发，再回到田野，从一无所有，到两手空空——一个荒谬又破损的圆。

他是对的。赝品、无法跨越的语言界限、无聊的游戏，蜷缩在自己的灰色叶片中，与任何别的叶片都无法碰触。

没有任何声音，除了凛冽的风。他们听见它从遥远的云层中落下来，越过高高的麦浪，越过河沟，越过他们所在的田埂，再扑向远处招摇的青草，向看不见的远方沙沙滚动。

“所以，你打算重新开始，寻找真实的世界？”

终于，她打破了沉默，缓缓说道。

“哪里还有真实的世界？不过想过几天安生的日子罢了。”他伸出手臂，指向田埂尽头一丛低矮的暗影，“看见那间房子了吗？小时候和我们一起上学的双喜，前几年父母死了，现在他一个人住在那里。”

她不无骇异地看着他。

“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生活了，像麦苗或青草一样活着。”

“我还是不明白，你还有母亲、孩子——”

她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已经明白了，同时心里还闪过一个匪夷所思的念头。

“除了我父亲，我不认为这世上有人对我有真实的情感。”他说。

她只容许自己沉默了一小会儿。当她决定这样做的瞬间，她从他眼中发现了短暂的茫然。也许他还没有从自己的语言里走出来，也许他也有些怀疑，这句话的绝对性是否成立。

她往前走了几步，突然绕到他背后，伸手将他的腰轻轻抱住。

“至少这一刻既不是模仿，也不是空想。如果一定要说是，也只能是模仿少年时的自己。那时我们还没有你说的所谓对世界的意念，所以那时的一切应该是真实的。”

和梦境中一样，她感觉他的后背轻轻颤动了一下。月光好像突然融化成了水，她站在了盛满水的缸里，斑驳的泥土、凛冽的风、丑陋坚固的房屋全被挡在了外面。她将脸颊靠在那件破外套上，平静地呼吸它散发出的尘土气息。多么奇妙啊，她想，两个赝品——两个不怎么样的平行世界之间突然出现了虫洞——两假相遇，竟诞出一真。尽管他得出的结论荒谬得微不足道，可他无疑一直在认真反省、思考；而她呢？也从中明白，就像他所说的，那些在错误的意念中度过的时间，没有一刻是她想过的，没有一刻是真实的。

他没有转过身来。他像棵被风摇撼的树，只是枝叶微微颤动了一会儿，又重归平静。

她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将她唤醒的是一声熟悉的猫叫，从离她不远的草丛里发出，伴着一道黑影，在她的脚边落下。

“是我的猫，特地带出来的，送给你女儿。”

他用下颌指了指那活泼的黑影，伺机挣脱了她。

“早点回去吧，夜里风大。我也该回去了，我父亲身边不能没人。”

他说，然后也不等她回应，就头也不回地向远处的田野走去。